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與20世紀中國現代文藝
2026年8月17日,是李健吾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李健吾這個名字,對于從事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而言,并不陌生。只要提及20世紀30年代的現代文學批評,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用“劉西渭”筆名發表的一系列評論文章以及后來出版的《咀華集》《咀華二集》。那行云流水般靈動的文字以及刀刃般明快鋒利的批評,不僅震撼了當時的文壇,就是今天來閱讀,也一定還會在讀者中引來陣陣驚嘆。文學史上,不少研究者將李健吾的文學批評定義為“印象批評”,將他那帶有旋風般“快馬”速度(參見卞之琳《追憶李健吾的“快馬”》)的文學批評用“靈魂在杰作中探險”來形容。的確,李健吾的文學批評極具辨識度,將它放在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長廊中,讀者很容易將他的批評文字與其他批評家的批評區分開來。有評論因此稱李健吾的文學批評為“現代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一道璀燦的風景線”(參見唐金海、陳子善、張曉云主編《新文學里程碑·評論卷》)。

為戲劇教育傾注大量心血
其實,李健吾的藝術才華何止于文學批評,其他如現代戲劇史和現代翻譯史中也會出現他的名字。他20世紀30年代以及上海孤島時期創作和改編的戲劇作品,是中國話劇史上難以磨滅的精彩篇章;他的翻譯作品——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和莫里哀的戲劇,都堪稱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領域的經典譯作。
如果細數李健吾先生一生對現代中國的文學藝術所做出的偉大貢獻,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這是一位大師級的文學人物。但事實上對于李健吾的認識和把握,至今為止,還是很不充分的。除了文學批評史、戲劇史和翻譯史給他以明確的學術定位之外,整體上對李健吾的認識還是比較模糊,有的甚至還包含著史料方面的失誤。
早在1978年5月由杭州大學和蘇州大學發起并聯合國內30多家學術機構合作編撰的大型資料叢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收錄了近二百位作家的研究資料,出版有《茅盾研究專集》《曹禺研究專集》《陳白塵研究專集》《何其芳研究專集》《柳青研究專集》等。其中有一些專集是作家本人還在世的情況下進行的。另外,198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發起的大型研究資料叢書《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的編撰,出版有《茅盾研究資料》《歐陽予倩研究資料》等。但李健吾作為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一級研究員和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代表性作家,他的相關研究資料卻沒能列入上述兩套大型研究資料叢書中。不清楚這些叢書到底按什么標準來取舍,但對于這些叢書而言,沒有李健吾研究資料,應該是一種缺憾。這一缺憾直到2024年才由上海戲劇學院中國話劇研究中心彌補。他們編選、出版了《李健吾研究資料集》(上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還有像最新的《辭海》(第七版)和《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學》(第三版)“李健吾”條目,對他的陳述文字,也有一些遺漏和史料方面的失誤。如《辭海》“李健吾”條目稱“李健吾(1906—1982),中國作家、文藝評論家、翻譯家。筆名劉西渭,山西運城人。1922年起從事寫作。193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翌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1933年回國后,任復旦大學教授。抗日戰爭勝利后,參與主編《文藝復興》雜志,并參與創辦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并任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創作以戲劇文學較有影響,代表作有話劇《以身作則》《十三年》《這不過是春天》和《黃花》等,評論集《咀華集》《咀華二集》等。譯有莫里哀《喜劇六種》、福樓拜《包法利夫人》等”。事實上,1935年李健吾受鄭振鐸之邀,南下上海,受聘的是暨南大學,而不是復旦大學。至于對他創作成就的評價,條目將戲劇創作抬高到首位,似乎也不太準確,因為李健吾的小說、散文成就不一定就弱于他的戲劇創作。如他的小說《終條山的傳說》被魯迅先生收入他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李健吾的散文《雨中登泰山》等,也被作為范文收入中學語文教科書。所以,對于李健吾創作成就的評價,如果停留在《辭海》條目這樣的理解,似乎是不夠的。至于將李健吾先生定義為“中國作家、文藝評論家、翻譯家” ,似乎也少了一點什么。這遺漏的一點,就是李健吾對于戲劇教育方面所做的杰出貢獻。
李健吾先生1945年與黃佐臨、顧仲彝創辦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到1954年他離開上海戲劇學院為止,這近十年的時間里,他對中國現代戲劇教育事業付出了很多心血,作出了諸多貢獻。對此,李健吾先生的同事和學生感受強烈,用文字表達了他們的懷念之情。他上戲的老同事魏照風教授所寫的《懷念李健吾同志》、李健吾的學生陳多所寫的《永恒之思》、龔和德所寫的《遙憶健吾師》、范華群所寫的《難忘恩師李健吾》、苗戈所寫的《李健吾老師在臺爾蒙的講座》、任明耀所寫的《懷念良師李健吾先生》等,都非常具體地描畫出李健吾在戲劇教育領域所做的工作。其他像研究者顧振輝的論文《李健吾戲劇教育實踐初探——以“上戲”時期為中心》(上述文章參見上海戲劇學院編《戲文名師》以及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編《李健吾研究資料集》),從研究角度闡述了李健吾戲劇教育方面的貢獻。李健吾先生的這些貢獻及其所產生的深遠歷史影響,足以讓他躋身于戲劇教育家的行列。《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學》條目的作者不知道是受了《辭海》的影響,還是對李健吾的戲劇教育成就有所保留,總之,在作家、評論家、翻譯家之后,只是陳述了李健吾在戲劇創作、戲劇翻譯、戲劇評論和戲劇教育方面的成就,而沒有將李健吾作為戲劇教育家來對待,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在我看來,李健吾先生完全可以列入戲劇教育家行列。他對于現代戲劇教育的貢獻,就像蔡元培先生作為教育家催生了新北大一樣。在李健吾、黃佐臨、顧仲彝等人手里,直接催生了一所現代化的戲劇學校——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也就是上海戲劇學院的前身。如果沒有李健吾的最初動議以及黃佐臨等志同道合者的呼應與積極參與,上海這樣的現代化大都市極有可能失去一所與之相匹配的現代化戲劇高等院校。這種抓準時機,及時動議的做法,在戲劇領域或許只有李健吾能夠做到。這不僅僅是辦一所學校那么簡單的事,而是其中透露的眼光、識見和闊大的文化氣象,讓人不由得聯想到他對曹禺《雷雨》、夏衍《上海屋檐下》和老舍《茶館》的戲劇評論——在一般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些話劇作品具有潛在經典價值的時候,李健吾能夠在第一時間敏銳感知到其中的優質成分,給予肯定。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上海戲劇界都在忙于寫戲、排戲、演戲以及從內地搬遷回上海,忙忙碌碌,沒有人顧及辦學校。只有李健吾高瞻遠矚,意識到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應該有一所培養和研究現代戲劇的高等藝術院校。
雖然李健吾沒有像歐陽予倩、熊佛西那樣全都將精力花費在戲劇事業上,但李健吾的這一遠見卓識對后世產生的深遠影響,足以使他在中國現代戲劇教育史上名垂千秋。
奮力耕耘在諸多文藝領域
李健吾在20世紀中國文學藝術史上是堪稱大師級的人物。人們一般印象中他是文學領域的杰出人物,是印象批評的代表,但他的成長路徑和創作特色與很多20世紀文藝領域的大師級人物有點不同,他不是從文學起步,而是從戲劇演藝起步。換句話說,是現代戲劇將李健吾引領進文學藝術的大千世界。
據李健吾自述(收入《李健吾研究資料集》),他的戲劇活動始于他父親李岐山遇害之后,也就是1919年之后。父親李岐山是山西同盟會領導人之一,在政界和軍界都享有很高的威望,故引起了閻錫山等當地軍閥的嫉恨,最終于1919年在陜西被害。李健吾一家為躲避災難,搬遷到北京。李健吾從小在北京長大。他在北師大附小讀書時,社會上時興文明戲,他上學經常經過演文明戲的新世界大舞臺,演出的熱鬧場景讓他對演戲產生了興趣。在學校老師的引導下,他自編自演。1921年,小學六年級的李健吾扮演燕京大學學生熊佛西創作的話劇《這是誰之罪》中的一個角色,大獲成功,引起了戲劇界人士的注意,陳大悲、蒲伯英等都很欣賞他。這一年,陳大悲在北京成立實驗劇社,李健吾是發起人之一。1921年下半年,李健吾以總分第一的優異成績考入北師大附中。1922年他參加陳大悲創作的話劇《幽蘭女士》的演出,成功塑造了丫環形象,因此聞名北平。從此他不斷受邀,參加各種演出。
與此同時,李健吾的文學創作開始起步。他寫了不少小說、詩歌、散文、獨幕劇等,向北平的各大報刊投稿,在《晨報副刊》等多家報刊發表,受到王統照等新文學人士的重視。王統照是李健吾結識的第一位新文學人士。這位年長于李健吾的新文學家專門去李健吾居住的解梁會館看望他,兩人就此成為忘年交。
1925年,李健吾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教他的朱自清先生認出李健吾就是那個在北京各大報刊上發表多篇文學作品的青年,就建議李健吾轉到外文系學習,以利于將來的事業發展。李健吾接受了朱自清先生的建議,轉到外文系學習。他的才華同樣受到外文系主任王文顯教授的賞識。王文顯曾在耶魯大學的戲劇專業學習過。他在清華教授西方戲劇,講授莎士比亞等,同時還大量購入西方戲劇原著,充實圖書館,讓廣大師生受惠。清華的教育和老師們的幫助,極大地開闊了李健吾的視野。此時,李健吾還積極參與清華學生戲劇社的活動,成為清華戲劇社社長。他的法文老師溫特先生,教授象征主義詩歌和福樓拜《包法利夫人》,影響到李健吾后來對福樓拜及其作品的翻譯和研究。1930年,李健吾畢業留校,擔任王文顯的助教。一年后赴法國留學,行前獲得他父親的老友楊虎城將軍、商震將軍的資助。李健吾在晚年自述中說:“我在清華讀了四年法語(規定二年),老師的興趣是我們的興趣,讀的是一些當時流行的象征主義詩歌。我覺得中國需要現實主義,便在巴黎以福樓拜為主要研究對象,展開學習活動。”
1933年8月,李健吾與學成歸國的朱光潛先生同船回到上海。也正是在上海,他第一次見到了巴金。回國后不久,李健吾就給鄭振鐸、靳以、巴金創辦的《文學季刊》寫稿。他的論《包法利夫人》的論文,引發北平文人圈內的震動。林徽因專門寫信邀請他參加文人聚會。李健吾的劇本《這不過是春天》與曹禺的《雷雨》發表在同一期《文學季刊》上(1934年7月第一卷第三期)。這一劇作后來在上海孤島時期成為非常受觀眾歡迎的劇目,也是李健吾戲劇創作的代表作。他還給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寫稿,開始用“劉西渭”的筆名發表評論,被視為京派批評的代表。1935年7月,鄭振鐸擔任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聘請李健吾教授法國文學。8月,李健吾赴暨南大學任職。
李健吾29歲到上海教書,1954年7月離開上海,到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報到。這19年時間,李健吾從29歲到48歲,是他人生事業最輝煌也最具創造力的時期。創作上,他貢獻了《咀華集》《咀華二集》以及大量的改編劇、散文作品;翻譯上,他的譯作《包法利夫人》、莫里哀喜劇堪稱代表;戲劇展演方面,他是上海孤島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戲劇活動的組織者和推動者,與于伶等成立了上海劇藝社;在戲劇教育領域,1945年抗戰勝利后他提議并與黃佐臨、顧仲彝創辦了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李健吾是華東地區的代表。這些輝煌的業績,記錄著李健吾上海時期的文化貢獻。
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創作實踐
1954年7月,在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的推薦下,李健吾全家離開上海,回到他從小生活的北京,開始了他新的人生事業。這后半輩子,李健吾基本上定格在學者身份上,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最初名稱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外文所1964年成立后,即轉入外文所)。李健吾很適應這種研究工作,也喜歡這樣的研究工作,一輩子都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工作。1958年他出版譯作《巴爾扎克論文選》(新文藝出版社出版),1962年在《文藝理論譯叢》上發表譯作《拉辛與莎士比亞》(司湯達著),1978年在《外國文學研究》上發表論文《關于“三一律”問題》,1979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巴爾扎克與空想社會主義者》,1982年5月,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編委,撰寫了莫里哀、福樓拜條目。直到1982年11月24日突然病逝,李健吾始終都在研究、工作著。
這一時期他的主要身份是法國文學研究專家,但他對戲劇的興趣始終如一。像老舍《茶館》的座談會,像1962年在廣州舉行的全國話劇、歌劇和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俗稱“廣州會議”)等重要活動,他都受邀參加,發表講話,并有文章發表。晚年他將到北京后所寫的劇評挑選出46篇,結集出版(《戲劇新天》,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4月)。
在20世紀中國所有現代作家中,李健吾與戲劇之間的親緣關系是最突出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樣不僅自己創作、翻譯戲劇作品,還組織劇社,甚至自己下場,扮演劇中人物。這種與戲劇融合在一起的新文學審美探求,恰恰也是李健吾文藝生活最為生動鮮活也最具創造個性的一面。何以如此認為呢?因為李健吾不僅天性活潑,喜歡戲劇,尤其是喜劇,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文學生涯中,戲劇不斷引導他體驗各種文藝審美,提高了他的文藝鑒賞力。戲劇既是他的審美門檻,也是他的文學起跑線和出發地。他從來都沒有把戲劇簡單地當作演戲,而是當作理解和展現文學審美的一部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說,他最初的獨幕劇創作,都是將他自己熟悉的一些人和事放進去,表達了他對自己親人和周圍朋友的感情。后來受新文學思潮和學校教育的影響,視野開闊了,在文學批評和戲劇創作方面,表現更加自覺,寫了一系列評論,創作了像《這不過是春天》等一系列劇作。這或許體現出他對中國文學現代化出路的某種思考和價值取向。
類似的情況在同一時期的朱光潛身上似乎也發生過。1925年初到英國留學的朱光潛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思考后,于1926年春完成了長文《中國文學之未開辟的領土》(6月刊發于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志》第23卷第11號)。朱光潛的觀點是中國文學對照歐洲現代文藝,最缺的是文學批評和戲劇,他認為這兩個領域是現代中國未被開墾的領土。李健吾雖然沒有明確的文字加以表達,但他在法國時對文學批評的用心,體現在他對福樓拜的研究上,他對戲劇的現代水準的探索,體現在他對莫里哀戲劇的翻譯介紹上。可以說,李健吾的這些努力,并不完全是個人的一己偏好,而是通過學習、思考和對比所意識到的20世紀中國現代文藝的光明正道和可以行穩致遠的康莊大道。在這些審美原則性問題上,李健吾可以說與朱光潛的思考不謀而合。這也使得他們在1933年回國后,成為文學事業上聲氣相通的朋友。如1936年朱光潛主編《文學雜志》,李健吾擔任編委,而且在創刊號上發表獨幕劇《一個未登記的同志》予以支持。1961年朱光潛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狄德羅的〈談演員的矛盾〉》,詳細地介紹和解讀狄德羅的戲劇表演理論,針對的是當時國內戲劇界的全盤斯坦尼化。朱光潛文章援引的狄德羅的中文譯文,全部都是李健吾的文字。這種信任感不僅凸顯出李健吾的外國文學造詣在朋友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同時也是他們對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化出路的相似看法。
在研究李健吾時,不少研究者會思考1930年代的李健吾究竟是歸入“京派”,還是“海派”,為此還有所爭論。其實應該從李健吾對中國文學現代化問題的思考著眼來梳理他的文藝思想,關注他的創作和批評的特色。他與“京派”人物朱光潛、林徽因等的交往,與具有“海派”特色的一些滬上批評家、作家的交往,主要還是對共同的文藝問題有著近似的思想興趣而已,并不是在北平時他是“京派”,到上海了,就是“海派”了。另外,就目前對李健吾的研究而言,單單就李健吾與朱光潛的關系,研究就不夠充分。這也是我在文章一開始所說的,迄今為止,整體上人們對李健吾的認識和研究還是不充分的一個佐證。
文學家間的交情和交鋒
在研究李健吾的文學事業過程中,一般都會提及兩個人,那就是鄭振鐸和巴金。鄭振鐸是最早聘用李健吾為文學教授的人。由此,李健吾開始從北平南下上海,開始了他的19年上海生活。1953年,李健吾在上海人生事業陷于困境時,想調離工作單位,又是鄭振鐸及時地施以援手,將李健吾調到他任所長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所以,李健吾的《憶西諦》一文,不僅僅是一篇懷念鄭振鐸的文章,還是一篇研究李健吾南下北上的重要文獻。它不僅解決了李健吾何以南下上海的問題,也回答了李健吾何以1954年重新回到北京的原因。一句話,沒有鄭振鐸,李健吾不會到上海去發展事業,同樣,沒有鄭振鐸,李健吾也不會在北京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度過后半生。
至于巴金與李健吾的關系,是所有李健吾研究中都會關注的。李健吾、巴金之間的大量往來信件以及李健吾自述和巴金的晚年文章《病中》等都涉及兩人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獲悉李健吾病逝后,病臥在床的巴金連寫了兩篇文章,表達內心的悲痛。這種失去摯友后的悲傷,見證了巴金與李健吾一生的真摯友情。這種友情不是充滿江湖氣的你好我好的利益輸送,而是有原則的文學家之間的深厚交情。
1935年11月,李健吾因為一篇評巴金《激流三部曲》的文章,而與巴金展開筆戰。李健吾在評論中認為巴金的小說熱情是它的風格,長處是能夠吸引人一口氣讀下去,短處是一不留神,文章便滑過去了,留不下深刻的印象。巴金對李健吾的反駁則是小說家的用語,“朋友,你坐在書齋里左邊望望福樓拜,右邊望望左拉和喬治桑,要是你抬起頭來,突然看見巴金就站在你的正面,你一定會張皇失措起來”,“你好像一個富家子弟,開了一部流線型的汽車,駛過一條寬廣的馬路。一路上你得意地左顧右盼,沒有一輛汽車比你華麗,沒有一個人有你駕駛的本領”。在巴金的文字中,人們能夠感受到年少氣盛的評論家李健吾留給旁人的自得印象。但爭論不是揭人之短,而是思想交鋒和碰撞。所以,爭論歸爭論,1936年李健吾的《咀華集》在巴金主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時,李健吾依然將這篇批評文章放在首篇。巴金也并沒有因為李健吾批評自己而加以反對。通過這一論爭,或許事后巴金會意識到自己創作上存在的某種不足,而李健吾也會看到自己批評的短板。這種文學論爭對批評雙方是促進而不是意氣之爭,也因此成為中國現代文壇上的一段佳話。
(作者系上海戲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