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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大眾文藝的“寧夏樣本”
來源:中國藝術報 | 牛學智  2026年08月22日08:03

近幾年,新大眾文藝成為文化文藝界普遍關注的文藝現象。新大眾文藝依托互聯網媒介生長成型,無數普通大眾參與其中,網絡小說、短視頻等文藝形態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當前線上公共傳播語境下相對活躍的新大眾文藝創作與傳播往往更容易被研究者聚焦,而扎根鄉土一線、由基層群眾自發完成的日常書寫在一定意義上更加值得關注。深入他們的生活現場,了解這些普通人在寫什么、怎么寫、為什么寫,應該成為研究的重要內容。

就此,寧夏南部山區的“西海固文學”,提供了一個“典型樣本”。它的價值,不在“農民寫小說”的表象,也不在一兩個獲獎作者。真正值得深究的,是數以千計的基層寫作者,用看似粗糲的文字,集體表達出的對精神成長和個體走向現代的內心渴求,并形成了緩慢蓄積、最終在文字中找到出口的集體精神訴求。讓人動容的不僅是他們“拿起筆”的勇氣,更是這一現象背后的社會文化價值。這些作品彌漫著中國基層群眾追求現代化、實現自我成長的樸素愿望。說它是“典型樣本”,正因為它提供了一個社會學和文學批評之外的珍貴視角。

寫作是成為“現代個體”的精神儀式

西海固文學有一種樸素的創新性。當近幾年許多研究者在討論新大眾文藝中出現的“素人寫作”現象時,這里的農民、留守婦女、殘障青年已默默寫了多年。他們不是完成創作任務,而是被一種本源性內驅力推動。這驅動力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只是記錄生活的挑戰或抒發日常的感觸,不足以解釋其持續性。真正讓“單小花們”寫了幾十萬字、讓“馬慧娟們”摁壞六七部手機還不停歇的,是更深層的東西。

讀單小花的文字,一個母題反復出現:她在信息化程度越來越高的醫院掛號窗口前的茫然,第一次用手機在縣城導航迷路的窘迫,女兒教她用微信支付按錯鍵急出一頭汗的尷尬,這類細節的分量,遠超生活場景記述。她用近乎人類學觀察者的目光,記錄著自己與一個技術化世界的笨拙磨合。這種書寫的潛意識,是對“現代個體”身份的試探。當一個農村婦女在文字中反復描摹自己學習新技能的過程,她是在用寫作完成一種自我確認。這個寫作的人,不再是那個將被現代化進程“拋棄”的人,而是正在參與其中的、具有現代主體性的個體。這種確認,比文學技巧重要得多。

“姆指作家”馬慧娟的早期創作更能說明問題。她最初在QQ空間寫作,讀者是虛擬空間的陌生人。按理說,寫給自己看、寫給身邊人看,都可以滿足表達欲。但她選擇了一個開放的、面向陌生人的平臺。這意味著,她的書寫從一開始就暗含公共性訴求。她不僅要表達,還希望遠方完全陌生的人看見她的表達。她在田間地頭、打零工的間歇,用手機摁下那些方塊字時,精神已經走出這片土地,走向更廣闊的社會網絡。這是典型的現代性表征:個體的存在價值,不再局限于血緣地緣的熟人社會,而是渴望融入更大的、陌生的、未知的社會之中,并從中重新定位自我價值。由此可見,她筆下移民新村的硬化路、自來水、新樓房只是表面變化,如何實現精神層面的“走出”,才是其關注的核心。馬慧娟筆下那些看似瑣碎的日常——今天安了水表、明天領了土豆種、后天開了村民會——累積起來是一部個人的社會融入史。她不是在記錄生活,而是在用文字一點點消化、接納、確認自己與這個變動的社會的新關系。

與輪椅相伴的作家馬駿(柳客行)的《青白石階》提供了另一個視角。身體被限制在方寸之間,他的書寫按理更容易走向內斂的自我療愈。但這部散文集卻有一種出人意料的“向外看”的廣度。他的眼睛盯著從石階上經過的所有人,賣菜的、上學的、趕集的,并從神色揣摩他們的內心世界,文字由此搭建起一個流動的“社會劇場”。身體的癱瘓,反而催生了他更強烈的參與世界的渴望。他觀察別人,書寫別人,通過寫作把自己嵌入一個與他似有隔膜的社會關系網絡中。這種“透過窄窗看世界,并把自己看到的告訴世人”的姿態,承載著一種現代知識分子式的公共關懷。

盲人詩人趙玲寫道:“我用手指丈量春天的溫度,春天卻用一束我看不見的光,照亮了我。”這句詩常被引為“勵志金句”。但細讀,其底色是對“完整人格”的確認。當她寫下“我看不見,但我能丈量”時,詩歌是證明自己精神世界與耳聰目明者同等豐富、同等靈敏的方式。這種對被平等看待、被完整承認的訴求,是殘障寫作者最深層的創作動因。對他們而言,寫作不只是自我療愈,更是一種宣告:我的靈魂,不接受“殘缺”的定義。

西海固基層寫作者看似“非專業”的文字,為觀察中國基層社會在急劇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嬗變,提供了一份數量龐大、細節豐富的“心靈檔案”。這份檔案,不是社會學家用問卷能問出來的,是從當事人一筆一畫中“淌”出來的。這是任何宏大敘事都無法替代的第一手精神史料,也是研究新大眾文藝應該關注的鮮活樣本。

非功利的激勵機制是精神成長的“隱形孵化器”

西海固能涌現成百上千人的創作隊伍且持續數十年,背后的支撐體系顯然不能只理解為“發表平臺”“培訓機制”。這個體系的深層功能,是給那些尚不明確自己在表達什么的精神訴求,提供一個溫和、寬容、有引導的安放地。

《葫蘆河》《六盤山》等本土刊物,表面是為寫作者提供發表園地,實際起到了為他們確立書寫“合法性”的作用。一個農民,當他的幾百字短文在縣級或省級刊物上變成鉛字,他得到的不只是鼓勵,更是一種來自社會的“確認”。單小花第一次拿到樣刊時的哭泣,與其說是感動,不如說是“被看見了”的精神釋放。那一刻,她從一個默默生活的農村婦女,變成一個可以表達并被社會看見的個體。這種身份轉變,才是“發表”真正的意義。

但僅有“合法性確認”還不夠。未經引導的表達,可能停留在情緒宣泄,也可能走向偏狹。西海固的“分層培養”機制,是一種“溫和的啟蒙”。請作家、編輯來授課,面對面改稿,重點不是傳授“怎樣把文章寫漂亮”,而是傳遞一種更基礎的能力,即將自己的生命經驗,轉化為能與人交流、能引發共鳴的公共文本的能力。單小花參加培訓后才意識到自己寫的東西“有個名稱”、可以“往深里走”。她開始從無意識的傾訴走向有意識的創作,從寫給自己看走向面向讀者。這種轉變,正是現代個體從私人領域走向公共空間的關鍵一步。

西海固批評實踐中“肯定價值—指出路徑”的模式,更有意味。它不滿足于簡單的肯定與批評,它的落腳點在于對正在發生的具有現代性的創作實踐的敏銳辨識與謹慎引導。當評論者不去評價一位農民作者技巧上是否粗糲,而是捕捉到“甘草根是大地的手指頭”這個句子的價值時,是在幫助作者發現并確認自我與土地之間的獨特聯結。這樣培育起來的文化主體,不需要模仿別人,因為他們的根原本就深扎在自己的生活里,如此建立的自我認知,才具有最穩固、最有力量的主體性。

同時,這種批評模式通過不同層次的要求,隱性地建構了一個階梯。對自己的生活有真實感受,是第一層;能從中提煉出與人共鳴的普遍經驗,是第二層;能在普遍經驗中注入對社會的思考,是第三層。這一切不由明確的硬性標準指引,全仰賴一種情懷的自然邀約,邀請作者一步步從“記錄者”走向“思考者”。整個過程沒有宏大理論說教,卻在實實在在地推動基層寫作者完成精神成長。指導老師在創作者心中種下的不只是“寫好文章”的種子,更是“關注生活、思考生活”的習慣,這是現代公民素養的基礎訓練。

這個不動聲色的支撐體系,久而久之,悄悄變成了精神成長的“隱性孵化器”。它通過發表、培訓、批評三個環節,樸素而有效地將現代社會所需的個體素質——自我表達、公共交流、理性思考——糅進了最基層的文化土壤里。

新大眾文藝必須回到“人的現代化”現場

當前新大眾文藝討論中存在一種微妙的視角偏向,當大量研究的目光不自覺投向流量、產業等更外顯的表征時,遍布基層的、緩慢的、非商業化的書寫,勢必遭遇新一輪的忽略。這種現象很大程度受流量邏輯影響。在這一邏輯中,三十秒爆款視頻值得研究,一個農婦寫了十年的幾十萬字的日記,似乎不夠“新”,因此不夠有代表性。西海固文學現象的啟示,不是拔高基層創作的文學地位,而是期待文藝研究視角向基層普通個體創作實踐及其所具有的社會價值意義聚焦。

研究中存在的“話語懸浮”的根源或許也在這里。如果研究者只在書齋里操作理論,自然不會知道單小花為什么要寫“學用手機”這種“不文學”的題材,不會理解馬慧娟在QQ空間寫作的公共性訴求。西海固的創作者之所以能提供如此豐富的分析可能,恰恰因為他們的寫作是接地氣的——不是說他們在主題上刻意配合什么,而是他們在精神上緊緊咬合著日常生活的每一次變動。這種咬合,使他們的文字天然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微觀變遷的“精神底稿”。要讀懂這份底稿,需要研究者走出概念,走進現場,走到那些刊物與手寫稿中去。

評論與創作的“良性互動”,在西海固表現為一種“相互成全”。評論者從底層作者粗糙的文字中,看到未經學院理論訓練的原生生命體驗,分析因此有了鮮活的質感;底層作者從評論者的點撥中,逐漸獲得反觀自身、提煉經驗的能力。這種互動,本質是在最基層、最“不專業”的層面,一點一滴地培育現代審美意識和公共表達理性。推動新大眾文藝健康發展,這方面尤為重要。

就此而言,西海固文學作為新大眾文藝的“寧夏樣本”的價值,正在于其始終立足普通民眾的精神成長與主體確證訴求,豐富著既有文學格局,推動著文學觀念的革新與迭代。這份價值,體現在單小花對“被人看見”的渴求里,體現在馬慧娟向陌生人講述自己生活的沖動里,體現在馬駿用殘疾的身軀構建公共文本的努力里。當基層大眾的現代性精神向往與文藝表達訴求被一個低門檻、有引導、重成長的文藝生態穩穩接住并悉心培育時,它所釋放的能量,遠比幾個獲獎作品更持久、更深刻,這也是新大眾文藝獲得持久生命力的根基所在。

(作者系寧夏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