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魯獎獲得者謝有順:剝掉理論的硬殼,回到文學最柔軟的內核
7月15日,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揭曉,作家謝有順憑借作品《文學的深意》榮獲文學理論評論獎。本報記者就此專訪謝有順,邀請其暢談獲獎感受、創作心得與文學觀念。
為了采訪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我特意買來《文學的深意》,做了深入的閱讀。書中看似簡單的句子往往夾帶極高的信息密度。作為讀者,我需要細細思量,才能讀出其中的“深意”。我始終感覺,文章背后站的那個人就是生活中遇到的謝老師,謙和有禮,有感情、有溫度。這和他在評論中強調的“寫作的后面站著一個人”的觀點一致。他始終倡導“有體溫的批評”。在書中,他探討文體的價值,為作家們寫下專論,剖析近年的重要作品,品評批評家們的批評實踐,帶我們深入理解何為“文學的深意”。謝有順說:“文學研究最核心的應該是對人性、審美的感悟和解讀,此外都是旁支?!毕襁@樣斷言式的表達,如今已很少有人敢下。但無論在這本書中還是在此次采訪中,滿滿都是這般擲地有聲的表達。
——記者手記
文學評論的根本,是人對人的理解
記者:《文學的深意》全書共有四輯:文學的召喚、個體的凝視、小說的目光、批評的倫理。編排背后是否有一條內在的脈絡?如果讀者只讀一章,您會推薦哪一部分?
謝有順:這是一部批評文章的集子,分輯只是做了一個簡單的歸類。第一輯“文學的召喚”談的是當代文學整體走向、文體精神;第二輯“個體的凝視”主要是作家論;第三輯“小說的目光”是具體的小說文本解讀;第四輯“批評的倫理”則反思批評的立場、尊嚴與主體建構,探討我們為什么做批評、該做什么樣的批評。書里的文章長短不一,有興趣的人讀其中的個別篇章就好。
如果推薦讀其中一輯,我會推薦“個體的凝視”,因為這一輯能體現我的批評立場——文學最終是關于人的學問。作家不是抽象的觀念載體,而是一個個具體的、帶著體溫的生命。理解他們的寫作,首先就是要理解他們的生命境遇。
記者:收錄在書中的文章跨越多年,記錄了您持續觀察當代文壇的軌跡。在該書編選和出版過程中,有沒有做刪改或重寫,背后有沒有故事可以和我們分享?
謝有順:書中的多數文章是近年的新作,少數篇章寫于更早以前。有些判斷今天看來可能過于樂觀,有些表述也帶著當時的語境和語氣,但除了個別字詞的訂正,我并沒有做大的刪改或重寫。批評文字也是一種“檔案”,它記錄了我在不同階段對文學的理解、對作家的認知,也記錄了我自己的困惑和局限。保留那些不成熟的甚至可能略顯偏激的痕跡,恰恰是為了呈現一種真實思考的軌跡。
記者:“有體溫的批評”是您在《文學的深意》中著力踐行的批評理想,您還提出“理想的批評是以生命的學問理解生命的存在”。結合書中的作家評論案例,能否具體闡釋什么是“有體溫的批評”?
謝有順:批評不能讓人讀了心生寒意?!坝畜w溫的批評”首先要求批評者有理性、有判斷,但這種理性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帶著對人和生命的理解與關切。我說“以生命的學問理解生命的存在”,意思是批評家不能只把作家作品當作分析對象,而要當作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言說。你要理解遲子建小說中的溫暖,就要看到那種溫暖是經歷苦難之后仍然選擇善意的力量;你要理解蘇童筆下的南方,也不能只談意象和氛圍,還要理解那種陰柔、頹敗背后藏著的生命記憶。批評要有“穿透性的同情”,傾全靈魂以赴之,經驗作者的經驗,理解作品中的人生。并且,批評最終所指向的,也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褒貶,而是對作品所呈現的生命境遇的回應。
記者:《文學的深意》始終貫穿著“文學與生命互證”的批評立場,您也提及“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寫作力量”。在AI時代,“人格”在文學評論中意味著什么?
謝有順:人格不是語言風格,而是一個人的生命經驗、價值判斷、道德勇氣、審美偏好、精神底色,以及他在關鍵時刻愿意為什么而承擔、為什么而拒絕。這些難以被算法復制。AI有技術理性,但沒有道德理性。在AI時代,文學評論中的人格至少意味著這幾點:第一,文字背后有一個具體的人,有他的感悟、立場和脾性,而不是一個匿名的知識裝置;第二,批評者說的每一句話都要敢于負責,要進行語言確權,而不是生成一段看似正確卻無需負責的文本;第三,批評者有自己的判斷尺度,有勇氣說出和潮流、和他人、和流量不一樣的話。
文學批評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個體經驗的寫作,人格也意味著獨一無二的視角,意味著帶著個人創傷、經歷、價值觀去判斷作品的勇氣。文學評論的根本,是人對人的理解。只有當評論家把自己的生命經驗投入進去,用自己的人格去為作品擔保時,這種評論才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重量。這是AI無法抵達的荒原。
誠與善里才有真文學
記者:翻閱《文學的深意》可以發現,您習慣從人物、寫作者的個體生命體驗進入文本,較少堆砌宏大理論。這種批評視角是如何形成的,與您的個人成長、學術歷程有何關系?
謝有順:我生在福建長汀的鄉村,童年聽的是民間故事,看的是鄉親們在土地上的生死歌哭,特別具體,也特別沉重。他們不懂理論,但每句話、每個眼神里都是人生。這讓我感受到人的命運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在承受。后來讀大學,接觸文學理論,心里就始終有一個警覺:理論要呼應、照見生命,不然就只是空轉。我早期研究先鋒小說,發現那些哪怕最先鋒的技術背后,仍然是人的精神的困境和掙扎。技術可以新,但文學最終要回答的還是“人為什么活著”“人如何面對苦難和虛無”等問題。我更愿意先理解一個人,再理解他的文學;先進入作家的生命來路,再分析他的敘事選擇。理論應該像鹽一樣溶解在水里,而不是像石子一樣硌牙。這種視角的形成,其實是想努力剝掉理論的硬殼,回到文學最柔軟的內核。
記者:您長期堅持走進文學現場研究當代文學,并在多處談及,脫離鮮活創作現場,高校文學教育容易走向暮氣。在當下,現場感是否正在成為一種稀缺能力?您如何平衡學術生產與批評的即時介入?
謝有順:現場感確實越來越稀缺。很多文學研究對文學現場的感知是滯后的,甚至是不關心的。這很可惜。文學教育如果脫離了鮮活的寫作現場,就容易變成單一的知識傳授,失去對正在發生的文學變革的敏感。但現場感不等于“趕場”。不是參加幾場研討會、寫幾篇時評就是有現場感。真正的現場感,是你始終對當下的創作保持好奇和敏感,直接面對新的文本、新的作家、新的讀者,并在第一時間作出判斷。
學術是深水區,批評是前沿勘探。學術生產需要積累和沉淀,但批評的即時介入也是一種學術生產,只不過它要求更敏銳的感受力和更快速的反應能力。如果一種學術不能解釋當下的文學經驗,那這種學術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記者:很多讀者認為文學理論評論枯燥晦澀,但您始終堅持讓學術有溫度、有生氣,《文學的深意》便是例證。在您看來,文學評論應該如何平衡好學術嚴謹性與大眾可讀性?
謝有順:學術的嚴謹性和可讀性并不矛盾。很多文章之所以晦澀,不是因為思想太深,而是因為寫作者自己沒想清楚,或者故意用過多的術語筑起一道墻,掩飾思想的貧乏。真正想清楚的問題,是可以用樸素、準確、有節奏的語言講出來的。我寫作時,常常設想讀者不一定是同行,而是一個有閱讀能力、對文學有好奇心的普通人,讓批評關聯起人的日常經驗、情感和困惑。學術嚴謹性體現在材料可靠、論證嚴密、判斷有據,而不是體現在語言的艱深上。
好的批評文章應該有一個清晰的核心判斷,然后用具體的文本細節、生命經驗去展開它。語言要清晰,邏輯要有力,判斷要誠實。誠與善里面,才有真學問,才有真文學。
記者:您提出“誠實是批評最大的公正”。您認為當下的批評家如何保持這種“誠實”?
謝有順:誠實首先是對自己誠實。你得承認自己的審美偏好,承認自己有不喜歡的作品、不熟悉的問題,承認自己的判斷可能是有限的。其次是對文本誠實。讓材料說話,讓細節說話,不要為了一個預設的結論去扭曲文本。再次是對讀者誠實。不隱瞞你的判斷,不模棱兩可,不把一篇平庸的作品說得天花亂墜,也不簡單否定一部復雜的作品。要區分贊美與吹捧、批評與攻擊。善意的批評可以很尖銳,但它的出發點是文學,不是私怨。誠實的批評未必讓人舒服,但誠實是批評存在的根本理由。
做有赤誠、有風骨的批評
記者:您是福建長汀人,是“閩派批評”的重要代表,又在中山大學任教,并擔任廣東省作協主席。這些身份如何塑造您的批評視野?閩文化與嶺南文化在您身上產生了怎樣的化學反應?
謝有順:我是福建的客家人。客家人重視宗族、敬天法祖,曾長期處于遷徙狀態,身處邊緣。這讓我對“人的來路”較為敏感,對土地、命運、生死也有較深的感受?!伴}派批評”傳統很強大,謝冕、孫紹振、南帆、陳曉明等師長的批評文章,各有風格,但都重視感覺、重視語言、重視文體,這些對我都有影響。尤其是我的老師孫紹振教授的敏銳、犀利、敢說話,讓我從一開始就認識到,做批評要赤誠,要有風骨,要守住文學的根本。而嶺南文化則是另一種氣質——開放、務實、包容,有強烈的現實感和煙火氣。在廣東多年,我逐漸學會把批評放在更開闊的社會文化語境里看,重視文學與時代、與人的具體生活之間的聯系。這兩種文化的影響,讓我既保留了對生命根性的追問,又試圖獲得面向現實和生活的開闊感。
閩地山區的沉潛和執拗,嶺南沿海的開放和務實,都在塑造我。但文化不應是封閉的,批評的視野也不該被地域限定,能扎進去,也能走出來,才是好的狀態。
記者:您在書中寫道:“批評的尊嚴并不會從天而降,它必須通過一種專業難度及其有效性的建立而獲得。因此,批評主體的自我重建,是批評能否走出歧途的重點所在?!痹谀磥?,批評主體該如何進行自我重建?
謝有順:批評主體的自我重建,首先要恢復感受力。批評家得是一個好讀者,對語言、細節、形象有貼身、精準的感覺。無感覺或感覺遲鈍,批評就死了。其次是要確立批評倫理。要誠實、獨立、專業,有勇氣說真話,有能力理解藝術。再者是建立文體意識。批評也是一種寫作,有它的風格、節奏和溫度。重建批評主體,說到底就是讓批評重新成為生命的學問,成為美和藝術的守護者。
記者:當下,各類視頻媒介深刻改變大眾閱讀習慣。您認為,這種沖擊對文學閱讀的影響是結構性的還是暫時性的?文學如何在這個時代重新找回自己的讀者?
謝有順:我認為既是暫時性的,也有結構性的一面。說暫時性,是因為媒介一直在變,從口傳到書寫,從紙質到屏幕,文學閱讀不會消失,只是載體和方式在變。說結構性,是因為視頻媒介改變了人們的注意力和認知習慣,碎片化、即時性、淺閱讀成為更普遍的狀態,人們深度閱讀的能力確實在下降。這種影響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持久。但我并不悲觀。文學在加速的時代提供“慢”,提供停頓、沉思和深入理解人的可能,這是短視頻難以替代的。文學要找回讀者,不能靠迎合視頻邏輯,不能把小說切成段子,而要堅持文學的深度、復雜性和精神的不可替代性。同時,文學也可以借助新的媒介進入公共生活,讓好的文學作品被更多人看見。只要人還有困惑、痛苦、愛和追問,文學就不會沒有讀者。
記者:您接下來最想深入探討的文學命題是什么?有沒有正在進行的研究計劃可以透露?
謝有順:沒想太清楚,重要的是還在讀,還在寫,還能在寫作和研究中找到樂趣。如果沒有了寫作的樂趣,也不能在寫作的過程中讓自己變得豐盈、充沛,那就失去了寫作最核心的意義??ǚ蚩ㄕf,“寫作意味著無限地袒露自我,那是一種最大限度的自我敞開與交付”。我經常提醒自己,人生在世,你能寫作,你能通過寫作澄明自己的內心,這本身就是極大的人生恩惠,值得珍惜。至于研究計劃,有時計劃總是沒有變化快,就不說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