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雜文獲獎作品綜論:新時代散文創作的廣度、深度和厚度
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最終花落張銳鋒《古靈魂》、艾平《天生草原》、薛舒《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傅菲《人間珍貴》和彭程《有所思》。以獲獎及提名的作品為縮影,新時代散文在創作理念、思想內蘊與表現技法上均實現了多維度的突破,其題材之廣、思慮之深、筆墨之厚,共同標識出新時代散文的審美高度。
某種意義上,可以用“大”“真”“誠”來概括新時代散文的藝術成就。“大”指向廣度:散文家審美襟懷之宏闊、思辨疆域之遼遠與精神包容之豁達,使散文掙脫“小我”窠臼,不再沉溺于個人悲歡的輕吟淺唱,而是將關切的目光投向時代變遷、歷史縱深與民族命運,在天地萬物的交感中呈現出磅礴氣象;“真”指向深度:對生命本相與社會肌理的直視,不避凡俗,不飾鋒芒,散文不再滿足于即景生情的抒情趣味,而是更有意識地追求思想的深刻性與精神的崇高性,以沉實有力的筆觸直抵被遮蔽的生活真相;“誠”指向厚度:散文家以赤子之心直面人間悲歡,將個體經驗升華為共通的生存詰問,散文敘事由此日益注重現實感、史詩感與在地化表達,摒棄矯揉浮泛的文風,轉而倡揚深沉剛健的文學品格。三者互滲共生,使新時代散文既有了大地的重量,亦有了星空的澄明,真正激活了散文這一古老文體的當代活力,完成了傳統向現代的創造性轉化,實現了本土經驗與世界視野的融通與升華。
獲獎及提名作品的題材取向大致可歸為四類:其一,非虛構類作品,如《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等,以田野調查般的實證精神呈現人間百態,充滿深切的人文關懷與社會擔當;其二,歷史文化題材,如《古靈魂》《千年弦歌》等,于歷史的縱深中打撈文明的印記與精神的脈絡;其三,鄉土生態題材,如《天生草原》《人間珍貴》《故鄉慢慢明亮》,以大地為紙、風物為墨,書寫鄉土的根脈與生態的覺醒;其四,思辨性寫作,以《有所思》為代表,包容萬象,融通古今,在思想的疆域中馳騁縱橫。四類題材雖取向各異,卻共同指向了新時代散文在廣度上的不懈開拓——從個體的心靈微光到浩瀚的歷史星河,從眼前的草木枯榮到文明的興替沉浮,散文的觸角已伸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與精神的每一重維度,其開放與自由,已然抵達前所未有的境界。
廣大而幽微:散文寫作的廣度延展
大散文、跨文體寫作、非虛構寫作、新大眾文藝等文學思潮的興起,共同推動了散文邊界的拓展與審美精神的重塑——大散文以宏闊氣度打破傳統題材藩籬,跨文體寫作以文體互滲消解形式與技法的壁壘,非虛構寫作以“在場”與“求真”強化介入現實的能力,新大眾文藝則以創作主體的下沉與擴容,使散文真正回歸對廣闊社會現實的深沉觀照。多重力量交匯之下,散文得以像小說那樣承載復雜的社會經驗,像非虛構那樣直面生活的本真狀態,充分回應了時代的審美需求。
新時代散文不再局囿于狹隘的個人天地,題材范疇空前拓展,審美襟懷趨于宏闊張揚,開始同小說一樣關注外部世界,注重思考和回應時代、社會、歷史、生命等重大命題,從“小我”走向“大我”乃至“無我”,完成了境界的躍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這四重關系,構成新時代散文真實面對并深刻回應的基本命題,而散文家正是以個體經驗為起點,在多重關系的交織與開掘中,抵達了更為遼遠的精神曠野。
散文廣度的突圍,還表現在創作理念與手法的自由與開放上。散文經歷了從“寫什么”到“怎么寫”再到“為誰寫”的邏輯重心轉移,跨文體寫作與非虛構寫作已成為散文創作的普遍現象。散文對現代小說的創作理念與手法已駕輕就熟,有時從局部文本甚至難以辨認其文體歸屬——這恰恰證明,散文已同小說、詩歌一樣,成為一種兼具高度開放性、自由度與現代性審美的成熟文體,極大地開拓和豐富了散文的藝術表現力。散文由此獲得了更為從容的敘事節奏、更為復雜的人物刻畫、更為開闊的結構能力,以更加自由的方式承載時代賦予的書寫使命。
艾平的《天生草原》是當代散文草原寫作的一部開拓性作品——它既是一部地方志式的草原生命史詩,也是生態散文的重要代表作。與既往草原書寫不同,艾平首次以散文的審美視角重新詮釋草原精神與文化,在生態日益成為“國之大者”的時代語境下,呈現出草原的博大、溫柔與剛毅。她的審美姿態復雜而獨特:一方面葆有草原原始的情感基因,以溫潤筆觸追憶往事、講述游牧文明;另一方面又立足當代,以理性目光審視草原生態環境的變遷——這種情感與理性并重的雙重視角,賦予作品既熱愛又憂慮、既追懷又反思的深沉底色。在寫作上,艾平以堅韌而柔和的敘述,讓草原風物皆獲生命寓意,敘事如河流般自由舒展,如民歌般起伏錯落。她將草原視為一個持續生長的生命宇宙,萬物相互包容、彼此關聯,在生長與死亡的交替中演繹著草原的活力與豐饒,字里行間充溢著對眾生萬物的憐惜、尊重與深愛——這恰是當代社會日漸稀缺的情感質地。由此,《天生草原》不僅拓展了草原寫作的題材邊界,更在萬物有靈、天人合一的精神底色上,賦予草原書寫以視野的廣度、哲學的深度與思想的高度。
傅菲的《人間珍貴》是地方寫作的典范之作。他以一方水土為原點,在有限的地理版圖內開掘出宏闊的審美世界,以“小地方”抵達“大境界”,賦予了地方寫作以史詩般的品格與氣象。傅菲多年扎根贛南大地,將鄉村內化為自己的日常生活與精神原鄉。他的散文是典型的“大地敘事”“土地頌歌”——作者對大地、鄉村與小人物懷有深沉的摯愛與悲憫,每一寸土地上的草木榮枯、人事代謝,在他筆下都獲得了莊重的文學賦形。人與土地的血脈聯結、人與時代的命運交錯、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與隔閡,在書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人間珍貴》因此堪稱大地之書、生命之書、人生之書。
楊獻平的《故鄉慢慢明亮》將目光投向太行山褶皺深處的故鄉,以近三十年的持續書寫,構建起獨屬于他自己的“南太行文學地理”。在《故鄉慢慢明亮》中,他憑借個人親歷與社會調查交織的寫作方式,將方圓不過五十里的山區鄉野,書寫成一處承載著時代變遷與個體命運的文學疆域。楊獻平的寫作帶有一種“和解”的意味——他以溫潤、寬厚、悲憫的情感基調,重新審視故鄉的苦難、困頓與美好,在出走與回歸之間尋找心靈的安放,在漸行漸遠的故土與不斷靠近的精神家園之間完成“明亮”的抵達。這部作品以一方水土為原點,完成了對故鄉深情的凝視與理性的超越
深刻而崇高:散文寫作的深度拓掘
新時代散文已具備了足以與小說相抗衡的文體表現力——它不僅追求表現手法的創新,更追求審美的高度與思想的深度,彰顯出介入現實、回應時代的文體自覺。在“歷史化”的創作浪潮中,張銳鋒的《古靈魂》堪稱代表性作品,試圖實施一場雄心勃勃的文學“招魂”。王德威曾言,“招魂”是當代作家寫作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母題。這一母題在散文創作中,主要表現為一種歷史化的主題敘事——“招魂”被用以闡釋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深意與新意。而在有關“招魂”的歷史書寫中,個人與政治始終構成一種相互纏繞的復雜關聯。“情”與“志”構成了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一組核心的辯證關系,進一步拓展了“詩言志”的審美維度。“情”“志”“靈魂”三者彼此區別又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一種帶有精神原型意味的審美隱喻:個人內在的情感與懷抱,升騰而表露為“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的社會公眾意志——情與志的交融,正是“靈魂”最為真實的詮釋與注腳。
張銳鋒以現代性的時空想象打破歷史與當下的壁壘,穿梭于紛繁史實之中,過濾冗余,提煉出精練而富有張力的精神脈絡。全書采用第一人稱“我”的敘述策略,化身王侯將相、市井百姓,數百位歷史人物由此褪去典籍的扁平符號,重塑豐滿血肉——其欲望、掙扎與抉擇,在紙頁間獲得真切可感的“情”之呈現。《古靈魂》并未止于此,古人與古人的對話升華為古人與今人的精神共振,個體命運與歷史進程緊密交織,“情”與“志”的交融最終抵達“靈魂”的哲學境界。在這幅氣象萬千的人文畫卷中,歷史、文學與哲學水乳交融,作品兼具思想深度與審美價值,既昭示大歷史寫作在散文中的可能,更以深邃的人文關懷回應“我們從何處來,又向何處去”的永恒詰問。
謝宗玉的《千年弦歌》以岳麓山為軸心,梳理儒釋道三家思想合流,勾勒歷代文人風骨與人文勝跡,鑄就一部流動的湖湘文化史詩。作者以“史筆寫詩心”的筆法,于史學考據與文學想象之間尋求平衡,將史料典故化為個人化的精神勘探,執意探尋“史筆未及處”,以文學之光燭照歷史人物的真實性情。那些被歲月掩埋的名字——從陶侃、杜甫到王夫之、曾國藩,從鮮為人知的書院山長到被標簽遮蔽的“流離詩圣”——在作者筆下重獲光澤。這種為歷史“招魂”的寫作,與張銳鋒的《古靈魂》,皆致力于在古今對話中喚醒沉睡的精神遺存。
彭程的《有所思》代表著當代散文本真性審美的回歸。其寫作從現實人生的“此地”出發,以直面和感悟的方式走向包羅萬象的浩瀚世界——“眼前山河,書中乾坤,互相映照,彼此印證,格外能夠激蕩心靈”,這種天地人心的碰撞與滲融,恰是本真性倫理在文學實踐中的生動體現。查爾斯·泰勒曾指出,現代文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便是人們獲得了一種嶄新的“自我理解”——聆聽內心聲音、忠實于自我,本真性理想并非自我沉溺,而是在與世界深度對話中確認自我、實現自我。莊子在《逍遙游》中追求的“無所待而游無窮”,則指向超越外物羈絆、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自由境界。泰勒與莊子,一西一中,皆主張不執于己、不滯于物,在敞開對話與精神遨游中抵達生命的澄明。在人世苦惱與自我迷失愈顯突出的今天,《有所思》所提供的與自我、與世界相處的審美哲學,便顯得尤為珍貴。
沉潛而厚重:散文寫作的厚度積淀
散文的厚重,在于將寫作的根須深深扎進生活的底層與社會的肌理之中。新時代散文的觸角向更廣闊的社會空間與更幽微的生命處境延伸——這種延伸不僅是廣度的開掘,更是厚度的累積。散文家真正走進那些被主流敘事遺忘的角落,直面那些在時代洪流中無聲掙扎的人群,使文學不再是旁觀者的采風,而是沉入生活深處的扎根。這種厚度的獲得,與“新大眾文藝”浪潮中創作主體下沉、文學視閾下移的趨勢形成深刻呼應。
散文由此成為新大眾文藝“在場寫作”的重要文體——散文不再是書齋中閑適雅致的小品,而是記錄時代變遷、映照人民真實生活的厚重文本。新大眾文藝讓被歷史煙塵遮蔽的“沉默的大多數”重新進入文學視野,也推動寫作者走出書齋,將目光投向更為廣袤的社會現場。寫作者以真實的觀察和切身的體驗為素材,深入大眾生活一線,將筆觸抵達那些真正有分量的生命經驗。這種沉入大地深處的書寫姿態,使散文獲得了“粘泥土、帶露珠、冒熱氣”的質感,也讓散文寫作從案頭清供真正轉變為介入社會、直面現實、回應時代的文學行動。
薛舒的《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正是這一取向的典范之作。在完成了筆鋒向內的家族書寫《當父親把我忘記》之后,她將目光從罹患阿爾茨海默癥的父親轉向整個“臨終醫院”——那里的每一位病人、家屬、醫生與護工,都成為她筆下鮮活的個體。從一個人的困境到一群人的處境,從一家人的掙扎到全社會的追問,作品實現了從“我”到“我們”的視域拓展,完成了從一己關懷到普遍博愛的境界升華。全書以零距離沉浸式的冷靜筆觸,通過一件件具體而微的日常生活細節,纖毫畢現地記錄失能老人走向生命終點的艱難歷程,在微觀空間中刻畫出蕓蕓眾生的真實命運,將個體經驗升華為對生命尊嚴的普遍觀照。作品平實流暢,以真切扎實的日常點滴鋪陳敘事,徹底打破了散文浮泛的抒情風格,以非虛構的真實質感刺穿華而不實的修辭帷幔,令人直面社會現實問題,引發對老齡化時代特殊群體的深刻反思。
黃燈的《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揭示出一個時代、一個群體的生活真相。“二本學生”這一被主流敘事長期遮蔽的龐大群體,在她的筆下第一次獲得了相對完整的呈現。“家訪”與“二本學生”作為標簽,恰恰體現出她真實、客觀、深刻的寫作態度——她敢于直面這個標簽及其背后年輕人真實的困境與掙扎。這種寫作本身,便構成對散文的一種“叛逆”:當散文慣于向內開掘、抒發個人情致時,黃燈選擇向外走,耗時五年深入二十多個學生的原生家庭。她堅持抵達現場,堅信進入學生成長的具體境遇,才能獲得真正有分量的書寫。正是這種“必須抵達”的執念,使她的文字更傾向于現實場景的真實記錄,刻意回避散文擅長的主觀抒情。黃燈始終選擇與年輕人站在一起,直面就業、教育公平、階層流動等社會普遍關切的話題,將個體敘事嵌入時代背景之中,極大拓展了散文介入社會、反映現實的能量與邊界。
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的獲獎與提名作品,在呈現新時代散文豐碩成果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關于散文寫作本體問題的深層思考。跨文體寫作已成普遍現象,散文與小說、非虛構等文體的邊界日趨模糊——這種交融無疑拓展了散文的表現力,卻也帶來了文體特征消弭的隱憂。文體作為寫作體裁的基本邊界規定,似乎仍舊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如何在保持文體活力的前提下,為“虛構”設定必要的邊界,以維護文學寫作的真實倫理與文體自覺,或許是亟待厘清的關鍵問題。虛構與想象本質上源于不同的創作機制:想象是對生活素材的提煉與重組,而虛構則涉及事實層面的人為創制,二者在不同文體中的運用尺度與倫理要求顯然應當有所區分。此外,在AI寫作與模式化生產漸成趨勢的今天,散文語言——這一承載著寫作者獨特生命體驗與審美個性的核心要素——如何保持其凝練、優美與不可替代的質感,同樣成為不容回避的課題。在建構散文理論與推動實踐創新的進程中,如何理解“守正”與“創新”的辯證關系,如何在不失文體本色的前提下開拓新的審美疆域,將作為散文創作與研究持續深入的時代命題,有待我們不斷追問與回應。
[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文章學’傳統與百年中國散文發展研究”( 24&ZD236) 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