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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深意》節選
來源:中國作家網 | 謝有順  2026年08月21日13:05

對自我與世界的雙重確證——論徐則臣的寫作觀

一

我們身處一個現代社會,但并不是每個人寫的都是現代小說;通俗一點說,有現代觀念的小說,才能稱之為現代小說。“現代”二字,如果照著黑格爾、馬克斯·韋伯等人的辨析,它不同于“古代”,是比之前的任何時代都更具進步性和優越性的時代,因此,它的合法性無法從過往的歷史中獲得,建構現代主體的方式,只能從內部來自我確證、自我立法,用黑格爾的話說,就是通過思辨來把握自身,把自己也當作客體。正是思辨和理性促成了現代社會向世俗化方向轉變,而世俗化又是現代小說興起的重要基礎,它的標志是個人意識的覺醒和對日常生活的深切關注。 盡管后來的現代小說描述的多是非理性世界里人的生存處境,但現代小說的興起卻和理性傳統的應用有關。康德說,“在理性面前,一切提出有效性要求的東西都必須為自己辯解”, 借助理性,現代人才能在反思和批判中找到自我、生成自我。

現代小說也并非不言自明的事物,它同樣需要“為自己辯解”。這種自我辯解、自我確證的方式,是要求作家不斷尋找新的藝術方法,尋找個性、創新、不可重復的藝術設定。純粹而獨特的創造,才能為現代藝術提供合法性,這迫使每一個作家、藝術家都要追求成為藝術的立法者,它在催生了大量極具創造精神的現代藝術的同時,也掀起了一股不顧一切想要標新立異的風潮。20世紀以來的文學藝術,先鋒、探索、實驗是主流,但也不乏破壞、搗蛋、故作高深、任意妄為,原因就在于此。

理解了“現代”,才能理解現代人,才能做出現代學術、寫出現代小說。以現代學術為例,它除了歸納以外,還要有假設、推論、演繹等知識辨析和思想辨析,這樣產生的成果才是現代學術的成果。胡適提倡的學術研究的科學方法,就包含假設和實驗,沒有假設,就不用實驗,也沒有實驗。胡適說宋儒講格物時不注重假設,頂多“含有一點歸納的精神”,而他欣賞的是戴震的八個字——“但宜推求,勿為株守”,認為這才是“清學的真精神”,這個精神里就包含了假設、推論和演繹。前段時間讀南京大學徐興無的一個訪談,他回憶了他的老師周勛初的學術觀點:“中國古時候做學問,一直到乾嘉,基本上用歸納法,但是從王國維開始,知道演繹了,胡適后來從西方帶回來治學方法之后,推論、假設、演繹的邏輯在現代學術里就用得比較多,這是中國現代學術和古代學術最大的一個不同。也就是說古代學術,包括乾嘉諸老,他們寫札記都是歸納的方法,他們覺得歸納出來就可以了,其實現在看起來,包括民國早期很多老先生其實不會寫論文,他們寫論文都是自己說一句話,下面給自己的話做個注釋,排一些材料,但是現代學術的起步,就是要會在局部歸納的基礎上發現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是一種假設,然后你要在這個假設的前提之下進行推論、研究,這才是現代的學術。”周勛初要求他的學生做類似王國維、陳寅恪的現代學問。不是有現代思想的學人,斷難有此識見。小說也必須寫現代小說,而不是那種只服從于現實原則、邏輯嚴整、全知全能式的傳統小說,這種小說并不能有效寫出現代生活中的矛盾、悖謬、混雜、離亂,無法表現其豐富性和復雜性。

現代小說在反思和批判中省思自我、觀察世界,它不僅書寫人和世界是什么樣的,也思考人和世界應該是什么樣的。

20世紀以來的語言實驗、文體探索、敘事倫理演變,都根植于這種“現代”觀念。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傳統文學中的“真實”正在變成一種幻覺,寫作更多是自我分析、自我省察,他和現實的關系變得既密切又脆弱,既真實又變形,現代寫作者再也不可能像古典作家那樣自信且雄心勃勃了——以為自己能主宰生活、并給生活一個意義。卡夫卡筆下的“甲蟲”,魯迅筆下的“狂人”,作為中西現代小說的開端,預言了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并開創了作家觀察、理解、思考世界的全新方式。也就是說,現代作家不可能用巴爾扎克、托爾斯泰或曹雪芹那樣全知全能、百科全書式的方式寫作了,這種上帝視角、推土機式的、粉碎一切障礙的敘事藝術,所謂的“宏大敘事”,它的思想基礎乃相信世界是確定的、整全的,有邏輯、有總體性的,所以古典小說都有記錄、還原世界的雄心,著迷于把小說寫得完整、規矩、平衡、有頭有尾、彼此呼應,可現代社會的來臨打破了這個幻象,它首先要顛覆的就是對世界的總體性和完整性認知。

這就是盧卡奇在《小說理論》里所說的,人類從“史詩時代”進入了“小說時代”,他認為,在一個碎片化時代,所有的整全性都是可疑的、不真實的,小說只能為有限的個體尋找生活意義。米蘭·昆德拉也有類似觀點,他把小說當作歐洲公民社會的基石,他說:“小說的藝術是上帝笑聲的回響。在這個藝術領域里沒有人掌握絕對真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權利。這個自由想象的王國是跟現代歐洲文明一起誕生的。” 在昆德拉看來,現代小說應該毀掉確定性,小說只提出疑問,它不是去尋求確定,而是去發現不確定;現代作家要去發現事物的曖昧和模糊,注視生活中那些沉默和黑暗的區域,真正寫出以零散、缺損、拼貼、混雜、無中心、無深度為主要特征的現代生活,伸張“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權利”。

在這個背景里,你很難想象,一個沒有理性精神和思考力的作家能寫出真正的現代小說。就像前面所說的那樣,現代小說本身已成為需要爭辯和確證的事物。有不少作家(如馬原、格非、蘇童、葉兆言等人)都寫過“元小說”,作者在這些小說中直接跳出來講述小說為什么要這樣寫、故事為何要如此設計,其實就是有一種想要重新確證何為小說的寫作沖動。現在回望先鋒小說時期的敘事探索,很多人會覺得那是先鋒作家在有意炫技,其實,更主要的原因是,作家對固有的小說秩序和小說寫法產生了根本的懷疑。這個懷疑類同于印象派畫家對真實世界的懷疑,畫家們不再相信之前寫實的世界就是他所看到的世界,作家們也開始懷疑舊有的書寫方式能否有效抵達自己的內心。藝術觀的變化背后,是世界觀的變化;而沒有自己世界觀的作家,只會在一種藝術的慣性里寫作,他不會試圖作出改變。比講故事更難的是完成故事精神,并對故事進行批判,在這種批判中出示自己的藝術觀和世界觀;現代小說不能做故事的奴隸,而是要借由故事重建個人與世界的關系。

這樣的寫作,才是有現代主體的寫作;而這個現代主體的建構,正是通過反思和批判來完成的。幾乎所有現代小說所創造的經典形象,都是思想的產物,形象的下面都藏著思想的內核。20世紀以來的小說,寫瘋子、狂人、傻瓜、白癡、精神病患者,是因為作家覺得世界生病了、人殘缺了;寫甲蟲、稻草人、蠅王、戴著面具的小丑,是因為作家覺得人性的光輝已經黯淡、人成了物;執迷于碎片、斷裂、散亂、拼貼的結構和敘事,是因為作家覺得世界的整體性已經崩塌、散碎才是世界本來的面貌……以前寫小說是反對“主題先行”的,認為主題、思想如果漲破了形象的殼,對小說本身是一種傷害,現在看來,現代小說的經典作品幾乎都是“主題先行”的,許多著名的作品都可拆解出一個或多個主題,有些作品甚至就是根據這些主題來設計和完成的。主題先行就是思想先行,作品下面若沒有一個思想內核,敘事完全被感覺流、細節流卷著走,那就不是現代小說的寫法。現代小說起源于理性精神、批判精神的覺醒,它的個性、獨創性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作家對自我和世界之關系的重構。

二

現代小說不僅創造形象,也敞露看法。看法有時比事實更重要。有看法、有思考力的作家才能走得更遠。中國當代有成就的作家,很多都是有理性思考力、有獨特寫作觀的作家,如汪曾祺、阿城、史鐵生、賈平凹、王安憶、韓少功、于堅、莫言、歐陽江河、張煒、鐵凝、劉震云、葉兆言、阿來、韓東、余華、蘇童、格非、麥家、東西、雷平陽、艾偉、李洱、邱華棟等人,他們的讀書筆記、創作談、訪談,都有不凡的見地。年輕的作家中,思考力強的就更多了。這一方面表明,寫作越來越專業化了,沒有對現代藝術的學習和訓練,已經很難洞悉藝術的秘密;另一方面也顯示,思想才是文學的底色,無思想的文學是蒼白的。文學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觀念革命。假如寫作只到經驗為止,必然是輕淺的,因為經驗的高度同質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經驗的貧乏就是意義的貧乏。只停留于毛茸茸的生活表面,寫的很可能只是一些膚淺的情緒,或者滿足于一些細小的感悟、精致的發現,卻無力解析生活下面那個堅硬的精神核心。

到了對這種寫作進行反思的時候了。我尤其想強調,主題先行并不可怕,理性不是文學寫作的天敵,反思性、批判性思想才能給文學帶來真正的解放和自由。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當代小說不斷地感覺化、細節化、實感化,尤其在涉及身體、欲望的經驗敘寫方面,越來越大膽,并把這個視為個人風格的標志之一;一旦寫作熱衷于小事、私事的述說,就會漸漸失去關注重大問題、書寫主要真實的能力。“文學正在從更重要的精神領域退場,正在喪失面向心靈世界發聲的自覺。從過去那種概念化的文學,過渡到今天這種私人化的文學,盡管面貌各異,但從精神的底子上看,其實都像是一種無聲的文學,……許多人的寫作,只是滿足于對生活現象的表層撫摩,普遍缺乏和現實、存在深入辯論的能力。” 正因為如此,我一直希望看到更多理性而有思想的作家,能平衡好小與大、實與虛的關系,實現真正的寫作突圍。

在年輕一代作家中,徐則臣就是一個通過思考讓自己的寫作變得寬闊的代表。比之他的同代作家,他有更堅忍的意志、更正大的文學觀、更明確的寫作目標,對自我及其所處的時代也有理性的認知。他并不是“70后”作家中最早出道、甚至也不是最具才華的那個,但他的寫作卻充滿個性、耐力、包容度、歷史感、思想光彩,而且有極強的綜合能力和平衡能力;在他身上,你能清晰地看到一個人持續寫作所產生的累積效應, 也能深刻地印證理性思考和自我爭辯是如何擴大一個作家的視野、豐盈一個作家的精神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考察徐則臣寫作觀的形成、變化和要旨,不僅是研究他小說寫作的背景性材料,也能標示出一個作家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中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徐則臣有一個現代作家的自覺,所思考的寫作問題,多是現代人的困惑、現代性的追問,他也試圖以自己的寫作對這些精神疑難做出應答。他早就意識到寫作光靠經驗、直覺是難以為繼的,要想確立自己的寫作風格,“需要你具有充分的思考和發現的能力”。“我不是依靠自身經歷寫作的那類人,我需要的是經驗、想象、虛構和同化生活的能力”, 并坦言自己有“意義焦慮癥”,喜歡追問“意義的意義”,“直到把這個世界看清楚”,“寫作于我,已然成了思考和探尋自我與世界的方式”。迅速跨越迷信經歷、崇拜經驗的初學階段,讓自己的寫作具有虛構生活、同化生活的能力,進而逼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這樣的寫作就不單是回憶、感受和體驗,它也是思考、探尋和發現。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有這種“為自己辯解”、為寫作找尋理由的自省意識的,尤其是在青年時代,多數作家都仰賴個人經歷而寫作,寫的也多是“半自傳體”小說,這種小說往往都有一個特點,貌似從個人經驗出發,但所處理的經驗卻大同小異,正如很多人都強調身體寫作,用的像是同一具身體一樣。經驗、欲望、身體一旦戴上了面具,或為同一種寫作觀念所支配,自我重復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當代文學常遭冷嘲,與此有關。如何讓自己的寫作和別人不同、和過去的自己不同,并通過獨特而不可代替的藝術差異使自己從寫作人群中被識別出來,這是任何一個有抱負的作家都無法回避的難題。徐則臣對此有清醒的認識:“那么多人在做同一種工作,那么多人和你面對的是同一個世界,過的是同一種生活,平面和趨同的生活又培養了大家趨同的看法,寫出來很可能就是同一篇小說,我就不得不懷疑這個小說的意義和價值。”他本身是雜志編輯,每年要讀大量這種小說,他甚至感受到了一種“絕望”:

大部分都是對生活平庸繁瑣的摹寫,“低到了塵埃里”;另有一些,安于對日常美德簡單、膚淺地肯定,把小溫暖當大境界,盡其所能地卑微、安詳和桃花源記;還有一些,顯見的重復,重復自己和他人、重復前人和前人的前人,用陳舊的修辭、故事講述一個陳舊的正大莊嚴的道理。在這些寫作中,你看不見作家內在的焦慮和彷徨,看不到他對這個世界懷有困惑和疑問,他像轉述佛經一樣寫小說,看似熙熙攘攘滿篇的人間煙火,實則兩眼空洞,什么都沒有“看見”。如果把“不平則鳴”作為文學的定義之一,那你就會明白他對這個世界其實無話可說。

無話可說而仍在說,是聒噪,是制造話語泡沫;沒感覺了仍在寫,那是在揮灑偽感覺,是感覺的荒漠化,也是對感覺的消滅;對耳熟能詳的價值觀的簡單復述,其實是另一種毫無冒險精神的價值迷信,文學寫作如果只深信一種價值,那就意味著把自己的靈魂交出去;藝術上如果只有“陳舊的修辭、故事”,那就是在慣性、惰性中坐享其成,已失去創造的激情。韓少功說,“中國文學當下最重要的危機是價值真空,以及由此引起的創造力消退。要解決這個問題,僅靠八十年代的‘個人主義’和‘感覺主義’可能已經不夠了,僅靠西方文化的輸血也不夠了。” 社會和文學需要重新確定一個方向,“一個重建精神價值的方向”,而這種價值省悟,就是要在這個“靈光消逝的時代”發現、聚攏殘存的“靈光”,在創造力衰退的時代里,以理性、思辨和“教化” 重塑創造力的方向。現代作家理應有這種自我省悟,并背負這個藝術重擔。

徐則臣把這稱之為“問題意識”。“問題意識確實是我個人寫作的初衷,如果沒有問題,我不會去寫東西,不管最后能否解決某個問題,它的確是我寫作的動力所在。我不會因為一個故事很好就去講它,只有當它包含了我的某種困惑,或者可能提供解決困惑的某種路徑,我才有興趣去講它。”“必須有了問題意識才動筆,這也是我現在越寫越少的原因。……每部小說都在努力,總覺得身后有條名叫意義的狗在窮追猛打。每一部小說都有它要解決的問題。” 他較早的長篇小說《午夜之門》寫了一個傳奇,且在寫作技藝上做了不少探索;《耶路撒冷》寫一代人的遭遇與心事、希望和悲傷,以及這代人獨有的倔強的生存意志;《北上》寫一條河流的歷史,以此預示個體和民族的精神流變;而《王城如海》和《北京西郊故事集》諸篇,都有強烈的現實感,“充滿著生命與文化的探詢,他已經不滿足于寫一個人、一群人乃至一代人,他更是試圖寫出當代中國精神遷徙中的文化寓言,并循此探向無遠弗屆的未來圖景”。有足夠深沉的問題意識,才能為作品打開寬闊的空間,帶著問題上路,才能去思考如何逼近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我猜測,這也是徐則臣一邊寫小說、一邊寫各種讀書筆記的原因——他想通過研讀薩拉馬戈、卡爾維諾、菲利普·羅斯、卡佛等作家,了解他們寫作的優長與局限,據此整理和豐富自己的寫作思路,“以汲取、警醒、反思和照亮”。他不斷呼喚作家要多一點思想和理論修養,多一些思辨能力和抽象能力,認為作家學者化、學院化是大勢所趨,唯有如此,作家才能在生活表象下面發現本質,才能常中見奇、化常為異。正是這種問題意識和思想自覺,使徐則臣比較早就告別了青春寫作的局限,進入真正的以實寫虛、以現實返照歷史、以形象預示抽象的想象世界,他希望自己站在高處把世界看清楚,“嘗試開掘小說意蘊的無限可能性”,并明確說小說的形式可以是古典的,但“意蘊”必須趨于“現代”。

對小說現代意蘊的強調,正是徐則臣小說區別于很多同代作家之處。很多人以為,小說為了避免理念性太強而帶來的負面效應,就要刻意輕視理性、逃避思想,跟著感覺走,結果很可能是做了趣味和故事的囚徒,其實,只有向理性開放的感覺才是有穿透力的感覺,而感覺對理性的浸潤,又能消解理性的單一和獨斷,所謂“意蘊的無限可能性”,不是對一種意義的肯定,而是不斷地發現意義、不斷地攀緣新的精神高度。讓思想處于矛盾和沖突之中,讓小說獲得哲學深度,這不是刻意讓小說負載小說之外的重量,而是為了讓小說更像現代小說。現代小說從誕生之日開始,就是有靈魂追問和形而上關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