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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為何常讀常新
來源:文藝報 | 李明泉  2026年08月24日09:42

《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體大慮周”、體系嚴密的理論專著,在元知識、元范疇、元理論三個層面為中國文藝理論評論確立了根基性的思想資源。

元知識:確立文學的本體論根基與知識框架

所謂元知識是關于知識的知識,是建構一門學科的基本預設與基本原理。《文心雕龍》的元知識集中體現在該書前面幾篇構成的理論綱目之中。劉勰在《序志》中明言:“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這“文之樞紐”《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辨騷》五篇,正是全書理論體系的總綱。

劉勰將知識探索的箭頭指向了“心”本身。書名中的“文心”即“為文之用心”。全書正是對“用心”的再用心。在《序志》中,劉勰說,“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又引“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強調“心—言—文”的生成鏈條。他將理論的起點回溯到“心”這一最幽微、最內在的層面,從而建立了一種以內省為方法、以“心意狀態”為對象的元知識。這與西方文論常以“摹仿”(對外部世界的再現)或“表現”(對情感的外化)為知識起點截然不同。這種元知識的獨特性在于,它使中國文藝理論從一開始就帶有內傾性的認識論特征,即理解文學,就必須理解創作者的“用心”;而批評家的任務,也是透過文本去追溯那個“用心”。

首先是關于“文學從何而來”的根本回答。《原道》篇開宗明義:“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劉勰將“文”的根源上溯到宇宙本體之“道”,天文、地文、人文皆為“道之文”,從而為一切文章寫作確立了形而上的本體論根基。這種“原道”思維將文學與天地萬物的本源統一起來,構成中國古代文論理解文學本質的基本前提。

其次,《征圣》《宗經》進一步指出,圣人通過體認天道、效法經典,為后世立下了“為文之用心”的典范,以圣人為中介、以五經為法則,文章才能“銜華而佩實”,既有優美的文采又有充實的內容。“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并非空洞的口號,而是一套完整的元知識體系。它回答了文學的本源(道)、創作的主體依據(圣)和創作的文本典范(經)三大根本問題,為中國文藝理論確立了知識生產的最初坐標。

換言之,《文心雕龍》提供的不是零星的寫作技巧,而是一整套理解文學何為、文從何來、文應何往的元知識框架,后世一切中國文論的言說,都在這個框架之內展開或與之對話。

元范疇:鑄就中國文論的核心話語體系

元范疇是理論體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單位,是理論的“原子”。《文心雕龍》創制和提煉了一系列元范疇,構成中國古代文論的話語中樞,并持續影響后世。

首先是最核心的元范疇——“文”。作為中國文化及文論的元關鍵詞,“文”在劉勰這里有著豐富的內涵:它既包含天文、地文、人文,又可分解為形文、聲文、情文,使得其他所有范疇最終都能回歸到“文”的統一場中。這就將文學的疆域由狹義的美文學拓展為涵蓋一切有文采之事物的“大文學”。這種泛文學觀的民族品格,從根本上塑造了中國文論的本質特征。

其次是“道”“氣”“象”“意”等一組本體論層次的元范疇。劉勰在《原道》中提出文與道的關系問題,即如何將人所創造的“人文”與宇宙之道相契合而成為“道之文”。“道”統領全局,“氣”貫通天地,“象”連通主客,“意”貫通心物。“意”的概念在《文心雕龍》中得到了充分彰顯,成為后世意象、意境等相關范疇的源頭與原型。“氣、象、味”是中國古代文論的基本范疇,而《文心雕龍》是這些范疇確立和衍化過程中的關鍵環節。

再次是創作論領域的一系列元范疇。“神思”“體性”“風骨”“通變”“情采”“聲律”等概念,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創作論的完整話語體系。《神思》全篇圍繞“思”之內外兩面展開。“思”之內關乎“意”,“思”之外形諸“言”。“思”既是創作的起點,也是理論的樞紐。《體性》指出文章風貌取決于作者氣質,《風骨》則從清正品格的角度對作品提出要求,兩者與《神思》一起,分別從“神”(精神活動)、“氣”(主體氣質)和“形”(作品風貌)三個維度,構成了創作論的三大支柱。《通變》提出文學發展的歷史意識,《情采》辯證處理情感與文采的關系,《聲律》開啟了對漢語聲韻美的系統思考。這一系列元范疇,不僅構筑了中國傳統創作論的完整話語體系,也成為后世文論反復討論的母題。

在美學層面,《文心雕龍》提出的元范疇同樣意義深遠。劉勰的美學范疇多成對出現,如情與采、形與神、奇與正、風與骨等,但他強調兩面而不偏執一端,體現出儒家中庸之道的深刻浸潤。“風骨”并不局限于對辭采的要求,而是基于“詩言志”的傳統,對作者主體情性與作品表達效果提出的綜合審美要求。《文心雕龍》中的論述和概念被廣泛應用于文學、繪畫、書法、音樂等多種藝術中,成為貫通中國傳統藝術審美的話語資源。

《文心雕龍》的元范疇不是孤立概念,也不僅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通過“對偶孳生”的方式不斷生產新范疇,并保持一個“中性基準”作為調節器。所謂“對偶孳生”,指劉勰善于從一對基本關系中衍生出整條范疇鏈。例如“情—采”這一對偶,衍生出“情理—文采”“為情造文—為文造情”等一系列子對偶。更重要的是,劉勰在每個對偶中都設立了不偏執一端的中性基準:《情采》篇中的理想狀態是“彬彬”,即情與采的均衡;《通變》篇中“參伍因革”的中道……這意味著《文心雕龍》的元范疇具有動態調節的內在機制:任何一極過強都會滑向病態,而理論的任務是找到那個不斷移動的中性點。這一機制深刻影響了后世文論的范疇生產方式。

元理論:建構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體系

元理論是關于理論自身的理論,即對理論建構的方法、結構和邏輯的自覺反思。《文心雕龍》在這一層面同樣具有奠基性意義。它不僅是理論內容的集大成,更是一套高度自覺的理論建構方法的示范。

從整體結構看,全書五十篇井然有序,分為“文之樞紐”(總論)、“論文敘筆”(文體論)、“剖情析采”(創作論)和《序志》(自序)四大板塊,層層推進、首尾呼應。其內在理路“道—圣—文(經)—體—術”貫穿始終,體現出“內義脈注”“首尾一體”的嚴謹與綿密,彰顯了中國文論的系統性和自洽性。更為可貴的是,劉勰在方法論層面展現出高度的理論自覺。《序志》篇對前人文論著作的批判性審視,即“魏文述典……各照隅隙,鮮觀衢路”,表明了劉勰不僅要超越前賢,更要建立一套“彌綸群言”“擘肌分理”的完整體系。這種對理論本身進行反思和批判的意識,正是元理論的核心特征。

《文心雕龍》為中國文藝理論奠定的元理論范式,還體現在它所提供的批評方法論上。劉勰提出的“六觀”說,為后世批評家提供了評析作品的系統框架:“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任何批評家對作品的評析,都難以跳脫這一框架。歷代學人無不從這部巨著中汲取理論資源與方法啟迪。

在論述方式上,《文心雕龍》體現出獨特的中國智慧:它不是純粹的抽象思辨,而是將“詩性思維”與“理性建構”融為一體,用富有文學性的文體寫就理論著作,在審美感受中完成理論抽象。這種言說方式本身就是中國特色的理論建構方法。全書的駢偶句式、麗辭藻飾、聲律鏗鏘,本身就是對“雕龍”技藝的示范。當劉勰在《麗辭》篇中討論對偶的四種類型時,他正用著精妙的對偶在書寫;當他在《聲律》篇中討論宮商音韻時,全篇讀來便自有韻律。這種“即體成式”“言行一致”的論述策略,使《文心雕龍》不僅是關于文學的理論,更是一場理論的文學表演性想象。用今天的話說,它實現了“批評的表演性”,批評文本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理論的真理性不依賴于邏輯證明,而依賴于形式的完滿與審美的說服力。這與西方傳統文論形成鮮明對照。

綜上,《文心雕龍》為中國文藝理論評論提供的獨具特色的思想資源可概括為:一是心學認識論,即將“心”作為知識的始基與歸宿,使中國文論始終保持對創作主體內在世界的細膩觀照。二是對偶動力學,即以“一元總攝、對偶孳生、中性調節”的范疇生產方式,使理論范疇具有內在的生長性與彈性。三是批評的藝術性,即以駢文寫理論,使批評文本成為美的見證,理論的真理性與形式的美學性不可分離。因此,一代代文藝評論家從劉勰著作中獲得的,不僅是某些具體概念,更是一整套觀察文學、思考文學、言說文學的思維格式。正如清代章學誠所言“《文心》籠罩群言”,后世談文論藝者,無不取資于此書。在當代學術語境中,《文心雕龍》不僅沒有過時,反而以其深厚的元理論資源,不斷為新時代的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體系建構提供經典范式與話語源泉。其“窮高樹表、極遠啟疆”的學術價值與美學光芒,必將澤被后世、歷久彌新。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