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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何其亮:女性主義需要直面女性真實生活困境
來源:澎湃新聞 | 徐嘉鴻 劉源均  2026年08月28日07:35

自清末起,女性解放的問題便開始得到進步人士的關注,受“五四”之風影響,女性主義思潮同新文化相結合,“自由”“戀愛”“平等”等新名詞逐步搭建起女性主義的全新話語體系。在“五四”及“后五四”時代,女性主義不斷發(fā)展,與女性婚戀相關的議題越來越得到知識階層的重視。1928年,發(fā)生在上海的一起私奔案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引發(fā)了社會輿論的極大關注,牽扯出時人對于女性解放問題的一系列爭論。

香港樹仁大學何其亮教授關注此案將近20年。2026年4月,何教授的新著《情奔何處:一起未完成的私奔案》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圍繞上海富家小姐黃慧如與男仆陸根榮的私奔案展開,深入探討了該案的來龍去脈及其背后展現(xiàn)出的民國社會狀況。2026年7月,筆者在北京就新書相關話題與何教授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對話。

《情奔何處:一起未完成的私奔案》,何其亮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6年4月

何其亮教授

融合現(xiàn)代性和能動性兩種詮釋方法

《情奔何處》凝聚了您20年的研究心血,其中有民國社會對于女性解放運動的激烈爭論,也塑造了一個被傳統(tǒng)家庭觀念和五四新思想撕裂的黃慧如形象。您的碩士與博士學位都就讀于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請問海外教育經(jīng)歷對您的研究理念產生了哪些影響?

何其亮:海外求學對我的學術道路影響極大。第一,海外求學經(jīng)歷讓我獲得了一種全新的研究視角。我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本科就讀于上海交通大學。在家鄉(xiāng)生活時,我對本地歷史、文化、社會發(fā)展只有熟悉感,很難跳出固有認知。2000年赴美后,我才發(fā)現(xiàn)上海研究在美國是顯學,站在遠方用一種“陌生化”的視角回看上海,其中的收獲是在國內學習完全體會不到的。赴美留學的經(jīng)歷讓我對熟悉的對象產生疏離的感覺,這種距離感對我進入歷史學領域很有幫助。因為我們做研究很容易對研究對象產生親近感,但這種親近感有時會影響我們的客觀判斷,就像宗教史研究者不宜是宗教信徒一樣,歷史研究需要保持適當?shù)木嚯x。

讀博士期間,我的導師當時并不建議我研究上海,因為魏斐德等學者已經(jīng)有大量上海史研究的經(jīng)典成果,后輩在初學階段很難對既有研究實現(xiàn)實質性突破。因此過去我出版五本著作中很少提及上海。一般我對外介紹自己的研究領域為城市史、大眾文化史、生態(tài)史、電影史等,而不會自稱為上海史研究者。

第二,我的研究模式與我在美國閱讀到的著作、接觸到的專家有著密切關系。我的研究范圍橫跨民國史和共和國史。1999年,李歐梵老師出版《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新文化在中國(1930—1945)》,受此影響,我在研究民國史時往往采用“現(xiàn)代性”的理論框架進行詮釋。后來在研究共和國史時,我又發(fā)展出“能動性”的分析框架。如今,這兩套理論逐漸走向融合。

第三,海外學術環(huán)境直接推動我涉足性別、女性史研究。作為男性學者,我覺得自己研究女性議題缺乏說服力,很多女性的切身體驗我無法感受到。但明尼蘇達大學歷來強調文化研究,性別研究是其核心分支,很多老師在課程中都講授相關社會理論,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2000年前后,中國女性史、性別史研究在美國的中國史學界呈現(xiàn)出井噴式的發(fā)展,賀蕭、高彥頤等學者關于妓女、纏足等問題的經(jīng)典研究著作集中問世。此外,我的兩位導師,一位是華人汪利平先生,一位是專攻明代家庭、女性相關問題研究的美國學者Ann Waltner先生,都對我的研究方向產生重要影響。

我小時候受家庭影響,喜歡戲劇、曲藝、相聲等藝術形式,出國前我對文化議題懷有興趣,但對文化的界定十分模糊,且自己并非歷史專業(yè)出身,只是單純愛好,并未形成系統(tǒng)研究思路。若沒有赴美求學,我可能不會從事性別史、城市文化史研究,甚至可能不會跨專業(yè)攻讀歷史學。

您能否結合您的一些研究經(jīng)歷談一下目前海外的女性史研究模式或方法與國內的研究有何不同?

何其亮:我長期定居海外,對近年國內研究前沿不算完全熟悉,只能基于我了解的情況談一些想法。

國內女性史研究根植于馬克思主義女性觀,將女性解放視作人類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依靠國家、集體力量保障女性權益是關鍵,這一思路我完全認同。1950年新中國將《婚姻法》作為首部法律頒布,優(yōu)先處理婚姻、家庭問題,正是這套思路的具象體現(xiàn)。但國內女性史研究存在現(xiàn)實困境,學科發(fā)展空間有限,我認識的一些學者大多只能將自身研究方向概括為婚姻家庭史、法律史、社會史,難以直接以“女性史”作為研究定位。

美國女性史研究根植于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意識形態(tài),認為個人權利至上,對國家、政府、集體抱有本能排斥。這套思維本身存在問題,疫情之后我對此愈發(fā)不認同。個體力量十分有限,公共事務、社會治理必須依靠集體協(xié)作,僅僅依靠個人力量“單打獨斗”無法適應現(xiàn)代社會需要。

另外,當下歐美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大有走入死胡同的危險。后結構主義的核心是反本質主義,認為一切本質都是人為建構的,例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表演性(Performative)理論——主體性并非現(xiàn)在的穩(wěn)定性本質,而始終是表演的。因此,后結構主義主張解構一切,向公眾展示建構的過程。這套理論具有一定史學價值,能夠拆解歷史敘事的建構過程,符合歷史展現(xiàn)“變化”的敘事邏輯,讓歷史分析更有深度。但這一理論無限泛化后會消解女性本身,所以我認為后結構主義下的女性主義實際上是反女性主義的。

原本女性主義的初衷是爭取女性權益,為身處弱勢的女性解決同工同酬、就業(yè)歧視、生育保障等現(xiàn)實困境;但后結構主義從根本上解構“女性”這一群體概念,原本的性別二元劃分被推翻,甚至衍生出數(shù)十種性別分類,提出女性也是壓迫者,性少數(shù)群體才是唯一被壓迫群體,這消解了女性群體共同面臨的現(xiàn)實困境與訴求。在此邏輯下,西方一些學術理論逐漸脫離現(xiàn)實社會議題,變成象牙塔內晦澀、炫技的文字游戲,學者只顧堆砌難懂的術語完成學術指標,不再關注女性真實生活困境。

同時歐美的中國史界研究存在明顯的“追熱點”現(xiàn)象。新世紀初女性史研究大熱,2010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流行,近年環(huán)境史、醫(yī)療疾病史、科技史等成為主流,研究風向迭代極快。但歷史學研究需要長期的史料積累,很難迅速跟風轉換方向。如今美國高校中中國史博士選題大多集中于流行病、環(huán)境、科技等議題,傳統(tǒng)女性史逐漸邊緣化。

理解女性在變動中的能動性和主體性

那在您看來,女性史研究應該如何走向復興?您對未來有志于從事女性史研究的學者有何建議?

何其亮:第一,女性史研究必須回歸女性真實的生存困境與日常生活,不能只把女性當作抽象符號和理論工具。性別研究是整體性的性別關系研究,不能拋開男性單獨討論女性,也不能拋開女性單獨討論男性,要綜合考慮兩性關系,兩性彼此獨立不符合嚴格的學術要求。此外,性別史研究要摒棄天然的偏見,將女性過度描述為被壓迫的對象并不符合客觀歷史事實。

第二,研究性別不能只是研究性別,而要建構出一個擁有完整身份的人。女性不只有“性別”這一個標簽,還有階層、社會關系等其他描述詞語。歷史研究要盡量兼顧所有的側面,盡可能多維度地去觀察,否則歷史就會顯得單薄。記得曾經(jīng)有一位史學家說(大意如此),如果你寫1950年代的北京,看了很多檔案資料,也看了許多口述,還原了當時的歷史情境,結果一個老人說:“你寫的北京和我生活的北京并不一樣”,這就證明你寫的歷史維度太少,沒有體現(xiàn)出歷史的復雜性。同樣,研究性別史也是這個道理。

第三,研究者要有一定自省。我作為男性學者,深感自己始終無法真正體會女性的一些問題,也無法切身感知女性的生活體驗,只能通過史料、訪談進行間接觀察,但終究存在天然隔閡。因此我的著作雖涉及女性議題,但核心落腳點仍是傳媒、法律、城市文化,不會刻意標榜“女性視角”。當然男性研究者也具備獨特優(yōu)勢,如同海外的中國歷史研究者雖非中國人,卻能跳出本土慣性,提供全新觀察維度,兩種視角可以互補。

您在書中特別提到了一個概念叫做“能動性”,而本書中黃慧如的能動性主要體現(xiàn)在對自己伴侶的選擇上。那么您認為女性的能動性還能在哪些方面有所體現(xiàn)?

何其亮:就黃慧如來講,她的能動性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主動選擇自己伴侶的權利,二是公開發(fā)聲反抗家庭的權利,并且她還熟練運用了五四新思想、新話語,這顯然和她接受的中學教育密不可分。這兩方面都表現(xiàn)出當時一個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女性擁有能夠主動追求自己權利的“能動性”。

我二十余年所有著作都貫穿“能動性(Agency)”分析框架:早期研究評彈藝人在文藝改造中主動選擇合作、賺取生存利益,隨后研究報刊時提出讀者擁有自主選擇閱讀內容的權利,再后來研究西湖時看到人在改造自然時與自然的互動等等。這些研究均圍繞主體的自主選擇展開,是不同人在不同環(huán)境下的能動性體現(xiàn)。

從理論上講,人能夠實施自己的能動性,意味著有一個穩(wěn)定的內核,而這個內核就是“主體性”,沒有這樣一個穩(wěn)定的主體性,人就很難展現(xiàn)自己的能動性。但我在研究中逐漸發(fā)現(xiàn),人的主體性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就像我研究的電影藝人,他們一直聲稱自己擁有獨立的人格和藝術,但實際上他們的立場發(fā)生過變化,他們和周圍的環(huán)境的互動也一直在變化。因此我提出“主體性實踐”(Subjectivizing practice)的概念。“主體性實踐”強調個人并無固定的、單一的主體性,而是隨著時代、環(huán)境、人際關系的變化而建構其主體性。因此,能動性及其所依托的主體性都是一個動態(tài)變化的過程。從這個角度講,后結構主義還是有一定的價值。

既然能動性和主體性都是一個動態(tài)的建構過程,所以我們對一個歷史人物的定義就不應局限于某一時段的一個切片。例如牛頓,我們一般都說他是經(jīng)典物理學和微積分的重要奠基人,但這只是他前半生所從事的事業(yè),后來牛頓沉迷于煉金術的研究,而我們往往忽略了這一點。同樣,我們現(xiàn)在的歷史書寫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把不穩(wěn)定的東西穩(wěn)定化,把動態(tài)的東西靜態(tài)化。

回到黃慧如身上,她的主體性持續(xù)改變,媒體、大眾對她的期待卻固定單一,當她的形象發(fā)生轉變,大眾便無法接受。這也是普遍的社會心理:大眾偏愛符合心中認知形象的人物,而對突如其來的變化感到排斥,實際上是畏懼時代與人性的不確定性。

民國法律和新中國法律之間具有連續(xù)性

您的書中專門講到,黃慧如一案引發(fā)了思想界圍繞女性解放的一場激烈爭論。如果我們以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看,其實這其中的很多思想都沒能成為現(xiàn)實,那么我們應該如何認識這次爭論呢?

何其亮:實際上當時圍繞黃慧如出路的討論中未能實現(xiàn)的一些想法明顯受到婚姻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例如取締婚姻、實行情人制,另有呼吁其他男性迎娶黃慧如的“非常規(guī)”方案。這些思想在今天看來或許也很難接受,但我們要看到這些建議的出發(fā)點是好的,本質還是希望解決當事人一些現(xiàn)實困境。

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是螺旋式的,會反復搖擺、進退拉扯,保守與開放并非絕對的概念,而要放在特定社會環(huán)境中評判。同樣,評判一個社會也不能只看到某一個維度,要整體把握看待。從某種程度上說,社會在某些方面出現(xiàn)的保守是對開放風氣的一種矯正。

民國諸多激進的主張,在當時并不具備落地的土壤,但并非沒有歷史價值。我們的社會長期存在著西方傳入的新理念與傳統(tǒng)觀念習俗間的矛盾和張力。就黃慧如來說,她身上不僅體現(xiàn)著“自由戀愛”的新理念和成年女性作為獨立自由人的新司法觀念,同時也包含傳統(tǒng)家庭要保護女性的舊思想觀念,在同一個社會環(huán)境中要協(xié)調好新舊思想的張力并不容易。百年前的超前理念,盡管無法普及,但為社會提供了新的選擇空間,推動大眾更新固有認知。一些傳統(tǒng)、保守觀念,不會一夜消失,但在新舊觀念持續(xù)拉扯的過程中,整個社會就會一步一步向前發(fā)展,只不過這種發(fā)展并不是一口氣完成的,而是在新舊交鋒的過程中慢慢實現(xiàn)的。

新中國頒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1950年的《婚姻法》,甚至比憲法的頒布都早了四年,這體現(xiàn)出新中國領導人對打破舊的家庭制度以及女性解放的高度重視。但在五四時期,女性主義并不是一個處于中心地位的概念。因此我們是否可以說,女性主義和女性解放運動存在一個由邊緣到中心的變化過程?如果存在,您認為這一過程是如何實現(xiàn)的?

何其亮:從晚清到五四的女性主義一直是男性話語主導,其本質也并非單純?yōu)榱伺缘慕夥牛嗍欠沼诿褡褰夥拧妵獾哪康摹R虼诉@一時期的女性主義的確存在被邊緣化的現(xiàn)象。而1950年《婚姻法》的頒布,其首要目的當然是為了解放女性,但這本身也是一個政治議題。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解放中國人民、改造中國社會首先要改造家庭、改革婚姻關系,同時解放女性本身也意味著解放中國一半的人口,因此中央人民政府首先頒布《婚姻法》作為新中國的第一部法律,這本身就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改造社會的決心。從某種程度上說,《婚姻法》的頒布也是對五四理念的延續(xù)。

《婚姻法》還與同時期的另一部法律——《土地改革法》相聯(lián)系,這就體現(xiàn)出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觀。女性被壓迫實際上是一個經(jīng)濟問題,其根本在于女性本身不掌握生產資料。《土地改革法》賦予女性一定的生產資料,這時女性的婚姻自主才能有實質性的保證。民國時期的法律就已經(jīng)規(guī)定女性擁有離婚自由,但那時女性缺乏獨立的經(jīng)濟地位,離婚后無法維持正常生活,因此這一規(guī)定只能是空談。《土地改革法》頒布之后,女性的婚姻自由就能夠訴諸實踐。因此,《婚姻法》不能脫離《土地改革法》單獨討論,二者密不可分。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觀點的典例。

中國共產黨將女性解放看作是一項政治問題,下的力度更大,得到的效果也更明顯,但我們也不否定民國時期的努力和變革。正是由于民國時期的社會觀念和法律觀念變革已經(jīng)邁出第一步,黃慧如這樣的女性才能擁有“自由戀愛”的意識。雖然民國法律規(guī)定的一些司法程序對于普通百姓而言很難進行,但畢竟已經(jīng)為人們植入了相關的理念,我認為民國法律在這一點上是值得肯定的。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民國法律的基礎上,國家力量介入,隨著政權的鞏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女性解放的步伐逐漸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