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學筆觸書寫“村超”魅力
貴州黔東南榕江縣的“村超”,已經成為矚目的現象級鄉村賽事,除了海量的短視頻外,媒體人的手記、社會學研究的著作也紛紛面世,而黔東南本土作家姚瑤適時推出紀實文學作品《村超》。相比于其他表達方式,這本書有什么特別的價值?通讀下來發現,《村超》突破“足球賽事”表層,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村超”與黔東南原生態地域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充分展現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活力及其在時代語境下有效轉化的價值和意義。
黔東南是“百節之鄉,歌舞之鄉”。在書的上部“‘村超’探秘”中,作者提到侗族大歌和斗牛,突出“村超”與黔東南民族文化之間的深層次聯系,并且明確指出“村超”是黔東南民族文化、鄉土文化現代轉化的橋梁。黔東南原生態文化以非功利的“樂”為主體特征。這里的人民看重精神生活。這在《村超》所描寫的人物中有著突出表現。正是“樂”文化,為“村超”培育了男女老少、各行各業的大量足球愛好者。這種“樂”文化轉化為“村超”文化,就是書中人物總結的“快樂村超”,即踢好快樂足球、傳播快樂文化、塑造快樂品牌、搭建快樂平臺、發展快樂經濟。“村超”之所以能在黔東南發展起來,從文化精神上來說,就是接通了這種無功利的“樂”文化。
姚瑤始終將時代主題貫穿在自己的敘述之中,善于將每個訪談對象的故事講述上升到時代主題的高度,從特殊性中抽繹出一般性。在《村超》中,不同群體對宏大的時代主題有著不同的感知和踐行方式。鄉親們以他們樸素的方式感知國家政策,善于將政策話語轉換為自己的語言,從而形成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高度認同和對共同體意識的高度自覺。94歲的楊留香老人和89歲的“村超爺爺”楊老趕就是這樣的典型,兩位老人見證歷史的發展進程,對比新舊社會的生活圖景,以質樸的語言表達著對美好時代的贊嘆,訴說著對黨和國家的感恩之情。
在書的中部“‘村超’的幸福笑臉”中,由“小引”引出各行各業的口述史主人公,他們分別講述著自己與“村超”相關的故事,多維、立體地反映出“村超”舉辦地榕江縣經濟社會的發展態勢。每一個人的故事里,又套著另外一些人的故事,還包括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形成一個故事群落。故事無論大小,都是一個有價值的表意單位,都是在講述著黔東南的風情風貌,講述著黔東南人的真善美,都在回應著時代的精神訴求。這種裂變式講故事的方式,可以擴充作品的容量,實現對“村超”的總體性敘述。這種結構方式與多聲部、無伴奏、無指揮的侗族大歌是同構的。作為敘述人,作者的聲音是高音領唱,30位口述者就是30種聲音,各自獨立歌唱,各有各的精彩,又與領唱的高音一起,形成一曲層次豐富、旋律悠揚的壯歌。
《村超》采用跨文體創作手法,融合紀實、散文、詩歌等文體的特點。主體部分的每一章,都由題記、小引、訪談對象口述組成。題記是主體精神的提煉,語言富有詩歌和格言的味道,作者力圖快速傳達信息豐富、情緒飽滿的內容。訪談人引言則提供一種融敘事、抒情、說理于一體的言說方式,引導讀者認識訪談對象。他們的口述語言鮮活、樸素,向讀者展示著真實的生活感受。讀這部作品時,總能感覺到字里行間充滿速度與激情,令人心潮澎湃,停不下來。
“村超”對不同參與者有著不同的意義,現實中的人往往只能從自己的角度認識“村超”,這部作品力求把更多人對“村超”不同維度、不同方式的感知整合到一起,并以敘述人的視角升華這些感知,讓人獲得超越性的立體認識。“村超”是大家共同協作完成的一出大戲,每個人既是配角,也是主角,同時也是觀眾。這種在整體與局部、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辯證認識,提高了人們對共同體意識的自覺性。
在“村超”爆火之后,大家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熱度能否持續。有識之士都在為其由網紅變長紅出謀劃策、貢獻力量。姚瑤的寫作也始終貫穿對“村超”未來的思考。他以濃郁的民族情感和恰切的敘事藝術,將時代主題、原生態民族文化與地域發展融為一體,彰顯出他作為苗嶺之子的使命與擔當,也為新媒介語境下文學何為的問題提供有溫度、有力度的答卷。
(作者:朱永富,系貴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