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質論視域中文明概念的反思和重構
摘要:從學理上深化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研究,需要反思西方文明概念。西方文明內部存在兩種難以協調的取向,即文野論意義上的文明和文明體意義上的文明,背后蘊含自然與文明、天與人的緊張。從文質論視域出發可照見西方文明話語的局限在于文明等級論和西方優越論的預設,以及對自然的過度抑制。文質論文明概念注重天人的共明、文質的兩盡,內含多層級的復合構造,其局限在于對“文”的理解未能包含生產方式、技術革命、經濟生活等維度。對古今文明概念的反思與重釋,為闡釋人類文明新形態、構筑中國自主的文明理論,提供了養料和資源。
關鍵詞:文明 文質 天文與人文 人類文明新形態
自亨廷頓1993年發表《文明的沖突》、 1996年出版《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來,文明問題引發廣泛關注。亨廷頓堅持把宗教視為文明的內核,把文明視為對人的最高分類,以達成最大化的“我們”,區別于人類內部的“他們”與外部的“它們”,但并未明晰何者造就了文明的區分功能。布魯斯·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把文明界定為社會聯系的最高與最廣的紐帶;他指出文明的合作與區分功能根源于內在于文明的文野二元驅動張力,該張力深入西方文明概念的內核。在此,我們看到文野論及其區分性意識對西方文明概念的深刻影響。一些學者從全球史視域重思西方文明話語,聚焦文明等級論敘事,對其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解構有積極意義;然而,如何從正面推進對文明概念的建設性理解,則是其全球史架構所無法承載的。
自2003年甘陽提出從“民族—國家”走向“文明—國家”的理念之后,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關于中國近代轉型是從文明意義上的天下轉變為政治實體的國家的論斷被反轉,這一反轉的語境是隨中國成為世界性大國而來的“再天下化”的時代要求,何謂中國、重思天下成為學術界的公共話題,基于中國精神的文明理解被提上日程。這一理解從多層面展開,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一是馮時基于天文考古學展開的文明新解,一是以古典文質論為進路的文明理解,后者更具哲學意味。盡管閻步克等已注意到文質論與中國式文明理解的關聯,但真正對之進行深入思考的是吳飛。吳飛以文質論和形質論作為中西思想的分野:在形質論中,質料被動,形式高于質料;而文質論追求的則是文與質的平衡;吳飛認為,“質即自然,文即文明”。對文明的這種理解,意在克服文明與自然的斷裂,可解釋文明出于自然、理當尊重自然。我們認為,以文而非質來理解文明,只是文質論文明概念的一個層次,而非全部;文質論文明觀,仍有不少深層次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譬如文野論與文質論的關系、由文質相互轉化的運動所導致文明概念的層級性構造等,這些關涉中國自主的文明概念的精髓。
有鑒于此,本文試圖立足于文質論視域,檢討西方文明話語的發生語境與內在局限,進而,重釋中國古典的文質論文明觀,最后,闡發這一文明觀對于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所具有的意義。
一、西方文明概念的張力、預設和局限
西方“文明”概念最早出現在18世紀中葉,米拉波侯爵(Victor Riqueti Mirabeau)《人類之友,或人口論》最早使用“文明”一詞,并迅即被廣泛接受。文明話語建構的背景,在歐洲內部,一方面以傳統社會到工業社會的“文明化”進程為背景,與包括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在內的現代性興起相關,另一方面則與歐洲步入民族—國家時代相關;在歐洲外部,則與大航海以來對非西方世界的持續發現與歐洲殖民擴張相關。文明概念成為被民族—國家體系分割為復數的多個歐洲民族重新整合為“我們”的一種紐帶,以區別于非西方的“他者”。就此而言,文明概念體現了西方社會的自我意識,該意識以西方近世的成就為基礎,歐洲人自認為超越了先前或同時代尚處“原始”階段的非西方社會。文明被用來表達近代西方的技術水準、禮儀規范、科學知識和世界觀等;非西方社會作為歐洲的“他者”,則被視為“前文明”的“昨日世界”,對應于“我們”的過去狀態,被納入人類學和民族學等框架,構成歐洲人自我理解的“外部視角”。
18世紀的“文明”話語是單數的,直到1819年前后,復數形式的“文明”(civilizations)才出現。單數文明話語能夠達成歐洲內部的凝聚及歐洲與非歐洲的區隔,與文明概念提供的意識縱深相關: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種長時段視角,將不同社會及其演化納入人類歷史過程,而“文明”定義了其方向和連續性;另一方面,它使得個人、社會、宗教、政治、科學、文化、技術等統合為一個結構整體成為可能,正如讓·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所說,“文明之所以能夠被人迅速接受,是因為它將先前存在的多種表述概念聚于一身。文明概念中包含這樣一些觀念,如安逸程度的提升、教育的進步、行為舉止更加禮貌、藝術和科學的發展、工商業的增長、物質商品和奢侈品的獲得等”,“文明概念充當了一個將多種觀念統一起來的概念”。單數文明概念內蘊兩種富有價值意味的假設:一是進化論,它在18世紀中后期出現并帶來對自然過程的新解,其影響滲透到人類社會及歷史領域;二是可完善性,人類歷史被構想為一個絕對而單一的朝向理想與完美的線性過程,文明(civilization)是其終點,蒙昧(savagery)、野蠻(barbarism)、半文明(semi?civilization)則被視為不得不經歷但又必須克服的階段。二者結合,形成了內在于文明概念的進步主義敘事:一種現代的歷史性體制被預設為文明的內核,它設置了光明而魔法化的未來,作為歷史進程的終點。這一單線過程囊括了人類全體,其過程則必定為所有民族先后經歷。
隨著文明狀態的相對性、多樣性、異質性納入視野,在19世紀,文明的復數表達漸成常態,它被理解為一個秩序復合體,文明體意義上的文明應運而生,它將人類區隔為不同的“文明體”,每個文明體都有自己的世界觀和以主干國家為擔綱者而構建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的復合系統。18世紀中葉以前,“文明”一直被用作動詞和形容詞,只是秩序體的一種狀態,從未成為對秩序體的命名;而且,作為狀態的“文明”和“野蠻”被認為可隨時轉變。文明體意義上的復數文明,被納入由單數文明刻畫的普遍歷史進程,以其文明程度的高低而被安置在該進程的不同階段。盡管單數文明概念飽含價值關切,但文明體的文明又最終削弱了文明的價值屬性,導致文明與社會、文化在概念上的復雜交織。
馬塞爾·莫斯、阿諾德·湯因比等都將文明視為社會的同義詞,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Paul Victor Febvre)強調,文明相當于界定群體性社會生活的系列特征,涵蓋物質、思想、道德、政治生活以及社會生活等多個層面,而且,它不暗示價值判斷。當文明與社會關聯起來時,被強調的是文明超越于特定國家和具體民族的品質。然而文明畢竟不同于社會,只有當社會發展到一定水平時,才成為文明。正是在這里,界定文明的標準得以呈現,即城市生活、文字書寫、勞動分工、剩余產品、早期科學、暴力的制度性抑制等,這些都發生于定居生活成為可能之后。卡羅爾·奎格利(Carroll Quigley)指出,只有那些產生了文字書寫系統和城市生活的生產性社會才能稱作文明,而此類社會少之又少。同樣,文明也區別于文化。文化(culture)可以被納入文明,一個文明通常包含著多個文化的交互作用;并且,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被視為文明,文明指“那些大規模的、復雜的、都市化的(通常是有文字的)文化”。將文明與文化貫通在一起的是人類的活動,二者都被視為社會過程,區別于自然過程。
作為一種社會過程,在文明概念產生之前,文明就已經開始。比如,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就曾將暴力的抑制、行為舉止的禮貌化、財富的增加、智力的擴散、相互依賴的增強與合作能力的提升、權力從個人轉移到民眾等視為文明化過程的實質。但他同時也看到了與之相伴的另一過程:個人活力的松懈、越來越集中的對金錢的追求、越來越依靠社會的總體安排而非個人的自主力量、英雄主義褪色、公共輿論作為限制力量的效力降低,等等。文明化過程帶來了人的行為舉止的文明化以及文明化條件的改善,也伴隨著“去文明化”的過程。不難看出,一方面文明概念的發生與演變內蘊單線性的文野之辨,它使得文明概念本身具有基于進步主義的優越性;另一方面文明化過程越來越被理解為去價值化的中立過程,以至于成為對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秩序共同體的稱謂。
西方文明概念由兩種取向及其張力所主導:其一是文野論的文明,它具有鮮明的價值取向——貴“文”而賤“野”,借助單線性的進化/進步意識的支持,走向了線性的文明觀和文明等級論,其背后是“西方中心論”;其二是文明體意義上的文明,作為秩序體的中立性符號化表達,致力于消弭文明的價值色彩。文野論的文明導致了文明與社會、歷史、精神、理性等綁定,文明化運動被理解為人類從蒙昧到野蠻最終到文明的縱向過程,該過程被引入橫向的多元社會組構的世界中,文明等級論就會發生。不同社會被區分為前文明的、半文明的、文明的,文明敘事給出了文明社會支配非文明社會的道義根據,從而支持了內在于文明的野蠻。文野論的文明概念在現代的歷史性體制的加持下,利用觀念動員的巨大力量,激勵人類走向光明的未來;但它也與種族主義、西方中心論等意識形態糾纏在一起。與之相對,文明體意義上的文明觀則將文明化視為中立性的過程,成為對人類群體的社會生活特征之中性刻畫;但它一方面無法承載具體社會以文明為導向的自我闡釋,該闡釋要求文明的價值維度;另一方面也致使文明和非文明的區別變得模糊。
西方“文明”概念的上述困境根源于文明與自然的關系。“文明”被構想為“人之所為”及其成果,從而與“天之所為”(自然)形成對照;“文明”揭示的是從“未經馴化的(uncultivated)自然狀態”到“不可思議的精雕細琢的(artificial)狀態”的變化。“馴化”和“精雕細琢”的主體都是社會性的人,與此相應,文明被理解為人類對自身的自然以及外部的自然進行的人為的“雕琢”和“馴化”。
文明意味著人類以“去自然化”方式達成對自身生存形式及環境的創造:就人類自身而言,其本性不再由自然的天性定義,而是由他所建構的德性界定,后者通過理性、精神、歷史、社會、道德等標識自己;就人類居住環境而言,不再是純粹的自然界,而是由人創建的科學、技術、藝術、建筑、宗教、國家等所組構的文明世界。自然天性與人為德性的對立、自然世界與文明世界的對立,構成了近代文明話語的基本預設。文明概念的底層邏輯是天人之辨:大自然是天(或上帝)的作品,文明是人的作品。文明不僅意味著對自然的突破,還意味著建構一種不同于自然的確證人類作為主體的力量場域,該場域雖從對自然的馴服和雕琢中產生,卻逐漸成為與自然平行的獨立場域,人在這一場域是自主性的主體,聽命于自己創立的法則,甚至以法官身份為自然立法,這就是基于“文明”的自由意識的實質。所謂“前文明”的“蒙昧”,不過是人類混同于自然過程而不能從中超拔并獲得自主性而已。自然過程有著由生物遺傳等帶來的自發性物種連續,但沒有基于有意識努力構建的歷史性精神傳承,文明社會則有一種不同于自然的聯系,而“歷史意識是文明觀念的關鍵”。通過歷史意識,人類可自覺學習并繼承此前不同社會中一切形式的文化,人也因此通過習得文明成果而生成后獲性精神品質。可見,西方文明概念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和歷史合理性。
文明的西方理解意味著對天人之辨的一種特別回應,即把文明與自然對立。該對立展開為精神與自然、歷史與自然、理性與自然、理性與感性、社會性與生物性等一系列的對立,并通過對立來劃分文明與非文明。這造成雙重后果,一方面把人類外部自然視為文明的反面,另一方面則將人類內部自然視為非文明,二者都將文明解釋為對自然的突破。文明被視為擺脫自然的天道而走向自主創建人道的過程。自然的失勢與人的得勢構成西方文明話語的必然理論后果,與此相關的是,存在的意義被剝離了與自然的關聯,而成為人為的創造。貶抑自然、突破自然、對抗自然、掌控自然、犧牲自然,成為文明概念內隱的信念。
弗洛伊德注意到,對自然本性的壓制程度,已被作為衡量文明水平的準繩。然而,被抑制的自然并沒有消失,而是隱藏到了潛意識或私人領域的后臺,一旦達到臨界點,它就會反抗文明化過程,致使文明內孕著戰爭和暴力。在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看來,社會層面的文明化過程,內化到個人的日用行為和心理中,體現為個人行為舉止和本能情感的越來越嚴格、越來越精細化、越來越從外部施加到內在自動的控制,這就是個人的文明化過程。該過程的本質是從“自然人”到“文明人”的控制和改造。隨著社會職能分工日趨精細,暴力被機制化和組織化地獨占,人類社會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及其相對較少的人際依賴轉變為人際相互依存度的不斷提高和強化。當社會性網絡和行動鏈條不斷延伸,束縛個人行動的環節也就越來越多、越來越細,個人的行動方式及心理空間與上述網絡鏈條在職能和建制上日益連為一體。該結構推動并強化個人對其自然的本能和情感的自我強制,要求其眼前情緒和暫時沖動受制于習慣性的長遠目光,進一步形成日趨細致和牢固的自我控制機制,以適應不斷加長的行動鏈條。這就是文明化過程在個人生命中的表現。行為的粗野和暴力、本能與激情等在文明化過程所形成的社會化與心理化機制中得以稀釋,它們作為自然事物被雕琢、被文飾,退至生命的后臺。隨著文明化過程的傳布,文明化行為的類別在不斷擴大,向社會更廣闊層面拓展;產生于社會化過程的個人之文明化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文明化。
在生態成為全球性問題的處境中,以對自然的榨取構筑的文明概念,已經不再合理。事實上,西方近代以來,對待自然的“普羅米修斯態度”以魔法、技術、力學尤其是人類文明及其裝置拷問、審判、征服和支配自然,構成西方文明闡釋的顯性線索;而另一基于審美和藝術來對待自然的“俄耳甫斯態度”,則是隱性線索。前者的極端是反自然,后者的極端則是反文明。馬克思本人充分意識到融合兩者的必要性,堅持文明與自然在人性中的統一性,“人的自然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是合乎人性的,或者,人的本質在何種程度上對人來說成為自然的本質,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種程度上對他來說成為自然”。由此,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自我確證便不僅僅在理性、精神和道德之中,同時還必須在自然、感性和生物性中,在人的一切感覺特性中確證人自身。從社會層次來說,馬克思認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全部歷史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人作為人’的需要成為需要而作準備的歷史(發展的歷史)”。正是基于自然與歷史的統攝,馬克思的文明觀要求歷史和自然、天道與人道的和解。馬克思對文明的思考具有多重內涵,自然與歷史的統一給文明思考奠定了新方向。
馬克思啟發我們,自然與文明并非歷史過程中的先后替代,而是同一個過程彼此交織的共生維度。西方文明概念的理論困境要求我們重審文明與自然的關聯,文明固然在其與自然的分化中奠基,但也只有通過克服分化,才能上升到更高層次;只有在我們與你們、它們的區別性意識中才能達成文明自覺,但也只有通過萬物一體、人類一體的統合性意識,才能走向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此外,文明的價值維度必須得到重新辯護,文明等級論與優越論必須被超越。
二、中國古典的文質論文明概念
文質論文明觀立足于中國數千年來的文明化實踐與文明闡釋的經驗,它本身即是一種文明創建,不同于以“civis”(公民)和“civitas”(城市共同體)這一特定生活形式所表達的希臘羅馬社會的文明(Civilization)經驗,它是“文”(名詞,縱橫交錯的紋理及其所隱喻的秩序)之自隱而“明”(動詞,顯著、顯明)的體驗,“文—明”意味著顯明“文”的運動及其過程。漢語的“文”既包含與城市生活相關的“文明”(civilization),又包含西方思想中本義為“耕種”、與農業生活形式相連的“文化”(culture)。“文明”之“文”和“文化”之“文”都用同一個漢字,這從根本上顯現了漢語“文明”經驗的特質。基于文質論文明觀,以中國古典的文質論為視域,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文明話語的得失,同時也可以發現理解文明的新進路;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文野論和文明體意義上的兩種文明觀并非不可調和,而是在結構上共生、在義理上互補。
文質論不同于文野論。在文野論中,“文”是“野”的否定,“文”和“野”分別被賦予正、負價值。而在文質論中,“文質,相成者也”, 兩者不可或缺,交織共生,高度互補,其中的任何一方都無法從價值上被否定。只有在“質”壓倒“文”的情境下,“質”才下降為“野”。這就意味著,“文野”只是“文質”的畸變形式。《論語·雍也》將“文質”的畸變形式分為兩種:一是“質勝文則野”,二是“文勝質則史”。如果說“野”意味著質以壓倒性優勢打破了文質平衡,那么,“史”則是由“文多而質少”帶來的浮華不實,“史”并非無“質”,而是“文”勝過了“質”,從而導致了另一種形式的文質不平衡。現代研究者常常在“質”與“野”之間畫上等號,其實,“質”并不等于“野”,質勝文才是“野”;“野”與“史”的問題并不在文質本身,而在文質之偏勝,正是這種偏勝最終導致了“文”之不“明”。關鍵是,“野”和“史”都構成對“文”的遮蔽。
“文”與“質”相對,它們并非兩個不同事物,而是內在于事物的兩個不同維度。“質”的本義是作為抵押品的人(“人質”)或實物,作為實物或真人的“質”在可靠性上勝過任何形式的“文”(如契約或合同)。譬如,為獲購房貸款所簽署的合同,本身就是一種契約,但單憑該契約,不過一紙空“文”,沒有“質”作為保證,“文”(合同)之履行仍然不可靠;故而,合同內容必以所購之房作為實物抵押,才是合同或契約之“質”(質實)。王夫之指出,本義為抵押品的“質”,假借為文質之質,就在于質的內涵為實:“借為‘文質’字者,質以物實相抵,非但契券空文,故以實物行禮曰質,既非徒有其忠,亦不取乎文也。通為‘質樸’字者,亦言實也。轉為‘才質’字者,受于天之實,非學習所增之文也。展轉相借,要皆與文為對。故皮曰質,毛曰文,皮實而毛虛也”。質實而文虛,質樸而文飾。“質”為去除一切人為增益之后一事物是其所是的實質,其存在并不依賴于人為的使用、加工、交換等活動,借用鄭俠的話來說,“質”意味著“人所不能以與我,我亦不能以與人者”。正是基于“質”之出于自然,船山把“質”與“天德之美”關聯起來;把質與天、文與地關聯,這則是“天質地文”的古老思想傳統。《荀子·性惡》分辨“性”(自然)與“偽”(人為),即以“天之就、不可學、不可事”作為人性之“質”,它是未經人為雕琢的天然才質。人之“質”是“天生為人”意義上的自然人,與通過后天學習、修養、美化和節制等得以彰顯的“才華”(即人之“文”)形成對照。“質”是自然的,故常與“樸”(其正字為“樸”)關聯,“樸”即未加工的木材,段玉裁指出,“樸,木素也。素,猶質也。以木為質,未雕飾,如瓦器之坯然”。由此,質與文又對應于自然與人為。
與“質”相對的“文”,則須以“質”為前提,對之加以人為的雕琢、節制、美化。在此意義上,“文”是人的作品,“其質也,盡乎天德之美,而人情物理之胥宜;其文也,必推諸所性之安,而使太過不及之有節”。這里的“所性之安”“使之有節”關聯著人為,其前提是自然之“質”的存在。甲骨文“文”的字形,像正立的人形,其胸部有作為裝飾的文身,后者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人之有意的繪制;古金文“文”字的某些字形,同為正立之人,其胸部所飾者像人之“心”,這從字形上顯示了“文”與“人心”的關聯。現代學者對“文”的理解,往往以文身的習俗(文身之制)作為本義,進而引申為文飾、文采,或文雅,即人之溫雅而立的姿態。在人身上呈現的文雅或文采,并不是大自然中的現成事物,而是人之構建,如同人的文身由人繪制。但這種繪制必以自然之質作為前提,故而古代不少學者以質為文之本,這一觀點并非沒有問題,但它道出了文質的如下關系,即“文即質之文,非質外之文;質即文之質,非文外之質”。
“質”常被等義于“樸”,是因為“質”的自然狀態,如同未雕琢的石塊和樹木,其固有的紋理和秩序并不顯著;不顯著并非不存在,而是其條理未必適合人的目的而少被關注。“文”則是在“質”的基礎上經由人為的雕琢而將紋理顯著,這一雕琢活動滲透了人的情志和目的。當然,并不能簡單地將“質”僅僅理解為潛在的自然紋理,而將“文”解釋為對該紋理的顯著化,這樣的理解,不僅內蘊著質優于文、文不過是質之展開的輔助性的假設,而且將人所創建的“當然”的紋理化約為“自然”的紋理,從而“人之文”無法獨立于“天之文”,人參與文的制作和創造能力被抹殺。從璞到玉是“自天而人,自物而事”的過程,人與天之分、事與物之別在該過程中得以顯現,這種分別本身就是紋理的彰顯。《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有謂:“經緯天地曰文。”經線與緯線交錯,才能編織成文;經緯二字也可以理解為動詞,《國語·周語下》說“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人類在治理(經緯)天地的過程中,得以顯著的不僅是天地的經緯,更有不同的治理(經緯)方式,后者同樣是“文”之顯現。由質而文的運動,基于人之參與,滲透了人的情志,成為人之力能的展現和確證方式,所以《國語·周語下》將“文”看作人之“德”(德能或品質)的分殊性展現,“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這里的“敬”“忠”“信”“仁”等,或是內在的“德性”,或是客觀化的“德行”,都是“文”之展開。通過“文”的條理,人自身的諸品質也得以被組織和整飭,這種對人自身的組織和整飭所帶來的條理化更是“文”的表現。
不難看出,“質”“文”之別內蘊天人之辨。“質”屬于天而“文”歸于人,由此,“文質”中的“文”特指“人文”,它是人之情志的展現,而非天地固有的自然條理的本然呈現:“人之有情必宣,有志欲見,而風氣各殊,止于其所,習而不遷,此古今之異趣,五方之別俗,智愚之殊致,各有其美,犁然別白,而自止其所安,均為人文而相雜以成章者也。賁之文飾,非天地自然易簡之大美。”如果“文明”僅指“人文”的顯著化,那么,它與西方文明概念在底層邏輯上就并無區別。問題的關鍵在于,“文明”之“文”,一旦與“文質彬彬”的文質論理想結合,就絕不僅僅指“人文”,還應包含無法被化約為“人文”的“質”。“質”并非沒有自身條理和秩序,更不是“無文”的一團混沌,而是不同于“人文”的另一種“文”——“天文”。“文明”之“文”不僅包含“文質”之“文”(人文),同時還包含“質”(天文)。文明并非狹義的人文之顯著,也非只是天文之顯著,而是文質——天文和人文——的雙顯。當然,文質的雙顯即是文質的區別,即天文與人文在人類經驗中被識別為兩種不同的文,這本身就是“文明”的方式。由于同時包含了文(人文)質(天文),故而“文明”中的“文”,當為“天人之大文”。正是這一點,顯現了中國古典“文明”與西方“文明”內涵的巨大差異。西方“文明”所明之“文”,說到底只是“人文”,而非“天文”,只是“文”,而非“質”;文質論的“文明”,則是“文質彬彬”,是天文與人文、文與質的共同彰顯。
必須強調,天文并非神鬼世界的秩序,也非指星空世界的條理,而指自然的文理和秩序,與人為創構的秩序形成對照。《周易·系辭下》說:“物相雜,故曰文。”此“文”即“天文”,是未經人為雕琢加工的自然紋理,有別于“人文”。《周易·賁·彖傳》區分“天文”與“人文”:“(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剛柔交錯”乃是天地萬物在互動演化過程中形成的秩序,是純粹自然的條理,既非源自某種意志和計劃,也不以人為目的,故而系屬“天文”。人類出于自身需要和目的,利用、雕琢、轉化天文,創建表達人心、合乎人情的人文,具體包括表達情志的符號(如藝術、神話等)、協調人情的制度(如家庭、國家等)和規則(如倫理、禮法等)等。北宋鄭俠以例示的方式闡明天文與人文的不同:“日星寒暑、云風雷雨之行”和“山川陵谷、原隰阪險之錯”都是廣義的“天文”,“君臣上下,典章彝則之設”則是典型的“人文”,至于宮室、橋梁、道路、食品、市場等制作,乃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別,詩、書、禮、樂、政刑、律度、量衡之具,進退辭受,跪揖拜起,蹈舞之節,無不可納入“人文”的范疇。“人文”與“天文”的區別和條理化本身,也是“文”“明”,畢竟“知分理之可相別異”構成“文”的題中應有之義。只有通過“人文”,人類才能理解“天文”及其邊界;反之,通過“天文”,才能確知“人文”的局限。而所謂“文質彬彬”的“文明”理想,指向的無非是“天文”與“人文”的共明、文質之間的區別及其互不偏勝的平衡。這也是劉勰《文心雕龍·原道》中的“文”既包含“人文”又包含“天文”的原因。故而,“文明”所“明”之“文”,就不能僅僅理解為人的作品,而是天人共同的作品,“文也者,天人之撰也”。
三、文質論與文明概念的層級性構造
從文質論視域出發,重要的是從動態過程而非靜態實體的角度理解文明,“文”作為“天人之大文”在歷史中的“顯明”有不同層次,文明與文質的內涵也會有所變更,據此所得的乃是一種多層級構造的立體性文明概念,不同的文明化實踐敞開的往往是其某一或某些層面。
文質渾然不分的原初秩序體驗,構成文質論的背景,也是思考文明的出發點。這種原初體驗在古典思想中被刻畫為“大一”,在其中,人的存在方式(人道)還沒有從自然及其運作方式(天道)中分殊和獨立,故而“文”“質”未分、人文與天文無別。上述原初體驗既不能被命名為“質”(或天文),也不能被稱為“文”(或人文),因為“質”與“文”在其中尚未被識別。該體驗實質是原初的宇宙體驗,超自然、自然與社會在人類經驗中并無分別,所有存在者遵循同樣的宇宙節律,這一體驗不可能產生任何形式的“文明”經驗,更無“文質”或“文野”的張力問題。原初體驗并非“前文明”的野蠻,只是文與質在根本上的未分化狀態。
當人類體驗到自身有著不同于他物的存在方式,即人道與天道有辨時,人文獨立于天文并獲得了相對的自主性,其運作方式及條理不再能夠被萬物體現的宇宙節律所涵蓋。在此情況下,“文”“質”得以分殊:一方面,“文”被視為對自然之“質”施加的人為的節制和美化,而“質”則是未涉人為的自然;另一方面,文質的分殊在深層上相應于天人之辨,其實質是人道與天道渾然、文質無別的狀態被打破,而對秩序的自覺追求成為人道的根本維度。說到底,只有在人參與秩序的方式與他者有了分別之后,文質之辨才成為問題。這是第一層次的文明經驗,它以自覺區分自然和人為、天文與人文的方式展開,其實質是人道爭取自主性的秩序革命。只有(人)“文”的經驗先行發生,作為“文”之基礎或前提的“質”才能被識別;正如馬克思所說,“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來說才是存在的”。雖然在本體論層次質先于文,“離于質者非文”,文以質為前提;但就經驗發生而言,“文離而質不足以立”,“離于文者無質也”,只有基于“文”的經驗,“質”之經驗才有可能。這個意義上的文質之辨,可謂“質以文為別”“質待文生”。因而,在“文明”經驗的這一層次,“文明”乃是“文”之明,而非“質”之明,是“人文”之明,而非“天文”之明。西方文明話語所敞開的正是這一層次。
文質論文明經驗的第二和第三層次,可通過《荀子·禮論》如下陳述來理解:“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刻畫的是文明的第二層次,“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敞開的則是其第三層次。
“本”在《禮論》語境中指飲食之本,作為玄酒的清水、不加烹飪的生魚、未加調味的大羹,以及四季饗祭中的“玄尊”“黍稷”和月祭中的“大羹”,這些原始而粗質(加工并不精細)的食品已無法適合今人的胃口,不被食用,但在上古或中古時代卻是先民的日常飲食,故而被稱為“飲食之本”,在祭禮中用以禮敬鬼神,以之為尊,此即“貴本”。“用”的例子則包括饗祭中的“酒醴”“稻粱”以及月祭中的“庶羞”,都是加工精致的飲食,適合今人食用,故以“用”為“親”,此即“親用”。“貴本”者遠人情,用以敬神;“親用”者近人情,可為人所食用;兩者結合,既尊神,又親人,以達成事神與事人之別異,從而使得人神兩悅。玄尊、生魚、大羹、黍稷于古為“質”——在上古是質實可用的飲食,于今為“文”——只能作為美飾,而無實用價值;酒醴、稻粱、庶羞相對于玄尊、生魚等粗質食品無疑在紋理上更為細密,在本來意義上當歸屬于“文”,但由于它對今人而言是質實可用的食品,反而屬“質”。這里涉及文質在歷史中的運動及變化。
隨著文明化過程的展開,一方面是古之“質”轉化為今之“文”,另一方面則是于古為“文”者于今則為“質”。博物館中陳列的青銅酒器,在西周是實用的器具,于古為“質”;但在今天卻不再具有實用性,而只是具有觀賞意義的“文”,此即質之變文的經驗。“古今之氣運,大抵皆由質而文。昔之所謂文,今視之則為質。今之所謂文,后世又將質之。” 由“質”而“文”的轉化,是文明化過程的重要機制。“文”作為“綱紀法度,刑賞禮樂”,在歷史中日趨復雜,治理社會的禮法“亦漸以密,而文乃日趨于盛”。但在由質而文的過程中,文質之間變易互化,“未有離乎文而可為忠與質者,即未有離乎忠與質而可為文者”。此即文質之相涵相攝、互為表里。在文明經驗的第二層次,“質”是含“文”之質,“文”乃藏“質”之文,文質二者均將對方包含在自己內部,并且向著對方轉化和升華,此即康有為所謂“文之中有質,質之中有文,其道遞嬗耳”。
文質的變易轉化包括隱顯雙重維度:由質而文只是文明化過程的顯性維度,由文而質則是其隱性維度。貴族時代的繁文縟禮,可謂禮數完備,斯“文”粲然;后世禮樂逐漸從上層推向社會,禮數日減,此即由文而質的變化,“夫自秦、漢以來,一代各有一代之典禮,由博返約,一言可斷,即吾所謂由繁而趨于簡也”。就《禮論》而言,今日精致的美食,相對于未經加工的食材之“質”,無疑是 “文”;但這種美食不再被作為非實用性的裝飾,而是于人道為善的可口食品,故而不再是修飾之“文”,反而是實用之“質”。在文明經驗的第二層次,文質的源初內涵,即質實和美飾——“文與質,華實之稱也”,不再與人為和自然的區分綁定,更何況,即便是人為加工構建之物,仍有文質之辨。在人道業已獲得自主的前提下,文質之辨轉而從功能角度加以界定,具體而言,文為修飾,質為實用。“質是實實中用底,文是分外好看底。”
顯然,“貴本之謂文”的“文”是第二層次的“文”,來自“質”之轉化,是藏“質”于自身之內的“文”;“親用之謂理”作為第二層次的“質”,系“文”之變易為“質”,是含“文”之“質”。當然,學術界對“貴本親用”有不同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吳飛的解釋,即以“貴本之謂文”為“尚質之文”、以“親用之謂理”為“尚文之文”。從這種理解出發,祭禮中的文質問題被轉換為兩種“(人)文”的問題;而吳飛對祭禮的結論卻是“祭禮尚質”。對他而言,如果說西方形質論是形式優于質料,那么,文質論則是質優于文,自然高于文明,似乎質勝文總歸比文勝質要好。然而,對歷史有著深刻思考的王船山卻強調,“質勝之禍,尤烈于文”。祭禮乃至整個秩序都建基于文質互動、天人相參的過程,把這里的文質與文明理解為兩種“(人)文”的思路,都可能使文明化進程蛻變為“文”之展開與“質”之退卻。
文質交互作用構成社會的文明化過程,離不開文明化個人的參與。“文質皆原于性情”,文質的分殊及其互化,作為人之性情的展開方式,唯有對人才能顯現,人情是文質運化的動力。“文質,人情之化也,化故變而互勝。情之化,故當其伸,必有所詘;當其詘,必有所伸。情之所固有,雖受勝而不能汩也。”歷史中的文質運動,不僅構成禮法運動的機制,而且內化在個人的生存方式中,所以,可從個體生命來理解文質的發生:“有其心則有其事,守之于己,而不求其盡美;施之于人,而不求其可歆:此質也”;“以其事飾其心,修之于己,而必求其可觀;施之于人,而必求其相得:此文也”。人性自有其質,但并不滿足于給定的自然質實,而是尋求對之的美化,這樣人心在美化之文中得以舒展和表達,這就是“文”之發生的人情論根源,即人以質為基礎“求盡其美,以愜乎人心不容已之情”的生命趨向。同樣,“質”的發生也可從人情論視角加以理解:“質又何自生乎?生于人事之不可廢。備典物者,亦以昭其敬愛,而情不待此以因事而生心,猶之乎有其物而又盛其儀,而文若為增設也。”人之所以為人,包含“天生為人”的“自然之質”和“學以成人”的“可盡之能”,“自然之質”作為“性之見端”,“不待學而能無喪其真”,這是人之別于他物的自然本性。作為人之“可盡之能”的社會化學習過程,其本質不過是“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乎用”,即以“文”來化成其“質”,此即人之顯著甚至構建“文”的主體能力。人作為文與質的“居間生存者”,既是文質的別異者,又是文質的貫通者,通過“學以盡文而善其質”,自覺而切己地參與文明化過程。對具體個人而言,“質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質”,“文原非以賊質,但須既盡其質,而后聽生其文”。 文既是對質的超越,也是對質的保全和成就:“導之以文者,以全其質也”,“集文以成質,則天下因文以達質”。質只有通過文的滋養而達到的升華和轉化,才能真正自我保全和成就,同樣,文的美善要求質的基礎。因此,“得文質之中”, 就是文明主體(即作為文質居間者的人)的生成方式,以文增美其質,以質充實其文,這本身已構成文質自身的進階。這并非線性的進化,而是文質在人那里的進一步轉化和分化,它使質中之文與文中之質得以可能。
在文質論文明經驗的第二層次,質變為文、文化為質是同一個過程的不同方面,由質而文為其顯性維度,由文而質則為其隱性維度。文野論的文明觀,有見于其顯性維度。“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全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英雄、圣王制作禮法,并使人禽之辨、華夷之分、君子與小人之別得以可能,這本身就是“文明”的表現。然而,如果僅僅關注由質而文的顯性維度,其極端則是揚“文”而廢“質”。文質論文明概念能同時關注隱顯雙重向度,并將之整合為“天文”與“人文”共同協作和相互成就、文質互明和共明的過程。“文明”不再是由質而文的單向線性過程,而是由質而文的升華和由文而質的回返共同組構的復合過程。正是基于隱顯雙重維度形成的視域,“人文”獲得了自己的界定,這就是“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關聯著對自身邊界和局限的意識,從而可向“天文”開放自身:“止于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于文明也。”這里的“文明”即文質雙明,也就是天文與人文共明,本質上是“以人文合天文”的運動。由此,在文明的這一層次,自然(天文)不再外在于文明,而成為文明的基本維度。
在文質論文明經驗的第三個層次,“文”不再是質的對待,不再被限定為“貴本之謂文”的“文”,而是“貴本之謂文”和“親用之謂理”整合而成的高階之“文”;該“文”作為統合性的“大文”,不與“質”相對,而是與文質尚未分化的“大一”本原相對。故而第三層次的“文”,是對第一與第二層次的文明經驗的超越。第一層次的文質分化以及人文從天文中的突破、第二層次的文質互化,都是文質對待的形式。文明經驗的第三層次,文和質被統合到高階之“文”中,文與質、天文與人文統合成的“大文”,本身就意味著文質兩得、天文與人文共生,更重要的是,第一、二層次中文與質、天與人的區分性意識被超越。《禮論》將文明的這一最高階次稱為“大隆”,即文明的大成階次:“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文明的大成是對“大一”在高階次上的回歸。禮之“大文”,作為文質統合體,或天文與人文統合體,與禮之“大本”(即“大一”,也即文明的本原)在更高階次的平衡與協調,則被視為文明的終極之境。“大隆”包含兩層統合性結構:一是文與質、天文與人文的統合,二是“大文”(以文質、天文人文的統合體為其內涵)與“大本”的統合。在此,文明的界定不再以區分性意識而是以統合性意識達成。萬物一體、人類一體在區分性意識中是未分化的前文明狀態,而在此統合性意識中則構成文明的更高層次。
“大一”作為秩序的本原,又是秩序不顯的“混沌”,“混沌”并不是混亂和無序,而是根本性的未分化狀態。湯道衡以“理氣渾淪,三才未判,萬物未生”來界定“大一”,這比孔穎達以“天地未分”解釋“大一”更為全面。“大一”與其說是原初秩序的本然狀態,毋寧說是人類最為原初的秩序經驗,作為秩序與文明的本原,“大一”并無文質的分別經驗,故而并不存在文質的偏勝與失衡問題。“大一”分化為天地人三才之道、分化為理氣的不同運作機制、分化為人物的不同存在方式,也正是人類在存在方式上分別天地人、理與氣、人與物,這種識別本身就是秩序經驗的發生。只有在秩序經驗中,人類才有“文質”和“文明”的問題。但在這種區分性意識中,文明的經驗受制于文與質的張力、文之明與隱的張力,只要這種張力性結構存在,自然與文明、天與人、人與禽的區分,就是文明經驗的基本方式。這種秩序經驗的深層機制是秩序與無序的張力,一切秩序都從防御、抵抗和解構無序的經驗中產生。這樣一來,秩序的經驗也就受制于無序的體驗。在秩序的這種張力性結構中,人是通過人與物之別、我們與它們之別的差異性而得以界定,這種界定方式將人的內容規定為精神性、道德性、理性、歷史、文化等,而自然性、生物性和感性等則被排除在人的規定性之外。如此一來,人的完善是以抑制和排除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和感性等為代價的;文明的概念也是通過排除自然性、天文、質等而得以界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文明之為文明的特質在于其區分性意識,即便是文明的聯合作用也通過其區分功能得以實現。這就不難理解,何以西方文明概念既在人類內部造成分別,又在人類與非人類之間構建邊界。只要這種區分性意識主導了文明的概念,那么人類共生、萬物一體就不會被視為文明狀態,相反,可能被歸結為原始或野蠻;而且,文明很容易滑落為對感性和自然的突破和抑制。
然而,文明在其究極層次,通過與本原的“大一”協調,超越了文質、天人的對立結構。終極之“文”,不再是對“質”的文飾,而是對“大一”的文飾:“天地人所以為文者不同,而所以文之者則一,以文其初而已矣。”作為原初秩序的“大一”,在高階性的“天人之大文”中顯現,被視為“禮之大隆”的狀態,它超出了文、質作為兩個不同維度的互明。進一步地說,當“貴本之謂文”中的“本”脫離“貴本而親用”的語境,指向本原性的“大一”時,“大文”本身便成了“大本”的展開。在《荀子·禮論》中,“大文”與“大本”的統一而生成的“文明”,已經不同于“大一”所表達的原初秩序的經驗。“凡禮,始乎棁,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成乎文”并非究竟或完成狀態,這里的“文”顯然并非統合文質的“大文”,而是與“質”相對的“文”,“終乎悅校”在《大戴禮記·禮三本》中被寫作“終于隆”。最隆重的狀態是“情文俱盡”,“情”的含義是“實”,“實”通于“質”,“情者,性之質也”。“情文俱盡”即文質共得兩盡,被視為文明的最高狀態,這與“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情文代勝”,或者文勝質,或者質勝文,這是文質的畸變形式,也是歷史中具體文明的現實狀態。經學系統以一文一質的循環運動理解的社會更替過程,不過是在文偏勝的情境下救之以質,而在質偏勝時救之以文,而構成其參與理念的則是由文質的平衡而界定的中道,“嫉其弊而救之,以歸于中道”。至于通過純粹的無文之質以回歸 “大一”,則被視為文明的最下層次。楊倞將這一階次解釋為,“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素,是亦禮也”;以“去文明化”方式來達成原初的“文明”,在人類文明日趨復雜的狀況下,它所能“明”者只是“天文”、只是“質”,因而“復情以歸大一”所達成的并非對文質區分的超越,而是文質對立的新形式。
文質論文明經驗經由層級性的展開,形成一個更具立體性的層級性文明概念,文明化實踐的方式不同,所敞開的文明層次也就有所不同。在第一和第二層次,文明構筑在文質(人文與天文)的分化及其張力上,其中主導性的是區分性意識;而在文明的第三層次,文明則由統合性意識達成。當然,區分與統合對于文明的展開來說同等重要;而且,必須指出文質論文明概念的古典性,畢竟,作為現代人生活基礎的生產方式、技術革命、經濟秩序等尚未被納入“文”的內涵。
四、文質論文明觀與人類文明新形態
文質論文明觀構想的人類一體、萬物一體的文明之境,由于未經歷現代性的“分化”,更多停留在個人精神境界層面。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文明的物質、政治、精神、社會、生態諸維度得以充分分化;同時,基于分化而有更高的統合要求。就此而言,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近代西方與中國古典的文明話語的雙重超越。
作為全新文明理念,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濃厚的中國底蘊和特色。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文質論文明理念的繼承和升華,會通古今而一之,代表了中華現代文明的文明闡釋。一方面,唯有通過人類文明新形態,文質論文明概念才能獲得現代形態;另一方面,文質論文明觀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為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思想資源和厚實背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文明互鑒,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內容,與文質論文明觀有深刻的繼承、發展與互釋關系。
文質論文明觀將萬物一體視為文明的高階狀態,人類文明新形態致力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充分肯定人與自然分化的合理性,進而以和諧共生的理念將人與自然加以統合,超越了西方文明觀內蘊的自然與文明的斷裂。萬物之間彼此關聯和相互指引,構筑了生命共同體,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生命共同體中一脈相通的部分。將人與萬物視為宇宙大生命的不同器官或部位,突顯人與自然的一體性。吸納文質論文明觀,構建新時代的萬物一體論,對于深化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生態維度,具有重要意義。
在世界大變局的時代,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創造性地激活和發展了文質論文明觀人類一體的理念。人類文明新形態話語著眼于中國與世界的一體性,對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的“大一統”理念在其中產生了積極作用。盡管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以加速方式演化,但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大趨勢并不會因此改變。這正是對文質論文明觀天下一家思想的升華。內外兩種共同體的理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內容,與古典文質論“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天下大同”的理念一脈相承。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四大倡議,集中展現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以統合性意識來升華文明內涵的中國特色,并指明了實踐的具體進路。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不再基于古典的氣化宇宙論,而是以全球化、信息和數據的一體化等為背景,以人類共同意義的探尋和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根基。在這個意義上,古典文質論天下一家的理念,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視域中得以創造性地轉化,它不再是個體的主觀修養或精神境界,而是連接世界的“橋”與“路”。
在多元文明體共生前提下,一個文明體的文明性究竟意味著什么呢?通過對文質論文明觀的創造性轉化,可深化對此的理解。特定文明體的文明性,不僅在于自身能夠在文明化過程中與時俱進地推陳出新、創造性地自我轉化,更在于能夠關切文明際性,尊重并安頓不同品質的文明體。這就不難理解,人類文明新形態拒絕文明等級論,堅守文明的品質論,尊重不同文明體的獨特品質,這是對世界文明的差異性和多元性的尊重;堅持文明與非文明的區分,把文明作為全人類共同價值加以守護。一個特定文明體,只有將自身提升到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層次時,才能安頓不同的文明體,展現它作為文明體在高階次上的文明性。由于每一特定文明體既無法完全地呈現、又不能獨占,因而,通過不同文明之間的互鑒,認識自身的局限性,向著他者開放自身,才是提升文明性的真正方式。每一種文明體,對于文明性的顯現與追求,其方式與進路各不相同,所得也有程度上的差異,但就它們都以自身方式部分地顯現了文明性而言,每個文明體之間具有意義上的等價性,這恰恰是多樣化的文明體可以平等的根本。無論是《周易·系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還是《禮記·中庸》“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都展現了文質論文明觀對人類文明多元一體的理解,對之的創造性激活,無疑有助于文明互鑒的理論深化。
從千年尺度來看,人類文明新形態與文質論文明觀的連續性,是中華文明自身連續性的展開和體現。作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的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文明在其古今轉型中,充分實現了古典與現代的分化,同時又實現了二者的統一。這一點超越了西式現代化,后者以古今的對立為預設,走向二者的斷裂。古今和解的機制內蘊在文質論文明觀中,文質在歷史中的相互轉化變易,既可以帶來文質之間的彼此充實,又有助于文明層次的提升。在這一點上,人類文明新形態在精神上與之一脈相承,這是中華文明精神貫通古今的跨時空展現。
總之,西方文明概念內蘊文野論意義上的文明與文明體意義上的文明的緊張,其背后則是文明與自然、天與人的區分性意識;西方文明概念雖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其文明等級論與文明優越論取向以及對自然的過度抑制已經不再合理。回溯中國古典的文質論文明概念,有助于化解西方文明的張力,展現一種文質兩得、天人兩盡的文明理想,并進而給出文明的層級性構造。這無疑可以豐富關于文明的討論。但同時也要看到傳統文質論文明觀的局限性,它在傳統社會孕育,同樣也受限于傳統社會:一方面,它的優點在于文質平衡的中道追求,避免了極端的破壞性,但也因此無法將文質的張力極致化,未能將文明的創造性最大化地激活;另一方面,從現代社會來看,文質論文明觀沒有將生產、經濟、制度、技術等現代社會的組織和構造引入“文”的內涵,從而削弱了其現代解釋效力。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文明的各個層次充分分化,分化諸層次的統合與平衡,構成這一全新文明理念的內核。經由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文質論文明觀在新時代作為養料與資源,融入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設中。
〔本文注釋內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