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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解釋中國”的歷史回響——《天下》月刊與吳經熊
來源:文匯報 | 張續樂  2026年08月26日09:16

吳經熊

《天下》月刊封面

《天下》月刊1935年8月創刊號目錄,作者有吳經熊、錢鍾書、歐文·拉鐵摩爾、溫源寧,譯者有陳世驤、林語堂等

法學家吳經熊(John C.H.Wu,1899—1986),浙江寧波人。與林語堂所謂“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自我評價類似,他將英文自傳命名為《超越東西方》。20世紀30年代,面對中國文化在國際社會中的弱勢地位和“失語”狀態,英文月刊《天下》(T’ien Hsia Monthly)既是他“超越東西方”理想的落地載體,也是其雙向文學翻譯、中西比較文論創作的核心陣地。同時,辦刊歷程串聯起中西文人圈層,形成跨越國界、貫通東西的學術交往網絡,在中國近代對外文化傳播史上留下獨特坐標。

《天下》和他的朋友圈

《天下》月刊于1935年8月在上海創刊,上海淪陷后編輯部遷往香港,1941年停刊,總計出版56期。它是近代中國少數由本土知識分子自主策劃、自主把握敘事立場、面向英語世界發行的全英文文化期刊。

近代以來中西文化傳播以單向“西學東漸”為主。海外對中國的認知,大多由傳教士、西方漢學家塑造,充斥著刻板印象;西方報刊、外文讀物主導海外中國形象建構。《天下》的創辦源于吳經熊向西方詮釋中國文化的想法。他向溫源寧、孫科等人表達過這樣的想法,獲得了他們的一致支持。至于刊名的來歷,他在自傳中寫道:

“天下”一名是我建議的。我在孫博士那里看到一張很大的橫幅,上書“天下為公”四字,就是“普天之下的萬物都應為人民所享”的意思。我想,我們的雜志也應談論天下大事,要與別人分享。“天下”倒是一個不壞的名字。

我的建議在編輯部第一次會議上被采納了。

《天下》志在天下,它的宗旨是“向西方解釋中國”。創刊之初,吳經熊便確立了區別于同期所有外文刊物的雙向闡釋路徑:

向外釋中:立足本土經典,用西方能夠理解的現代學術語言重構儒家、道家思想,破除西方長久以來的偏見;

以中釋西:嘗試運用中國哲學視角解讀西方文學,打破“以西裁中”的單向闡釋慣性;

典籍英譯實踐:推動唐詩、《道德經》等古典文本系統性英譯,搭建穩定的對外傳播通道。

《天下》編輯部初創陣容包含吳經熊、溫源寧、林語堂、全增嘏,后續姚莘農(姚克)加入。撰稿群體以編輯部班底為核心,匯聚了一批具備雙語創作、經典外譯能力的學者。溫源寧任名義主編,負責日常稿件統籌、每期編輯前言撰寫。吳經熊擔任常務編輯,主導刊物的文化宗旨、闡釋范式與核心選題方向;他也是最高產的核心撰稿人。林語堂供稿散文與東方小品英譯,與吳經熊頻繁探討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策略;全增嘏主攻中西哲學對話,常與吳經熊交流儒道與西方人文主義的互通性。姚莘農為現代戲劇譯介主力,翻譯《雷雨》(最早英譯本),吳經熊與其交流現代文學海外傳播路徑,平衡刊物古典典籍與現代文學的版面配比。

吳經熊說過:“用英文思想,卻用中文感覺,有時我也用法文歌唱,用德語開玩笑。”但他自認為“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只是一個學習著的人”。他有一間很大的圖書室,也有一群他視之為“走動著的工具書”的好朋友。吳經熊自述常向他們請教中西文學、藝術和哲學,但沒有人向自己請教法學。他在自傳中特別提到了《天下》的朋友圈:

你的每一位朋友都會在某個方面比你有學識,充分“利用”他們會有助于你的修養。這些年里,我從朋友們那里獲益匪淺。我請教孫博士經濟學和法學之外的其他社會科學,請教傅秉常(Pingsheung)文獻和傳記,溫源寧英國文學,杜波斯(Dubosc)法國文學,莘農(Hsin-nung)當代中國小說和戲劇,福開森(Ferguson)中國繪畫,全增嘏(Tseng-ku)希臘哲學……(林)語堂論幽默和尼姑的書。

當時還有一批“人文比較學者”為《天下》撰寫文章,正求學于牛津大學的錢鍾書在此發表了《中國古代戲曲中的悲劇》和《吳宓詩集》書評;嶺南大學比較文學教授陳受頤發表了《十八世紀歐洲文學里的〈趙氏孤兒〉》等文章;此外,還刊有美國漢學家蘇特(Rufus Suter)的《柏拉圖與孟子論“勇”》、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的《威爾士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相似處》等文章,《天下》還推介了林語堂的《吾國吾民》和《生活的藝術》。

《天下》在六年的辦刊過程中共刊發中國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較與交流的文章166篇,占文章總數的七成。在中外諸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中國本土學者的努力下,《天下》成為英語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向西方詮釋中國文化以實現文化交融互通的典范。

還原富有煙火氣的凡人孔子

《天下》的內涵與風格從吳經熊的人生與學術經歷中也可見淵源。吳經熊早年學習法學,后入美國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之后去巴黎、柏林繼續從事法學研究,并應邀在哈佛研究比較法哲學;回國后,歷任法學教授、法官、立法委員等職。他的精神之中,自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浪漫氣質和悲天憫人的超越情懷,這與法學和法律的客觀并不契合。但中西會通的教育背景,國際法學習塑造的國際視野以及宗教的影響,使吳經熊形成了獨特的人文視角,其文化和翻譯理念從其作品中可見一斑。

1935年,吳經熊在《天下》分兩期連載長篇英文文論《真實的孔子》(“The Real Confucius”),是刊物初創期奠定學術底色的核心力作,也是他面向西方重塑中國儒家形象的標志性文本。彼時國內外對孔子的認知深陷雙重誤區:西方傳教士將孔子簡化為世俗道德家,消解其精神維度;西方漢學則將孔子等同于專制禮教的符號,全盤否定儒學價值。與此同時,國內文化論戰白熱化,陳序經“全盤西化”與十教授《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相互辯難。激進西化派籠統批判孔教;復古保守派神化孔子、固守禮教。

吳經熊摒棄神化孔子的圣人敘事,以《論語》文本為根基,輔以現代人文視角與心理學思維,還原一個真實的、“人性”的、富有煙火氣的凡人孔子。他以“悅樂精神”為核心重構儒家內核,指出孔子修身的終極追求是內在心靈的安寧與自由,顏回“不改其樂”、孔子“樂以忘憂”,彰顯儒學本質是成全人格、滋養心靈的生命哲學,而非壓抑人性的外在規訓。這一闡釋,讓儒家思想擁有了適配現代文明的人文價值。

同時,他對孔子原生思想與漢以后制度化、工具化的封建禮教作出嚴格的學理區分,明確后世皇權對儒學的改造與利用,不能歸罪于孔子本人,從根源上消解西方與激進思潮對儒學的片面批判。

作為上世紀30年代中西文化論戰的重要突圍之作,《真實的孔子》具備極強的時代影響力。對外,它是中國學人首次自主以英文重構孔子形象,打破了西方漢學與傳教士的話語壟斷。對內,它跳出“全盤西化”與“固守傳統”的二元對立,主張以現代視角激活儒家經典的當代生命力,為民國雙語知識分子提供了重估本土文化的新范式。

如果說《真實的孔子》是向世界講好中國思想,那么1936年刊發的《作為道家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as a Taoist”)則是以中國哲學闡釋西方經典。彼時學界普遍奉行“以西釋中”的單向闡釋邏輯。吳經熊打破這一桎梏,首創“以中釋西”的比較范式,以老莊道家哲學解讀莎士比亞戲劇與詩歌的精神內核。文章論證說,莎士比亞雖未接觸老莊典籍,但基于人類共通的生命體驗,其作品暗藏與道家高度契合的宇宙觀、處世觀與生命觀。莎翁筆下的自然秩序對應老子的“道法自然”,對功名權力的解構對應莊子齊物思想,晚年作品的寬恕不爭則對應老子柔弱勝剛強的智慧。吳經熊通過文本對照證明:中西文明無高低優劣,只是殊途同歸、各有千秋。

《道德經》翻譯

1938年,面對動蕩不安的局勢和民族危機,《天下》編輯部搬至香港,吳經熊一家也搬至香港避難。1939至1940年間,吳經熊英譯的《老子:道德經》(“Lao Tzu’s The Tao and Its Virtue”)中英文對照版分三期連載于《天下》。

《道德經》在西方世界的翻譯與發行量僅次于《圣經》。20世紀之前,《道德經》共出版14個英譯本。各譯本雖不相同,但主要都是對《道德經》的宗教性解讀,目的是配合在華的基督教傳播,政治功能顯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了中國人英譯的《道德經》,走出了《道德經》譯介由西方人壟斷的時代,此后吳經熊翻譯的版本就是其中一個代表。

吳經熊注重對道家思想及其深邃精神的解讀。他在譯文中增加了大量的注釋,篇幅甚至和原文字數相當,用西方讀者熟知的宗教知識、西方哲學和文化知識來解釋原文中的專有文化詞匯,力圖說明中西方文化在精神層面的內在統一性,減少西方讀者閱讀過程中文化上的隔閡感。比如: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Vast is Heaven’s net;Sparse-meshed it is,and yet Nothing can slip through it.

Notes: Cf. Dante: The sword of Heaven is not in haste to smite,Nor yet doth lin ger;save unto his seeming,Who,in desire or fear,doth look for it.

老子認為,萬事萬物都依照自然規律而運作,自然規范看似疏松無邊,實則任何事物都受其約束,絕不會有任何疏漏。吳經熊的注釋引用但丁的詩句(“天之劍不急擊,亦不逗留;唯有在渴望或恐懼中翹首以待者,方覺其遲速”)來說明中西方對于自然規律的認知,將中西思想并置,印證了某些規律在中西方的普適性和文化之間的相似性。

《唐詩四季》

在《天下》的譯介作品中,詩歌所占比例最大。其中中國古典詩歌翻譯作品基本由吳經熊主筆。他撰寫了關于唐詩研究的《唐詩四季》(“The 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包含他翻譯的百余首唐詩,分為六期載于《天下》。除此之外,他還以李德蘭(Teresa Li)為筆名,在1938至1940年間于《天下》分批發表142首中英文對照的中國古代詩歌。

通常我們分唐詩為四個時期: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吳經熊認為,這種分法是根據詩的技藝而言,與政治社會變遷無關,其實大部分的盛唐是處于“國”不“泰”、“民”不“安”的狀態下,無“盛”可言。

他在《唐詩四季》一書中,將唐詩的發展歷程與四季對應。春季包括初唐詩人,李白和王維;夏季包括杜甫和戰時詩人;秋季有白居易、韓愈輩;冬季有李商隱、杜牧、溫庭筠、韓偓及其余諸家。

考慮到《天下》月刊的讀者群體,吳經熊游走于東西方文化之間,在《唐詩四季》中形成“重神遺形、情志優先”的譯介策略:在書中不僅解讀和賞析唐詩,還特別注重將其與英國詩歌進行比較,闡釋文化內涵,所譯詩歌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反響,提高了中國古典詩詞在西方文化中的接受度和認可度。

彼時,中國已經進入全面抗戰時期,民族處于危亡之際,人民流離失所。吳經熊劃分了四季,卻在他自己所處的時代發出了對春的希望:

倘是祖國的將來還有一個黃金時代的話(我深信不疑),愿它的光比唐朝更燦爛,更輝煌!(《唐詩四季》)

* * *

時隔90年重新審視《天下》,其最重要的遺產,是一份在動蕩年代樹立的“向西方詮釋中國”的文化自覺:文化傳播不是迎合西方審美、制造東方奇觀,而是帶著文化自信,自主講述立體、完整的文明故事。同時也應當客觀看見《天下》與吳經熊自身的時代限度:刊物依托少數雙語精英圈層,受眾范圍狹窄;為適配西方讀者,部分闡釋存在“以西調適中”的傾向。世易時移,當年因戰爭而被迫終止的《天下》月刊的文化事業,在當今文化出海的時代浪潮中迎來全新發展契機。讓世界讀懂中國、推動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事業方興未艾。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