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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的《幽洞》和廠刀的《望遠鏡》都有關一個孤獨男孩的一場守望。這種孤獨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故作深沉,而是關聯(lián)著他們自小遠離父母、缺乏關愛的結構性生存困境,關乎更深層的精神困境。社會慣于將留守兒童視作等待解救的他者,站在對岸投以關切的目光或是代其言說。在這兩部作品里,兩位作者沒有將留守兒童視為問題的載體或同情的對象,而是還原了他們的精神主體性,把發(fā)聲的權利交還給人物自己,真實呈現(xiàn)他們的成長際遇與內心的掙扎。
《幽洞》的故事發(fā)生在湘西。提到湘西,我們不免會想起另一個失去父母的少女,《邊城》里的翠翠。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是詩意的田園牧歌,人與人之間有著近乎天然的純樸與善意?!队亩础穼懴碌氖橇硪恢叵嫖?,草木稀疏、泥土裸露的礦山景象奠定了小說荒涼幽暗的氛圍,劉守內心的燭火,在生存的困境與人性的良知間搖擺閃爍。劉守從小寄人籬下,他生命中僅有的溫暖和照拂來自二叔,更多時候則身陷無依無靠、無所事事的孤獨中。因此,守洞成為他生存需要和情感需求的雙重結果——守洞除了能夠獲得報酬,還意味著可以和人交流,而他反復眺望的花垣城燈火,那遙不可及的家庭生活,也在登上礦山后隨著視線的升高變得渺小。
二叔和劉守都以暴力作為生存手段,小說的別出心裁之處,也正在于暴力和生存之間的對位:目睹二叔殺豬的過程讓劉守自幼懼怕暴力,但守洞人的職責和男人因為失職被挑腳筋的場景迫使他必須采取暴力手段“處理麻煩”;二叔將自己的癱瘓視作殺豬的報應,向劉守暗示施暴者終將遭到反噬,劉守卻只能以暴力的方式換取為二叔治病的錢。然而,被劉守掩埋的那個男人何嘗不是另一個二叔?他們同樣靠體力討生活,都是被命運碾壓后無力反抗的人。這恐怕也是劉守在善意之外,最終留給他求生機會的原因。但在放走男人之后,劉守是否將落入與被挑腳筋的男人相同的下場,又該如何沖破命運的枷鎖?這是小說留給讀者的幽洞。作者少有對內心活動的描摹,而以凝練、節(jié)制的筆觸勾勒場景,在碎片化的敘事與留白中賦予小說以電影的質感。從二叔家到礦山上的小磚房再到洞口這一方寸之地,劉守的活動范圍越來越小,空間的收束與人物內心沖突的激化構成了小說在結構上的張力。然而,節(jié)制與留白在賦予作品余味的同時,也極易損害邏輯鏈條的完整性,這或許是作品在美學追求與敘事清晰度之間留下的一個值得審視的縫隙。
《望遠鏡》將留守兒童的際遇嵌入了典型的成長小說架構之中,并且聚焦于日常生活場景,相比劉守陷入的極端處境,覃特的成長經歷或許更具有普遍性。覃特跟隨爺爺生活,能定期見到外出打工的父母,沒有沉重的家庭負擔,尚不必為生計憂慮。但父母的關愛同樣缺席于覃特的成長過程中。因此,一次偶然的善意,一種從未感受過的溫柔,足以讓綠衣女人進入覃特的視野,成為他的情感投注對象。覃特目光追隨的與其說是綠衣女人,不如說是他內心渴望已久的關切和溫暖,在想要償還女人的十塊錢里,也許深藏著覃特沒能彌補已故爺爺?shù)睦⒕巍5鋈艘饬系氖牵虑榈恼嫦嗯c覃特在望遠鏡背后的猜想大相徑庭。小說為數(shù)不多的幾次對女人容貌的勾勒都是借由想象或夢境來完成,她面容模糊,來去匆匆,更像是他的一場幻夢。從對望遠鏡愛不釋手到決意扔掉,覃特在一個完整的夏天里,經歷了一場無人知曉的成長?!锻h鏡》的結構設計同樣精巧,情節(jié)的反轉尤其考驗敘事的功力。小說在開篇處對葬禮場景的想象,以及后面目睹老人摔倒后驚慌無措的心理活動上,都進行了精心的鋪設,因此,當結尾的真相驟然揭開,敘事慣性的斷裂帶給讀者的震驚感便尤為沉重。
無論是守在洞口,還是望向窗外,在《幽洞》和《望遠鏡》里,留守的男孩都在守望那個“看見自己”的人,將他們視為自己生命中的精神支點。二叔和綠衣女人是劉守和覃特在各自荒蕪的日常中試圖抓住的繩索,讓自己不至于徹底墜落。前者是真實的溫情,后者是偶然的善意。但當二叔癱瘓在床,當綠衣女人化為灰燼,命運似乎在向他們宣告向外尋找精神寄托的不可靠性,兩部作品因而都彌漫著一種深沉的無力和憂傷。如果將視野延展,留守兒童與原子化時代的無數(shù)現(xiàn)代人似乎共享著同一種情感匱乏的孤獨——都困在各自晦暗不明的幽洞之中,都在尋找一個可以“看見自己”的人,卻常常落空。兩位青年寫作者寫下的既是一類人的精神境遇,也是一代人的共同處境。至于如何突圍,作者們自己或許也沒有答案,但這恰恰是小說最誠實的地方:它不提供答案,而是讓人物做出自己的選擇。守著洞口也好,跑向夜色也罷,那些沉默的、執(zhí)著的、不顧一切的掙扎,就是一個人在黑暗中最真實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