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晚明詩學的三重視域
中晚明因其思想的多元與光景的斑斕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至于其間詩學更是異彩紛呈,流派紛起,學說多歧,夾雜著特定的社會情狀、學術思潮和文化觀念,造就了紛繁復雜的文學面貌。概而言之,對中晚明詩學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三種理解視域。
傳統詩學的一環
中晚明最重要的文學群體有二,一以前后七子為代表,崇復古,尚格調,另一則以公安派、竟陵派為代表,大力倡導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復古潮流自明中葉就已主導文壇,經年發展,影響深遠,但各種流弊也日益滋生,并成為文學發展的巨大障礙,于是乃有性靈派應運而生。“中郎(袁宏道,字中郎)之論出,王、李之云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澤之病”,其間發展據此多被描述為針鋒相對、涇渭分明的對立姿態,延及今日,崇革新而抑復古已成為不言而明的前提。
但當革新論調全盛之日,復古余裔針對批評之辭,或辯駁,或反思,形成了另一波高潮;為矯正公安派的淺俗率易,袁中道與鐘惺、譚元春等人都重提師古。對立雙方雖有激烈攻訐,但也存在積極借鑒,特別是繼起者中的超拔之輩,能夠積極吸收對方的優點,合理改造和完善自身的不足,實現理論的更新與再造。
有鑒于此,彼時文人雖有情感偏好,卻能意識到各流派作為傳統詩學的一環,皆具特定的合理價值,不應一概抹殺。他們對相關主張雖有評判,卻不會簡單左袒某一方,反而基于文學史發展的宏觀立場,辯證、客觀地評價個中得失。譬如朱彝尊有明文“八變”之說,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便是后三變的主要代表。有學人據此提出了“矯弊循環論”說:每一流派的興起總是出于特定的客觀需要,但在其流布過程中,或由于后人的惰怠無能,或由于形勢的改弦更張,難免流弊日多,這時便會有新的文學主張萌生,“遞相盛衰”,實現文學的演進。公安派取代七子派自是如此,竟陵派的代興亦然。
可惜的是,明清易代產生的巨大影響使得諸多詩學反思未能持續而深入地推進下去。甲申之后,諸多遺民在反思亡國原因時,不約而同關注到了文學的“影響”,當然主要是負面的。最受口誅筆伐的便是公安派和竟陵派,他們的創作被視為滅裂風雅的“亡國之音”。其后,出于學術理念差別等因素的考量,經四庫館臣的有意“經營”,整個明代文學都遭到嚴厲批評。至此,無論是復古派還是革新派,其價值已基本是負面的,中晚明詩學的基本面貌長期被人歪曲或遮蔽。
新文學的源頭
二十世紀初,當“五四”文學革命退潮后,不少先行者紛紛將目光轉向中國古典文學,公安派因之重新浮出“歷史地表”,其反對因襲模擬、追求個性解放的文學主張得到高度表彰,并被認為與新文學的訴求“基本相通”。這一理念最初只是一篇演講稿中并不嚴密的理論構想,卻在流布過程中得到了全面的推廣和必要的完善,甚而為新文學確立了本土源頭,影響一時無兩。
類似主張風行之日,亦招致了不少反對聲音,特別是以魯迅為首的一批作家,個中因素較為繁復,但雙方的論爭卻更為清晰地揭示了中晚明詩學的整體面貌,即除了“風花雪月”外,也有著“關心世道”的一面。盡管雙方的理論論爭如火如荼,但就實際效果來說,顯然還是鼓吹性靈的一方占據了上風。彼時出現了大量小品選本,如劉大杰《晚明小品集》、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王英《晚明小品文總集選》、阿英《晚明小品文庫》等,雖不無“載道”的旨趣,但終究是以鼓吹“言志”或“性靈”為主導。此外,無論是彼時文人創作的小品文,抑或是指導小品文寫作的教科書,無不以上述旨趣為宗旨。
經由這樣一番努力,整個社會層面造就了關注、閱讀、研究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熱潮,不但改變了他們少有人知、多遭惡謚的局面,甚至將其塑造為新文學的源頭,納入文學史的進化軌跡中。至于復古派則并不在討論范圍內,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更是將其列入“妖魔”行列,他們身上的枷鎖非但沒有打破,反而越發沉重了。
由此造就的,不僅是中晚明的“新”發現,也是“新”塑造。彼時學人關注的只是公安派、竟陵派及周邊文人,且在意的只是他們身上與新文學相關聯的那一面,于是乎公安派、竟陵派被置于文藝的核心位置,詩學的核心論述也被所謂“新思潮”全面接管。延及今日,談論起這個時期,我們想到的就是公安派和竟陵派,或者“三袁”“鐘譚”,以及上溯的徐渭、李贄,下及的張岱等人。至于七子派,則因為他們的“落后”,仍屬于被檢討和批判的對象。
“現代”的發端
當我們將新文學的源頭追溯至中晚明時,既是凸顯(指公安派、竟陵派),也是遮蔽(指七子派)。自新的研究范式確立之日起,我們的理解視域就帶有明顯的區分和篩選性質,且這種研究取向日益強化乃至走向極端,特別是當我們的研究逐漸溢出文學范圍,介入更為廣闊的思想文化史研究領域中。
嵇文甫稱“道學界的王學左派和文學界的公安派竟陵派是同一時代精神的表現”,多年來我們對“時代精神”的理解屢有變化,但總能通過對文學作品/現象的分析和闡釋,發現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或印跡。經年發展,已經形成固定模式,論及中晚明文學,“先談社會環境,即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情境→在思想界的反映(李贄和王學左派的影響)→在文學界的反映(公安三袁等)”(吳承學、李光摩《“五四”與晚明──20世紀關于“五四”新文學與晚明文學關系的研究》),文學固然為社會文化做了注腳,社會文化也賦予了文學新的闡釋可能,彼此互相成就。
至20世紀80年代,傳統文化如何走向現代成為時代的中心議題。其中最為突出的話題即是中國文化近代化的開端起于何時,眾多學人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明清之際,并特別強調了晚明時代的突出意義。商傳認為“主張中國傳統社會在晚明時代開始發生社會變遷,或者說社會轉型的觀點已漸漸為多數學者所公認”。我們有關中晚明詩學的新理解和新闡釋,都是在這一背景下徐徐展開,資本主義萌芽、市民社會、早期啟蒙、自然人性論等考察視角都是其必然產物。較之新文學的源頭說,相關闡釋可謂是進一步地深化與全面,充分展示了其所具“現代”意義的多面與深刻。
有關七子派的評價也開始發生微妙變化。經細致辨析,我們發現在七子派的文學思想中同樣存在“革新”元素。譬如前七子領袖李夢陽,陳建華即認為“其主要的積極的部分與晚明文學思潮是相通的”;而后七子的領袖王世貞,據說其晚年有“自悔”之論,不少學人因之申發其后期的“自我修正”之舉。至于王世懋、屠隆、胡應麟等人更是被視作由復古轉向革新的“過渡者”,復古派與革新派也由敵對狀態轉趨融合。復古派雖存在“局限性”,亦有“突破”的成分,甚而可被視為革新思潮的“前導”和“先驅”,如此一來,中晚明文學/詩學內部雖存在分歧,但卻具有相近的主旨和統一、明確的演進目標,種種新認識和新評價因之突破了部分對象層面,成為全局性的結論。
綜上,有關中晚明詩學的認識日益豐富,特別是在社會文化的參照下,不斷挖掘出了它的多種可能性,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經驗。但與此同時,我們對可能的問題也要保持警醒:一方面,三重視域雖多有積極意義,但可能的缺失——譬如說立場的偏狹、邏輯的錯謬——同樣非常顯著。另一方面,就近百年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我們受進化論影響太大,突出強調了文學“革新”與“現代”的一面,闡釋歷程看似多元,實則所有的洪流都匯聚到單一方向。當此之時,我們應當轉換視角,綜合考量歷史的多重面向,特別是反思并超越上述視域的偏狹之處,盡可能地挖掘和展示中晚明詩學的豐富可能性。
(作者:王遜,系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