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崗:幻燈片事件與“魯迅文學”的原點
編者按:8月22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羅崗,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楊宸,從“幻燈片事件”這一青年魯迅生命與思想歷程中的關鍵節點出發,帶領讀者回到魯迅文學發生的現場,追問“魯迅文學”的原點。該活動也是上海市作家協會聯合東方出版中心共同舉辦、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協辦的五場“關于魯迅”系列講座第一講。本文根據現場講座整理。

學者羅崗(左)與楊宸(右)。攝:羅昕
《〈吶喊〉自序》:回答怎么做起小說來
關于幻燈片事件,魯迅自己一共寫過三次。
第一次直接講到這個事件,而且和我們熟悉的“棄醫從文”有直接關系的,就是《〈吶喊〉自序》。
《吶喊》是魯迅先生的第一部小說集。撇開早年發表的文言小說《懷舊》,從《狂人日記》開始,他突然寫了這么多白話小說。所以等到小說集要出版的時候,魯迅必須回答一個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怎么做起小說來”。
此前他在北京任職,住在紹興會館,抄古碑,很長時間沒有寫小說。后來一發不可收拾寫了這么多,他需要解釋自己的文學道路。《〈吶喊〉自序》雖然放在小說集的最前面,實際上是在小說基本結集之后才寫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回答“我為什么會棄醫從文”。
如果仔細分,魯迅其實有兩次“從文”的經驗。第一次,是從仙臺醫學專門學校退學之后到東京,準備辦《新生》雜志,后來和周作人一起編譯《域外小說集》。這些文藝活動在當時并不成功,《域外小說集》銷售也很慘淡。第二次當然不能再叫“棄醫從文”,而是在錢玄同等人的推動下重新開始文學寫作,《〈吶喊〉自序》里也寫到了。但對魯迅來說,從事文藝活動的這個念頭,確實可以追溯到幻燈片事件。

《吶喊》是魯迅先生的第一部小說集,這版封面由魯迅自己設計并題寫書名。
我們先看《〈吶喊〉自序》里關于幻燈片的描寫。當時醫學課堂也用“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態,這里的“電影”不是我們今天說的電影,實際上指幻燈。正值日俄戰爭,課間也會放一些戰爭畫片給學生看。魯迅寫道:“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
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當時只有魯迅這一個中國學生。所以《〈吶喊〉自序》有一句:“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這里“我那同學們”,實際上就是日本同學。日俄戰爭中日本最終戰勝俄國,日本學生會為戰爭的勝利歡呼。
接著魯迅看到了那張幻燈片: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強壯的體格”和“麻木的神情”這個對照很重要。我們今天還熟悉“東亞病夫”的說法,魯迅早年也很關心強壯體魄的問題,包括《斯巴達之魂》這樣的寫作。由體格轉向精神,體魄與精神究竟是什么關系,是理解這件事的一條重要線索。
同時還要注意,這個場景里有中國人、俄國人、日本軍人,戰爭使不同國族的身份越來越清楚。但《〈吶喊〉自序》里的“我”卻有一點微妙:“我”跟著同學們“隨喜”他們的拍手和喝采。作為觀看者的周樹人,他自己的身份在這里處在一種相對模糊的位置。
《〈阿Q正傳〉俄文譯本序及著者自敘傳略》:從體格到精神
第二次明確講幻燈片事件,是1925年的《〈阿Q正傳〉俄文譯本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他寫道,自己進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這里也很有意思,因為面對俄文讀者,他寫“俄日戰爭”,沒有寫“日俄戰爭”。接著他說,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為做間諜而將被斬,于是又覺得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這里對“棄醫從文”的解釋非常明確,也和《〈吶喊〉自序》相呼應。
在這個敘述里,不管體格多么強壯,如果精神是麻木的,也不過是“示眾的材料和看客”。于是魯迅從早期對體格問題的重視,轉向對人的精神狀態的要求,這就是后來我們非常熟悉的魯迅的啟蒙主義:怎樣使處在麻木狀態中的人看清自己的處境,怎樣在精神上喚醒他們。
這也可以和《〈吶喊〉自序》里的“鐵屋子”比喻聯系起來。沉睡在鐵屋子里的人,需要有人把他們叫醒。值得注意的是,《〈吶喊〉自序》和《〈阿Q正傳〉俄文譯本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都是“序”。它們都必須回答“我為什么寫作”“我為什么寫這樣的作品”,所以都具有為寫作說明、為寫作姿態說明的功能。
《阿Q正傳》里的阿Q,經常被視為精神上麻木不仁的典型。所謂“精神勝利法”,就是用“瞞和騙”的方式處理自己的現實處境,使自己暫時從失敗的現實里解脫出來。所以無論給《吶喊》寫序,還是給《阿Q正傳》俄譯本寫序,都指向一個啟蒙的結構:誰是啟蒙者,誰是被啟蒙者?
魯迅作為寫作主體,同時也是啟蒙主體。他要通過作品去喚醒那些麻木的、仿佛還在鐵屋子里沉睡的人。但是要維持這個啟蒙結構,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位置必須相對明確。如果我這個啟蒙者身上也有被啟蒙者的毛病,我憑什么去啟蒙別人?比如我自己也有“精神勝利法”,那我憑什么批評阿Q?我和阿Q一樣都是中國人,你批評阿Q的資格從哪里來?
所以這兩篇“序”一方面回答了魯迅寫作的目的——為了啟蒙;另一方面也強化了他作為寫作主體和啟蒙主體的位置。《〈吶喊〉自序》雖然有很強的敘事性,但它最后仍然主要是為了說明自己的文學道路,而不只是在講一個故事。真正使問題復雜起來的,是第三篇《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漏題事件”與主體位置的變化
《藤野先生》發表在1926年12月,后來收入《朝花夕拾》。這篇文章很復雜,到今天還是中學課本里的重要篇目,對幾代中國讀者都有很大影響。我們過去在中學里講《藤野先生》,通常會講愛國主義、師生關系,或者魯迅對老師的尊敬。這些當然都沒有問題,但如果把它和前兩次對幻燈片事件的敘述放在一起看,就會出現新的問題。
《〈吶喊〉自序》和《〈阿Q正傳〉俄文譯本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都是序言,需要解釋魯迅為什么寫作;《藤野先生》是一篇回憶性散文,它沒有這樣的文體任務,主要是回憶留日時期的經歷。因此,同一事件在這里的組織方式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魯迅把“漏題事件”和幻燈片事件放在了一起。
所謂“漏題事件”,大意是魯迅解剖學考試及格了,而當時班里有不少日本學生沒有及格。魯迅又是班里唯一的中國學生,藤野先生平時對他比較關照,尤其給他的解剖圖做過認真修改。現在還能看到魯迅留下的醫學筆記,上面確實有藤野先生修改的痕跡。于是有些日本同學懷疑:藤野先生是不是在考試前給魯迅漏了題,所以他才能及格?他們甚至要求檢查魯迅的筆記。
當時日本社會對中國人存在明顯的歧視,“清國奴”就是很不客氣的稱呼。竹內好后來把這個“漏題事件”稱作“找茬事件”,也就是說,日本學生是在找魯迅的茬。事情后來經過說明,最終不了了之,但它對魯迅的心理沖擊不能忽略。
《藤野先生》中有一句很值得細讀:“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這里冒號之后是在解釋前面的心理邏輯。中國是弱國,于是中國人也被預設為“低能兒”;一個中國學生考及格了,反而變成了可疑的事情。這個“弱國”的形象,在日俄戰爭之后被進一步強化。
匿名信開頭那句“你改悔罷”,也和日俄戰爭的輿論背景有關。隨后魯迅寫:“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這里的“接著”很重要。從實際時間看,漏題事件和幻燈片事件之間并不是緊挨著發生的,中間隔了幾個月。那么魯迅為什么在敘述上寫“接著”?我覺得這里有物理時間和心理時間的區別。實際時間隔開了,但在魯迅的心理經驗中,這兩件事是緊緊相連的。
想象一下他的處境:班里只有他一個中國人,相當一部分日本同學認為他如果能及格,大概就是舞弊。于是“中國人”的身份被非常強硬地推到他的面前。前面《〈吶喊〉自序》中,他還可以“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這個“中國人”的身份似乎可以暫時模糊;到了找茬事件里,他被從日本同學中間硬生生地“擇”出來了。你就是中國人,而且正因為是中國人,你才被這樣懷疑。
所以接下來再看幻燈片,就出現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坐在課堂里的周樹人,和幻燈片上的那些中國人,到底是什么關系?《藤野先生》不是先把中國人作為中心來寫,而是先說“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然后才說“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其中一個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關于“槍斃”究竟是不是對具體處刑方式的準確記憶,后來有很多考證和爭論,這里先不展開。真正重要的是最后那一句:“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這個“我”至少有兩層意思。第一,整個講堂里幾乎都是日本學生,只有“我”是孤零零的中國人;第二,幻燈片上是一群中國人,講堂里“還有一個我”,這個“我”和畫面中的中國人形成了直接的呼應——我也是中國人。
這樣問題就反過來了。我們以前常說,幻燈片上的中國人麻木不仁;但是魯迅也在被日本同學看。我是不是麻木不仁?如果我這個中國人并不是只有麻木,我有自己的感受、反省和覺悟,那么幻燈片上那些被我們概括為“麻木”的中國人,是不是也可能并不完全像我們想象的那樣?
這和《阿Q正傳》也可以聯系起來。阿Q當然常常麻木,但汪暉老師曾討論過阿Q某些“生命瞬間”:在饑餓、性等原初沖動出現的時候,他會短暫地對自己生活的未莊世界產生懷疑。到臨刑前,魯迅寫那些觀看他的眼睛仿佛變成了“狼的眼睛”,某種程度上也包含一個驟然意識到自己處境的時刻。
因此,“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還可以和《〈吶喊〉自序》里的“我”比較。《〈吶喊〉自序》說“我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我”處在句子的最前面,是一個相對穩定的主語和觀看主體;到了《藤野先生》,卻是“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這個“我”仿佛也進入了被觀看的位置。作為主語的“我”和某種意義上作為賓語的“我”,恰恰表明了魯迅觀看位置、主體位置的變化。
所以重新講述幻燈片事件,重要的不只是被講述的時間——1905、1906年,更重要的是講述這些往事的時間——1922年到1926年。這個時期魯迅自己的思想也在變化。《〈吶喊〉自序》所處的“五四”高潮時期,他還比較強調“聽將令”、為先驅者“吶喊”的啟蒙姿態;到了《彷徨》《野草》的寫作時期,已經進入所謂“五四落潮”,魯迅對啟蒙主義和自己的主體位置都有了更深的懷疑與反思。
1926年前后,《吶喊》《彷徨》《野草》以及《故事新編》中的重要作品都已經陸續完成。在這個背景下,《藤野先生》重新講幻燈片事件時呈現出的主體反思,和前兩篇序言已經很不一樣了。這就是我所說的“作為文本事件的幻燈片事件”。作為視覺事件的幻燈片:圖像、史料與“看—被看”
20世紀60年代,日本研究者曾在東北大學醫學部相關教研室里找到一臺幻燈機和十幾張幻燈片,其中有日俄戰爭的戰爭畫片,只是沒有找到魯迅所描述的那張處刑照片。
日本還有一本很重要的資料《魯迅在仙臺的記錄》,出版時魯迅當年的一些同學還在世,研究者采訪了他的班長和同學。關于仙臺時期和幻燈片事件的研究,這些材料到今天仍然繞不過去。
雖然原片沒有找到,后來卻發現了一些非常相似的戰爭照片。其中一張是1905年3月20日在開原城外拍攝的,收入攝影集《滿山遼水》。攝影者是日本近代攝影師三船秋香,他在營口經營寫真館,在日俄戰爭期間拍攝了大量戰爭照片。日本當時有“大陸政策”“滿蒙戰略”等擴張構想,這些戰爭圖像也處在這樣的背景中。
《滿山遼水》后來出版時收入一組處刑照片,其中有題為“露諜的斬首”的照片。日文中“露”指俄國。畫面和魯迅的描述非常相似:中間有被處刑的中國人,周圍有中國看客,執行者是日本軍人,而且確實使用軍刀斬首。
后來日本學者鈴木正夫繼續追查這個問題。他在研究幻燈片事件時注意到《滿山遼水》,并發現這不是一張孤立照片,而是一組連續的影像:從抓獲、示眾、游街到斬首,形成一個系列。他后來寫了文章,中文譯文也曾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三船秋香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身份,他是電影演員三船敏郎的父親。
日本學者的研究還找到了當時《河北新報》的相關新聞。報道把幾個被認定為“俄探”的中國人五花大綁,拉到眾多看客面前處刑。這里“看客”的出現很值得注意。報道甚至寫到圍觀者有數千人,又用“蒜臭撲鼻”這樣的詞描寫中國人,同時把處刑寫得非常冷靜,甚至帶有凈化、美化的色彩,把死者說成像戰場“露水”一樣消失。這樣的語言和血腥的殺戮之間形成了很強的反差。
回到藤野先生本人,也能看到當時日本社會內部并非鐵板一塊。放映幻燈片的細菌學教授有海外留學經歷,受歐洲醫學教育影響,學校的幻燈機和教室設備也體現了這種現代教育技術。藤野先生則是日本本土培養的教師,在高度推崇“留洋”、強調“脫亞入歐”的環境里,他本人的位置并不占優勢。后來藤野嚴九郎在《謹憶周樹人君》中回憶,自己從小接觸漢文,對中國文化有尊重和親近感。也就是說,他對周樹人的態度和當時日本社會的主流國族情緒并不完全相同。
竹內好:“咀嚼著屈辱”離開仙臺
1906年3月,魯迅從仙臺醫學專門學校退學。傳統敘述往往把這件事講得非常順:看了幻燈片,發現醫學只能改變體格、不能改變精神,于是憤然離開仙臺,棄醫從文,開始用文學改造國民性。
但我覺得,要理解魯迅的退學,還是應該把幻燈片事件和前面的“漏題事件”或者“找茬事件”聯系起來。竹內好很早就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理解。他把這整個經歷稱為“仙臺事件”,而不是只把它縮減成一個單獨的幻燈片事件。
竹內好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大意是說:魯迅并不是抱著“要靠文學拯救同胞的精神貧困”這種昂首挺胸的愿望離開仙臺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著屈辱離開仙臺的”。也就是說,他并沒有那么從容地想:醫學不行,那我就改搞文學吧。我們后來常把“棄醫從文”講成一個非常明確、非常昂揚的選擇,但竹內好認為,首先存在的是一種被侮辱、被迫意識到自身位置的經驗。
竹內好在1943年寫作、1944年出版的《魯迅》中已經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他為什么會這樣讀?一個原因是他作為日本學者,對魯迅寫日本生活、寫日本人的文字,可能比中國讀者更敏感,更容易體會到那種具體處境。
這樣我們再回到“視覺事件”,就會看到幻燈片中有非常復雜的“看”與“被看”。畫面里有日本劊子手、被處刑的中國人和圍觀的中國人;講堂里有魯迅和他的日本同學。魯迅當然是觀看主體,他可以看劊子手、看被處刑者、看看客,也可以看整張幻燈片。
但日本同學也在看幻燈片,而且他們還可以看魯迅。魯迅也是中國人:當你看到中國人被日本人處刑時,你是什么反應?反過來,魯迅也在看他的日本同學怎樣看這張幻燈片,怎樣拍手、怎樣喝采。所以觀看不是一條單向的線,而是多重交叉的關系。
《〈吶喊〉自序》中魯迅說自己“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可是如果把它放到找茬事件之后再理解,他還能那么輕易地“隨喜”嗎?身份已經被強行標記出來:我既在看,也在被看。正是在這里,作為文本事件、視覺事件和主體經驗的幻燈片事件重疊在了一起。今天到日本東北大學,還能看到仙臺醫學專門學校舊址相關紀念標識,當年觀看幻燈片的階梯教室等舊跡也仍有保存。有機會去仙臺的話,可以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