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大眾文藝”內涵的幾點誤讀及辨析
編者按
“文學新批評”今日推出蘇文韜的《對“新大眾文藝”內涵的幾點誤讀及辨析》。文章通過梳理當下對“新大眾文藝”的幾種典型誤讀,從主體、內容、功能、生產傳播四個方面探討了“新大眾文藝”的豐富內涵及其未來的發展方向。作者認為,“新大眾文藝”不是傳統文學的重蹈覆轍,而是在新時代語境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創作導向,對大眾與文藝及其關系的重新定義,意在建構良性發展的文藝共同體。本文系“文學新批評”首發,感謝作者授權發表。
自《延河》雜志首次提出“新大眾文藝”理念以來,這一文藝理念已逐步引發業內討論并獲得公眾認同,且正式納入國家“十五五”規劃與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文化發展戰略。然而,在當前學術界、文藝界和社會公眾層面,對該理念的理解、闡釋與接受均存在清晰度與準確性不足的問題。既有研究與評論中,有部分觀點將“新大眾文藝”的內涵誤讀為“底層寫作”的地位提升或“素人寫作”的迭代升級;也有部分觀點將其等同于“舊通俗文藝”的流量復刻;還有部分觀點將“新大眾文藝”與“精英文藝”置于相互對立的位置,進一步將其創作主體窄化為體力勞動者,等等。基于上述認知偏差,本文將梳理當下“新大眾文藝”闡釋中的幾種典型誤讀,試圖在重新回到“新大眾文藝”提出的背景及其原初內涵的基礎上,對“新大眾文藝”未來發展的可能性面向進行再闡釋。
一、對“新大眾文藝”的幾種典型誤讀
第一種誤讀是將“新大眾文藝”等同于“舊通俗文藝”的流量復刻。諸多評論習慣性地將“新大眾文藝”簡化為適配短視頻流量邏輯的“爽文、段子、口水歌”,認為其不過是早年地攤通俗讀物更換傳播載體后的產物,其內核仍屬于媚俗趨利、消解思想深度的文化快消品。該判斷完全割裂了“新大眾文藝”所植根的具體時代語境,舊通俗文藝發軔于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時期,服務于早期市民階層的業余休閑及娛樂需求。而當下“新大眾文藝”生長于數智媒介賦權及平權的時代語境,創作者本身即為下沉市場的普通勞動者,內容核心是普通群體依托自身職業對生活經驗的原生態表達。譬如:山東“三農”博主拍攝的膠東漁村日常并非僅以賣慘博取關注,而是對漁業轉型階段漁村真實生態的記錄;工廠務工者創作的流水線隨筆并非刻意渲染悲情,而是將當代藍領的生存處境轉化為可被感知的文字表達,這種“創作者本身即為大眾一員”的本質屬性,是舊通俗文藝完全不具備的核心特征。
第二種誤讀是將“新大眾文藝”與“精英文藝”置于完全對立的位置。既有話語體系中往往隱含著非黑即白的二元敘事邏輯,精英文藝承載思想深度,“新大眾文藝”僅能提供情緒價值。前者高級、后者低級,二者天然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二元劃分本身就是由知識權力建構所形成的認知偏見導致的。在當下的文藝生態中,“新大眾文藝”早已不再是精英文藝的邊角料和邊緣補充,反而成為諸多精英創作的素材來源。譬如:電視劇《漫長的季節》的破圈傳播就離不開對東北民間敘事邏輯的吸收,近年來音樂節中廣受追捧的民謠本身就脫胎于大眾日常生活。在“素人作家”中,諸如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外賣詩人”王計兵、“清潔女工作家”瑛子、“體育老師作家”章新宏等的創作實踐,都早已打破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人為設定的鴻溝。健康的文藝生態本就是循環流動的有機整體,大眾文藝為精英創作提供鮮活的生活素材,精英文藝為大眾創作完成思想提煉,二者并非誰取代誰的二元對立關系,而是相互滋養的共生關系,強行割裂二者的關聯,本質上是精英話語對大眾創作權的變相剝奪。
第三種誤讀是將“新大眾文藝”的“大眾化”“人民性”等同于“泛娛樂化”。不少監管平臺與評論環節直接將“新大眾文藝”的“大眾化”“人民性”特征與“泛娛樂化”畫上等號,認為其普及會拉低全社會的審美水準,因此對其采取限制、邊緣化的處理方式。但實際上,“新大眾文藝”的“大眾化”“人民性”本質是數智時代創作權下放的必然結果。在傳統語境下,文藝創作是少數專業階層壟斷的文化特權,普通群體僅能作為受眾被動接收內容,而當下每個人都可以借助移動終端拍攝視頻、撰寫隨筆、發布音樂作品,創作門檻的消解推動著文藝重新回歸“大眾創作、大眾共享”的原生本質。這種大眾化并不等同于“泛娛樂化”,諸多“新大眾文藝”作品承載著比傳統精英文藝更尖銳的現實關懷。譬如:東莞農民工創作的打油詩就揭露了工廠管理中的不公平現象,小鎮青年拍攝的縣城改造日記記錄了城鎮化進程中普通群體的生存選擇,這類內容的公共價值,遠高于諸多無病呻吟的圈層內創作。
二、“新大眾文藝”豐富內涵的再探討
“新大眾文藝”的內涵不是單向度的,其既賡續了百年中國大眾文藝的“人民性”基因,又是在密切結合新時代社會結構、媒介環境與文化需求的基礎上,對當下文藝特征作出的新論斷,體現出復雜性、豐富性的時代特征,可以說是一場系統性的文藝變革,我們或許可以從主體、內容、功能、生產傳播四個主要方面來理解新大眾文藝及其未來的發展方向。
首先,從文藝主體性層面而言,“新大眾文藝”完成了主體邊界的重構,突破了階層、群體的固化界定。大眾從單一的文藝接受者延伸至創作者,成為文藝生產的重要參與者。這離不開新媒介的加速發展和普及,如短視頻、UGC內容平臺與AI創作工具的廣泛應用,降低了文藝創作的技術門檻,普通創作者也可以是新大眾文藝的創作主體,并且涵蓋不同年齡、職業、地域的社會群體。這種主體層面的多維度拓展,刷新了我們對創作主體的固定看法,并且,隨著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創作主體還在持續表現出新的特征,在不久的將來還會展現出新的變化。
其次,從內容維度來看,“新大眾文藝”在日常個人敘事與時代公共敘事的融合方面實現了突破。“新大眾文藝”的內核是錨定新時代中國人民的生活實踐,實現了日常個人敘事與時代公共敘事的有機融合。“新大眾文藝”的內容天然具備新時代的公共屬性,它從大眾的個人體驗出發,承認并接納大眾的日常審美需求,契合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多元向往,自然生發出對時代議題的回應。例如:短視頻作品《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從創作者個人的親屬記憶切入,投射出當代青年對焦慮、奮斗與生命意義的集體思考,引發了全社會范圍的廣泛討論。這種“從日常出發回應時代”的內容特征,區別于傳統宏大敘事的表達范式,進一步強化了文藝與大眾生活的聯結。
再次,從文藝價值與功能維度來看,傳統大眾文藝的核心功能突出啟蒙屬性,而“新大眾文藝”不再發揮文藝自上而下的教化功能,廣大人民群眾才是文學的主角,但在新媒介時代也表現出與傳統大眾文藝相雜糅的特性。“新大眾文藝”依托大眾喜聞樂見的傳播形式,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大眾的日常文化生活,例如:許多“脫貧題材短視頻”“抗疫主題vlog”,均是普通大眾記錄自身的親歷故事,這種“大眾講,大眾讀”的方式,賦予大眾個體用文藝表達自我的可能。在“新大眾文藝”的生產過程中,普通大眾通過創作實現自我表達、獲取群體認同,完成了個體的精神價值建構,更易引發情感共鳴,凝聚全社會對新時代發展成就的認同,構筑全體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園。
最后,從重構文藝生產傳播機制來看,在媒介融合語境下,“新大眾文藝”構建了開放多元的全新文藝生態,其所倡導的是整個文藝共同體的開放性建構與重塑,算法推薦的普及使得碎片化內容得以便捷觸達用戶,流量邏輯驅使文藝創作逐漸轉向迎合受眾需求的路徑,傳統閱讀秩序中遵循的生產傳播路徑正發生根本性重構,重塑文藝生產與閱讀關系的深刻變革正在持續進行。在當前多數網絡文學平臺中,讀者可隨時介入故事文本,修改情節、補充細節,甚至可自主從零開始完成獨立創作。“閱讀”不再局限于對既有成品文本的接受,而是從內容接受到創作完成覆蓋整個鏈路中的用戶體驗。將“千人一面”的標準化閱讀轉化為“千人千面”的精準情感匹配,在生產傳播中產生了新的文學創作形式和傳播機制。
綜上,“新大眾文藝”不是傳統文學的重蹈覆轍,而是在新時代語境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創作導向,對大眾與文藝及其關系的重新定義,意在建構良性發展的文藝共同體。上文只是筆者個人的一點觀察和思考,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技術的革新,“新大眾文藝”的內涵和形式也將會不斷呈現出新的特征,其本身便內涵著面向未來的多種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