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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說獲獎作品綜論:重鑄現實主義的確定性
來源:中國作家網 | 竇金龍  2026年08月21日09:46

四年一屆的魯迅文學獎評選,是階段性地檢驗中國當代文學收獲的節點,也是匯聚和沉淀最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的一場文學儀式。本屆魯迅文學獎,最終獲獎的5部中篇小說——全勇先的《秘密》、肖克凡的《父親和雕像》、林那北的《陽關三疊》、羅偉章的《屋檐》、胡性能的《猛犸象》,可以說都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力作和佳作。獲獎的作家們以扎實、深刻的筆觸,探索著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新的可能性,并且為新時代的文學創作帶來了諸多有益的啟示。

全勇先的《秘密》上承中國當代“革命歷史小說”的創作傳統,同時又巧妙地吸收了懸疑、諜戰等類型小說的內容元素,憑借極其精湛且引人入勝的敘事技巧,寫出了在黑暗壓抑的年代里,堅定的信仰和高貴的人格如何能讓個體的生命/精神得以保存。正如小說題目所點出的,“秘密”本身就包含了個人生命經驗中需要主動或被動地隱蔽、潛藏的部分:一方面,“秘密”的隱藏會逼迫人去做選擇,一個人靈魂深處的質地也就會在這種嚴酷的逼視下自然顯現;另一方面,書寫和記錄“秘密”這一行為又隱含著一層悖論,即完成對“秘密”的揭示,才能夠把那些在極端背景下蒸餾出的人性之“精華”永久地保存在文學之中。全勇先的小說,就把這種“扭曲”推演到了近乎極致的狀態。

《父親和雕像》是作家肖克凡耕耘數十年的工業題材小說,但作品并非直接書寫工廠或工人生活,而是以一種尋找“記憶”的方式寫出了“記憶”留下的痕跡以及對個體的生命塑造。小說的敘述節奏有一種當下敘事文學較為少見的沉穩和樸拙之氣,作品中所散發出的這種獨特氣質,與小說所要塑造的如駱駝一般的“老工人”形象是一致的。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父親的倔強甚至死板,是一種集體主義精神化育下的不爭不搶卻自尊自重的人格特質。對于近年來流行的老工業基地城市敘事,肖克凡的小說提供了一種十分珍貴的、從“父輩”出發的視角:時代洪流滾過,“父輩”們沒有悲情和哀怨,而自律、嚴謹、堅強、樂觀的老工人精神則成為廣場上的雕像,將品格凝結為一種紀念碑式的實體。

林那北的小說《陽關三疊》以經典的中國古琴曲為名,但小說曲折動人的故事情節和緊張密集的敘述節奏與小說標題所攜帶的古典氣韻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閱讀審美張力。小說以一把古琴為線索,既書寫了幾代人的家族故事,又見證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當代歷史,同時還串聯起當下不同階層人物的品行操守。小說通過純熟的藝術手法,將古琴這一“傳統物”在敘事層面的作用發揮到了渾然天成的境界。“物”既是敘事的工具,也是精神的載體。小說中的古琴,從斫琴到彈琴再到聽琴,人的高潔品性隨之得以傳遞;而琴本身也會憑借其“物”的主體性,與人接觸、共存、互動,將其承載的文化基因感染于人。一曲《陽關三疊》,彈唱的是分別,表達的卻是不舍和懷念。古典式的情感在現代的文本中尋得了新的身形,這是屬于中國敘事文學獨有的魅力。

羅偉章的《屋檐》是一部以人世溫情為底色的小說。過去的歲月自然有諸多苦澀辛酸,作者并非有意地在筆下涂抹或修改回憶的顏色,而是在敏感地意識到自己身處個體相互隔絕的當下時,努力嘗試去尋回人與人之間樸素的情感聯結。小說設置了兩代人之間溝通對話的場景,通過反襯的方式,凸顯出社會發展水平與個體孤獨境遇之間的倒掛,小說的當下介入性由此生發。小說以第二人稱的講述式口吻寫成,營造出對話的“現場感”的同時,也讓小說在文體上有了一層戲劇獨白的審美趣味,并形成了籠罩全篇的、濃厚的抒情色彩。

胡性能的《猛犸象》以“猛犸象”這一消失的遠古動物來喻指小說主人公,塑造了一個正直、勇敢,充滿生命能量的詩人形象。小說主人公的“詩人”永葆一顆赤子之心,身體力行地用生命守護精神高地。奠定其精神底色的,是上世紀80年代的校園文學生活和彌漫于社會的理想主義氛圍。除了塑造這一“典型人物”之外,由小說敘述者所見證并講述的,八十年代精神高度飽和的文學環境也成為小說中另一個“隱形”的主人公,小說對時代氛圍充滿浪漫色彩的細致還原,宛如一首獻給“文學人”自己的深情的歌。

獲獎作品整體上都是現實主義風格的創作。全勇先的小說呈現了戰爭年代的極致人性,肖克凡寫出了工人階級獨特的品格和情感,林那北將傳統文化進行了巧妙的現代賦形,羅偉章描繪了世俗場景中的日常溫情,胡性能的小說則是一曲對理想主義的挽歌和頌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盧卡奇曾堅定地宣稱,“現實主義并非諸多風格之一,而是一切文學的基礎;風格只能在其范圍內或與它形成特定關系(包括對立關系)時產生”。現實主義文學無疑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最重要的脈絡和源泉。盡管現實主義在我們的文學史上經歷過不同程度的改寫,或者被一代代新的文學創作潮流所沖擊,但是在今天這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充滿不確定性的語境下,依然是現實主義文學以其強烈的、將文學與現實進行關聯的本質訴求,為我們提供了認識世界、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確定性。本屆獲獎的幾部中篇小說,之于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傳統而言,不僅是簡單的“回歸”或“復興”,而是在不同層面上呈現出了新的特點和趨勢。

第一,對于小說“講故事”的重視。講故事不僅是民間文學的基本樣態之一,也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重要傳統,它本應是小說基本的技術門檻,但很多當代作家的小說并沒有在這一層面上“達標”。本屆獲獎的小說于“講故事”的層面上都下足了功夫,且各具精彩。

首先,小說都是以一個主要的人物或意象作為作品錨定的核心,將故事緊緊圍繞在這一核心周圍展開,這就使得小說的敘述節奏緊湊,線索清晰。比如《陽關三疊》中那把特殊的古琴,就是小說的核心坐標,圍繞著它,在時間縱向和現實橫向上,展開了精彩的故事情節。再如《父親和雕像》中的“伽馬刀”,既是父親當下急需治病的醫療工具,又是父親放心不下的工廠危險品,由它牽起雙重的敘述緊張感,也是小說貫穿始終的主要矛盾所在。

其次,小說都帶有一定程度的“懸疑”色彩,增添了小說故事的可讀性和趣味性。《秘密》全篇講述的就是高壓條件下“秘密”的產生、隱藏和揭示的全過程,小說語言冷靜但情節張力拉滿;《陽關三疊》由開場神秘人的三次會面,到“偷琴”“護琴”“借琴”的緊張過程,故事講來一波三折,把民間故事結構底層的“三疊式”演繹得淋漓盡致;《猛犸象》則是由一封監獄來信打開回憶的入口……“懸疑”并非類型文學所獨有,文學的趣味性也絕不會妨礙作品成為經典。

再次,小說主體都以一種廣義的“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敘述,讓讀者充分沉浸于故事之中。這幾部小說中有的嚴格使用了第一人稱“我”作為敘述視角,如《秘密》《屋檐》和《猛犸象》,都將“我”的內心感受充分地融入故事進程之中,因此這幾部小說內部的情感張力都極其強烈。《陽關三疊》則是在敘述者阿慶的限知視角下展開,阿慶的體驗和情緒,帶動著讀者走進故事之中。《父親和雕像》盡管使用了全知視角進行敘述,但貫穿小說深處的始終是一個穩定的父親視角。隨著全媒體時代的來臨,讀者的感官經驗可以在不同媒介中得到體驗和滿足,但內心深處的感受和震顫,仍需要文字和語言的表達,這或許也是文學無法被其他媒介所代替之處。

第二,文本細節,尤其是“次要細節”,是小說能夠動人的關鍵要素。小說核心的主要意象或細節,是形成小說主體框架的基礎,但它只能讓小說在一個均質的層面上完成敘述任務。真正讓小說脫穎而出的,則是文本中那些并非核心的“次要細節”。次要細節能夠讓小說突破僅僅作為思想材料的束縛,生發出意外鮮活的情動,本次獲獎的小說無一例外地都體現出這一層精妙韻致。

比如“頭發”就在《秘密》當中作為很容易被人忽視的次要細節,幫助小說完成了對趙一曼這一人物的塑造。“大小姐”趙一曼的頭發是她作為斗士英烈而言并無必要的細節描繪,但小說中多次寫到她的“頭發”:病愈之初違背醫囑堅持洗頭發、嚴刑審訊后頭發全都濕了貼在臉上、臨終就義前把鬢邊的頭發用手撩到耳后……如此細致的“觀察”,既體現出趙一曼作為女性對于“美”的追求,也能體現出偉大人格堅韌和自尊的一面,以及這種堅韌被強行折斷的殘酷,而由此傳遞出的精神力量讓人震撼和感動,這樣一個身體細節的描繪可以說是人物刻畫的點睛之筆。

又如《父親和雕像》中,寫到工人生活時,有一個極其生活化的、看似不起眼的細節,即工人夏天工作時出汗多,需要補充鹽分,因此飯菜要咸一些。這個細節一定來自于工廠生活的親身經歷,小說中經由這一細節折射出主人公李玉福與妻子之間的愛和尊重、工友之間的互助和關愛,同時又能反應出李玉福常年生活的樸素以及性格中沉默、和善的一面。這樣屬于味覺記憶的細節,讓讀者對于小說中工人群體的審美感受更加鮮活。

再如《屋檐》里寫到的群租房中看電視的細節,電視的音量大小影響著一墻之隔的朋友家庭之間的感情,但通過這一細節也寫出了物質普遍匱乏的時代,不同群體(知識分子和農民)之間生活習慣的差異,以及雖然艱苦但又可以苦中作樂的生活日常;《猛犸象》中則著意寫到主人公許東生來自滇東北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信息,雖地處南方但氣候寒涼,因此冬季才會時常下雪,“雪”便成為了小說中頻繁出現的意象,而雪中吃火鍋的經歷也由此成為小說中溫暖的記憶。這些“次要細節”,在小說中一方面有助于主題的表達,但更重要的是賦予了小說某種不可復制的靈韻。

第三,小說的“確定性”來源于一種由小說文本結構所形成的邏輯確定性。維特根斯坦曾在哲學上區分過兩種不同的確定性,在他看來,真理確定性的訴求是找到并呈現出決定世界存在的最終答案,這種追求“唯一”的確定性有著明顯的缺陷:一方面受制于人類的認知水平而幾乎永遠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實際的“語言游戲”和“日常生活”中,我們并不需要這種確定性。因此,“確定性”不是由唯一真理所決定的,而是由體系和結構所產生的。新文學發展至今,“問題小說”“干預生活”“主題決定論”等,其實都試圖將現實主義文學引入某種真理確定性之中,現實主義的創作也似乎常常只能由“寫什么”來決定。本屆獲獎的中篇小說則提供了一種重新打開現實主義的路徑,由小說結構本身來重鑄一種邏輯上的確定性。

幾部小說有一個共同的形式特征:都設置了不同的時間線,以“在場”和“缺席”兩種狀態辯證共存的方式,形成了小說的主要結構。《秘密》設置了偽滿時期、上世紀五十年代和敘述當下三條時間線,偽滿時期是“秘密”發生的年代,五十年代是審查“秘密”的年代,敘述當下則是“秘密”得以存續的證明;《父親和雕像》將父輩工人年輕時的生活經歷和工廠記憶與當下晚年重病入院的現狀并置;《陽關三疊》在六十年代古琴丟失和如今重新找到古琴之間展開敘事;《屋檐》將上一代青年人的群居生活日常和當下青年人的生活狀態進行了對照;《猛犸象》的敘事則不停折返于八十年代的大學校園生活和九十年代、新世紀以后這些不同的時間點之間。敘述的當下是一個固定“在場”的時間點,但對于“在場”的敘述,則呈現出一種明顯的精神上缺損的狀態特征;而敘述中“缺席”的過去,則是小說試圖極力去抵達或召喚的一種曾經的“在場”,并且最終都在文本中以不同的方式實現了“缺席”的“在場”。在這些小說的整體結構當中,都有一種精神被召喚到當下,它可能來自歷史深處、來自民族文化傳統、來自我們的生命經驗,且它可以在文學中被喚回,以彌補或驅散我們面對世界時的迷茫、困頓或危機。這種由文學所建立的我們可以把握的精神結構,或許正是現實主義文學在今天得以重鑄確定性承諾的一種方式。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