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者歌其事——新大眾文藝與文學精神的重構》節選
第一章
新大眾文藝與群體意識重塑
新大眾文藝的“新”不僅是思想觀念的新、行為模式的新,而且是對大眾意識的重塑。文化和科技融合不是簡單地生成某個新的文化產品,而是對人的思維方式進行顛覆性的改變。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種深刻的思想意識變革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第一節大眾作為被建構的共同體
“大眾”從來不是一個自然形成的、同質化的實體,而是一個被想象、被建構的共同體。大眾文藝是誰的文藝?創作者和接受者都容易產生主體性的迷失。“大眾”的建構性與被建構性是在政治、經濟各方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如果對“大眾文藝”進行溯源,就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民間文藝、俗文藝的每一次形式改革,必然帶來一波新大眾文藝,其實質無外乎日常生活情感的通俗表達,歌之詠之不足,而舞之蹈之,從田間地頭發展到酒肆勾欄,評書、鼓詞、地方戲、話本小說、民歌、傳說故事,其內容和形式決定了它們登不了大雅之堂。盡管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忠孝節義為內容的俗文藝也負有教化、傳道的功能,但士大夫階層和精英階層對其多持輕視態度。小說曾經也是俗文藝,與詩歌、散文相比只能算是“從殘小語”。漢代史學家班話評價:“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浩也”①樂府是地道的大眾文藝,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得很明白:“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羅知識分子早已意識到社會風俗對于政治的作用。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后的左翼文藝將大眾文藝、普羅文藝賦予強烈的政治性、啟蒙功能,稱其為“救亡圖存”和階級斗爭服務。知識分子試圖用文藝啟蒙大眾,同時要求文藝形式向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向改造,即“化大眾”與“大眾化”。魯迅倡導的木刻藝術,田漢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等,都是知識分子用文藝形式對民眾的引領和改造,將文藝作品作為喚醒民眾、進行革命斗爭的有力武器。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最高準則,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文藝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被納入高度組織化的生產與傳播體系中。以“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創作出了“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等優秀作品,是非常成功的“化大眾”的文藝。創作主體都是知識分子精英,他們懷著使命進行文藝創作。事實上,從延安文藝開始,大眾文藝包含了知識精英創作的面向大眾的文藝,和以大眾為創作主體的大眾文藝。大眾文藝被嚴格定義后,呈現的是經過多次篩選過濾后的以人民大眾為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的通俗文藝。歷史給文藝壓上從未有過的重擔。在互聯網出現之前的大眾文藝從功能上說是“化大眾的文藝”,從創作數量上來說仍然是“小眾的文藝”一一只有極少一部分人有能力創作文藝。
《延河》雜志把“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各種新技術的興起”作為新大眾文藝的時間發生點。“人民大眾可以更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文藝創作與活動之中,人民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這就是新大眾文藝。”⑧如果把“人民廣泛參與文藝創作”作為新大眾文藝重要指標,以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分界點更能說明問題,2024年生成性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加速推進了新大眾文藝,《延河》雜志適時拋出這個概念。我們可以對大眾這個主體進一步細分,其中創作者稱之為“實踐主體”,關于新大眾文藝的討論主要針對這個群體。主體的實踐并非直接作用于客體,而是通過“中介”來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