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才學:晚明地方文人沈弘正的市隱人生
嘉定古稱疁城,亦名練川、練水,自南宋建縣以來,崇文重教,英才輩出。嘉靖時期歸有光講學于安亭,四方求學者慕名而至,人文由是蔚然;后繼之以嘉定四先生,賡續風雅,文脈相承。張大復《梅花草堂集筆談》:“吳中讀書之家,練水多有,其先輩予不能詳……李長蘅滾滾千言,倚馬立就,書法直逼古人,山水竹石,亦骎骎眉山、襄陽之亞矣。鄭閑孟、龔仲和、汪無際盡能奄有千古,不欲茍同生活于人。沈公路抱膝海上,故稱淹愽,乃亦卜居練水,嚶鳴相召,豈非宇內之希覯者哉。”關于晚明嘉定文人群體,學界已多有研究,除考述文脈源流外,人物研究特別集中于歸有光、錢謙益和嘉定四先生的交游與著述,以及侯黃起義抗清。過往研究目光鎖定嘉定文壇的核心人物,構建了清晰的譜系,卻也在無形中遮蔽了那些處于邊緣的文人,像沈弘正這樣的隱逸角色,長期游離在主流研究視野之外。
沈弘正(1578-1627)字公路、席之,號非磊落人,邑諸生,嘉定人,有“博雅君子”之美譽。雖然關于沈弘正的文獻數量不多且較為零散,卻足以勾勒其大致生平,提供了一個從邊緣視角觀照嘉定文壇的有價值個案:一個科舉失敗的文人如何尋求自我安頓,一個擁有“博雅君子”美譽的地方文人,其才學為何呈現未竟的狀態?他所選擇安頓生活的隱逸之路,是否恰恰構成了其才學未竟的另一重注解?
入仕困頓:顯赫家世下的邊緣身份
嘉定縣東南的清浦鎮,東北距海,西瀕吳淞江,多魚鹽之利,田土豐腴,人民殷富,為通邑諸鄉之冠。沈氏就在這里聚族而居,俗稱江東沈氏,為嘉定望族之一。江南望族的祖先敘事大多始于靖康末年宋室南渡,江東沈氏同樣。沈弘正的先祖,可追溯至十二世祖宋揚州太守沈都遠,鳳陽人,建炎南渡始遷吳郡,居郡城之烏鵲橋,后又復徙嘉定之清浦。沈都遠墓位于今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鎮,經考古發掘,出土骨灰及宋代錢幣,確認為明代遷葬于此,高橋一帶亦發現沈氏族塚,已考古發掘清理了沈輔、沈梁、沈灼等多位沈氏族人墓葬。結合傳世文獻和出土墓志,自沈都遠始,至沈弘正為止,江東沈氏主要世系關系大致清晰,簡述如下。
江東沈氏自沈都遠始,二世元震(次子,啟北支),三世觀光,四世垚,五世璞,字完璧,有經濟才,悉水利。六世箎,字和仲,號思善。七世輔(思善公仲子),字良弼,號菊軒。此時沈家已初具規模,在當地積累了一定的聲望,并以篤孝聞于朝廷:沈思善因在鄉里濟貧拯弱,朝廷詔旌“尚義坊”,贈七品章服;沈輔及妻瞿氏因其孝行,朝廷詔旌“雙孝”。沈輔生有四子,長子梁,字時用,號友松;次子棠,字時政,號友竹;三子棣,字時韡,號友梅;四子槩,字時彥。又有孫男十四人,江東沈氏在清浦不斷繁衍、擴展。至明代中后期,江東沈氏達于鼎盛,有多人先后入朝為官,皆有聲于當:沈梁長子沈炤,字文明,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沈棠長子沈灼,字文燦,正德三年(1508)進士;沈炤、沈灼從子沈陽,字復卿,嘉靖十九年(1540)進士。可謂是一門三進士,幾代官宦延續。
在如此家世背景的烘托之下,沈氏族人多以讀書做官視為人生追求,這不僅是個人考取功名之路,同時也是延續、重振家族榮光的手段。不過,考察相關史料,沈弘正祖輩、父輩命途多舛,雖孜孜追求讀書科考,但均未能獲取較高功名。沈槩為沈輔季子,任修職郎,后槩生燆,燆生應元,應元生昌德,昌德即為沈弘正之父。沈槩、沈燆由于時間久遠,材料幾乎不存;沈應元曾身陷大獄,在史料中被刻意諱飾。沈昌德的材料則較為清晰,十七歲成為生員后,父親沈應元以族中沈炤、沈灼的事跡作為榜樣來勉勵他,希望他也能夠走上考取功名的道路。但沈昌德屢試不第后,認為“孝弟力田”不亞于文學,決意退而躬耕,侍奉至親,善行鄉里。考察相關史料,沈弘正一支未見有明顯的商業活動,世以耕讀傳家,家庭生計可能主要來自于土地耕田,經歷幾代人的勞作擁有了一筆不小的財富。值得注意的是,沈燆和沈昌德在嘉靖和萬歷年間都是通過納捐等形式,以非正常途徑獲取了例貢身份,這筆花費絕不是普通百姓能夠負擔的。在萬歷二十四年(1596),沈昌德還花費了900兩銀子(后又加收100兩)買下顧斗英的房宅。這些足以證實,到沈弘正時,沈家還是頗具財力的。
沈弘正少而聰慧,讀書過目不忘,十六歲補諸生,同樣被長輩、族人給予了極大的期望,“咸謂蘭茁其芽,苕發可期”。在姻親關系上,特意選取鄉進士李士榮之女為妻;并請家鄉附近的前輩諸老教導,如萬歷十四年(1586)狀元唐文獻曾閱覽其行卷,稱贊為“我輩之人”。不過,在科舉之路上,還有另一樣東西過度吸引了沈弘正的興趣。明朝科舉制度下的士人,大多都是接觸過詩的,而沈弘正對古詞賦的喜愛顯然超過了八股文,在明代,習詩與科舉考試全然無關,甚至是一條偏離科舉的“歧途”,因此許多培養子弟發展仕途的家庭,大多刻意有所阻攔。但父親沈昌德并沒有加以阻礙,只告誡其:“是非公車家言,然賢于諸戲劇矣。愿若為古之人,無第為古之文辭有枝葉。”最后的結果顯而易見,沈弘正在踰冠之年參與科舉,不利,由此郁郁成疾。后又多次參加科舉,均以失敗告終。明代中后期由于科舉制度的僵化與商品經濟的發展等結構性因素,社會上絕大多數的士人無法順利地進入仕途,與此同時,高度發展的商業也為社會生活提供了諸多可能性,因此,展開一種有別于仕進的人生道路,已經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需要。沈弘正遂絕意制科之業,專以稱詩為事,選擇走上一條文人隱逸的道路,以著述自娛。
沈弘正科舉失利,未有功名,在子嗣方面,亦不遂人愿。江東沈氏以族望甲于江海之間,姻親嫁娶皆巨氏,子嗣繁多,人丁興旺。對于名門望族而言,斷嗣是不孝的體現,特別是在以孝義著稱的江東沈氏,可以想象將會面臨諸多壓力與指責。而沈弘正與妻李氏結婚多年無子,到處尋訪能有助于生育的偏方,就連廣納妾室都未能有子,最后只能將沈弘正嫁于顧氏的姊妹所生的孩子過繼撫養,取名“谷似”,字子誨,視如己出,才得以中斷無子之憂。但宗祀之憂始終伴其一生,從顧氏過繼的孩子,只能養老送終,并不能夠承繼沈氏香火,沈弘正臨終遺命以叔父沈昌國之長孫并繼宗祧。
科舉不利,斷嗣絕后,這可能都會導致沈弘正在沈氏宗族內和地方上處于一個較為邊緣的地位。在被郡縣士大夫清議輻輳時,只有憤懣不平卻無力反擊。他迫切想要遠離這些塵俗紛擾,為母服喪三年后,沈弘正絕意從清浦鎮移居至嘉定縣城。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區士大夫群體有都市化即城居的傾向,城居意味著更舒適雅致的生活環境、更便利的交通,也能以此為基點與江南其他城市的士人展開交往。嘉定風俗淳樸,文風鼎盛,成為沈弘正最理想的移居地。
隱于市中:交游網絡與人生邊界的限定
沈弘正移居嘉定后,在縣城東邊修建了自己的宅院和園林,其宅名曰“春雪堂”,得名自東坡雪堂玉印,沈弘正頗有印癖,此印即為朋友相贈。宅中建有自遠堂、暢閣、綸微樓,又于宅后修建園林,筑亭、鑿池不惜耗盡家財,雖偶有人譏其“何不顧及后事”,但他仍舊藐視世俗功利,鐘情園林雅趣,只為抒發胸中之快意、豁達。園林門額“十畝之間”四字為董其昌所書,內有扶疏堂、權舟、聊淹亭、開襟樓、閑研齋、籟隱山房、覓句廊、洗句亭、游騁諸勝。明中葉之后,士大夫之間建筑園林成為一時風尚,尤以蘇州等地為盛。上海地區亦受此影響,明中葉至清初這一時期,上海地區城市地園林主要集中于經濟繁榮的松江府城及上海、嘉定兩縣城。園林成為隱逸文化的實際載體,布局與命名亦透露著主人的審美情趣。“十畝之間”出自《詩經·魏風》,原詩描繪了采桑女勞作后暮歸的場景,被后世文人重構為心靈所歸之處,成為沈弘正自我隱逸精神的表達。
以“隱逸”作為人生道路的選擇,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然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隱逸”有著不同的表現方式及內涵。王鴻泰指出,明代中后期所強調的“隱”與社會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事實上并非循著山林隱逸的傳統,而是一種別具意涵的閑隱生活,是在發展一種閑而雅的生活模式,以此自我標榜,對抗世俗世界。沈弘正在庭院中遍植四時花木,春有海棠、杏花,夏有牡丹、蘭花,秋有金桂,冬有水仙,四季更迭,繁花次第,與友人自太湖寄來的黛石相映成趣。時常一人獨坐庭中,品茶、聞香、賞花、觀石,怡然自得,如癡如癖,張岱坦言“人無癖不可與交”,江南文人標榜、推崇這些近似癡狂的狀態,被視為一種普遍的生活理念。每逢月望,則夜半起而賞月、翫月、邀月,賦詩清輝之下,靜數枝頭鵲鳥。“水仙香里聞茶熟,不去營營度歲華”,正是其對抗世俗功利的理想生活宣言。在秉持隱逸之志的同時,沈弘正還有著相當頻繁的社交集會。嘉定新宅和十畝園林建成后,這里也就成為了沈弘正交游的核心空間。沈弘正雖深居簡出,但博學高雅名聲為人所廣知,又性喜聚、好施予,四方朋友、詞客酒人常登門拜訪。
以地域而言,嘉定四先生唐時升、婁堅、程嘉燧、李流芳,是沈弘正重要的交往群體,他與唐、婁、程、李四人都有著很好的交誼。嘉定民風淳樸,士風崇古,“其士以讀書談道通古今為賢,不獨為應試之文而已”,沈弘正原居清浦時,就頗向往之。移居嘉定后,因共同的詩詞雅好、為文理念,更為直接地參與到嘉定文壇的活動中來,與嘉定地方文人往來頻繁。李流芳與沈弘正同喜禪理,有《贈沈公路二首》;婁堅、唐時升、程嘉燧則多次參與沈弘正召集的酒會,歡飲之際,分韻賦詩,“風物之佳,花朝月夕,肴酒與茗甌并陳,笑言與歌曲閑發”,一起在其宅邸度過了數載閑暇時光。除不定期的飲酒集會外,他們還會在一些重要節日留下唱和詩詞,從中大約可以窺見沈弘正與唐時升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例如,自萬歷四十六年(1618)起,至沈弘正去世(1627)為止,兩人連續數年在除夕、元旦唱和往來。侯峒曾、侯歧曾、李宜之、龔方中等嘉定地方名士,也多次聚集于沈弘正新宅及園林內,夜深人靜、星月低垂之時,群賢畢至,“瑯玕聲里聽詩價,琥珀光中散酒錢”。
在嘉定時,沈弘正亦與不少地方官員交好,在嘉定知縣胡士榮調任長洲,柴紹勛繼任嘉定縣令,以及松江府推官吳之甲考績等時間節點上,沈弘正皆賦詩以贈,盡地方文人之誼。胡士榮、柴紹勛在任時,亦以禮相待,均曾對沈弘正有表門之舉,分別題贈“千秋大雅”、“風雅范俗”,這既是對其文人風雅的肯定,亦在嘉定地方社會中賦予并提升了其文化聲望。與地方官場的往來,顯示出沈弘正雖絕意仕進,但與政治活動并不完全隔離。
嘉定位于蘇州府最東端,與松江府接壤,兩地士人交往密切,沈弘正的交游范圍自然延展至上海、華亭等縣。他與當時的文壇名宿陳繼儒、董其昌關系親近,前者為沈弘正詩集《枕中草》作序,盛贊其詩:“可以玩世,可以笑世,可以避世,亦可以名世。蓋其詩一本于性情,而非若飾而為虎鞟、貧而為獺祭者比也。”后者為沈弘正文集作序,并在其五十歲生辰之際,專程為其賦詩為壽:“翛然高隱傲千峰,花竹蒙茸一畆宮。筆力轉添遲晚日,道心彌長寂寥中。名山大業看藏副,北海清尊肯放空。有詔草堂圖十志,仙瑞合讓廬鴻。”而此時沈弘正已然病重,竟未能得見。
沈弘正亦多次與林有麟、唐汝詢、張所敬、朱家聲、杜開美等人一起參與詩文集會,常聚于宅中飲酒閑談,“閱古出圖書,娛賓窮水陸。興劇輕深杯,歌長短高燭”。其中,沈弘正與唐汝詢關系頗為親近,唐汝詢五歲雙目失明,為詩為文皆口授于人,其所著《編蓬集》中的一卷便交由沈弘正校訂。兩人同好詩詞,意氣相投,《編蓬集》中多見“寄贈”“懷”“留別”“投慰”沈弘正之作,唐汝詢稱贊沈弘正為文超俗,“為語社中人,對之應括目”。另有上海圖書館藏《沈氏族譜文籍志詩編》,錄有明清文人與沈氏十二世至十四世族人的贈答詩作,正文每頁版心下寫有人名,表示贈答詩歌對象,按照輩次排序。其中屬于沈弘正的“公路詶贈詩”數量最多,分為上海、嘉定二集,可集中展現沈弘正與江南地方文人的交游情況。通覽詩作,沈弘正與友人的集會非常頻繁,常召集、留宿友人。
除此之外,沈弘正的交往對象還包括匠人和僧道人士。沈弘正有印癖、石癖,名聲鼎盛如與文彭、何震鼎立為三的蘇宣,下至于名不見經傳的石郎阿穉,都出現在沈弘正的交游圈中。晚明僧人走出禪房,與士大夫相交成風,沈弘正與僧道人士的交游大抵可歸納為兩端。一是借助僧道傳遞書信。晚明之際,佛教僧侶在地方上廣泛游走,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定時的傳播系統——僧郵,在不同的地區,一些主要的寺院都有僧人來進行信件投遞。陳繼儒明確提及,他與沈弘正的往來書札,即多賴詩衲及黃冠道人代為傳送。二是與僧道之間的相互拜訪,如沈弘正在閑暇時前往鐘賈山拜謁蓮僧,欲與之談禪論道;與此相對的,方外之士也會主動登門造訪。彼時如樓道人者,常遨游海岳,遍謁名士,虛首乞詩,所攜詩卷中多見吳國倫、王穉登、王世貞等諸公題贈,亦曾登門造訪,沈弘正賦詩以贈。總體而言,他與僧道的交往主要是基于共同的志趣,既在于禪理上的相契,也在于詩文上的共鳴。
梳理上述零散的交游活動,可以發現沈弘正不僅與嘉定乃至江南一帶的名士往來頻繁,也與明代中后期文壇中頗具影響的文人保持著一定的聯系。究其緣由,大致可以從兩方面觀之:一方面江東沈氏本身就是嘉定地方望族,門第之光所及,自然易于吸引四方文士親近交接;同時,沈氏與邑中巨族如龔氏、唐氏等都有著姻親關系,人情網絡為其交游提供了深厚的族望依憑。另一方面則出于文人之間詩文旨趣的深切共鳴,二者相輔相成。不過,這一網絡看似開闊,實則有其不可逾越的邊界:交游所及,終不出江南一隅。交游邊界的固化,與他的身體情況有直接關聯,沈弘正中年善病,除科舉不利導致的心情抑郁外,至少還患有癇病、痺病,這些病痛多次復發,導致他行動困難,多年足不出戶。因此對待世事曾經一度心灰意懶,將生命寄托在聲色享樂中,但很快他意識到這是以偏糾偏、越糾越偏,實際上“聊以寄吾心者,獨書而已”。
博雅君子:輯錄與著述中的言外之志
晚明,以唐、婁、程、李四先生為核心的嘉定文壇,繼承王彝、歸有光的文風與傳統,士風清嘉而好古,斥俗學,文章大有用世之意。恰如婁堅所言“徒工詞學非經濟,若論淹通在古今。不是全無干祿意,長懷一片救時心”。耽于辭章、空事文藻;汲汲于功名之途、希冀富貴顯達,遠非嘉定士人所尚,他們更看重的是學貫古今,經世致用。沈弘正本就頗好古學,久處其間,耳濡目染,其筆墨所寄與嘉定士風同聲相應。雖抱有隱逸之志,但所著書籍并非全為山林隱逸之氣,亦帶有勸誡與警世之意。
沈弘正聚書成癖,家中藏書累萬卷,上極典墳,下及稗官野史,在藏書基礎之上精于校勘考據,勤于著述。董其昌稱其:“沉酣竹素,讎校魯魚,聚可汗牛,藏無游蠧,斷簡必續,僻事能征,又今之博雅君子也。”沈弘正生前已經刊行的著述有三部,皆為暢閣自刻本,為世人所賞譽:《蟲天志》是對鳥獸蟲魚相關典故、賞玩、詩詞的輯錄,由楊萬里、林有麟、錢希言作序,成于《小字錄補》前;《枕中草》是沈弘正的個人詩集,由陳繼儒作序,最后收錄的一篇詩作是《除夕戊午》,即萬歷四十六年(1618),該書可能在稍后刊刻;《小字錄補》是在宋代陳思《小字錄》的基礎上所做的增輯,由婁堅作序,成于1619年。沈弘正去世后遺稿由其子付梓,董其昌作序,該文集未見流傳。沈弘正完整的文章,目前僅見得兩篇,即《〈王宗常集〉序》和《壽黃思南六十序》,收錄于《江東志》。另有《救荒書》《兔置野談》《印錄》《續枕中草》等著述,是否刊刻難以詳考。
《蟲天志》十卷,是沈弘正傳世著作中流傳最廣的一部。根據沈弘正自作凡例,其書編纂緣起于一次聚會,他談起在袁宏道文集中所見的斗蛛技法,但當時的聽者卻多表驚奇。沈弘正感慨時人對此類知識所知甚少,遂決心編撰此書,因此這本書并非純粹為己,而是帶有強烈的示人之意。晚明時期,品類繁多的“物”在文化和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出現了許多文人趣味指南,學者們通過對繪畫、書法、青銅器、瓷器、玉雕以及文房用品鑒賞和消費的考察,重構了晚明豐富多元的物質文化。其實有關于鳥獸蟲魚這類動物的識別、分類、利用及典故,也是晚明時人感興趣的話題之一,同時也是文人學識和品位的表現。
沈弘正的學識通過《蟲天志》的資料選取與分類呈現。在廣泛的動物種類之中,他只選擇列舉人類畜養以及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動物,從人的觀賞角度對動物進行基于文人雅趣的分類。共分為六部,一曰斗,二曰舞,三曰能言,四曰傳書,五曰識字,六曰奏技。在引用文獻方面,自先秦迄于元明,涉獵范圍涵蓋經、史、子、集四部,突出展現了他日常閱讀、興趣涉獵范圍之廣。引用文獻豐富是譜錄的常見特點,尚不足以使人耳目一新,此書引用材料的特別之處在于,沈弘正頗為注重采擷當朝文人的詩詞著述,身份明確者多達60人。此舉能夠有效更新相關話題的談資,這也使該書在同類作品中呈現出鮮明的自身特色。
沈弘正的品味,則主要通過《蟲天志》中他自己寫的詩賦和每條目的“贊”來展現。關于一些時興的文人雅趣,沈弘正幾乎都有親身體驗。以斗魚為例,他在某年仲夏時節,收到一位福建的徐姓朋友贈送的斗魚,這四尾斗魚用瓢裝著送至暢閣,成為他在病中消磨時光的玩樂。如何正確賞玩斗魚,他特意作《斗魚賦》以展示,其于文人雅趣,可謂精熟。在“斗魚”條目最后的“贊”中,沈弘正還表達了對斗魚這種玩賞方式的更高評價:“吾觀斗鳥,不若斗魚。鳥也野戰,水陣整齊。揚鬐揮尾,進止合離。”相比于斗鳥的粗野無章,斗魚更顯現出秩序之美,這種對雅的偏好,彰顯出其文化品位的不俗。
結合其他條目的“贊”,我們可以發現沈弘正的高低評判,不止是文人品物的雅俗區分,有時更上一層。魚本生水中,而鳥本屬天空,人類對鳥類的玩賞其實剝奪了它們的自由。如“斗鵪鶉”條,沈弘正既悲憫鵪鶉的命運,又暗諷了人類對生靈的玩弄與囚禁,把本應帶有野性的生靈,變成掌中玩物,美其名曰“養如鳳凰”,看似尊貴,實則早已淪為玩物,只能依賴施舍生存。又如“舞鶴”條,雖然不是斗鳥,但仍是玩弄鳥類的行為,開篇“強吟僧俗,愛舞鶴卑。既有凌霄,充玩豈宜”就定下了批判的基調,直斥以玩賞之名剝奪鶴之天性的行為,認為放還昆侖才是鶴的最終歸宿。凡此種種,足見沈弘正雖深諳文人雅趣,然其胸襟所寄,實則已超越品物之辨,而歸于君子之心。
《蟲天志》內容雖然多為資料輯錄,便于為文人雅士提供談資,但沈弘正的深意并不在此。沈弘正以人為倮蟲之長,則凡鳥獸蟲魚皆可謂之蟲,遂借莊子“惟蟲能蟲,惟蟲能天”之語命名其書,“蟲天”乃是其書的核心所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蟲天”或被用來寄托理想,或被用作批判現實的寓言。“能天”即指能順應自然賦予的天性,人明明有靈有智,卻常因私欲、怠惰或自棄而背離天性,反而不如僅分得一點靈性的蟲子。因此沈弘正著書的深意,是想通過蟲的故事,讓讀者反觀自身、珍惜天賦靈性,不同友人的序言中也充分揭示了沈弘正借蟲喻人、寓理于物的創作意圖。楊萬里認為唯有至人,才能達到“工乎天而俍乎人”的境界,而沈弘正這部《蟲天志》,就是在經歷了一番深刻的靜默觀察之后,參透了上述道理,從而寫成的“寓言”之作。康熙年間汪森得到了《蟲天志》的鏤板,了解到沈弘正借蟲喻人的深意后,再次助其流傳,贊同這類“名物比興”的學問,對于教化世道人心,是有所裨益的。
《小字錄補》是沈弘正編纂的另一部得以流傳下來的作品。《小字錄》原為宋代陳思所編,沈弘正因其原本未備,續事增輯,成《小字錄補》六卷,與陳思《小字錄》合刊印行。沈弘正自嘲“往往作識小之業,以自比于不賢”,表面是自謙之辭,實則他對于小名這類“纖末事”傾注了極認真的心血與時間,輯錄的同時,兼事考辨訂誤。全書除序言以外,正文全為輯錄、考據內容,幾乎看不到沈弘正的個人情感表達,但這并不意味著其中的深意付諸闕如。恰恰相反,這種沉默本身,正符合一位隱逸君子的言說方式。正因如此,好友婁堅為《小字錄補》撰寫的序文顯得尤為關鍵,婁堅所敏銳捕捉的言外之志,并非來自文字,而是讀出了文字背后的沈弘正,因此這篇序文內容不應僅被視為社交場上的泛泛贊譽。
輯錄古人小名、小字的行為,其初衷固然在于文獻的整理與保存。然而此書之意,絕非僅僅廣異聞、資談助而已。小名看似纖末之事,但人與名總是緊密相連。因此,人品之高下,時事之得失,乃至興亡之鑒戒,常可由此略窺其概。另一方面,小名還有更真摯動人之處,它是童年時期所使用的非正式名字,承載了父母對孩子無盡的寵愛與祝福。在婁堅看來,為人子者該如何報答父母?身居公卿之位、享用鼎食之奉,都不足以稱作榮耀;真正無愧于雙親的大孝,是將美名傳于后世,卓然挺立于世俗志趣之外。而沈弘正所為,正是足以告慰九泉之下父母的舉動。于是婁堅更進一步,在序文中將沈弘正編纂此書所隱含的深意提升至“孝道”與“名節”的高度,將他的編纂行為視為一種“慎名”的實踐。拋開婁堅作為沈弘正好友的身份,他更為重要的身份是嘉定文風的繼承者和發揚者,他如此用力地為其用世之意闡釋和拔高,恐怕核心動機更多在于為沈弘正本人正名,是一份將其拉入嘉定文壇核心圈層的聲援和慰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沈弘正對嘉定也極具地方認同感。如今學界提及嘉定文脈,常常追溯至元末明初的王彝。王彝在明初因涉魏觀事,與高啟并受誅,后世子孫不知所蹤,其詩文之所以能得以流傳,正有賴于嘉定文人保存文獻、賡續文脈的熱心,而沈弘正亦曾為此盡心出力。沈弘正原居清浦時就與張所敬結交,兩人相差四十歲,引為忘年交,沈弘正最初留意到嘉定文人王彝的事跡,其實就來自張所敬的提點:“練祁,君栗里也,何不為常宗一發其潛?”于是沈弘正在移居嘉定后極力搜集并整理《王宗常集》,在編輯《王宗常集》的基礎上,宣揚嘉定文派,對嘉定籍文人王彝的文學成就、生平經歷做出了進一步的考證,并試圖超越當時流行的以地域論“四杰”的名目之爭:“無美先生何必侈談四杰,以王纂張,須知常宗意殊不爾也,豈獨以文自豪,直懷韓子《原道》之思矣。”后陸廷燦得沈弘正《王宗常集》抄本,校輯而重梓,“即此以傳世,庶幾不負婁、沈兩先生未盡之意云爾”,即現存的清刻本《王徵士集》。
縱觀沈弘正的交游圈以及友人對其作品的評價,他的詩文活動應當是嘉定文壇值得關注的一隅,可惜沈弘正雖在地方文壇小有聲名,卻未能展盡畢生才學。科舉失利、隱居于嘉定一隅的現實,以及對待詩詞“專似癖,莽似癡,多取似貪,不讓似怒”等等文人“弊病”,影響和限制了沈弘正在文壇上可能取得的成就。恰如董其昌所言:“籍令公路策足王涂,盱衡詞壘,將其道益廣,其氣益揚,送別懷人,不止眼前儔侶,登高吊古,不止封內山川。騁妍抽秘,著書滿家,當必有富于茲集者矣。”
結語
沈弘正一生處處失意,仕途不順、絕嗣無后、疾病纏身,最終在地方上被歸為“隱逸”一類,但他的日常生活并不總是沉寂。嘉定新宅中有“水石竹林之勝,尊彝書畫之賞”,常常是“詞客酒人坐上常滿”。在與地方文人的交往中,目前可見的主要活動內容都在詩文創作,其詩文作品中呈現出來的文人交游網絡,對晚明嘉定的城居生活、人際關系、文壇活動有著較好的補充。回顧沈弘正一生的困境與選擇,也許能夠提供晚明科舉仕途、商業出版、山人干謁等出路之外,普通地方文人的另一樣例。一個科舉失利的地方文人,無法通過功名獲得社會普遍認可的身份,于是沈弘正一方面奉行沈氏至孝、好施的家風,為母服喪三年不御酒漿的至孝體現,振人于困厄的善行,為其在地方上贏得了普遍尊重。另一方面,他通過詩詞創作、著書立說,在文本中展示一個“博雅”的自我,并借助交游網絡,在地方文人群體中獲得了較高的評價。他最終以“博雅君子”的身份在嘉定獲得贊譽,這份贊譽有其堅實的才學基礎,也同樣依賴著文壇領袖的刻意闡釋與提攜。
與此同時,晚明士人選擇的隱逸也并非全然是讀書參禪、焚香品茗、賞花飲酒、聚會唱酬的理想化市隱生活。維持這種理想的生活,需要源源不斷的金錢支持。沈弘正的藏書、造園等行為很快將祖上多年的積蓄揮霍一空,自身多病又毫無謀生之道,晚年只能賣田賣仆,家業迅速凋零。自嘲“妻齋不用勞方朔,我病無煩慕伯倫”,表面上是安于現狀的清醒與豁達,實際上“若使口中談阿堵,牙籌終是厭家貧”。一個“厭”字撕碎了所有自詡清高的假面,他內心自知自己所選擇的隱逸不過是對現實的逃避。隱逸之士是沈弘正為自己選擇的、對外展示的理想身份,然而,這一身份的背后是否毫無掙扎與悔意?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其內心的波瀾,至少從三個層面可以清晰窺見。于己,他的詩詞中時不時透露出的科舉失意的憾恨,足見他并未完全放下用世之念。于人,不同的友人也勸解他并非一定要固守隱逸一途,出仕用世以實現人生抱負,這無疑對他形成了另一種聲音的撕扯。于子,他在教育兒子時,雖明確貶斥只爭功名的行為,推崇“一領襕衣可自盈”,強調“迂儒亦恐誤平生”。但當兒子逐漸長大,那份不群之姿恍然若己時,卻又“愁兒似我”,這種憂嘆是對那條看似清高道路的最痛徹的否定。學界對于晚明市隱議題多有探討,沈弘正的個案表明,對于聲名未盛的地方文人而言,這并非是一條一勞永逸的通向內心平靜的坦途。
如果我們再將目光拉得更遠一些,在沈弘正生活的晚明,社會變化劇烈,但距甲申之變尚有十余年,他構筑了一個隱世的書齋,也留下了深重的遺憾與喟嘆。而他的師長、親友、后輩在鼎革巨變中飄散凌亂,他們的人生,被時代強行納入了一個更大的敘事之中。業師顧國縉,聞甲申三月京師陷落,慟哭不食而死;同輩族人沈弘先,丁酉鼎革,守城死難;友人侯峒曾帶領嘉定紳民起義反清,失敗投水赴死;后輩黃鴻儒逃亡避難,再回城時“故交零落,十無一二,存者早似丁令威化鶴,后來華表、人民、城郭幾半非故也。即門庭宛在,燕去梁空,亦名姓徙傳,人呼鬼諾”。而沈弘正沒有經歷這一切,他也沒有機會在鼎革之際做出抉擇,沒有機會用晚節來重新定義自己的隱逸,更沒有機會留下更多的著述。他以隱逸善終,也因隱逸而被遺忘,生命的戛然而止,使其永遠定格在“未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