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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四年來,新時代文學不斷開拓新境界、鑄就新輝煌—— 向時代和人民交出厚重飽滿的優異答卷
來源:文藝報 |  羅建森  2026年08月24日08:16

文學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是文化自信的深層支撐。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科學指引下,新時代文學事業始終心懷“國之大者”,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偉大實踐,積極回應技術變革和媒介迭代帶來的挑戰,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嶄新局面。回望過去四年,中國文學在更廣闊的場域中不斷打開自身,打破圈層壁壘、拓寬文體邊界,創作主體不斷擴容,理論批評不斷煥新,對外交流不斷深化,出版機制不斷健全,在扎根大地、緊貼人民、守正創新的文學實踐中,交出了一份厚重飽滿的時代答卷。

打開文學創作的嶄新現場

“回望四年來的文學現場,我們可以借魯迅文學獎這一重要的文學窗口來檢視新時代文學的整體走勢,從中爬梳總結出當下文學創作總體格局、美學品格、文體風貌、文本形態的新特質和新氣象。”第九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評獎委員會副主任張學昕說,從敘事文體的維度看,新時代文學的文體格局正在不斷開放,特別是在傳統“純文學”之外,網絡文學、民間寫作、非虛構、跨文體寫作持續擴容,大文學觀由此逐步落地并充分展開。文學主體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勞動者成為書寫自身經驗的創作主體,數字媒介降低表達門檻,推動形成新大眾文藝的重要浪潮。短篇小說持續煥發活力,依舊是捕捉時代碎片、表達時代精神的重要文體;詩歌面向社會現場,走向更廣闊的人間煙火;散文雜文不斷拓展認知邊界;報告文學緊貼重大現實,保持現場感……不同文體之間互相滲透,類型邊界已被打破,文學形態更加多元豐饒。“人的在場”愈發成為文學不可替代的核心特質,作家獨有的生命體驗、生活積累與精神洞見成為文學原創不可動搖的根基。

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評獎委員會副主任王堯認為,近四年的文學理論批評所涉問題、理論和方法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出現了新的面貌。隨著新時代文學的不斷實踐,關于新時代文學的研究形成了相對完整獨立的框架,對新時代文學的深入探討,顯示出理論批評對當下文學實踐的敏銳感知和概括能力。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一系列作品,成為文學批評重要的關注對象。近四年,最值得關注的亮點現象是新大眾文藝的興起,理論評論界以巨大熱情助力推動這一文學現象。同時,理論批評界還敏銳關注到新媒介時代特別是AI時代文學創作、批評與傳播的新變,探討在當下時代文學的境遇與發展的新可能,相關研究引發了學界對AI時代人文學科發展前景的關注和思考。這些大的方面,可以視作探索建構文學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努力。

在第九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評委何平看來,在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的背景下,人民群眾得以切實分享新媒體時代的審美成果,審美生活成為大眾“剛需”,文學逐步進入全民參與的大眾時代。受眾通過點擊率、收視率、粉絲數、票房和流量等重新定義審美,形成不同于以往的新型讀寫關系和生產線。從出版端看,王計兵、陳年喜等普通勞動者的作品從網絡平臺走向紙質出版,線上發表與線下出版共同描繪新大眾文藝的蓬勃圖景;從技術端看,人工智能廣泛參與輔助各類文藝實踐活動,如小說家陳楸帆的人機共創實驗已取得一定成績;從教育端看,中文創意寫作成為中國語言文學下設二級學科,創意寫作教育正在不斷影響青年寫作者的成長方式和審美樣貌,也給追求個人表達和創造的傳統文學期刊帶來挑戰,文學“創意”已經成為文化產業和文創產業的重要引擎。

“我閱讀了所有獲獎作家的訪談,把它當作認識作家作品的一種延伸。”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評委李國平認為,作家訪談為理解作品內涵提供了重要參照,從中可以讀出作家們的鮮明個性和所持守的文學觀,看到時代通過作家作品折射出的精神圖景。梁鴻在思考如何通過魯獎和魯迅先生建立起某種精神連接;陳啟文忐忑地自問“我和我的作品是否能面對魯迅先生偉大的靈魂”;艾平以草原為喻,將文學和生活的關系具象化,認為寫作者是草原上的“百草之一”;何玉茹潛心寫作幾十年,平和的心態始終如一,寫作已成為她生命中的必需品;儲福金說“人生處世,有多少自認為的‘知’,其實是‘不知’”,體現了作家理性的美德;張銳鋒談到,魯獎對他而言,“不摻雜榮譽之外的功利性,可以視作對我‘笨’和‘慢’的獎勵”……幾乎所有作家在被問到對青年作家的忠告和建議時,都把忠告留給了自己,他們的創作都表現出對腳踏實地的追求和對獨特性、多樣性的尊重。

多元視野下的文學互鑒

詩歌是新時代文學記錄時代現場、書寫時代精神的重要文體之一。談及四年來詩歌創作的發展情況,第九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評獎委員會副主任蔣登科表示,“在地感”是近年來詩歌創作的基本追求,關注現實成為很多詩人的共同選擇,詩人們面對的現實越來越豐富,詩歌資源越來越新鮮,詩歌探索因此有了更厚實的根基、更明確的方向,與對個人情感和體驗的書寫一起,形成既向外打量又向內挖掘的詩歌發展格局。多元化是近年來詩歌發展的基本面貌,以新工業、鄉村振興、社會發展等為關注對象的現實題材創作構成了新詩探索的主要領域,本土優秀詩歌傳統與外國詩歌藝術經驗的融合日益深入,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創作手法各有發展。詩人隊伍不斷擴大,互聯網的發展和移動終端的普及推動來自基層的詩歌愛好者不斷涌現,為詩歌創作提供了新的題材和視角。新詩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大量詩歌被譯介到國外,成為“文化出海”的重要內容,其原創特色和藝術探索得到更多認可。

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評委李音分析說,在充分借鑒西方現代文學資源、將世界文學語法熟練內化后,近年來的中國文學,無論是小說創作、散文寫作還是思想資源,都有向中國傳統經典轉向的明顯趨勢,中國古典文學等“地方性語法”被重新審視、學習和啟用。“這種趨勢不是‘復古’,也不同于學術研究,而是懷有抱負并具備一定能力的作家,通過對經典的激活和復述,使古老的思想重新成為我們的經驗,讓其蘊含的浩蕩文化和豐富生命以新的方式開闊當下世界。”

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評委孟祥春介紹說,本屆參評及獲獎作品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經典巨著的翻譯,如戴從容歷時十八年翻譯《芬尼根的守靈夜(三卷)》,蒲隆耗時十年譯就《約翰生傳》,張蕓歷經六年譯出《人類的末日:五幕悲劇、序幕及尾聲(上下冊)》。譯者硬啃翻譯困難甚至被認為“不可譯”的經典“大作品”,這種近乎“違背市場”的選擇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姿態,體現出對文學經典價值的捍衛和對“翻譯家精神”的堅守與呼喚。他還談到,過去四年,非洲、拉美、東亞文學譯介增長較快,語種的多元化不只是數量上的擴張,更意味著中國讀者得以突破英語世界的“文學濾鏡”,直接面對不同文化脈絡。此外,在參評作品乃至近年來的外國文學中譯總體圖景中,出現了不少實驗性文本,反映出寫作者對文學創新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當下青年譯者逐漸嶄露頭角,新生代譯者大多兼具學者與譯者雙重身份,翻譯被重新確認為具有高度學術含量的知識生產實踐。

以體制機制建設賦能文學發展

四年來,作協組織和出版機構深刻把握新時代文學發展規律,在體制機制建設上持續發力,主動延伸服務鏈條,為文學精品的孵化提供更為堅實的基礎。

體制機制是文學發展的重要支撐,其核心在于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解放創作生產力,以明確的導向機制引領創作方向,以長效的保障機制解除作家的后顧之憂,以動態的激勵機制激活創新潛能,讓作家心無旁騖沉潛創作、深耕精品。近年來,上海市作協持續做強人才孵化機制,完善簽約作家制度、首創簽約網絡作家制度,拓展青年文學人才扶持計劃;做實創作扶持體系,從選題策劃到創作打磨、從出版宣推到評獎申報,為作家提供全鏈條服務,持續推動“紅色起點”主題系列創作項目,深入推進都市現實題材創作計劃,積極扶持新時代山鄉巨變主題創作;做優作品傳播平臺,創新文學IP轉化機制,探索“文學+數字傳播”等跨界融合路徑,辦好思南讀書會、上海國際文學周、上海國際詩歌節等品牌活動,讓優秀作品更好抵達讀者。上海市作協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馬文運表示,回顧過去四年,“我們深切感到,作協必須主動適應新時代文學發展新格局,加快轉變服務理念和工作方式”。上海市作協將以改革創新精神做好“作家之家”服務,努力為提升文化原創力、建設社會主義國際文化大都市貢獻文學力量。

體制機制建設對文學創作的促進作用集中體現為將“出精品,出人才”的目標轉化為可操作、可持續的制度性安排,通過系統化、精準化的協同扶持機制打通創作生產轉化全過程,讓文學原創力在自由而有序的環境中充分涌流。新時代以來,江蘇廣大作家與人民同心、與時代同行,以深情筆觸描繪山河巨變,以深邃思想照亮精神家園,江蘇文學蓬勃發展。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書記處第一書記、副主席鄭焱談到,面對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新形勢,江蘇省作協將充分尊重新時代文學發展規律,以踐行大文學觀為主題、以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為主線,進一步建立健全精品生產扶持、人才梯隊培養與文學評論引導機制,大力實施文學精品推進、文學人才托舉、文學煥新賦能、文學生態涵養“四大工程”,不斷提升文化原創力,以更優質的服務助力作家攀登文學高峰,勇擔新的文化使命。

“市場火爆也好、冷清也罷,我們的底線從來沒變。把一個時代里最好的文學作品做出來,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活下去、站穩腳跟的根本,我們絕不會跟著市場風向隨便丟掉做文學的初心。”中國出版集團黨組成員、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表示,出書不該為了拿獎去刻意策劃,獲獎是用心做好作品之后自然而然的結果。“榮譽和獎項應當從扎實的作品里‘長’出來,而不是硬貼上去。要堅持專業主義、長期主義,踏踏實實做文學。”出版社對作家作品的用心應當體現在方方面面,“不光要選出好稿子,還要在裝幀設計、紙張挑選、排版印刷等方面做到最好,既要內容過硬,品相也得拿得出手”。遇到有潛力的作品,出版社會專門舉行改稿會,請專家幫作者查漏補缺,將作品打磨完善。在他看來,文學最珍貴的就是寫作者獨一無二的創作思考,面對AI時代的沖擊,想要守住文學這片陣地,既需要出版社把好審核關,更需要每一位寫作者守住底線。

湖南文藝出版社社長、芙蓉雜志社社長兼主編陳新文認為,出版單位首先要做作家最堅定的“陪伴者”,深入創作現場提供專業服務。“例如,在出版傅菲的《人間珍貴》時,責編并未止步于案頭審稿,而是循著文字親自來到江西饒北河畔進行田野調查。當編輯站在書中描寫的場景中時,便真切理解了作品中對生命的悲憫。”同時,完善體制機制是提升原創力的關鍵,《芙蓉》雜志與湖南文藝出版社近年來建構了“刊書聯動”長效機制,期刊作為前端觸角發掘新作品、新作者,圖書編輯則提前介入、全程追蹤,通過精細加工與推廣,賦予作品更完整的生命。此外,依托中南傳媒的重點出版工程支持辦法,編輯們不必完全受短期效益牽制,而是更敢于花時間“守候花開”。“未來我們將繼續用這套扎根現場的服務與協同機制,涵養文學土壤,推動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

四年來的實踐和成績表明,新時代文學正在進入一個更為成熟、更為開闊的發展階段。站在新的起點上,中國文學必將以更為豐饒的形態、更為堅實的質地,以更為恢宏的氣象面貌、更為深邃的精神創造,不斷開拓新境界、鑄就新輝煌,回應時代和人民的深情呼喚。

(教鶴然、宋晗、康春華參與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