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魯獎獲得者梁小斌:我們的生命,往往處于守望的狀態
梁小斌是朦朧詩的代表詩人之一,他的《雪白的墻》《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等作品為當代詩歌讀者所熟知。但仔細查閱發現,他有數十年的詩歌寫作生涯,但迄今只出版過三本詩集。近些年來,由于身體的原因——既有視力上的受限,也有體力上的困境,他只能通過口述的方式進行寫作。此次采訪,由于梁老師無法長時間地接電話,曾一時耽擱,后來得到張培亮、王長征、王中朋等詩友的幫助,順利完成。梁老師一談起詩歌,聲音洪亮,思維敏捷,不時有警句冒出來。
——采訪手記
口述寫作要基于心靈活動的暢達
記者:梁老師,您好。恭喜您以詩集《又見群山如黛》獲得第九屆魯迅文學獎。首先請您談談詩集中的同名詩作《又見群山如黛》以及以之為書名的原因。
梁小斌:這次能夠獲獎,非常感謝評委們的厚愛。這份溫暖,是呵護我繼續前行的動力之一。在《又見群山如黛》這首詩中,我主要想表達的是自省。在爬山的時候,會有長長的圍欄在保護著我們。它預防我們一個趔趄,跌入了深谷。我們在扶著欄桿前行的人生道路上,可能也會遭遇很多類似的踉蹌和挫折。有一段時間,我猛然想到,整個群山也需要呵護。為什么呢?我想到,必須“謹防群峰一個回閃”,落入我們心靈世界中的“黑色沉潭”。我個人寫作詩歌的體會就是,詩人要善于自我反省,甚至是自我檢討。在未來的寫作實踐中,這依然是我努力的方向。
記者:您在詩集自序中提到,由于身體的原因,其中的許多新作是通過您口述、再由詩友筆錄完成的。這種被迫的口述寫作,給您帶來哪些不一樣的寫作心境和語言節奏?
梁小斌:通過口述來寫作,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出言要謹慎。這是因為,說出去的話,自己要負責任。但是,謹慎之后,還要有一份果斷。這份謹慎與果斷,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告知的意味。寫出來的詩,可能只是自我的傾訴;但說出來的詩,卻有現場的“讀者”(聽眾)存在,所以,說出的話要具有一定的告知的意味。這意味著,我們所說的,肯定是多年想說的話,是謹慎地表達,而不是在那里無所顧忌地傾瀉。所以,口述肯定不是漫無邊際的。口述逼迫我們只說那些非說不可的心里話。這種寫作方式有的時候強化了我的寫作責任感。與此同時,口述寫作要基于心靈活動的暢達。口述的節奏,有時候會推動一種新型語感的發生。
記者:從《一種力量》《敲擊之聲》《掃帚記事》《懺悔日記》等詩作中可以看出,您非常善于從日常生活中的動作、細節、場景,譬如斧頭的斧鋒、打鐵發出的叮當聲、掃地時的來回踱步、當知青時的偷雞之夜等,生發出豐盈的詩意。將日常生活轉化為詩,是一項復雜的工程。您能否回顧一下您較為深刻的一個細節或者場景,然后它最終是如何進入您的詩歌之中的?
梁小斌:我就說青少年時期的一個細節吧。夏天,為了驅蚊,我蹲下來點蚊香。蚊香點著了,我就站了起來。在站起來的一剎那,我腦海里猛然閃現一個念頭:如果蚊香滅了,我還得重新蹲下來!所以,為了避免重新蹲下來,為了避免這個動作的反復,我還不如長時間地蹲在那里。這讓我漸漸地產生了關于守望的想法。一個人長時間地固定在一個姿態上守望著什么,這個時候就會發生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家里人就想,這個人怎么還不睡覺,于是就把枕頭跟毯子什么的甩下來。所以,想要守望,后勤工作也必須跟得上。這實際上也蘊含著關于生活的深刻道理。我們的生命,往往處于一種守望的狀態。這份守望,關涉方方面面的人,引發出豐富多彩的心理感受。所以,我的很多詩歌都與守望的主題相關。
“海棠依舊”和“綠肥紅瘦”代表不同的哲思
記者:詩集中的《洗硯觀止》《一只手伸向方圓》《垂露雙魚》《蚯蚓折骨》《鐵砣抱真》等詩作,似乎都與書法有關。請介紹一下您的書法實踐,以及它對您詩歌寫作的啟發意義。
梁小斌:我個人學習書法的體會是,書法要講究一種筆力的“柔”和“韌”。甚至可以說,“柔”和“韌”是書法筆力的根本表現。書法寫作與詩歌寫作密切關聯。有時候,書法的練習甚至比詩歌的練習更具魅力。從表面上看,書法的游刃有余,會促成我們詩歌語言的自由度。但實際的情況,我個人認為恰恰相反。書法表面上的自由度和游刃有余,反而促使我們的詩歌寫作在語言上要顯得更加精致、更加具有推敲的力量才行。
記者:詩集中的很多詩作具有鮮明的哲理性。在我看來,這種哲理性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融哲理于生活,或者說,從具體場景中悟出生活化的哲理,如《身世》《不要打聽樹木的年輪》《又見群山如黛》等;另一種是對傳統哲理和觀念的辯駁,雖然也盡量取景于生活,但理論性、思辨性較強,如《笛卡爾之辯》《充足理由律》《精衛填海新說》等。您認為詩歌與哲學的關系是什么樣的?通過這些嘗試,您認為詩歌如何才能更好地表達哲理?
梁小斌:我覺得哲理可以大概分為兩種:一種是現成的哲理,就是已經放在那或者明擺著的哲理;另一種哲理,則是需要我們自己體會和發現的哲理。可以借用《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中的兩個詞來分別概括:“海棠依舊”對應的是前一種哲理,“綠肥紅瘦”對應的是后一種哲理。這代表著哲理詩寫作的兩個方向。
“海棠依舊”是詩歌創作的一個基本母題。圍繞這個母題,我們可以寫一輩子的詩。我們每天出門,基本上就是“海棠依舊”的感覺,就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變化。這會給我們帶來一種渾然一體的古典思考。但是,慢慢地,我們肯定也能發現一些不容易被發現的細微變化。這就引導我們進入“綠肥紅瘦”的寫作境遇。我們什么時候才會注意事物微小的變化呢?我們有什么樣的心靈,才能捕捉這些細小“波紋”呢?這就需要我們的內心深處要有時刻糾正自己錯誤的思辨。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發現,自己有惰性了。我沒有發現新的“綠肥紅瘦”,這就是我需要檢討的地方。
記者:詩集收錄了《雪白的墻》《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等早期名作。您現在如何看待這兩首詩?
梁小斌:《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的主題是尋覓,而《雪白的墻》的主題是守望。我可能對“守望”這個詩歌主題,想得比別人多一些。人在守望的過程中,可能會逐漸產生懈怠,也可能會觸發反省,所以,詩人可以將整個人生的復雜現象放在“守望”的基本母題里充分展開。我個人認為,詩人在詩歌寫作中應該有一些屬于自己的基本母題。在這些基本母題的基礎上,把自己的彷徨、奮進表達出來。
寫作者對分行應該更加謹慎一些
記者:您既寫詩,也深耕思想隨筆創作。在具體呈現類似的素材和思考時,這兩種文體各有什么優勢,有哪些不同之處?從詩歌文體建設的角度看,分行為何重要?如何才能更好地進行分行?
梁小斌:詩歌和隨筆,確實存在很多差別。詩歌相對于隨筆而言,會更加強調語言的精煉。分行對于詩歌來說的確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對于分行要尤其謹慎。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平時很多散漫的語言,根本沒有達到分行的價值。分行的意思就是說,我說的話很重要、很精練,所以要以分行的形式表達出來。但是,很多所謂的詩歌,其實是對分行規則的戲弄。我始終認為,分行應該是嚴肅的。能否分行?怎樣分行合適?詩人對這些問題應該有深入的思考。現在,分行的隨意性太普遍了,恐怕連我自己也不例外。我們似乎對分行失去了敏感度。對此,我們每一個詩歌寫作者都應該時時自省。
記者:您曾說過:“把詩歌寫作和人生經歷區分開來,并不是我這個詩人的長項。”那么,您覺得自己會經常把詩歌的思維帶到現實生活中來嗎?返回去看走過的寫作之路,您對詩歌抱有什么樣的態度?
梁小斌:詩歌思維跟日常思維有時候確實存在“打架”的情況。我自己是否堅持了詩歌思維呢?我雖然沒有說出來,但自己也是心里有數的。在覺得詩歌給自己帶來很多麻煩的時候,在下定決心要拋棄它的時候,我總是在想,過些天再說吧。
當然,人活著并不見得非要寫詩。但即便不寫詩,“世界應該是什么樣的”“人生應該如何過”等基本問題,也會不斷地撞擊我們的心靈。這背后涉及一個人的世界觀。這種看似“大道理”的哲學反思,實際上直接指導著每個人的具體言行。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對這些根本問題的思考和關注太少了。因此,無論是寫詩還是生活,我們都需要保持對根本問題的觀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