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學獲獎作品綜論:時代、歷史以及“具體的人”
作為現代文體之一種,報告文學被稱為文學的“輕騎兵”,被視為時代的“晴雨表”,以求真求實的方式直面時代巨變、記錄重大事件或塑造先進人物,這種紀實性和在場感成為這一文體有別于其他文體的特殊之處。回望第九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的三百多部參評作品,更加清晰地凸顯出這一文體在新時代文學中的獨特價值與意義。對當代中國山鄉巨變的深描細刻、對重大社會歷史事件的及時追蹤,對優秀英模人物的生動塑造,對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的深度調查與反思,成為第九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參評作品的幾個重要主題向度,這一特點不僅體現在獲獎的幾部作品中,同時也是具有整體性的寫作趨向,顯現出報告文學創作在主題選擇上主動擁抱時代的自覺性。而更令人印象深刻之處還在于,報告文學作家不僅敏銳感知時代變化,心懷“國之大者”,更在表達手法、敘事結構、人物塑造等方面精心設計,通過豐富多樣的文學手法,耐心細致的文學敘事,努力增強作品的故事性與可讀性,不斷擴展作品的思想容量與認知價值,不斷提升作品的文學品質。
一
陳啟文的《穿越人間的象群》,是一部關于“云南亞洲象北遷南返”事件的調查筆錄,也是一則當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錄。作品所敘述的“云南亞洲象北遷南返”作為一個公共事件已廣為人知,陳啟文寫作的著力點不僅僅在于打撈這一事件的豐富細節,打開這一事件的內部場景,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一個歷史與現實,人與自然的多重關系架構,形成以具體事件為中心的多維立體的敘事結構,從而展現生態問題的歷史脈絡及其復雜性。在“引子”中,作者深度追溯人類史、不同種類大象的演化史,在生態共同體視野中講述人類與大象的歷史淵源及相互關系。而在對遷徙事件的追蹤中,也將與此相關的村民、生態保護者、政府機構等多方的立場與行動敘述出來,形成一個有關生態的復雜場域,從中可以窺探生態變遷以及新的生態保護體系和理念的新形態。而這一切敘述,均建立在扎實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為了完成這一寫作,作者多次深入雨林深處,進行了漫長的實地探訪以及對于事件親歷者的深度采訪。“象群在北上南歸途中走過的每一片森林、每一條山谷與河谷、每一個城鎮和村寨,我們都走到了。”在這部作品中,構成敘述主體的不單單是作為寫作者的作家,更是沈慶仲、巖罕陸那樣長期投身其中的生態保護者,以及馬萬新、劉艷麗這樣的遷徙事件的親歷者,他們的陳述與作家的敘述一起,構建起這部多元豐富的文本。
梁鴻的《要有光》帶有鮮明的社會問題意識,作者以敏銳的洞察和鋒利的筆觸剖開青少年群體的成長隱痛。作品以不同地區和不同規模的城市作為觀察對象,借助與主題有關的不同的社會組織作為中介和觀測點,通過大量的調查采訪,將一個頗為隱性的關于青少年成長的社會問題呈現出來,使之從習焉不察的狀態浮出水面。作者以深入的田野調查與深切的同理之心進入每一個被圍困的青少年的精神世界,描摹出他們被期待灼傷、被愛禁錮的心靈圖譜,層層剝解家庭內部與社會整體的多重病象。作品對于“愛如何走向反面”的追問以及“要有光”的呼喚發人警醒,啟人深思。
丁捷的《綻放:一位軍人音樂家的生命課程》是講述英模人物故事的典型代表。作品以軍人音樂家俞曉冬的感人故事為核心,抒寫不屈的生命斗志與充滿奉獻的大愛精神。面對突如其來的重病,這位軍人不僅沒有消沉,反而凝聚起微弱的生命力量,點燃自己,照亮他人,展現出令人敬仰的人格力量。在敘述上,盡管已有大量細致的采訪,但作者并沒有以一種全知視角展開,而是采用了采訪者與被采訪者的雙重視角來交叉敘述,形成雙線結構。俞曉冬本人的敘事視角主要講述其成長經歷,呈現一個具有偉大人格的人是怎樣生長和煉成的,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經歷的心路歷程。相較于采訪者敘述的外在性視角,這一回歸到人物本身的內在性視角將人物精神和心理的縱深圖景更為細膩地呈現出來。而作為采訪者的敘述視角主要圍繞其患病后所發生的人生故事展開,展現這位英模人物的現實抉擇與積極行動。兩重視角在文本中相互交織,內外同構,使得人物形象更為立體豐滿,充滿打動人心的力量。
季棟梁的《西海固筆記》是書寫當代中國山鄉巨變的優秀文本。作品以寧夏西海固為樣本,展現了脫貧攻堅偉大工程的艱巨性、不凡性以及必要性。季棟梁的敘述并不停留于描述一種作為結果的狀態,而是以個人之體驗和細致觀察寫出時間和空間上的前后之變,西海固的歷史與現實在時間的兩端,成為顯影變化的坐標。作者用大量生動的個案故事,來講述變化發生的方式與過程,用大量走訪調查數據來顯示變化之劇烈,生動書寫近幾十年來在這片西部土地上所發生的堪稱奇跡的偉大變化。
火熱的時代生活構成重要的寫作向度,回望歷史來路,重勘與重述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歷史事件亦成為報告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方向。在這方面,胡松濤的《遵義三日》堪稱代表,這部作品聚焦于遵義會議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重述這一段艱難又光輝的歷史。作者通過查閱大量資料重回歷史現場,深度溯源遵義會議召開的歷史動因、政治語境以及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尤其梳理了毛澤東在建黨初期的幾次政治上的起落,由此論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宏大的歷史敘述之下填充了更為微觀的細節內容,讓歷史擁有了更為豐滿具象的肉身,賦予具有共識性的歷史結論以更為清晰的內在邏輯。
二
除了五部獲獎作品,本屆參評作品中還有許多富有特點的優秀文本。在生態書寫方面,王國平的《地球友好,你在奔跑》以“三維一體”的方式書寫新時代的生態故事,其中既有對“千萬工程”這樣具有示范性的鄉村治理行動的追蹤,也有關于“藍色循環”“螞蟻森林”這種事關海洋生態、陸地生態的自然治理行動的書寫,多維度呈現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不同維度與路徑。房偉的《太湖萬物生》從多角度書寫太湖,將歷史人文、風物民俗、自然生態融為一體,以跨文體敘事手法構建出一個立體豐饒的文學太湖。在歷史書寫方面,韓毓海、陳斕的《紅樓——北京大學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借助大量的史料敘述了黨史與北大校史的深刻關聯,尤其彰顯了知識分子在早期黨的創建歷史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康巖的《他們讓真理穿越時空》以幾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家為人物核心,鉤沉歷史長河中的先驅者群像,展現早期革命史的艱辛道路以及先輩們的偉岸人格。在以優秀人物為中心的作品中,魯順民的《將軍和他的樹》以樸實細膩的筆觸講述了將軍張連印退休后回鄉義務植樹的故事,從軍營到鄉村,奮斗者的精神永不褪色。
綜觀本屆報告文學參評作品,除了在重大主題上積極探索之外,同時涌現出一些新的寫作趨向與特征。一是新大眾文藝創作展現出蓬勃的生機與活力,一批新大眾寫作者用樸素的筆觸寫下自己的人生故事,更為寬闊的時代經驗進入文學文本。比如,外賣員王晚《跑外賣:一個女騎手的世界》以個人真實的生活經驗為根底,講述女性外賣員在都市中的艱辛生活,刻繪出這個群體的生活圖景與精神肖像。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集中書寫了皮村新大眾文藝寫作者的群像,對于“皮村文學小組”及其成員進行了詳細的描繪與介紹,是對新大眾文藝寫作者群體的一次生動畫像。二是在深入爬梳史料的基礎上,一批著力重述歷史人物的優秀傳記涌現。比如,張培忠的《鄭成功傳》重新塑造了鄭成功這位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展現了這一歷史人物的更多生命細節;易彬的《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以多年研究穆旦的學術積累為基礎,對穆旦這一文學人物進行了重新敘述,扎實的史料與考證,既帶來更多故事與細節,也推進對于人物本身及相關歷史的認知。三是問題意識更加鮮明,更多作家自覺以深入的社會調查勘探社會結構體系中的問題與痛點,推進對于相關問題的關注與討論。比如,與《要有光》對于青少年成長問題的關注相似,李燕燕的《“隱形”的孩子——關于“校園霸凌”的社會觀察》同樣關注青少年在校園中的成長問題,揭開隱藏在校園中的隱秘黑洞。《長大的他們——大齡孤獨癥患者的社會融合之路》揭示了大齡孤獨癥患者的生存困境,體現了作家的憂患意識與責任擔當。四是在敘事上,作家們摒棄單一視角和線性結構,采用多視角的敘述方式和多元化的敘事結構,努力呈現人物或者事件的豐富肌理與多重面向,敘事方法和藝術形態更為多元,也賦予作品更強的可讀性和文學性。五是作家們以更加嚴謹的態度求真求實,以腳步丈量大地,深入時代現場,在對事件的深度追蹤與調查中,獲取最全面的事實資料,聽到最真實的聲音,由此增強了敘事的深度與厚度。
作為紀實類文體,報告文學在書寫時代變化、彰顯時代精神上具有獨特的優勢,本屆報告文學參評作品展現了這一文體在新時代文學創作中的活力與價值。但也應看到,當下的報告文學創作依然有著繼續生長和改進的空間,需要在題材視野上更加開闊,在表達方式上更多創新,在思想認知上更加深刻,才能創作出更多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優秀作品。
(作者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執行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