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侃瑜:找到只有自己能寫的故事
牛頓在樹下被一顆蘋果砸中而發現了萬有引力,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個故事。在王侃瑜的創作生活中,科幻也許就像這顆蘋果,砸中她,從此,在她的生活里留下難以抹去的痕跡。
從獨自默默喜歡科幻,到大學找到同好參與社團,再到正式成為一名科幻作家,并從事相關產業工作,她將愛好變成了可以長久從事的工作,學做一個園丁,澆灌自己的植物種子,尋找只有自己能寫的那個故事。

01
經歷“陣痛期”,
將科幻從愛好變成工作
栗鹿:我們先輕松點開始,分享一下你平時的一些興趣愛好?
王侃瑜:我從小就特別喜歡一切與幻想有關的東西。小時候看動漫、打游戲時,我就發現自己更偏愛那些帶有非現實元素的世界觀。所以,無論是科幻、奇幻,還是其他更廣義的推想文學,都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持續最長的興趣愛好。后來,這份愛好慢慢變成了我的工作和職業方向——我從一名科幻迷,逐漸成為科幻創作者、產業從業者和研究者,科幻在我生命中占據的分量也越來越重。
除了科幻之外,我還很喜歡美食,曾經的夢想是當一名美食作家,希望能夠走遍世界,品嘗各地美食,記錄食物背后的故事。
另外,我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興趣愛好——格斗。我學過馬伽術、拳擊和短棍。寫作和閱讀更多關注的可能是精神世界,而練習格斗的過程,卻讓我重新建立了與身體的連接,也讓我重新意識到身體的重要性。
栗鹿:是不是身心達到某種統一后,對寫作會更有幫助?
王侃瑜:人年輕的時候,可能沒有那么關注自己的身體。至少對我來說,以前身體的存在感并沒有那么強。但隨著年齡增長,我越來越意識到,身體其實始終參與著我們的生活,也影響著我們的思考和寫作。很多時候一個人的身體經驗、生活處境,都會潛移默化地進入作品,對寫作產生很深的影響。
袁歡:你在之前的采訪中說過,自己“并非一開始就將科幻創作乃至文學寫作當成明確目標,而是一不小心走到了創意寫作門口”。那么是哪個時刻讓你堅定地選擇了科幻寫作?
王侃瑜:高考以前,我一直都是自己默默喜歡科幻和奇幻。直到進入大學后,我才第一次發現,原來身邊還有同好。當時,我加入了復旦大學科幻協會,又和上海其他高校科幻協會的朋友們一起創辦了上海高校科幻協會聯盟——“科幻蘋果核”。我們邀請喜歡的作家來上海和大家線下交流。那時候,我們都沒什么功利心,上完課后就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大家所熱愛的都是一些很遼闊的東西,比如星空、宇宙,以及關于未來的想象。
我曾經以為我會就這樣畢業、工作、循規蹈矩地踏入社會。直到大三暑假,我去陸家嘴一家銀行實習。每天穿著高跟鞋和正裝、擠著地鐵二號線、在早晚高峰上下班,有一天突然意識到:這可能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也不是我真正想從事的工作。
于是,我開始認真考慮跨專業讀研,從管理學院轉向中文系。我本來想去做科幻研究,但在各種機緣巧合之下,我進入了復旦大學創意寫作專業,從此才真正開始寫作。
讀研的經歷讓我真正進入了文學的空間,也讓我意識到,如果寫作可以成為一件能夠長期堅持的事情,那么我愿意一直把科幻創作做下去。
在我的畢業作品《云霧》中,女主角是一位在世界五百強外企工作的白領。我常常覺得,她像是替我走向了那段我沒有選擇的商科畢業生的人生,這一點還挺有意思的。
袁歡:但愛好變成工作通常會伴隨“陣痛期”。
王侃瑜:對,確實如此。畢業后我先是在復旦的北歐中心工作了幾年,后來一家專門從事科幻版權開發的公司向我伸出了橄欖枝,我加入了這家公司,也由此把自己的興趣變成了職業。
當科幻只是興趣愛好的時候,我可以毫無保留地投入時間和精力,不會去計算投入與回報。但當它變成工作之后,我就會開始衡量:我今天投入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對應的薪資是多少?KPI完成了嗎?除此之外,我的人生里還有沒有別的興趣,能夠讓我真正放松?這些現實的問題都會接踵而來。當熱愛變成職業,它依然值得熱愛,但你和它之間的關系也會發生變化。
02
在兩種文學審美取向中,
找尋某種平衡
栗鹿:平時有什么特別的寫作習慣嗎?是嚴守秩序,還是隨性而為?
王侃瑜:我還挺喜歡在交通工具上寫作的,比如在高鐵或者飛機上。那種環境隔絕網絡,能讓我更專注。
栗鹿:這種隨時有人移動的狀態會影響你嗎?
王侃瑜:我在家里或者咖啡館這樣固定、舒適、網絡穩定的環境里,會覺得太安逸了,更容易讓人放松,也更容易分心,總想著去做點別的事情。交通工具則不一樣,它是一種移動的空間,會帶來一點緊張感,讓人下意識地想爭分奪秒,在有限的時間里盡可能多寫一點。
栗鹿:聽說你是個計劃型的人?你每天會給自己規定寫作字數嗎?
王侃瑜:其實我也是那種會趕截止日期的人,很多約稿都是臨近最后才開始沖刺。
不過,真正的寫作并不是從動筆那一刻才開始。很多故事會在我腦海里盤旋很久,像一粒種子一樣埋在土里蟄伏。等到不能再拖的時候,我就會比較集中地把它寫出來。所以,我在寫作上并沒有特別嚴格的計劃,更傾向于讓故事自己生長。
有人把寫作者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建筑師”,會先把整個結構、大綱都規劃好,再一步步完成;另一種是“園丁”,更像是在照料一株植物,至于最后會長成什么樣子,連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大多數人處于兩者之間,我覺得自己更偏向于后者。當然,也有一些故事始終找不到生長的方向,最后就一直留在硬盤里,沒有機會完成。
袁歡:你的科幻寫作中,“點子”通常怎么形成?
王侃瑜:我的靈感來源非常廣。有時候來自一篇論文,有時候來自一部紀錄片,也可能只是突然覺得某一種人物關系特別有意思。這幾年讀文化研究博士以來,我越來越意識到,能夠成為科幻核心創意的,并不只是自然科學,也可以是社會科學。很多社會科學中的概念,同樣可以成為一篇科幻小說的核心。
我有一篇小說《隕時》,靈感就來自讀博期間的一次交流。當時有一位同事研究科幻游戲中的“時間性”,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概念,很感興趣。人的生存和意識會受時間影響,社會也受到對時間的理解和組織方式的影響。不同的人對時間的感知是不一樣的。我當時就在想,如果有一種能夠加速時間的產品,讓人可以在同樣的單位時間里完成更多事情,會讓我們的世界產生什么變化?
我們今天已經生活在一個不斷追求效率的時代:看視頻要開倍速,點外賣希望準時甚至提前送到,所有事情都越來越快。個體的加速對環境也會造成影響,大環境的加速又反過來迫使個體進一步追求效率。這一切的盡頭在哪里?
科幻小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推演。無論對于作者還是讀者來說,它都是一種思維訓練。而不同的推演結果,也會讓我們在面對未來各種可能性的時候,多一點心理準備和想象力。
袁歡:科幻小說寫作跟純文學寫作還是有很大不同的。你覺得科幻的“點子”和文學敘事如何更好地融合呢?
王侃瑜:為一個科幻概念尋找一個合適的故事很重要。如果只有一個好點子,它未必能夠成為一篇好小說。對于一些科幻作家來說,最重要的是創造前所未有的設定。而對我來說,我更關心的是尋找新的敘事角度,或者新的講述方式。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的作品夾在科幻文學和純文學兩種審美之間,兩邊的市場期待和編輯審美是不一樣的。科幻雜志的編輯,往往更關注設定和創意,還有故事情節;文學期刊的編輯,則更關注人物、語言以及作品整體的文學性。
我因此經歷過一段比較迷茫的時期。《云霧》發表得很順利,但后來我寫了不少短篇,卻很難找到真正適合的平臺。那時候我一直在想,究竟應該走哪一條路。后來我發現,與其急著融合,不如先把其中一條路走扎實。等到自己的創作成熟以后,再去考慮如何把兩種審美真正結合起來。
03
多重身份體驗下的幸福感
栗鹿:據我了解,你采訪過不少世界級科幻作家,比如在跳島的一期播客里,你就聊過特德·姜。他們的文學理念是否影響過你?
王侃瑜: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幫《萌芽》雜志做訪談。作為一個新人,能夠有機會和這些世界級作家面對面交流,經驗是很寶貴的。這些訪談讓我學到了很多,也讓我見到了作品之外的他們。特德·姜語速非常慢,回答每個問題都要認真思考。劉宇昆的中文則非常好,我們直接用中文交流。我一直記得劉宇昆說過一句話:“每個人,都要找到只有自己才能寫的故事。”我們的整個寫作生涯,都在尋找這樣的故事。
后來,我也有機會訪談更多作家、學者、藝術家,其中包括韓國科幻作家金草葉。去年上海書展期間,她來參加我們共同的新書發布會。有一天吃飯的時候,我們用AI翻譯聊天——她說韓語,我說中文。我問她,在陌生的語言環境里,聽不懂其他人說話,會不會覺得不舒服。她說不會,因為她是一位聽障人士,早就習慣了聽不清周圍人的聲音,反而是技術輔助,讓她能夠更快理解別人說的話。她還說后來做了人工耳蝸手術,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賽博格”(半機器人),但不是科幻電影里強大的賽博格,而是一個弱小的賽博格。她在作品中也一直堅持書寫弱勢和邊緣群體,而不是那些傳統意義上的英雄。
袁歡:你提到的書應該是那本中韓女性科幻選集《身體,再來》。
王侃瑜:相比之前的一些女性科幻選集,《身體,再來》的主題更加鮮明。不過我一直覺得,“女性科幻的創作特質”這個問題其實和“中國科幻的中國性”很相似。過去,作為中國女性科幻作家,我們在寫作的時候,并不會刻意給自己貼上某種標簽,而是希望先把作品寫好。但當我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交流,也越來越受到市場和讀者的關注時,會更加意識到自己的主體性,我們會更主動地把自己的生命經驗、身體經驗,以及所處的社會處境寫進作品當中。
栗鹿:除了寫作,你組織并參與了不少科幻活動。
王侃瑜:我是在大學的時候接觸到科幻活動和科幻社群的,遇到了許多人生摯友。有個描述中國科幻迷的“公交車理論”:一個人可能在高中、大學時坐上了科幻這輛公交車,等到大學畢業以后,就下車了,因為要開始忙所謂成年人的事情。
但后來,我參加越來越多國際科幻活動時,卻看到很多七八十歲的老爺爺、老奶奶依然熱愛科幻,依然參加科幻大會。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原來變老以后,也是可以一直喜歡科幻的。
我第一次出國參加科幻大會是2013年,那時《三體》英文版還沒有出版,我在海外最常聽到的問題是:“中國也有科幻嗎?”于是,我會把當時所有已經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科幻作品一一羅列,推薦給他們。后來,《三體》獲得了雨果獎,越來越多中國科幻作品被翻譯出版,再想把所有作品都列舉出來已經不現實了,于是就變成根據不同讀者的興趣,有針對性地推薦作品。除了作品本身,我也會介紹中國擁有一個非常年輕、規模龐大的科幻迷群體。很多國外同行都覺得,高中生、大學生組成如此活躍的科幻社群,是一件非常新鮮的事情。
我們做的工作有一點像文學經紀人或者文學代理人。把自己喜歡的作家和作品介紹出去,被更多國家的讀者看見,作品被翻譯、出版、討論,我會覺得特別有成就感。
袁歡:對于科幻作家而言,AI寫作可能更是一個避無可避的問題。在你看來,在眾多的討論中,是否有一些是需要我們重點厘清的呢?
王侃瑜:AI作為作者和AI作為讀者,所要討論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AI作為作者,通常指的是今天各種大語言模型。它生成文本,本質上依賴的是算法和概率預測,而不是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創作。它并不能真正區分真實與虛構,也很容易產生所謂的“幻覺”,也就是一本正經地編造事實。這是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并警惕的問題。
AI作為讀者,則涉及另一層爭議。AI的閱讀速度遠超人類,不少公司會將人類作家的作品喂給AI進行訓練,讓AI學習如何寫作。某種意義上,它是在把人類作家的作品拆解成自己的養料。AI本身并沒有錯,但圍繞版權、授權以及創作者權益的問題,仍然存在很多爭論。
還有一點值得思考的是,我們今天與AI的每一次對話、寫下的每一個字,都可能成為未來超級人工智能理解人類、回應人類的一部分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也正在塑造AI。
袁歡:那你認為“人類”科幻作者的優勢在哪里?
王侃瑜:至少目前來看,我覺得最大的優勢還是身體,身體可能是人類寫作者最后的堡壘。我們通過身體感知世界,再把這種感知轉化成情感、經驗和語言。AI要么像生成式人工智能那樣依賴人類已經生產出來的文學作品來學習“寫作”,要么像具身智能那樣依賴傳感器采集的數據來感知世界。無論是哪一種,它與人的身體經驗之間,仍然存在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栗鹿:最后,聊聊你對“正在寫的人”的理解吧。
王侃瑜:人類的書寫方式一直都在變化。從最早的結繩記事、洞穴壁畫、口述史詩,到竹簡、紙張、印刷術,再到打字機、電腦,以及今天各種數字媒介,我們一直都在尋找新的方式,把信息留存在自身之外的環境當中。“正在寫的人”,其實是人在不斷把經驗轉化為外部痕跡,而工具和媒介始終在變化。
如果把“書寫”理解得更廣一點,那么書寫未必只是人類才擁有的能力。狗通過氣味構建地圖,鳥通過歌唱傳遞信息,樹木用年輪記錄時間,它們或許都在以各自的方式進行書寫。包括今天的人工智能,也許同樣正在尋找屬于自己的書寫形式。也許未來,“正在寫的人”,會變成“正在寫的人,或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