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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大眾文藝浪潮中的主體建構與理論更新
來源:文藝報 | 牛學智  2026年08月24日09:43

近些年,“新大眾文藝”是文藝理論界一個持續升溫的話題。從素人寫作者記錄打工見聞、田間日常,到無數網民借助短視頻和直播平臺展開多樣的自我講述,相關的論文和研討確實不少。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討論雖多,但真正能從理論上把事情說透、把問題推到深處的文章,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多。所以,關于新大眾文藝的一些基本問題,仍有進行討論的廣闊空間。

毫無疑問,當下的新大眾文藝浪潮,與我們過去一直倡導的文藝大眾化密切相關。但是,這是一場真正由普通大眾自主發起、自主創作、自主傳播的文化浪潮。如果僅僅以20世紀上半葉所確立的“文藝大眾化”范式去理解它,那么,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可能就不是那么準確和全面。譬如,很多人只注意到媒介和載體的更新,沒有看到“新大眾”的主體性覺醒,以及這種覺醒背后關于人的現代化的深層訴求。因此,我們需要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總體視野來重建關于新大眾文藝的理論話語,讓隱藏在無數生動文藝實踐中的真實訴求獲得真正有效的闡釋和回應。

舊框架與新問題

談論“新大眾文藝”,繞不開趙樹理等人所代表的解放區大眾文藝傳統。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這套以“大眾化”為核心的理論實踐,承擔著社會動員與文化整合的功能,確實留下了重要的精神資源。但關鍵在于,我們能否站在水漲船高的時代位置,清醒地看到那個時代的“大眾”與今天討論的“大眾”之間的根本性差異。

趙樹理時代,專業作家深入生活,最終目標是創作出大眾能夠接受的作品。有些理論批評家也指出了這一點,認為趙樹理小說的大眾化并不完全由文本獨立完成,而是通過口頭“轉述”——因為當時許多農民不識字,需要基層干部、農村知識人或專業讀報員的介入,作品才能進入群眾的審美視野。也就是說,在趙樹理范式內部,大眾歸根到底是接受一端的“接受者”與“被反映者”,他們的生活需要經過專業作家的加工與轉化才能進入文藝公共空間。創作者雖然來自群眾,但身份終究是“代言者”而非“言說者”。寫作本身是有專業門檻的,需要系統的文學訓練和思想改造。

這提醒我們,只有準確理解這一范式的內在結構與功能邊界,我們才能真正辨認出新大眾文藝帶來的質變。今天的情況往往是,在出租屋里隨手寫詩的外賣騎手,在田頭錄下勞作過程的返鄉青年,把流水線日常拍成短片的工廠女工,他們本質上已經不需要誰來“代言”,更不需要專業作家的“轉述”才能抵達公共視野。技術工具的普及當然是重要條件,但這種變化的深層意義遠不止于多了幾種傳播渠道,它意味著普通人作為文化生產者的主體性身份發生了質的躍升。過去,大眾是被書寫、被反映、被啟蒙的對象;今天,他們是自我書寫、自我呈現、自我發聲的文化主體。

但現有的理論批評在多大程度上正視了這種質變?大量論述仍然把今天的素人創作直接命名為趙樹理傳統的當代延續,認為其核心價值仍然是“草根”“接地氣”“煙火氣”。這兩種文化形態在“人民性”的價值取向上確有相通之處,但如果只看相似性,而忽略社會基礎與主體位置的本質差異,那么“新”就被簡化為單純的工具換代了,致使最核心的主體變革反而被遮蔽。

與此相關的另一更深層的問題是,當我們用“接地氣”“煙火氣”去命名今天的素人創作時,我們其實仍然是站在外部觀看的。當我們在俯視意味的位置上,把這些創作者當作需要被觀察、被描述、被贊賞甚至被同情的群體,而不是把他們當作處在平等位置上的文化生產者進行交流時,今天隨口說的“普通人也能搞創作”,與曾經的“老百姓也能看懂新文藝了”,在潛意識層面其實共享著同一種根深蒂固的認知邏輯,即認為大眾的文化參與是一種值得肯定的進步,但這種進步仍然需要放在精英設定的價值框架中才能被理解、被評價。正因如此,“新”就永遠停留在工具與載體的層面,“新大眾”的真實主體性,那種作為文化實踐主體和自我意義闡釋主體的覺醒,反而被這套好心好意的話語牢牢束縛在舊范式的陰影之下了。

有學者準確地捕捉了當前關于新大眾文藝的討論的兩種主要視角:一種是“創作者視角”,側重考察大眾創作如何在新的媒介生態中獲得可見性;另一種是“文藝類型視角”,主要關心媒介技術革新催生的新形態。這兩個視角都有其合理性,但共同局限在于,無論是強調創作主體的擴容還是媒介形態的更新,最終都傾向于把新大眾文藝的深刻變化打包進一套業已成型的概念框架,真正值得追問的內容反而受到忽視。當“新大眾”拿起手機書寫自我、講述自我時,那種從舊范式中生長出來的、對自身文化表達權利的樸素確認,究竟意味著什么?

自我講述中有深意

瀏覽海量的新大眾文藝文本,最突出的美學趨向是“自我”的反復出現和極端凸顯。寫自己的打工經歷,拍自己的出租屋日常,講自己的人生遭遇,幾乎是絕大多數素人創作者共同的選擇。針對這種自我講述,有不少聲音將其判定為“個人化情緒宣泄”,甚至認為這恰恰是素人創作格局有限、難以誕生成熟作品的癥候。

這個判斷可能過于倉促。在我們急于評價“好不好”之前,不妨先停下來想一想:那些在出租屋深夜獨自對著手機屏幕寫下詩行的人,那些在流水線間隙拍下自己和工友面孔的人,那些把詩歌貼到墻上視為發表了的人,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作品的邊緣位置。很多創作者從一開始就沒指望“出圈”,甚至沒指望被“認可”,僅僅是出于那個最樸素的“想把自己說出來”的沖動。那么,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既然明知道這種表達大概率得不到專業承認,為什么他們仍然如此執拗地以自身為素材,一遍又一遍地講述自己?

答案或許不在文藝專業知識庫存內部,也不在文藝史譜系的延長線上,而需要放到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層進程中去理解。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的現代化,而其中最艱巨、最復雜的命題是人的現代化。這里說的“復雜”主要是指,它落實到每一個具體個人的精神世界中時,其呈現方式往往不是制度性的、政策性的,而是日常的、感受性的、難以量化和捕捉的。物質層面的改善可以通過就業、增收、社會保障等政策工具推動,制度層面的完善可以通過立法、規范等方式推進,但精神層面的成長,從被敘述的對象變成自我敘述的主體,從被動接受文化資源配置到主動爭取文化表達權利,卻無法由任何政策或制度直接完成。這個過程只能由千千萬萬個普通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緩慢而艱辛地完成。以自我為素材既是自我記錄,也是自我審視、自我覺醒。

新大眾文藝中那些反復出現的“自我”,正是這一過程在文化領域最直白、最樸素、最有力的表征。一位工廠女工在短視頻里說“我也想被看見”,一個坐在田間地頭直播插秧的農民說“這就是我的生活”,一位殘疾青年面對認可激動地脫口而出“文學照亮了我”。這些句子之所以動人,不是因為修辭多么精妙,而是因為話被說出的那一刻,說話的人完成了一次意義重大的自我確認:我的生活值得被記錄,我的感受值得被表達,我的存在值得被看見。這個確認看似微小,但它正是文化主體意識覺醒最樸素也最堅實的表征。

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范玉剛將這種狀態形容為新大眾文藝的“悅己”,認為它高揚的是個性化的自我表達與文化主體性的尊嚴感,“是人民群眾在文化上立起來、踐行在文化上當家作主的實踐”。比如,很多保潔員拿起筆寫作,并被讀者們認識。這并非因為他們講述的保潔故事有多么獨一無二。實際上,類似的故事,每天在每一個城市、每一座樓里都在發生。它的力量在于,當那個曾經只有被他人轉述才能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普通勞動者自己拿起筆,把拖把的潮濕、鋼絲球的劃痕與清潔劑的氣味一點一點還原到紙上,那支筆就不再僅僅是描述工具,而成為一種身份的確認:“我”不是一個需要別人來講述的沉默背景,而是有權利為自己發聲的生命個體。這就是從“被書寫”到“我書寫”的根本性轉換。這個轉換,背后是一場深刻的文化權利的博弈。

或許有人會反問:這些關于自我的講述,大多數確實停留在樸素的個人經驗層面。這樣的創作有多大價值呢?這種質疑并非全無道理,但真正嚴肅的理論批評應當警惕的,恰恰是這種以所謂的“專業標準”為唯一標尺的簡單化裁剪。表達從來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表達的邊界、表達的深度,以及表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引發社會共鳴,永遠與整個社會的文化環境緊密相關。如果理論批評在面對素人創作時,只用“接地氣”“煙火氣”這套舊話語去定位它、框定它,那么表達者那些無法被舊話語妥善安置的精神內容——對身份認同的迷茫、對城鄉結構的困惑、對公平與尊嚴的深層渴望等,就會因為得不到有效的命名與闡釋而慢慢蜷縮回私人情緒的角落。那樣的話,“新大眾文藝”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就會被悄悄抽空,最終只剩下“表達”這一空殼形式,徹底失去了它本應具備的社會文化厚度。

“新大眾”的主體覺醒,不僅體現在創作層面,還體現在接受層面。他們善于在接受的過程中展現自己的主體意識。比如聽音樂,他們不再是“用耳朵投票”的被動聽眾,而是主動參與到作品意義生產過程中的闡釋者。他們不再等待專業人士來告訴他們“這首歌表達了什么”,而是用自己的話語和經驗來定義作品的價值。這一質變的意義在于,當大眾從被動的欣賞者轉變為主動的意義生產者,傳統以創作者為核心的評價體系與闡釋框架,就已經顯露出了它的局限性。一個作品的意義不再僅僅來自創作者的意圖和技法,還在同等程度上來自接受者與作品之間的對話、互動和再創造。

因此,對于新大眾文藝,我們要充分意識到其中最具生長力的部分,細心諦聽、認真感知“新大眾”身上所蘊含的現代化期許和能量。

理論視角的轉換

以上分析表明,新大眾文藝理論范式之所以需要重建,根本原因不在于論述不夠多、概念不夠新,而在于問題意識本身需要一次徹底的調整。

在新大眾文藝中,創作者并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反映”生活的外在觀察者。他們就是生活中的人,他們的創作行為本身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一個外賣騎手在送餐間隙寫下詩句,這不是他對生活的“反映”,而是他與生活的一種相處方式;一個返鄉青年用手機記錄田間的日常勞作,這不是他對田園生活的“再現”,而是他在用記錄的方式重新確認自己與土地的關系。對他們而言,文藝不是用來“反映”生活的工具,而是用來“建構”生活意義的方式。今天,我們面對新大眾文藝時,需要進行理論視角的轉換。從追問它反映了什么,轉向追問它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發揮了什么樣的建構性功能。

基于這樣的核心轉換,理論批評至少需要在以下幾個維度調整自身的認知框架和運思方式。

第一,從“評判者”轉向“諦聽者”。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文藝理論批評都習慣于站在專業知識的制高點上,手握現成的理論標尺,居高臨下地衡量一切文藝現象。這套做法在面對新大眾文藝時,往往顯得最為“省力”,也最容易給出結論,卻也最容易錯失真正重要的東西。在我看來,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新大眾文藝承載著豐富的社會信息和心理信息。理論批評真正應該做的,不是急著判斷這些作品“好不好”,而是沉入海量的素人文本和影像之中,去辨認那些樸素而執拗的表達背后究竟藏著什么樣的集體性精神訴求,去梳理那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個體生命經驗匯合在一起能夠呈現出什么樣的時代情感結構。無數個“自我”的講述拼合在一起,拼出的就是當代中國的民間精神圖譜。

第二,把新大眾文藝放到文化現代化的整體結構中重新定位。文化領域的現代化,需要推動全民文化權利的普遍落實,讓人民大眾在精神生活中得到更充分的自我表達和自我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新大眾文藝讓千千萬萬過去只能是“沉默受眾”的普通人擁有了表達自己的渠道和可能性。這本身就是文化現代化進程中扎實的進步。它在這方面的價值,需要我們從社會文化功能的實現程度來衡量。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看到它作為社會文化實踐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第三,正視“新主體”的主體性。歷史反復證明,文藝史上很多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新內容,往往正是從民間、從大眾的自發實踐中生長出來的,內在地隱含著對既定的僵化規矩的反叛,是無法用專業理論預先規劃的。新大眾文藝未來會演化成什么樣的形態,會催生出什么樣的代表性作品,只能在大眾自己的文化實踐中逐步形成,理論批評無法為此提前設計路徑。我們應該為這些樸素的表達提供更加寬容的闡釋空間,讓那些尚顯微弱的聲音能夠被更多人聽見,讓那些自發而真誠的探索能夠獲得應有的尊重和理解。

第四,關于近年來討論較多的技術賦能與人工智能問題,也需要稍作澄清。技術無疑對促進創作的普及、作品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技術畢竟是一個外部條件,真正決定新大眾文藝未來走向的,是“新大眾”的主體性的自覺程度。如果人的深層訴求得不到正視和回應,如果“新大眾”的表達欲望和表達意志始終被缺乏共鳴的外部話語所框定,那么,再先進的技術工具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素人表達的邊緣處境;只有當人的主體性被充分釋放、得到制度的真正保障和言論空間的有效滋養,技術才能成為文化現代化的積極推手,才能助力真正具有時代質感的新大眾文藝走向繁榮和成熟。

總之,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全體人民參與的宏大工程。它的實現不僅包括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民生保障的持續提升,還包括文化權利的有效落實和主體意識的穩步增強。新大眾文藝的繁榮發展,恰恰就是這種文化權利落實和主體意識覺醒的鮮活表征。重構新大眾文藝的理論范式,就是要多一些對人的現代化進行深層關切的理論自覺。這是對新大眾文藝進行總體觀照時不可缺少的視野。當然,新大眾文藝既然是文藝,必然逃不開基本的藝術考量。特別是進入對具體作品的討論時,那些基本的藝術標準,譬如對原創性的堅守、對藝術性的探求,是完全不能忽略的——否則就容易催生出大量“只有大眾性、沒有文藝性”的作品。這也意味著,理論視角的轉換和重構,并不是對舊有標準的簡單反叛。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而是要以辯證的態度看待一切。

(作者系寧夏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