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詩意必須由你面對的山河和人群構成,你書寫他們,你進入他們,你成為他們。 馬占祥:書寫北地是我的宿命
回族詩人馬占祥的寫作,始終圍繞著西北遼闊厚重的土地展開。他生于同心小城,筆墨也從市井煙火慢慢延展至寧夏全境的山川曠野。多年來,他陸續寫下《半個城》《西北辭》等作品,文字樸素克制,專注記錄西北獨有的風物樣貌與鄉土日常,并憑借《西北辭》斬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賀蘭山、清水河、紅柳、芨芨草,還有半個城、銀平路這些隨處可見的地域印記,都是他詩歌中最鮮明的標識。他熟讀先秦歌謠,從《莊子》《文心雕龍》等典籍中汲取養分,讓現代詩句藏著古樸韻味,逐漸形成了簡約凝練、不事張揚的寫作風格。他遵從“修辭立其誠”的創作態度,舍棄多余修飾,只以真誠文字直面生活與土地。多年的書寫里,他早已和北地山河融為一體,坦然認定“我的宿命就是書寫北地”。近日,就其詩集《北地謠》等相關話題,記者采訪了馬占祥。
中華讀書報:從《半個城》《西北辭》《云盡處》到最近的《北地謠》,您的詩集命名始終與西北有著緊密的關聯。這次選擇“北地謠”作為書名,是否依然和您的家鄉有關?對您來說,“北地”二字承載了怎樣的地理與情感內涵?
馬占祥:這本詩集收錄的是我從2022年初到2025年初創作的詩歌作品。2021年底,我由縣城調入省城工作。剛進省城時,連路都認不清,即使省城里有很多熟悉的人,但我內心仍懷有巨大的陌生感,很長一段時間后,才進入寫作狀態,寫作的背景也由小城變為整個寧夏和西北地區遼闊廣袤的地域。選用詩集中的一首詩《北地謠》做書名,有兩層意思,一是對于北方的書寫,扣題;二是寧夏在秦漢時期屬北地郡,也扣題。在西北寫作你無法避免對山川河流的書寫,北地是我書寫的場域,也是我的視野和情懷的場域,我的宿命就是書寫北地。
中華讀書報:《北地謠》中出現了大量西北風物:賀蘭山、紅柳、沙棗樹、芨芨草、槐樹、清水河、羊群……您如何在日常的自然風物中發現詩意?這種 “在地書寫”是否會陷入地域局限?
馬占祥:我習慣于觀察和貼近那些微小的事物,比如:半個城郊的紅柳、沙棗樹、芨芨草。賀蘭山下的一棵小槐樹、山頂馱著光芒的巖羊、山坡上棱角分明的巖石……生活中不缺乏詩意,缺少的是發現。一個寫作者就是要審視自己的內心,觀照自己的生活,表達自己的體察。“在地書寫”的地域限制是作家無論如何也逃脫不了的宿命。一只井底之蛙無法觀照到大海,一只老鼠無法窺探整座森林,人也是。我只能書寫我熟悉的意象。
中華讀書報:您的詩歌中經常出現西北的地名,如“半個城”“銀平路”“海原”“同心路”等。這些地名在您的詩歌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馬占祥:這些是我詩歌的地域坐標。我生活過的小城同心縣,過去叫半個城,她是我成長和生活過的地方,是我的來處;銀平路是貫通整個寧夏的省道;海原是同心的鄰縣,是要翻過山巒才能到達的地方。當一個人在逼仄的流水邊或者起伏的山巒中行走時,就會心生微小如塵埃的孤寂感:你就是河邊山中的一顆沙粒或者一株水蓬草,但你自有微小的堅硬和鮮艷,這種在場和直觀的鄉愁在我看來就是詩意的生發。那些地域的名目就像旗幟一般,在你的書寫中高聳在字里行間。由此,你的詩意必須由你面對的山河和人群構成,你書寫他們,你進入他們,你成為他們。
詩歌創作自有其邏輯和內在,尤其是漢語寫作者,必須遵守漢語的秩序和屬性。在寫作實踐中,我覺得所有的閱讀、閱歷都是為詩歌本身服務的,你使用的是語言母體是漢語,詩意就得由漢語去創作、去生發。我身在北方,身處這里的遼闊和宏大,這是地域給我的饋贈。從西海固到河套平原,從山巒起伏的南部山區到波瀾的川區,從逼仄的清水河到湯湯東去的黃河,從蔥蘢青黛的六盤山到巉巖挺立的賀蘭山,都是寧夏的地理學呈現。當你在其中游走,那些微小的芨芨草、落落蓬花、辣辣秧和苦籽蔓,那些滿地奔忙的螞蟻、沙褐郎(沙蜥)和屎爬牛(屎殼郎),那些低處飛行的蝴蝶、蜜蜂和薊馬,它們和你同在北方。
中華讀書報:2020年,您憑借《西北辭》榮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詩歌獎。在獲獎感言中您說:“我始終對生存的土地和身邊人群抱有感恩之心:他們不但成就了我,也成全了我的詩歌。”這片“干旱、缺水”的土地,塑造了您怎樣的詩歌氣質?
馬占祥:從記事起,我的家人就在附近的井里打水喝,那口井里的水鹽堿量極高,我們叫“咸水”,洗衣服、飲驢和羊也是用這口井水。偶爾能夠喝到從黃河拉來的水,我們叫“甜水”。每家都有打好的水窖,四周會用黃膠泥呈扇形鋪開,以便下雨的時候收集雨水。冬天會在田地邊拉雪,或者從清水河里打冰放到窖里等著化開,這些都是“甜水”。直到1998年,寧夏扶貧揚黃灌溉水利工程完成,才結束了喝“咸水”的歷史。我家有六口人,現在算來,全部做過膽結石手術,這是“咸水”在我們身體里的堅硬和疼痛,縣城里做過膽結石手術的人更多。
我開始詩歌寫作是在要上高中的假期,我在一個訪談中說過:在我來看,小縣城里的生活是平靜的,人們都守著內心燈火安身立命,有著自己的悲歡離合,愛和疼痛,其中的詩意也無非如此。我喜歡這種狀態。到現在可以說,小縣城這四十多年的經歷就是我的經歷。她由干旱荒蕪變得草木青蔥,由低矮的平房變得高樓林立,是這個時代的饋贈,也使我心存感恩。我在詩歌創作中的小心思是想用干旱照應微小,用身邊的人們作為我的修辭,完成我的詩歌。
中華讀書報:《去山阿者歌》《山歌行》《西北辭》《北地謠》中的 “歌”“行”“謠”“辭”讓人聯想到歷史上早期文學的形式和風貌,您筆下的現代詩短小、精煉、韻味悠長,可否理解為這是您詩歌寫作的一種視角或姿態?
馬占祥:在北方,“歌”“行”“謠”“辭”是你無法避開的詞語,比如秦腔、花兒、道情……這些歌吟里不乏高亢、悠長,乃至于嘶啞和吼叫的唱腔,也有低沉、沉郁和渾厚的音符,自先秦開始人們就用這種方式來表達情感。我覺得我們在討論詩學傳統時,除了研究唐宋以降的詩學,也應該重視先秦詩學遺產。我試圖從中找到自己的詩歌譜系,力求能夠完成自己的詩歌建設,所以在北方宏大敘事的傳統中,我想那些幽微渺小的事物也是可靠的詩歌核心,他們不能被忽視,他們是完整的,也是另一種宏大的顯現。
中華讀書報:您在《山羊經》等作品中呈現出極為凝練的語言風格,也有人指出,您的詩作大量使用了白描手法,“通過組接刷新了詞語的內在意義”。在《北地謠》中,這種“極簡”與“豐富”之間的張力是如何實現的?
馬占祥:語言的生命力是廣闊的,在詩歌中應該被體現,它不應該玄之又玄,或者難以言傳。“修辭立其誠”,詩歌更是。某次,在整理自己的詩歌中,我將一首四十多行的詩歌,精簡到六行,我覺得剛剛好,然后開始注意自己詩歌中“修辭”是否有效的問題。在創作過程中,我發現有些詞語被消解了組成詩歌語言的特性,我試圖找到它,恢復它的詩歌語言功能,讓詩歌新鮮且簡單,僅此而已。
中華讀書報:評論界常用“質樸、內斂、自審而又深隱”來概括您的詩風。在《北地謠》的創作中,您是有意識地追求這樣一種風格,還是這種風格是自然生長出來的?在此意義上,詩中經常出現的“你”是否指向詩人對象化的自我?
馬占祥:風格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如果一個詩人過度強調自己的風格,或許會陷入重復寫作的陷阱。語言、詩意表達、抒情和敘事等等,都應該是自然成長的,剛好夠完成一首詩,或者,剛好能夠使一首詩完整,這就夠了。《北地謠》與之前的創作是有區別的,地域的延展、視角的轉變、語言的探索是我關注的重點,同時,能否傳達自己的理念和對事物的理解,不能從概念到概念,要讓概念在事件或時序中動起來,要去及物及我及他人,也是我需要時刻提醒自己的。“你”是我內心的呈現,也是一個個體的“我”,更是一個可以對話的“世界”。
中華讀書報:您曾在訪談中提到,詩歌寫作有三個核心要素:思想、語言和精神氣象。在《北地謠》的創作中,這三者分別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馬占祥:我堅守這個三個要素。一首詩如果沒有思想,就是語言的鋪陳和虛幻的妄想;如果沒有語言,就是思辨和偽抒情;如果沒有精神氣象,就是炫技和失真的論說,它們不能分割。按照白居易“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的理論去解構,在《北地謠》中,我認為語言是根本,精神氣象是枝干,思想是果實。
中華讀書報:在《北地謠》的“跋”中,您談到自己在讀書之余經常抄《莊子》《與元九書》《文心雕龍》《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等,甚至有一首詩直接就叫《讀〈莊子〉》。這對您的詩歌寫作有哪些影響,您如何看待古典詩歌傳統對當代新詩寫作的價值?
馬占祥:我讀任何書,都會以詩歌的視角去讀,我覺得《莊子》也是偉大的詩歌。現代詩與古體詩相比,是語言的解放、建筑的消解、詩意的嬗變和體系的確立,詩意本身還是在漢語語境下產生的。《新樂府序》中尤其讓我警醒的是“不為文而作也”,這不啻給新詩也做了定性。《文心雕龍·明詩》中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現代詩使人飽滿豐沛,也是這一釋義的明證。從過去到現在,詩歌本來就養存在于我們的血脈之中,詩歌是我們這個民族最深處的細胞。現代詩歌是古典詩歌另一種身份,用里爾克的話講:好好忍耐,不要沮喪,如果春天要來,大地會使它一點一點地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