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古代小說文化學研究方法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的文化學研究方法,就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基于古代小說與古代思想、制度、藝術、科技、民俗與生活等文化各門類、各層面之間的密切關系,考察不同類型、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文化對古代小說題材內容、敘事藝術、創作傾向、審美趣味等方面產生的深刻影響,考察古代小說作品所蘊含的不同時代的士人心理與文化心態。
晚清以來,隨著西方文化大量輸入,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方法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對于古代小說研究而言,外來文化雖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不少推動作用,但不難發現,照搬西方小說觀念、套用西方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其根本在于古代小說是在中國特定的制度、思想、文化的土壤里產生并發展的,離開了中國傳統文化,古代小說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按照西方小說觀念,中國古代只有到了大量運用虛構、想象、夸張等文學筆法的唐傳奇出現,才意味著小說這一文體的產生。實際上,早在漢代,班固《漢書·藝文志》就將小說家列于諸子十家之中。唐以前出現大量古體小說,其中有《搜神記》《世說新語》等名篇佳作,如果這些數量龐大的文言小說都被置于小說文體之外,顯然是不合適的,不符合中國古代小說產生與發展的實際。研究古代小說,離不開中國本土文化,離不開中國古代的具體實際。提倡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的文化學方法,就是希望在古代文化的大背景下,站在古人的視角,從特定的歷史、文學真實語境出發,古今結合,努力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小說研究方法,致力于構建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的自主知識體系。
早在20世紀上半葉,陳寅恪先生以詩文證史,注重發現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比如,他在《元白詩箋證稿》所附《讀鶯鶯傳》中,分析唐代元稹所撰小說《鶯鶯傳》中張生與崔鶯鶯之間愛情悲劇的原因時,聯系當時社會上的婚戀習俗和門第文化,認為崔鶯鶯出身寒門,“若鶯鶯果出高門甲族,則微之無事更婚韋氏。惟其非名家之女,(張生)舍之而別娶,乃可見諒于時人。蓋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所不齒”。這些分析都是引用文化因素,采用文化背景分析與文史互證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20世紀80年代,就大陸而言,首開文學文化學研究風氣的是程千帆先生《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和傅璇琮先生《唐代科舉與文學》。他們都是從科舉文化與文學關系研究入手,在廣闊文化背景下研究唐代文學。這樣的學術思路、研究方法很快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和推廣。
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領域,文化學方法的運用前景相當廣闊。下面試舉兩例加以闡述。
第一,文化學研究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深入了解古代小說作家以及同時代士人群體的心理狀態。以中晚唐時期小說創作為例,體現鮮明的懷舊心態和空幻心態。描寫唐玄宗、楊玉環愛情故事以及將開元、天寶作為創作背景的小說作品很多,單篇小說如《長恨歌傳》《東城老父傳》,小說集如《明皇雜錄》《次柳氏舊聞》《開元天寶遺事》《開天傳信記》《高力士外傳》《安祿山事跡》等,這些作品盛贊開元盛世氣象,充分體現出作家的懷舊心態。
為什么中晚唐小說創作中會出現這種現象?這是因為中唐以后,朝廷實力受到嚴重削弱,藩鎮勢力割地自據,對于生活在這種內憂外患時期的小說作家而言,開元盛世令人神往,因此,他們在小說中不遺余力地描寫開元時期的傳聞逸事。
與此同時,中晚唐小說作家普遍存在空幻心態,他們熱衷于刻畫非現實世界的生活場景,熱衷于構筑理想的藍圖,描繪國泰民安的盛世景象。中晚唐小說作家的空幻心態有兩種具體體現:第一,寫夢的小說大量出現。據統計,《太平廣記》卷二七六至卷二八二“夢”類共有七卷,寫夢的小說總計168篇,其中大部分是唐五代作品,還有卷八十二所收《呂翁》,即《枕中記》。諸如《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等中晚唐小說中出現大量夢境描寫,體現這一時期作家普遍存在的空幻心態。他們無力改變現實社會,于是借助夢境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中晚唐小說作家的空幻心態在桃花源式的情節描寫上也有體現。在小說作品中,我們不時可以看到類似于東晉詩人陶淵明《桃花源詩》這種世外桃源式的描寫。如《太平廣記》卷二五所引《原化記·采藥民》以及《博異志·陰隱客》《玄怪錄·古元之》等小說,以較多篇幅描述桃花源式的仙境世界。《玄怪錄·古元之》中,作者牛僧孺所描寫的和神國景色優美,風調雨順,老百姓過著富足、安樂的生活,吏治清明,人人平等,是令無數文士神往的理想社會。《南柯太守傳》也提及文士理想中的社會形態。中晚唐小說作家出于對現實社會的失望,因而在小說作品中構筑桃花源式的生活場景。這些仙境或夢境中的桃花源式的世界是作家的幻想,可以視作中晚唐小說作家空幻心態的具體體現。
第二,考察科舉文化與古代小說的關系。從古代小說創作來看,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錄與古代小說“榜”式結構關系密切。在科舉中,“榜”是揭曉中式名單的主要工具。什么是“榜”式結構呢?就是小說中通過張榜或揭榜的形式,把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按一個標準或范圍進行歸類。溯其源頭,“榜”式結構最早是從《水滸傳》開始的,雖未明確使用“榜”字,但作者通過石碣天書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且用“黃紙謄寫”,與科舉考試金榜題名非常相近。
最早明確使用“榜”的名稱并以此結構小說的是明代小說《封神演義》,正文中多次提到“封神榜”。小說最后以姜子牙公布“封神榜”作為結束。明清小說的“榜”式結構較為普遍,根據孫遜、宋莉華撰《“榜”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一文和拙著《命名文化視域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研究可知,《水滸后傳》模仿《水滸傳》為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女開科傳》《鏡花緣》為才女排榜,《女仙外史》《說岳全傳》等列“忠臣榜”“烈女榜”或“奸臣榜”,《儒林外史》模仿科舉發榜的形式列“幽榜”。晚清《品花寶鑒》《花月痕》均出現排座次的現象。明清小說作品中金榜、題名錄的運用,在小說情節結構中起到重要作用。以《儒林外史》為例,齊省堂增訂本例言指出,原書末回設立“幽榜”情節,用以“收結全部人物,頗為稗官別開生面”。章回小說人物眾多,情節復雜,借鑒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錄的形式設置“榜”式結構,可以串聯人物和情節,起到提綱挈領、總結全文的作用。
總的看來,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的文化學方法是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以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文化生態、社會現實等大背景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立足點,由此探尋不同于西方觀念與文化、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構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自主知識體系。運用文化學研究方法,將文學與政治、歷史、哲學、藝術、經濟等相互貫通、融合,在文獻資料的搜集、辨析基礎上,將古代小說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開展綜合研究和宏觀考察,以突破不同學科之間的壁壘,拓展古代小說的視野和方法。
(作者:程國賦,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