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花漸欲迷人眼——范小青《江山故宅》談片
一
紀實、虛構與題材的成本管理
幾年前,范小青的長篇非虛構《家在古城》出版,對熟悉范小青創作的讀者來說有那么一點意外,因為在范小青的創作譜系中,紀實類的作品還是非常少見的。范小青是一個以現實題材寫作見長的小說家,她的許多作品如《百日陽光》《城市表情》《桂香街》等都有現實生活中的故事或人物原型,這些題材也都非常適合寫成紀實類的作品,但到了范小青的手上都成了虛構類的長篇小說。所以,《家在古城》在范氏創作中可以說是個“意外”。這部長篇非虛構以蘇州的古城改造為表現內容,以幾處歷史街區和名人故居的改造、恢復和修繕為線索,敘說了蘇州這個歷史文化名城在城市更新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難,特別是蘇州人在這一過程中觀念的變化,以生動的故事和豐富的細節呈現了具有古都風貌的城市如何傳承歷史文脈,留住人文鄉愁并將其化為現代化的力量的成功案例,以及可遷移的理念與經驗,由此再現了一個城市的歷史、文化與情感,寫出了蘇州何以蘇州,蘇州人又為什么是蘇州人的文化認同。
雖然是非虛構,但每個了解范小青的讀者又會在《家在古城》中看到那個小說家的影子,甚至會在這部作品中與范氏的小說腔調不斷相逢。不管是它的敘述還是它的描寫,尤其是其中的“呈現”而非紀實性的“轉述”以及人物刻畫和諸多不確定的留白都是典型的小說家言,時時流露出一個小說家的虛構性沖動。當時我就想,這部作品肯定還會換個馬夾再次出現的,果然,長篇小說《江山故宅》[1]來了,不僅是長篇,還有許多短篇,如《舊事一大堆》《平江后街考》《馮荃女士》等等,我們可以大而化之地說,這些都是內容相似的作品,它們都是寫蘇州,寫蘇州的老房子的。
當然,它們肯定是本質上不同的作品。但這里我們暫不去比較它們的不同。我想說的是范小青的題材管理。優秀的作家總是題材的成本管理高手,而平庸的作家則在題材上浪費驚人,相應地,他們的寫作成本也都高得離譜。我們看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是一部(篇)作品一種題材,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一般地說,這類作家的創作量都不大,幾乎一直處在無米下鍋的題材焦慮中。問題就出在沒學會題材管理。如果一個題材只寫一篇作品,這實在是對題材的極大浪費。一個作家的生活與閱歷總是有限的,哪兒有那么多的題材給你寫?遇到一個值得寫的題材很不容易,一定要寫盡寫透,把它榨干凈,將它的寫作價值最大化。所以,寫作上成功的作家都有這樣的特點,他們的寫作要么是階段性的,要么是成系列的,甚至有些作家一輩子只寫一類題材。這些都是寫作上成本管理的能人,它體現出的是一個作家對題材上的認知力、轉化力、開掘力與穿透力。我們從范小青的創作上體會到的就是這種力量。
二
蘇州、在地寫作與“地方感”
新時期文學以來,范小青是繼陸文夫先生之后蘇州書寫的代表性作家。除了因為工作的原因有一段時間在南京以外,范小青基本上都在蘇州,她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在地”寫作者。理論上講,每一個寫作者都有其地方屬性,他的寫作內容離不開地方,不管是情節還是人物,都有其發生與生活的空間背景,也就是具體的地方。而從某一個地方的文學表現與表現者的關系而言,大約有這么三種情形,一是“離鄉式”寫作,另一種是“返鄉式”寫作,再就是“在鄉式”也叫“在地式”寫作。這三種情形不管是從對地方的表現來說,還是從寫作者對地方的理解特別是與地方的心理關系來說都不一樣,甚至區別很大。因此,寫作行為從來不是抽象的,對一個寫作者而言,哪怕是一次具體的寫作,在哪里,在什么時候進行都至關重要。范小青幾乎沒有離開過蘇州,她在蘇州生活,也在蘇州寫作,同時,又是自覺的蘇州表達者,她的詩就在身邊眼前,而不在遠方,寫作就是她在蘇州的生活方式之一。相比較而言,離鄉、返鄉與在鄉,雖然同是寫地方,在地寫作者更容易而深切地寫出一個地方的“地方感”。而地方感的呈現才是地方書寫的最高境界,因為地方感是通過身體的空間感知與心性的情感感知相結合形成的。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指出,人們先用感官感受空間,對地方的固有屬性形成認知,賦予意義,產生情感,從而構成對地方的整體體驗。再進一步,通過對空間半徑的不斷拓展和對微小環境的細究與歷史變遷的地層學考察,地方感的意義得以不斷豐富[2] 。
這一理論的描述幾乎就可以用來概括《江山故宅》生成的邏輯。小說開始于“我”也就是小說中主要角色之一言子陳回蘇州進行《已毀古建筑群現狀評估》的課題研究,恰巧,有關部門通知她作為故居的繼承人前往辦理改造前有關手續。因為她并不是老屋的唯一繼承人,她手里也沒有產權證明,甚至老屋是否已經拆遷都是疑問。整部作品開始于這些疑問,而且,一個疑問牽扯出更多的疑問,老屋是不是言家大院的一部分?這言家大院是不是傳說中占據蘇州半個城的“不易堂”?那個與不易堂相關的古畫《春日家宴圖》又到了哪里?不易堂的后花園是不是現在的“未沫園”?園子里的小姐樓到底藏著什么秘密……正是這些疑問的尋找與糾纏引出了一系列的故事與人物,而敘事時間也從當下時不時地回溯到過去,回溯到久遠的歷史。從蘇州的城市沿革,滄桑變遷,人事錯迕這些“大歷史”,到不同階層人們的生活方式,個體命運這些“小歷史”,直到四時風景,生活習俗,弄堂民居,園林建筑等在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描寫,從而在紙上建立起了富于時間性的立體空間。與此并行的則是對更深沉而幽微的意義的探尋。
地方感的核心類似于黑格爾的“情致”概念,即具有情感性的意義,理性與感性兼具。范小青有一段話說明了她從自己生活與寫作中對蘇州地方感內在語義的認知。“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從小在蘇州長大,這其實是想擺脫也擺脫不掉的東西,印在骨子里的。很多人也許對‘蘇州風格’有些模糊,我想也許可以用一個詞:小中見大。當然現在的蘇州也不算小了,那就換一個詞:柔中帶剛。不是我要故意去貼‘標簽’,而這些是在自己成長和寫作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的,一個城市的精神,一個城市的面貌就顯現出來。” [3]《江山故宅》的人物與故事體現出的正是范小青對“小中見大”,“柔中帶剛”的蘇州精神的體認。
小說敘事內在的真正動力來自于文革時的一封海外來信,信不長:
濟之吾兄:見字如面。家父垂垂老矣,念念不忘古畫《春日家宴圖》,曾於民國37年秋交于吾兄代藏。未知尚安好否?關乎事大,思之心切,言曰不見此畫,死不瞑目。何況許諾在前,食言在后,此即便九泉之下,亦無顏面對侄女婿。
信的主要內容是要請言氏后代尋找古畫《春日家宴圖》,因為它關系著幾十年前長輩們之間的一個承諾。信是以言氏耀字輩的口吻寫的,濟之就是言子陳的祖父言耀亭,家父是耀字輩的上輩文字輩的言文良,侄女婿指的是言耀亭的堂姐言耀蘭的丈夫,被言耀蘭戲稱為“蘿卜干”的老革命。這位老革命居然對不易堂和言氏家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對肅反時期惴惴不安、時有性命之虞的言文良說,只要言文良找到不易堂,就可以救他一命。言文良當即承諾并與兄弟們商量尋訪之道,而線索之一便是《春日家宴圖》,傳說這幅古畫畫盡了言家大院也即不易堂的全貌。雖然言文良后來離開了大陸,“蘿卜干”亦已去世,也不知《春日家宴圖》是否在言耀亭(言耀亭字濟之)收藏的舊物中,但這承諾還在。
對此前因后果的尋繹成了言家幾代人的宿命。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不但神秘的不易堂在云遮霧罩中明滅可見,言家祖輩們的精神世界也得以呈現。之所以取名“不易”,是因為言氏祖輩遵循了古訓,“《古城煙水》上有記:‘不易堂,徽籍言氏祖宅。在端云塢北,言橋巷內,清乾隆年間建。以“大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得名。不易堂屋宇數百,園林一座,并與言氏義莊合,號江南第一宅。’”言氏不但以產業富甲一方,更以善行義舉冠蓋江南。雖然“言氏大戶,命運多舛,橫死的言氏,不計其數”,但家族精神早已深入骨髓,綿延不絕。小說故事中套故事,另用評彈轉述了言家老太與言家小姐言于飛的一段傳奇,將這言家的大義與誠信進行了正面表達。當太平軍即將攻陷蘇州城時,言家準備逃難上海,但言家老太決意與管家余千帆的老娘留在蘇州,她的信念是“人在宅在,宅毀人亡”,而言于飛要求留下陪老太太,雖然她的本意緣于和程家公子程二郎的私情,但隨后的進程卻完全出乎他們的掌控。因為程家為了抗擊“長毛”預備了制造火器的大型設備,情勢緊急不及投入生產,設備一下子成了太平軍追查的目標。這時,言小姐挺身而出,“生而為人,要敢作敢當”,于小姐的內心獨白是這樣的:“老爺啊,你平常日腳,一徑教導子女,為人做事,要有擔當,要有信用,你總是拿‘不易堂’三個字放在嘴邊,子女聽得進去,學得像樣”。評彈旁白道,“此時盤房小姐已經蛻變成巾幗女子”,并贊道:“亂世之時人心亂,人心叵測難確定,/難得你言于飛女子卻有大擔當,這樣的小姐哪里尋?/不愧為名人之后,肝膽相照真性情”。為了保護設備,言于飛毅然設法將其埋在高宅深院的言家的后花園,并且臨時拆毀房屋,改造不易堂的形制,新辟街道名為言橋巷,將后院另建為“未沫園”。雖然千方百計,但依然沒有逃脫太平軍的追蹤,最后,為保全秘密,言小姐自縊于后花園的樓上,言老太與余家老娘也慘遭長毛的殺戮,而程公子為了轉移敵人的注意力命殞城外。
這是言家最為壯懷激烈的故事。與此相對照,則是言家后代忍辱負重的努力,因為言家的成份高,他們只能委曲求全,但他們何曾忘卻自己的根脈與傳統,那幾十年前的承諾?用言家管家余桂芬的話說:“言家的人,一定也在做什么事情,不過他們屁股上不干凈,有屎,臭哄哄的,走到哪里別人都聞得見,他們只能偷偷盤盤地做,縮手縮腳地做,難度很大”。所以,在這條線索的敘述上,作家對人物的刻畫上追求的是相反相成的藝術效果。也許,可以借用漢語訓詁學的“反訓”來說明作品人物刻畫的手法。所謂反訓指的是用反義詞來解釋或說明一個詞的意義。比如“亂”本義是治理,后也指混亂。“臭”既是惡臭,也可以是芳香的意思等等。在文藝作品中用反面描寫的手法去刻畫和表現正面的形象語義可以說是美學上的反訓。在《江山故宅》中,言家人幾乎都不能給人正面的形象感,特別是男性形象,大都膽小怕事、鬼鬼崇崇、毫無擔當。從老一輩的言文良開始,到祖父言耀亭,再到父親言佰鄰,一直到小說敘事人之一的言子陳這一代如言子諶、言子辰,都是如此。但如果耐著性子仔細去思考,這些表面委瑣的形象會漸漸透出光亮,他們在環境的壓迫下,在社會的幽暗處小心翼翼地守護著家族的秘密,一方面抵抗著外在強大的生存壓力,一方面與自己的懦弱卑微抗爭,為那虛無縹緲的希望盡著力所能及的努力。“幾經轉輾,似乎所有的人都不在了,事情卻一直在往下做,往前走。后來繼續做著的人,也許并不知道前人為什么要這樣,但是卻延續了承諾。他們不斷地再次地重復了前面努力過的努力,要確認確實有(或者曾經有)‘不易堂’存在。”小說的最后,言子諶、言子辰走到了前臺,事實上,幾十年來,這兄弟倆一直在尋找言家秘密的路上,一直在故事之中,不僅參與故事的發展,甚至,是推動故事發展的重要角色。
更有感人處,那就是言家與余家的緣分。余家幾代一直是言家的管家,作品中明確說到的就有余千帆、余桂芬這兩代,到了余白生和余又,依然延續著對言家的情義。他們對言家的守護和分擔已經超越了傳統的主仆關系,但是,當余桂芬承諾幫助言家尋找不易堂和《春日家宴圖》時,這個承諾就此成為了余家代代都必須信守的諾言。在余桂芬那里,“東家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他說來說去“就是一個意思,答應人家的事情,總要盡力做好。”為了這個承諾,余白生蒙受了牢獄之災,經受了失憶之苦,而余又更為之付出了生命。隨著情節的展開,秘密再也不是秘密,許多的街坊鄰居也加入了尋找的行列,像老朱,原不過是暫住在言橋巷7號大院門堂的鄉下人,后來回鄉做企業成功后竟改行從零起步做起了文物古董生意,但有了錢的老朱卻散盡萬貫家財,為的就是找到那幅傳說中的《春日家宴圖》“余家父子的心思,不僅侵蝕了老朱,它如同一種強力的傳染病,幾乎傳染給了周邊所有有一點關聯的人,甚至連同他們的后代。”不得不說,如此種種,對江南蘇州來說,不正是小中見大、柔中帶剛?范小青對這種頗具古風的情誼的打撈對當代文化精神與倫理價值的建構別有深意。
所以,撲朔迷離的不易堂能否找到,《春日家宴圖》是不是那幅畫了幾樣菜蔬的小品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個尋找的過程,是這一過程中人的命運,是這一過程中吹沙見金的忠誠、信譽、守望與執著。小說的最后,言子陳感悟道:“即便物質的它不在了,但是因為它曾經存在過,它會留下痕跡,留下許許多多的信息,這樣的信息,不會消失,它們會一直傳到后來、再后來。比如我今天去了言橋巷7號,它還在,但是就算它不存在了,它也會存在于我的精神世界中。”這不僅僅是她的感悟,也是這部作品敘述的靈魂。
三
繁復、設計感與“不可靠”敘事
言子陳最后的感悟是建立在她復雜而又無奈的感受上的,她完全沒有料到這一趟蘇州古建筑評估課題的研究會讓她陷入到對自己家族故居的尋找當中,更沒有料到這個尋找是一次次的柳暗花明之后更多的山重水復,最終得到的是無果的結局。而從創作學的角度講,正是這些柳暗花明和山重水復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敘事迷宮。
迷宮總是繁復的,而且優秀的迷宮又是歧路叢生、暗道密布無限接近于無解。卡爾維諾說:“‘謎’的元素賦予小說以情節和形式方案。”[4] 說到底,《江山故宅》就是一個謎團,是一個由許多謎構成的謎團。這不僅是這部長篇小說的敘事底色,也是范小青自《我的名字叫王村》《滅籍記》等以來幾乎所有作品的敘事之維,懸疑、不確定、歧義、無解等等幾乎成了范小青的小說世界觀。這種世界體現在具體的敘事安排上首先是去掉全知視角,通過元敘事對敘事人進行限制。我們雖然在聽敘事人敘述,但他并不比我們知道得更多,他雖然在場,但是,他無法進入他者的內部,所以,他無法左右故事的進程,而是經常無奈地將故事交給那些進入故事的人和事物。對這種敘事情形,卡爾維諾是這樣假設的,“不妨設想如果一部作品是從自我的外部構思的,從而使我們逃避個體自我的有限視角,不僅能進入像我們自己的自我那樣的各種自我,并且能把語言賦予沒有語言的東西。”一旦如此會有怎樣產生怎樣的敘事景觀?“每一個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書……第一樣東西都可以不斷調換位置并以第一種可設想的方式重新編排。” [5]這樣的假設在《江山故宅》中成為現實。我們可以說言子陳是小說的敘事人,而且也是小說的主要人物之一,她時常在別人的故事中發現自己并告訴讀者故事中的那個人“是我,我是言子陳”,但是,那些故事的核心與邏輯卻是別人的。與其說是言子陳在敘說,到不如說許多人在敘述,夸張一點說,由言子陳敘述出的人物幾乎都搶過了她的話筒同時成為小說的敘事人。從言子陳碰到少年時的伙伴尹寧開始,親戚,那一代代的言家人和老宅里的鄰居連同他們的后代,一個個走進了故事,同時也輪番走到了敘事的聚光燈下。他們不但在清醒時講著故事,而且在失憶后同樣講著故事,不但生前講故事,成為亡靈后依然在訴說故事,甚至一些匿名者和無名者也參與了敘事。這些故事可以是他們的言說,也可以是日記、書信、回憶錄和那些不知出處的“附錄”……由此構成了《江山故宅》的多聲部,使作品成為一部非常典型的復調小說。復調小說的呈現方式有許多種,它們的聲部可以是統一的、向心的,也可以是矛盾的、離心的,可以是顯在的,也可以是潛隱的或明暗交替的。《江山故宅》的復調顯然是矛盾的和明暗交替的,每個聲部都有自己的敘事方向,這些方向不但不一致,甚至相反,從而使故事不斷生長又不斷消解。不僅是人物,小說中的任何一處描寫都意味深長,一張紙條,一頁當票,茶廠里的石碑,未沫園小姐樓里的地板……它們都是解謎的線索,又是使人掉進迷宮的機關。正如卡爾維諾在討論加達小說時談到的:“小說的每一個插曲里,最不起眼的東西都被視作一個關系網的中心,使得作家不禁要順著每一條線索摸下去,細節變得越來越繁復,也使得他的描寫和離題變成無限。” [6]
需要特別討論的是這種復調小說尤其是各個聲部的不一致在技術上的難度。一方面,《江山故宅》是一部有著“尋寶”原型的、敘事目的性很強的作品,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部反尋找的小說,是一部為尋找不斷制造麻煩的解構型作品。相比較而言,堅持目的不斷排除障礙最終水落石出的敘事難度相對較小,而在尋找的同時卻在反對尋找,將這樣的矛盾敘事組成嚴密的敘事繩索就不那么容易了,因為將不同方向的力量錨定在一起總是困難的。這需要設計,需要布局,看著那些矛盾重重的敘事組塊,最終各自安好而又緊密團結在一起確實需要高超的敘事智慧。正是因為這樣的敘事智慧,自《我的名字叫王村》《滅籍記》之后,范小青的作品給了人強烈的設計感和工程感。她將自己寫成了一名小說工程師。而且,這名工程師的設計不是為了給人實在的確定的產品,而是在我們享受她迷人的設計的過程后坦然接受其不完成性。“這套看似人工和機械的詩學體系,卻催生了無窮無盡的自由和源源不斷的創新。” [7]
不完成性,不確定性,開放性……通俗地說就是沒有完整的因果關系的情節和古典意義上的故事結尾,這是范小青近年來小說的敘事特征。這不僅僅是故事層面與小說形式的問題,它在本質上涉及到作家對世界的認知,她說自己的小說充滿了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不在“未來”,而在“現在”。她認為:“現實生活中的不確定性,來自于時代的巨變,許多我們確信的東西,變得面目全非,甚至十分可疑。”[8] 包括現代技術飛速發展,不但未能改變人們的這種認知狀態,反而使得事物的隱藏、變異、替換、失真更加容易,《江山故宅》多次寫道微信,本來應該是給人帶來交往便利的社交工具,反而增加了交流的困難,潛水、消失、換馬夾以及沉默的通訊錄、眾多陌生的聊天群常常讓人如墜云霧。這種對世界的理解晶化到范小青的敘事美學中就是“不可靠的敘述”。可靠的敘述可能給人帶來清晰的事物與完整的故事,而在不可靠的敘述中,不僅讀者得不到確切的結果,連敘事人和寫作者也不相信自己的敘述。那么,敘事的目的何在?讀者與敘事人和作家的信任關系如何建立?這個問題如前所引,言子陳在《江山故宅》中面對沒有結果的尋找已經作了回答。而范小青是這么說的:“敘事不可靠,但仍然有可靠的東西,那就是價值觀,是許多人一直以來都堅守著的不變的信仰和追求。內心的聲音始終都在,這就是對于生命的態度,這種生命態度認定有一些高貴的品格是值得以性命來維護的。”[9]如此說來,可靠敘事與不可靠敘事在形而上的層面可以說是殊途同歸。
四
跨文體、說書與方言
說《江山故宅》是一部復調小說不僅因為它在敘事視角上的多聲部,還在于它在文體上的多樣性,它實際上是由多種文體構成的一部“雜色”的作品,比如書信、日記、傳記(由尹寧整理的言耀蘭的口述《我的故事》便是她的自傳),還有一些來源不明的作品如《園林》以及文體不明的“附錄”等等。這些文本的參與使小說的敘事體式更加豐富了。從文體區別上看,這些作品大都屬于日常敘事,它們的本質是紀實的,非虛構的,雖然它們總體上隸屬小說大虛構的范圍,但是,在文本內部,它們是相對獨立的,是以組件的方式參與到小說的敘事中,與小說的虛構在局部與整體上存在著反對關系。從空間敘事學上看,文本即是空間,而不同的文本意味著不同的空間形式。《江山故宅》中這些異質性的文本以不同的空間形式存在的。從結構上說,它破壁了小說的單一空間,使得作品具有了幾何一樣的組合構建形態,而從意義生成上說,它們是一個個意義源,它們在自己的空間中生長著各自的意義,這些意義既是相互發明的,又是相互對立和消解的。小說的不可靠敘事有很大部分緣于這些空間不同意義的滲透、增殖與消融。比如言子陳與余又的故事就因為尹寧給余又的信件而變得真假莫辯,三個人的關系在小說中幾成懸案。
說到作品的跨文體,第五部分的評彈《言小姐,言小姐》在小說中可謂舉足輕重。雖然前面已經有了言耀蘭《我的故事》的插敘,但從言子陳尋訪的進程而言至此幾乎已經山窮水盡,這時的言子陳進入了一個荒謬而吊詭的境地,她知道的事情越多,離真相反而越遠,每一條線索所牽扯出來的都是一團亂麻。評彈《言小姐,言小姐》的出現看上去似乎要真相大白,但是,這出戲的編者是誰?他是根據什么編寫的?它的依據也就是這個本子的“本事”是什么?戲里的言于飛雖然是言家人,但她的故事發生在19世紀中葉,即使小說中另引的言文良的材料是可信的,那她與言文良這代人也相差了近百年,這中間又發生了什么?除了因為逃避太平軍的搜查而改變了不易堂的形制,從而解釋了為什么會產生言橋巷定位的歧義外,這出戲對言子陳找尋的迷茫可以說有增無減。也就是因為這出戲,言子陳才如夢醒來,走出了找尋不易堂和《春日家宴圖》的執念,并有了對人生的大感悟。所以,這出戲對小說懸置的結局幫助雖然不大,它對歷史的打撈與言于飛形象的出現卻從內在精神上將故事生氣灌注起來,如同畫龍點睛一般,這是作品的神來之筆。所以,當我們總結這部長篇的多文本與跨文本時,在看到它們表面的碰撞與齟齬時,一定要體味到它們內在的神性一般的聯系。正是這內外功能上的差別形成了作品敘述的張力與意義生成的強大力量。
范小青在《江山故宅》中用另一個詞來表述“不可靠”敘事,那就是“說書”。說書本來是中國特有的、歷史悠久的口頭表演藝術,根據說書藝術在內容上的創造性和表演上的活靈活現,蘇州方言賦予它別樣的含義,那就是指一個人的講述是不可信的,是夸張的,甚至是無中生有的編造。當一個人對別人的話不相信時便會用“說書”去評價。這種場景在《江山故宅》中數次出現,指的就是故事的不可靠。不過,從這個藝術樣式到是可以感覺到范小青小說與這一中國傳統藝術隱秘的聯系,甚至與口頭敘事的關系。
小說屬于書面敘事藝術,但是,從最早的源頭看,它脫胎于口頭敘事。口頭敘事有它的特點,比如敘事的直接性,敘事人與接受者的在場性,還有敘事行為發生的具體語境,以及敘事人圍繞敘事內容在話語符號之外其他表達手段如發音、表情等等的運用。說書藝術是一種特殊的口頭表達,說書人在一種互動性的氛圍中直接面對聽眾以口語為主將故事內容表演出來。當口頭敘事包括說書演變為書面表達后,故事內容及其故事的演變方式內化到書面藝術,成為如小說藝術在內等書面敘事藝術類型的形式構成要素。人們一般也是這樣實質性地去理解口頭敘事藝術與書面敘事藝術特別是小說之間的傳承關系。但是,在話語形式上,有聲的口頭敘事與無聲的書面敘事還存在聯系嗎?這就涉及到對書面敘事性質的理解上。現代文學特別強調書面敘事與口頭敘事的差別,強調書面藝術的“書寫性”,強調“看”也即對書面文本識讀的特性與價值,所以,現代小說藝術創造了許多形式上技巧,這些技巧在口頭藝術上很難施展,比如最簡單的時空錯位,因果鏈的切割重組。但是,不管人們如何強調兩者的區別,口頭敘事依然頑強地尋找在書面敘事中的生存,而一些小說家也對書面敘事的書寫性持保留態度,他們從審美多樣化的角度自覺地維護口頭與書面的一致性,認為書面并不是單一的,也可以是口語的書面化,能夠通過書寫留住口語的聲音,再現生活中的話語場景,給書面敘事帶來藝術創造更多的機遇。正是通過這方面的辨析,可以說范小青不僅是一位“寫”的小說家,也是一位“說”的小說家。有時,與其說我們是在“看”她的作品,不如說是在“讀”她的作品,她的許多作品不但是有聲的,而且保留了話語在生活中的原生態,一些敘述語言好像就是口語,都沒有加工過,更不要說將它們書面語言化了,范小青沒有將它們進入“文”的系統,而是巧妙地讓它們留在“白”的話語形態。
當作品的話語風格進入“說”的有聲狀態時,方言便有可能參與進來。相信面對范小青作品的閱讀者,他是不是蘇州人大不一樣。應該說,范小青的作品一直有著蘇州的腔調,但是,像《江山故宅》如此大規模地使用蘇州方言在此前的作品中還不多見。更確切地說,此前范小青小說的蘇州腔調重在神似,而《江山故宅》稱得上是形神兼備,尤其是人物對話。舉幾例,即使讀不懂,學不來,但那蘇州話的韻味總是能想像得出來。
柴美英說,你只戇死人,笨煞胚,阿曲西——
姚妍總共有三個孩子,就這個老大跟她犯沖,老大的脾氣,既不像余白生也不像姚妍,大家一徑尋開心說,不像爺不像娘,像煞隔壁張木匠。
我母親就跟他分析說,是的呀是的呀,幾個小的,阿大問題不大,書毒頭,不會亂打聽,更不會亂講張,阿三頭老實,笨煞胚,傳話都傳不連牽,也不礙事,就是要當心阿二頭,一個女小人,倒是天生的野路子,青肚皮猢猻,也不曉得是跟啥人學的——
是不是如聞其聲,如聽其音?而且,是蘇州的聲音。這蘇州的聲音說大了就是方言的文化意味。說一個作家的文化氣質,大概沒有比他對方言的態度和方言的使用更能說明問題了。方言太重要了,它是文化最直接的載體,也是文化最后存活的地方,許多物質文化消失湮滅了,但還存活在方言中。方言是與不同地區的生活方式最貼近的語言,方言的差別就是自然與社會的差別,就是生命方式與生活方式的差別。所以,在文學作品中適當地使用方言就不僅僅是修辭和語體的問題,而是保持文化多樣性的重要策略。對范小青前后這幾代作家來說,用不用方言可能是個人的選擇,關乎一個人的語言趣味。但再往后,許多寫作者還有沒有這種選擇可能就難說了,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會說方言。能設想沒有方言的寫作,甚至,沒有方言嗎?但愿這是個偽問題。
注釋:
[1]《江山故宅》,范小青著,北京出版集團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年10月版。下文所引該書均出自這一版本,不另加注。
[2]參見段義孚《戀地情結》,商務印書館2018年5月版。
[3]趙祎璠《專訪范小青:“蘇州風格”與生俱來》,《半島晨報》2012年9月29日。
[4]伊塔洛·卡爾維諾《新千年文學務忘錄》第121頁,譯林出版社2009年3月版。
[5]同上,第124頁。
[6]同上,第106頁。
[7]同上,第122頁。
[8]范小青、子川《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隱藏著文學的萌芽》,《文藝報》2021年7月28日。
[9]范小青《淺談小說創作中的“不可靠”敘事》,《當代作家評論》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