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文學和大地的古老契約——《王貴與李香香》的遺響與重讀
今年是李季長篇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發表80周年。1946年,這首用陜北信天游形式寫就的長詩,從陜甘寧邊區的一份油印小報走向延安《解放日報》的連載版面,從案頭詩稿化為歌聲重返田間地頭,成為一首真正生于大地、長于大地的歌。郭沫若曾譽之為“人民翻身與文藝翻身的響亮信號”,周而復則稱其“是中國詩壇上一個劃時期的大事件”,是“人民詩篇的第一座里程碑”。80年后重讀這部作品,我們依然能感受到一種穿越時代而沛然未減的動人力量。這種力量究竟從何而來?一個寫于戰爭年代的革命敘事,緣何能在連環畫、木刻、剪紙、歌劇、秦腔現代劇等不同媒介中持續重生、流轉、積淀,不斷叩擊不同時代人們的心弦?這背后所牽動的是“人民的文學”這一古老而常新的命題。
生于大地,故能信天而游
在創作《王貴與李香香》之前,李季已經在陜甘寧邊區度過數年光陰。他時常背起行囊,與騎驢趕騾的腳戶同徙,傍長城之長,行沙磧之野,聽時高時低的信天游調子在曠野間散落。窯洞口歇腳之際,山坡上剜菜之時,他皆駐足俯身,“親自聽唱,邊聽邊記”。載于粗劣馬蘭紙上的民歌,共積累數十冊,字如米粒,密密麻麻。如他所總結,學民歌需要“整套地學”,究其年代、察其世風、通其方俗、諳其言語,乃至考其流傳之事,方能稱得上真正讀懂一首歌。這番話說得樸素,內里卻暗伏一種交付自我的姿態——不急取用,先使雙耳為那片土地所盈滿。
正是這種潛心伏在大地上的姿態,使他領會了信天游的抒情邏輯。兩句一節,上句比興,下句點題,一開一闔間,天地萬物與人間冷暖皆可入歌。更重要的是,他辨認出一種屬于勞動人民的情感方式:熱烈直白、不曲不隱、愛憎昭然、發乎本心。
由此,李季找到了一種讓革命敘事“擲地有聲”的方式。陜北之地,識字者寥寥,一首詩若囿于紙墨之間,便注定與最廣大的人群隔膜。詩稿尚未付印,已經在同事手中輾轉傳抄;印成鉛字之后,又“不脛而走,不翼而飛”,被不識字的腳戶編入歌喉,翻山越嶺,隨風播散。在這片土地上,真正的讀者是山梁間、窯洞口、運鹽道上以聲音接住詩句的人,他們是“聽者、歌者、傳唱者”。
這種以“聲”為媒的傳播,與“五四”以來新詩訴諸視覺、倚重默讀的專業路徑截然兩途。中國詩學本有深厚的有聲傳統,詩可以興、觀、群、怨,其感發之力,多賴聲以傳。李季以文字為舟楫,渡口語回其本源,使一首現代詩重獲“聲成文謂之音”的古老而鮮活的質地。那不識字的農人與腳戶,在這熟悉的“聲”里,認出了自己的身世與命運,被詩歌召喚入場。“到群眾中去”的文藝理念獲得樸素的印證,詩人與大地合而為一,為時代同聲歌唱。
長詩的筋骨,不能僅僅依靠理念的鑄就。它需要形式的落地,更需要讓情感邏輯和價值體認深植于民間倫理的厚土。
王貴“殺父深仇子要報”,是民間復仇母題的現代轉化;香香的剛烈堅貞,是民間女子為世代褒譽的珍貴品格;“不是鬧革命窮人翻不了身,不是鬧革命咱倆也結不了婚”,將階級解放與個體幸福熔鑄為一。革命敘事由此獲得更為深厚的文化情感根基。而令這部作品跨越八十載卻依舊動人的,更在于那詩句里汩汩涌出的生命感。“玉米結子顆顆鮮,李老漢年老心腸軟。”“千里的雷聲萬里的閃,快里馬撒紅了個遍。”“太陽出來滿地紅,革命帶來了好光景。”……皆是先有山川草木,再有情節的波瀾泛起與情感的波濤洶涌。讓自然在場,讓大地開口,讓革命敘事從土地中流淌。
秦腔現代戲中所增加的“發一回山水沖一層泥,交一回親親脫一層皮”一句,更是將原詩“滿天的星星沒有月亮”中克制、含蓄的情感推向極致,男女情愛的狂放與熾烈奔涌而出,其力已溢出革命敘事之邊界,直抵人類的愛欲與苦難。李季于當初搜集的三千余首信天游中逐一甄別,一字字挑選、錘煉、重鑄,使其既保有泥土之質,復得詩章之“聲情并茂”。孫犁稱李季“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確為知音之論。
這種“大地和人民之子”的品格,在《王貴與李香香》此后漫長的跨媒介改編旅程中,被承續、轉化和反復激活。80年來,它被改編為秧歌劇、黃梅戲、淮劇、秦腔、歌劇、舞劇等十幾個劇種,以及連環畫、剪紙、木刻等十余種藝術形式,還被譯作多民族語言在不同國家出版、演出。不同時代的藝術家從各自的媒介邏輯出發,對原作進行創造性“翻譯”。彥涵的木刻將聽覺經驗轉化為視覺張力;趙國經、王美芳的連環畫展開原詩未曾鋪陳的生活世界;高菊艷的剪紙讓故事回歸民間手藝的日常質感;張曼君的秦腔讓黃土地的粗糲與和聲的肅穆相互映照……每一次改編都是一次重述與升華,亦是一次人民的認領。它的根性讓它生于大地,故能信天而游。
傾聽這個時代真正屬于大地的聲音
80年后回望《王貴與李香香》,其命運恰好折射出“人民的文學”在數字時代的處境。當下創作依然呼喚“從生活來,到生活去”的自覺,李季那種“一镢頭一镢頭”掘取生活與語言的真誠,依然是診療當下某些“懸浮之作”的良藥。然今日之“大眾”已今非昔比,浸潤于互聯網文化,消費方式、情感表達與審美趣味都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新大眾文藝的勃興,創作主體全民化、傳播渠道數字化,使“人民的文學”難以復制舊路徑,而需要在新的媒介生態之中重新尋找落點。
需要指出的是,“大眾創作”并不自動等于“人民文藝”。流量邏輯容易催生欲望投喂而非精神生長,容易帶來情緒宣泄而非認知深化,這與“人民的文學”所追求的啟蒙與解放精神之間,尚存在深層裂隙。當“新大眾”以親歷經驗涌入表達領域,其“自言”打破“代言”的壟斷,但如果經驗的在場性僅止于碎片記錄與即時情緒,而缺乏對現實結構的整體把握,自我書寫亦不過是被流量邏輯、算法偏好與消費欲望共同塑造的虛假幻象。新大眾文藝的生態提醒我們,即便是“身在生活中”的自我表達,也未必天然具有精神重量。
李季當年行走黃沙運鹽道,以耳朵傾聽、以身體交付,將自我沉入大地深處的生命踐履,與今日許多寫作者體驗生活的浮光掠影,其間的差距豈止以道里計?作家融入生活的真誠沖動,是否也已經被某種功利性的“深入生活”悄然置換?李季曾經在創作談中自陳心路,說當初對于民歌在感情上多少有些瞧不起,“頑固地認為‘只不過就是那么回事’”。但是,一位放羊老叟為一樁離婚冤案所編歌謠,以“單純易解”而又“深刻感人”之力,使他幡然有省。正是基層工作中那些切膚的觸動,使他“發覺了自己的淺薄無知”,對“人民的文藝”真正由理論認同走向情感契合。此后在收集信天游的過程中,他獲得一種近乎忘我的欣悅:“它竟會使你覺得自己簡直變成了一只飛鳥。”他確信勞動人民的藝術創造才能,正如篤信其創造世界之力,并執此信念,邁向民歌的寶山。而更深刻的體認還在于,他意識到民歌是時代的歷史產物,并且不斷向前發展,句式、意象與情感方式始終隨世運之遷轉而自我更生。這一洞見,使民歌不再是需要被保護的古董,而是始終活著的語言——它植根于時序,亦生長于時序。
李季的這份領悟,將我們引向更為悠久的中國古典傳統。《詩經》“國風”有“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之謂,漢樂府倡導“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之理,馮夢龍《序〈山歌〉》發“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之嘆,李夢陽、袁宏道重申“真詩乃在民間”之說。民間歌謠向來是“真詩”的淵藪,其辭質直,其情深摯,不假雕飾,直抵文人修辭所難以企及的情感深處。《古詩十九首》的渾樸蒼茫,《孔雀東南飛》的敘事張力,何嘗不皆是從民間沃壤中汲取養分?這傳統流衍至李季,與革命敘事遇合,就有了《王貴與李香香》的新聲。回看今日之文學,困境或許不在技巧,而在與大地之間的傾聽關系日漸疏隔,許多作品精雕細鏤而終乏動人之處,結構森嚴卻生意索然。寫作者是否真的“在情感上”認同民間的力量,還是僅將民間視為可資采擷的素材庫?李季以數年的傾聽、甄別與淬煉,完成了一次“對人民的藝術、對民歌發生愛情”的自我蛻變,而今之執筆者,是否還愿意踏上這條漫漫長路?
或許,《王貴與李香香》給予當下最重要的啟示,仍藏在那“信天游”三個字里。“順天而生,信天而唱。”這是文學和大地之間古老而本質的契約。它不矯飾,不趨時,只是誠實地從土地上生長和敞開。跨媒介改編也正是這種“信天而唱”在當代的延伸:一部作品不再固守一種聲音,而是敢于在不同媒介的“溝壑”間翻山越嶺,讓同一個真理在“隔山喊話”中重新抵達人間。
“順天游,不斷頭。”80年過去了,信天游的調子依然在黃土高原上飄蕩。而今日的寫作者是否還能像李季那樣,悄然緊跟腳戶們的隊列,傾聽這個時代真正屬于大地的聲音?唯其如此,“人民的文學”才能重新獲得體溫與重量。
(作者:劉曉宇,系廈門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