魯獎得主談魯迅:他的文學思想何以持久回響
今年是魯迅先生逝世90周年,亦是《彷徨》《朝花夕拾》等經典作品問世百年。百年歲月流轉,魯迅留下的文字與思想從未褪色,持續迸發穿越時空的精神力量。
魯迅文學思想何以在當代持久回響?在“2026中國文學盛典·魯迅文學獎之夜”即將首次在滬舉辦之際,三位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謝有順、魯敏、傅逸塵昨天齊聚上海思南文學之家,與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王錫榮展開文學對談會,回望魯迅的文學遺產,追問當下寫作的意義。
魯迅的文學力量,在于“人和文的一致性”
“一座城市的文化厚度,要看哪些人與它產生過交集、哪些人在這里逗留生活過、哪些人為它書寫。”謝有順指出,魯迅與上海有著深厚淵源,從內山書店到景云里,從拉摩斯公寓到大陸新村,他在上海度過了人生的最后十年。
他認為,魯迅的文學力量,最難得的在于“人和文的一致性”:“他在批判國民性的時候,從沒有把自己摘出去。”魯迅在批判他人的同時,并沒有停止自我審視,“他始終帶著這種批判的思想,自己怎么寫、怎么探求,就怎么生活”。而魯迅對于文字質量的要求,也讓謝有順心存敬畏:“魯迅那種清晰、簡潔、深刻同時又有巨大概括性的文字,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
在王錫榮看來,魯迅的偉大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兩方面的積累: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功底,二是對世界文化的廣泛吸收。他特別提到一個近年學界的新發現——魯迅并非通常所說的“棄醫從文”,而是“先從文后棄醫”:他一到日本就開始從事文學活動,學醫反而是后來的事。這說明魯迅從來沒有想過要當一個單純的“作家”,“他不是要做作家,他是要為民族、為‘立人’而寫”。
傅逸塵引用魯迅的話“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來概括其文學胸襟。1936年,身處上海弄堂里的魯迅,在書房推開門看著狹窄的街巷,苦苦思索個體與世界的關聯。他表示,魯迅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的文學之中始終帶著由個體生命上升到對國家民族、對整個時代的視野。
那些不完美,才是文學最有生命力的地方
在探討魯迅對當下文學創作的啟示時,嘉賓們一致認為,魯迅筆下人物之所以具有跨越時代的巨大概括力,根本原因在于其“把自己擺進去”的寫作勇氣。
“魯迅筆下的人物為什么鮮活?正是因為這些人物是從他自己的生命里長出來的。”謝有順表示,魯迅在塑造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經典形象時,并非高高在上地批評別人,而是“解剖自己,順便解剖了別人、解剖了時代”。
傅逸塵提出,魯迅對時代的把握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毛茸茸的質感”和“泥沙俱下的信息量”。而當下不少作家存在一種寫作“潔癖”——就像人們拍照總想把畫面里的人清空、追求干凈的場景一樣,很多作家也總想呈現最精致、最完美的一面,反而失去了真實感。“文學不能像拍證件照一樣,非要修得沒有瑕疵。那些不完美、那些瑕疵、那些泥沙俱下的東西,往往才是文學最有生命力的地方。”
由此出發,傅逸塵重提“書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一現實主義經典命題。在他看來,魯迅的若干個故事、若干個人物,合起來就獲得了一種概括——對于那個時代中國大地上生活著的人們的共性表達。“像這樣一種書寫典型的能力,是可以拿它的人文含量去和世界上的文學高峰對話的。”
魯敏認為,書寫普通人面臨困境時的真實狀態,以及這種關系對性格和社會關系的塑造,具有特別的時代意義。“一條流動的河流,就要去捕捉它的波紋。”她說,每一代寫作者都該努力寫下自己周圍“最有代表性的那張面孔”。
正如擔任主持的上海師范大學兼職教授王雪瑛在總結中所言:“魯迅文學思想的當代回響,不僅僅是回望,更是前行——我們從魯迅那里汲取的力量,最終要化為我們今天寫作的勇氣、生活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