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益民:另一種高原跋涉
我是高原老兵,業余作家。十九歲當兵踏上青藏高原,中間曾調往新疆等地工作,后來重返西藏,直到幾年前退休回到內地。二十一歲那年,我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上的野營帳篷里,開始了文學創作。戍邊幾十年,我利用業余時間寫過十多本書。后因工作繁忙、高寒缺氧、睡眠不好等原因,不敢在夜里加班,便停止了寫作。
擱筆十年,重新拾起,因為我離開了雪域高原,不再奔波忙碌,有種不得不寫的強烈沖動。回到氧氣充足的內地,想起高原邊關,想起戍邊戰友,心里便生出一絲愧疚,好像自己是個逃兵,盡管我已到了該解甲歸田的最高服役年限。離開高原后,我急切地在次高原找到一處偏僻之地,一邊調養身體,一邊開始創作這部長篇小說,曾經考慮過好幾個書名,最終定名為《天牧》。
這次寫作是另一種高原跋涉,是體力和精神的雙重跋涉。我不敢輕易落筆,擔心對不起戍邊戰友,驚擾雪山上的英靈。我獨自躲進偏僻陌生的民宿里,周邊的人甚至民宿老板都不知道我是誰、從哪里來、整天躲在小屋里干些什么。而我感覺自己還在高原,還在熟悉的軍營,該出操時起床鍛煉,該熄燈時臥床休息,生活平淡而有規律。但我的內心卻經歷著一次次高原狂雪,我的靈魂一直行走在雪原,接受著陽光的晾曬與檢閱。我感覺自己在孤軍奮戰,又感覺身邊站滿了昔日的戰友。有時早上醒來,我仿佛能隱約聽見從遙遠的雪山傳來的軍號聲。創作之路坎坷而漫長,比跋涉在雪線之上還要艱難,但我不敢懈怠,日復一日地寫著,輸入電腦里的每個字都擊打著我的靈魂。我好像在躲避著什么,又好像在尋找著什么。我到底在尋找什么呢?
回望高原,懷想四十二年的軍旅人生、戍邊歲月的平凡與不凡,想起那些長眠在雪山上的戰友,我常常會悄然落淚。在高原這么多年,我不曾落淚,可為何離開了高原,卻變得如此脆弱?
當兵之初,我們部隊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上修筑青藏公路,住的是帳篷,吃的是土豆燉白菜、鹽水煮黃豆,最好吃的是炸醬肉丁和雪菜罐頭。唐古拉冰封雪裹,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襖。晚上睡在帳篷里,穿著絨衣絨褲,蓋兩床被子,有時還得加蓋一件皮大衣。早晨醒來,大頭鞋凍在地上,用力搖晃幾下才能拔起來。高寒缺氧,走路都氣喘,更別說干重體力活了。有的戰友因缺氧或其他高原疾病倒下了,再也沒有醒過來。我也暈倒過,但很幸運,又醒了過來。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一位同年入伍的戰友,早上還在和我說話聊天,下午駕車去執行任務,連人帶車翻入江中。我們當時沒有找到他的遺體,后來才在下游幾十公里的河灘上找到半具,掩埋了他;過了幾個月,又在更下游的地方,找到了另外半具,又掩埋了一次。
有一年暑假,一位年輕的軍嫂帶著孩子上高原探親,一家三口剛剛團聚,身為連隊干部的丈夫,受命帶隊去執行任務,妻子和孩子在營區等著他回來,可是等來的卻是他途中犧牲的噩耗。
有一位年輕的排長,在一次塌方中被砸碎了五臟六腑,當時我就在場,也幾乎被砸中。我參與了搶救的全過程。當時縣醫院停電,我們手舉蠟燭,給醫生照亮,蠟油流在手上全然不知。我看見他的血從身體的不同部位涌出來,滲透薄薄的褥子,滴落在床下的臉盆里;我看見他急促地喘息著,一口一口吞噬掉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
他們犧牲了,我還活著。我不寫他們,誰寫他們?我想將這些鮮為人知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戍邊故事,告訴雪域之外的人們,以此告慰長眠在雪山上的戰友們的英靈。
這些年來,我幾乎走遍了西藏的所有縣市,在履行戍邊使命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有一年,我在岡底斯主峰岡仁波齊山下的一個連隊蹲點,那里海拔將近五千米。了解到幾個新兵懼怕高原,思想很不穩定,我便對他們說:你們才十八九歲,我已經這么大年紀了,我去繞岡仁波齊徒步走一圈,以此證明高原并不可怕。第二天一早,我和另一名軍官出發了。我們身著迷彩服,挎包里面裝著一棵小白菜、兩罐牛奶、四根火腿腸、五個花卷,還有應急手電,另一邊挎著一個軍用水壺。繞行岡仁波齊一圈,需要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徒步行走五六十公里。在高寒缺氧的情況下徒步行走,相當于身上始終背著一袋面粉,而且途中還會遭遇雨雪和冰雹的襲擊。當地老百姓轉一圈需要兩三天,可我們那天僅用了十三個半小時就走完了全程。走到黃昏時分,我已精疲力竭,身子開始搖晃,雙腿麻木機械地朝前邁動著。最后一段路在懸崖峭壁上穿行,當時天很黑、很冷,應急手電沒電了,我們只能憑著微弱的月光辨別崎嶇的山路。后來我被腳下的石頭絆了一跤,幾乎摔下懸崖丟了性命。夜里十一點多,我們終于走出了山谷,看見了晃動著手電迎接我們的戰友。這是我最艱難的一次行走,但這只是我遭遇過的七次劫難中的一次。
在高原服役期間,我與戰士們同吃、同住、同訓練,帶領部隊拉練演習、執行任務。我熱衷于研究特戰,研讀了許多這方面的專業資料,也喜歡去特戰隊員們的訓練場地,有時會跟他們比比槍法。有一次,我用“高清狙”射擊兩百米外的胸靶,五發子彈,只打出三個彈孔——原來后面兩發子彈擦邊打進了前面的彈孔里,將那兩個彈孔擴成了橢圓形。我們的狙擊手里有男兵,也有女兵,其中一名是從牧區入伍的藏族女兵,他們后來都成為《天牧》里的人物原型。
我認識一位邊防部隊的老兵,他退伍后重返高原,與當地政府聯合創辦了牦牛合作社,帶領當地牧民發家致富。我從他那里學到了許多科學飼養牦牛的方法,了解到了許多高原牧業振興的真實信息和合作社的運作方式。《天牧》里男主人公余木的形象,有一部分來源于他,當然也融合了其他狙擊手和特戰隊員的經歷。
我還認識一位林草局的副局長,他以前也當過兵。周末休息時,我便抽空去他那里了解一些情況,查閱有關牦牛飼養和牧業發展方面的資料。《天牧》中的牦牛、雪豹、雪狼、旱獺、鼠兔等高原動物以及十幾種牧草的描述,不是我虛構臆造,都有科學依據。
我還結交了許多藏族朋友。每次路過牧場,只要時間允許,我都會拐進牧場去看一看。我走進牧民的帳篷或低矮的藏式土坯房里,喝上幾杯酥油茶,跟牧民朋友拉拉家常。牧民朋友都很純樸熱情,見到我們很高興,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招待;我們也像走親戚一樣,將車上帶的干糧罐頭送給他們。我不抽煙,但我專門帶了煙,拿出來讓牧民朋友抽。他們非讓我陪著抽,我也就胡亂抽上一根。《天牧》里對牧區生活的描述,不是憑空想象,都來源于多年積累。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轉業留在西藏或退役后又重返西藏的戰友,他們積極響應國家“強邊”政策,有些當了邊遠鄉鎮的基層干部,有些當了小鎮警察,有些留在當地開飯館、做生意。他們基本都加入了預備役部隊。這些戰友,也成為《天牧》中一部分人物的原型。
這些故事和人物,在我腦袋里轉悠了多年。我如何才能突破自我,寫出不一樣的作品?我認識到,新時代軍事文學,必須從單純訴苦式寫作向塑造新型高素質軍人形象轉變,從傳統戰爭向新型戰爭描述轉換,從舊有模式向新軍事革命躍升;把戍邊敘事融入科技強軍、民族復興、大國博弈的時代大背景,直面戍邊軍人的使命擔當、個體成長與家庭困境等深層次矛盾;在堅守現實主義的基礎上,融入現代主義、先鋒筆法、心理敘事等新型表現形式,強化軍事文學的時代感和文學性。總之,我想讓這部小說從單一走向多元、從內縮走向外擴、從邊地走向大眾。
后來,這部小說的基本構想便漸漸清晰起來:在新時代“穩定、發展、生態、強邊”這一國家戰略的大背景下,立足高原戍邊一線,依托軍旅獨特經驗,將強軍強邊、高原民生、人性救贖與生態守護融為一體,對新時代戍邊軍人情感結構、精神世界進行新型建構。高原軍營、邊境牧場、偏僻小鎮與內地都市互為映襯,多種文化、新舊觀念相互碰撞,多視角講述三代高原軍民鮮為人知、驚心動魄的戍邊故事,塑造高原特戰官兵、邊境民警、鄉鎮干部、高原牧民等各類人物形象,對牦牛、雪豹、野狼等高原生靈進行另類描繪……
可以說,《天牧》是一部關于高原軍民攜手戍邊衛國之書,也是一部關于使命與忠誠、成長與救贖、友情與愛情、人類與動物的解密之書。也許她還不夠完美,但我已竭盡全力。
這部書,是我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一百周年獻禮之作,也是我致敬雪域高原和戍邊戰友的最后一個軍禮!
(節選自《天牧》單行本后記,全書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