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舍先生出生的胡同說開去

圖①老舍手繪小羊圈地形圖,原件藏于哈佛大學施萊辛格圖書館。

②倫敦老舍故居的藍色牌匾。

圖③小羊圈院落方位圖,司徒喬繪。
一
從巷口往里看,說它是胡同,不如說是夾道——這小胡同的第一截,實在是太短,也太窄了。
進胡同,往東十四五步,面前是一堵墻,它的墻根兒,立著一個紅色的消防栓。消防栓左上方,瓦灰色磚墻當間,嵌了一個長方形假漏窗,浮雕式的圖案,刻有荷葉、荷花、蓮蓬、蘆穗和鯉魚。在墻前北拐,三兩步后,出現一個朝南開的門:金屬單開門,不大,說不上格局,也不起眼,門樓上高挑著兩盞紅燈籠。掛燈籠的院門,胡同里不少,燈籠規格也一致,不知道什么講究。過年的門對、橫批和福字,擠在一起,貼在門板上。三天后就是小暑了,可這一套春聯和福字,紅的紅,黑的黑,全都好好的,粘對子的透明膠帶,都一點兒沒脫。下聯“福字馱春萬戶歡”中的“馱”字,寫成繁體的“馱”。正琢磨“馱”字,東邊不遠處,邁著四六步,來了一個白頭發大媽——七十四五歲的大高個兒,四方臉,穿著淺白短袖上衣和灰色的長褲。眼看到跟前了,連忙讓路,打招呼。
大媽板著臉,沒停步,不高不低,回了一句:
“您什么事?”
“沒事,就看看您這胡同。”
“看吧,隨便看。”
她頭也不回,擦肩而過——不退一步,我的肩膀,真要給撞了。從這里開始,是胡同的第三截,比前兩截稍寬,實際上仍很窄:兩個人并肩同走,擠,別扭;一個人單走,雙臂張開,過不去。看完“馱”字,又察覺這一家的門牌,款式有點兒出格。其他院門頭上的鋁合金門牌,是統一訂制的,紅底白字,字號較小的胡同名在上,下面是大而醒目的號數。這家的灰鐵皮門牌,不在門頭,而是釘在門的右墻上,它上面的胡同名和門牌號,是倒過來的,上面寫“11號文錦居”,下面是“小楊家胡同”。戶主準是一個脫俗的人,不然誰把別號刻在門牌上?
十一號是胡同由西往東的第一個街門。全胡同一共十二個院,門牌號由小到大,自東向西編。十二號可并不是西口進來所見的第一個院子——過“文錦居”往東,才見得到路南十二號的街門。接著向前走,十幾步后,見第三個街門,在路北的九號。九號大門的右首,有一根水泥電線桿。一莖粗藤大葉的絲瓜秧,和兩株密匝匝的眉豆棵子,糾纏著爬上電線桿,越過了墻頭。大媽好像就是打九號出來的。九號過后,胡同這一截就到頭了。再北拐,東走幾步,經過路南的十號,往北兩步,忽然眼前一明,到了一個難說方還是圓的空地,四圍大小七個院子:西面一個,七號;北面兩個,五號和三號;南面一個,三號的對門,甲八號;東面三個,從北到南,是四號、六號和八號。不過,站在空地上朝東看,四號和八號面西的門都看不見。四號與并排的二號,還有門朝東的一號,門都在空地往北去的胡同最后一截里。空地東南方向,在幾株辣椒、月季和薄荷的南側,有一個不到一米寬的夾道,其間角落里的小院就是八號。門對著甲八號東墻的八號,就是老舍先生的故家——老舍先生,就是慶春,守衛皇城后門的滿洲旗丁永壽的老兒子,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在小院的北房里來到人間:
“我是臘月二十三日酉時,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歡送灶王爺上天的時刻降生的呀!”
二
永壽這一家旗人,像《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家,自祖父、祖母輩起,就是胡同里的住戶——到慶春一輩,是第四代。胡同的名字,那時還叫小羊圈。
我在胡同里,由西到東,又從東到西,來回幾趟,跑遍每一個旮旯,沒見任何標識,說這地方跟老舍先生有關系。但是,老舍先生的長篇名著就取材于這個胡同。
老舍先生的誕生處,又是他名作的故事發生地,胡同口南墻上那塊絳紅色的“街巷管理公示牌”,這里唯一的“公示牌”,沒一個字提到他。
在我印象中,老舍在倫敦的居處,有一個藍色的圓形紀念牌匾。我想查一下那牌子的歷史,不意看到一則新聞:茨威格流寓倫敦的居所,三天前掛上了藍牌子。
茨威格自殺七十周年時,有人提出給他的故居掛一個藍牌子。倒霉的是,有決定權的人搖了頭。理由也真氣死人——茨威格名氣不夠大。過了三年,又有一批文藝家、教授和圖書館館長,四十來位,聯名在報上寫公開信,替茨威格正名,也為其故居申請藍牌子。這一次掛牌還爆出一段黑歷史:一九四〇年,近三千名政治家、科學家、藝術家和作家,如丘吉爾、羅素和茨威格,上了希特勒的黑名單。倫敦一旦淪陷,黨衛軍和蓋世太保就會按圖索驥,搜查,逮捕,乃至處死這一批精英。但納粹并不知道,茨威格和夫人綠蒂已逃至巴西彼得羅波利斯。只是死神并不罷休: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對歐洲前途已經絕望的茨威格,和夫人一起服毒而亡——他寫完《昨日的世界》不久,才剛把手稿寄給出版人。
七月一日,茨威格故居掛牌,奧地利國務秘書舍爾霍恩到了場。他說,紀念《昨日的世界》作者,也是提醒世人,明天的世界,不可缺少茨威格一生捍衛的價值觀:開放、人性和好奇心。而且,“文明永遠不會自動繼承。每一代人必須重新抉擇、保護和傳遞。”
三
小羊圈在護國寺西。西邊什么位置?
老舍出道的第一部書,《老張的哲學》,寫到了小羊圈周圍的街巷。小說主角王德,在李應姑母家落腳,“李應的姑母住在護國寺街上,王德出了護國寺西口,又猶豫了:往南呢,還是往北?往南?是西四牌樓,除了路旁拿大刀殺活羊的,沒有什么鮮明光彩的事。往北?是新街口,西直門。那里是窮人的住處,哪能找得到事情。王德想了半天:‘往北去,也許看見些新事。’”接著,“他往北走了不遠,看見街東的一條胡同,墻上藍牌白字寫著‘百花深處’”。
這里的“護國寺西口”,即護國寺街與新街口南大街交接處,也叫護國寺街西口,其周邊的四條街巷,護國寺街、新街口南大街、“百花深處”和護國寺西墻根兒的護國寺西巷,正好成一南北長、東西短之長方地塊,而在其中央位置,一北一南,一長一短,又有二胡同:長胡同在北,西通新街口南大街,東接護國寺西巷,與它更北的“百花深處”大致平行,長度亦接近,二百來米。南面的短胡同,由長胡同西段往西南斜岔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說它長僅九十六米。短胡同的西口,與長胡同的一樣,在新街口南大街上;但短胡同的另一出口不在東,是在北,一個北口。兩條胡同在地圖上,像一個大寫英文字母Y,或一把長柄二齒桑杈,那種夏收碼麥秸垛的農具。只是一般的桑杈,杈齒是三個或四個,很少兩個的。這一個Y,或桑杈,是躺倒的,頭朝西、腳朝東。兩胡同的后半部,又各有一個開闊地:長胡同的較大,短胡同的稍小。“羊圈”是兩條胡同共同的名字。人們在習慣上,稱短的“小羊圈”,或“小羊圈胡同”,稱長的“羊圈胡同”。改元民國后,二胡同更名,一作小楊家胡同,一作大楊家胡同。
老舍比“小羊圈”為葫蘆,說它的“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這還待歷史家去考查一番,而后才能斷定。”這應不是隨便說的。小羊圈東面的護國寺,始建于元,本名崇國寺,位于元丞相脫脫府邸舊址。丞相府往北不遠,有“葦坑”,亦曰“大坑”“街坑”,還有“草廠”。相府門前大街(建廟后名崇國寺街,明時改稱護國寺街)西口往南,是西四牌樓,即王德所說“拿大刀殺活羊”的地方。它是元大都一個重要的“羊市角頭”,或曰“羊角市”,周邊也有其他牲口集市。元《析津志》載:“米市、面市,鐘樓前十字街西南角,羊市、馬市、牛市、駱駝市、驢騾市,以上七處市,俱在羊角市一帶。”
北京人吃的羊,鄧云鄉說:“來路有三條:一條西口外,即居庸關、張家口之外的蒙古草原,以張家口為集中地。再一條東口外,即古北口之外,原熱河以及東北等地,以承德為集中地。另一條從太行山脈來的,以易州、保定為集中地。其中以西口的大肥綿羊為最好。……那時羊販子把一群群成千的大肥羊趕到北京郊區圈中,并不馬上宰殺上市,先要喂養四五十天到兩個月。據說西口外來的大肥羊,一定要吃幾十天北京的草料和水,肉才會不膻。可能有點道理,當然也是為著把羊養肥。”
鄧云鄉的說法,與汪曾祺的一個解釋,互為印證。丁酉劫中,汪曾祺落難,在張家口壩上,“聽人說北京東來順涮羊肉用的羊,都是從壩上趕下去的(不是用車運去的);趕到了,還要zhan幾天,才殺,所以特別好”。他一開始不明白,覺得zhan是“站”,還望文生義,以為是讓羊站著不動,喂幾天。后讀《清異錄》,見“玉尖面”條:“趙宗儒在翰林時,聞中使言:‘今日早饌玉尖面,用消熊、棧鹿為內餡,上甚嗜之。’問其形制,蓋人間出尖饅頭也。又問消熊之說,曰熊之極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養者曰棧。”他方開悟,知道zhan當寫“棧”,是精飼料喂養的意思。
鄧、汪之說,皆非空談,亦有見證——八十年代一個冬日,阿城在西湖,與人扯閑篇:
“阿城說,北京人愛吃羊肉,每至秋后,便從張家口外購進大批的羊,從塞北一個縣城一個縣城地趕將過來,于是每逢這個季節,他家屋旁的胡同里就有成群的羊經過。”
或問:阿城家在哪兒?
德勝門內大街二五三號。
別忘了,德內大街往西,過護國寺,街口北面第一條胡同,即小羊圈。
不過,至清中期,“羊圈”已名存實亡。護國寺近旁的羊圈、葦坑和草廠,在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圖》上,盡數化作一排一排的平房——滿洲人進京,四五代后,八旗丁口激增,內城住人都嫌不夠,哪兒還有地兒“棧”羊。
四
十二年前的伏天,我在哈佛找到老舍手繪的一幅小羊圈地圖。
浦愛德譯《四世同堂》,老舍幫她理解地理,把小羊圈畫了出來。浦愛德請司徒喬畫插圖,給他寄了老舍的地圖作參考。司徒喬、馮伊湄夫婦和老舍同在美國,浦愛德是他們共同的朋友。插圖版《四世同堂》,Yellow Storm,我手上也有一部。它的前環襯的圖案,正是小羊圈院落分布圖,其右下角印著司徒喬的簽名C.SSUTU,右上角又有鉛筆小字,W.Fairbank,是費慰梅的簽名。費慰梅的這部書,是我回國前,她女兒霍莉送的紀念品。
老舍夫人胡絜青,和他們的兒子舒乙,也畫過“小說《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示意圖”。但是,他們畫的,與老舍的小羊圈圖,意趣迥異。一九七八年,他們找出老舍遺稿《正紅旗下》,一部未完的半自傳小說,將之同《四世同堂》對讀,才意識到小羊圈乃老舍誕生之地。
老舍畫的“小羊圈”,跟《四世同堂》所寫一致:“頗像一個葫蘆”,嘴、脖、胸、腰、肚,樣樣俱全。虛構的“小羊圈”讓人誤以為,北京真有這么一個奇怪的小胡同。怎么會呢?老舍筆下“小羊圈”是“詩”,它與現實中的“真”,小楊家胡同,不完全是一回事。“小羊圈”有“胸”,有“肚”,小楊家胡同有“胸”,無“肚”。老舍用“嫁接”的辦法,使兩條胡同成為一體。
將胡同合二為一,老舍并不是第一人。北京過去的地圖上,無論是羊圈、小羊圈,還是大、小楊家胡同,以及它們的兩個“圓圈”——“胸”或“肚”,畫法從來沒一致過:
(1)一條胡同,只畫一“肚”,標“羊圈”,見光緒三十四年《詳細帝京輿圖》(一九〇八),宣統元年《最新北京精細全圖》(一九〇九),和陳宗蕃一九三〇年《燕都叢考》所附“內四區簡明圖”(圖上胡同“羊圈”,正文中作“大楊家胡同”和“小楊家胡同”)。
(2)兩條胡同,“胸”“肚”雙全,標“大楊家胡同”和“小楊家胡同”,見民國二年《實測北京內外城地圖》(一九一三),和民國六年《京都市內外城地圖》(一九一七),圖皆出北洋政府內務部職方司測繪處。
(3)兩條胡同,“胸”“肚”皆具,不標地名,見上海日新輿地學社《新測實用北平都市全圖》(一九三〇)。
(4)兩條胡同,“胸”“肚”皆備,標“大楊家胡同”和“小楊家”,見侯仁之《北京歷史地圖集》中“民國北平市內城西部”地圖(一九四七)。
(5)一條胡同,無“胸”“肚”,標“大楊家胡同”,見復興輿地學社邵越崇《北平內外城全圖》(一九四九)。
五
嘉慶年間,老舍曾祖父和曾祖母,安家于小羊圈。他們的小院,即小楊家胡同八號,今天依然大體完好,只是成了一個湫隘的小雜院。
五月間一個午后,我第一次踏進小楊家胡同。剛到胡同的空地上,就遇見一個京東七鮮快遞小哥,拎著滿滿一大袋日用品,急匆匆地,一邊看手機,一邊找地方。跑過來,又跑過去,他一頭的汗,就是找不到收貨的地址——角落里的八號院不好找。
老舍故家原有七間房:北房三間,南房兩間,東房兩間。“院子是東西長而南北短的一個長條,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對;假若相對起來,院子便被擠成一條縫,而頗像輪船上房艙中間的走道了”。院子當年本不寬敞,但南房和東房間的南墻根還有一點兒空地,種一些秋海棠、玉簪花、繡球和虎耳草。如今,除了當間極窄的走道,院中別無隙地。陸續添蓋的小房,把院子填得不能再滿了。北面三間正房兩側的耳房,都另開屋門,西耳房貼著街門,門頭上有長方形小匾額,紅底白字寫的是阿拉伯文。請教了維吾爾族朋友阿布力米提,民族出版社的一位編輯,才知道匾上所書,乃伊斯蘭教“清真言”:“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使者。”住戶應當是穆斯林。進街門的右側,一間小房朝東的門板上,貼了一張撕去一角的“全款買房”小廣告。廣告上留的手機號碼已不齊全,其他內容倒還完整:“孩子上學急需平房或□□”(脫落處似是“小院”),“可自行辦理土地證”,以及“最高15-30萬/平方米”。南面一排房盡東頭一個屋門前,有一棵高過房檐的大樹,樹冠已經砍去,樹干上又躥出不少極嫩的枝丫。大樹緊貼著房子,從葉子看,像辛夷,又像是柿樹,我吃不準究竟是什么樹。它讓我想起電視劇里的貧嘴張大民,圍著大雜院里一棵香椿樹,搭一間六平米的小屋當婚房。
這個小院子,我去過三次。末一次是大清早去的。我見到了住北房當中一間的一戶人。他們三口剛起床,女人的身影在屋里。屋外的小廚房里,低頭操作的男人,六七十歲,穿老式二道杠背心,藍色大褲衩。一個二十多的大妞,他們的閨女,拿了牙刷和盛水的搪瓷杯,慢慢騰騰,朝院子深處走去——東房北邊的角落,有一個極小的衛生間。
我問男人,知不知道,他們住的,以前是老舍家的房子。
他繼續擺弄鍋碗,不抬頭,也沒好氣:
“甭問了!這兒的一切,跟他都沒關系。人民藝術家,哼,誰重視他?!東頭梅蘭芳家,那才叫重視,修得多體面!隨便看看得了,別人出來,該說你了。你出胡同往北找,他跳下淹死的湖,離這兒不遠。”
一通刺耳的牢騷,像一瓢涼水,潑得我一激靈:
到八月二十四日,老舍先生離開這個世界,整六十年了。
六
在哈佛,唯一同我說過老舍之死的,是麥克法夸爾。
麥克法夸爾,昵稱Rod,中文名就叫馬若德。大家碰上他,若德長、若德短的,誰也不見外。在費正清中心,他與傅高義,兩位最年長的前主任,都是八十七。我去中心辦事,要路過若德的辦公室。我與人合用的,是傅高義的辦公室,它與若德辦公室隔兩個門,分處過道兩側。在中心的官網上,有一張學術報告全景照:講臺上的教授,從左到右,依次是田曉菲、李惠儀、宇文所安、王德威、汪悅進和魏愛蓮。我坐臺下的第一排,轉頭望著站起提問的伊維德,阿姆斯特丹來的另一個前主任。我的左后方,倒數第二排的走道位置,坐著與夫人在一起的若德。他那天穿一件粉紅襯衣。
若德住美國幾十年,還一副英國紳士派頭,就愛開玩笑。一日,雪后邂逅,問他:
“若德,你還自己開車?”
他佯裝氣惱,繃著臉,反問:
“我不開,誰開?難道我是老干部,哈佛給配秘書?”
我給逗笑了。
若德辦公室南窗旁,書桌右上方的墻上,掛著李銳一首詩:年老更當攻讀時,富于閱歷善于思。黃鐘瓦釜聞聲辨,稗草秧苗過目知。亂脈深勘埋寶礦,大川遠溯出山溪。何分貴賤百花蜜,子曰隨心所欲之。詩名“吟老”,是李銳在大動亂年代,于囚中所得。一九八九年一月,李銳過哈佛,重吟舊句,筆之于紙,贈與若德。李銳同時期殉難者,是若德研究的課題。
若德記性很好,他甚至記得,我們一年前初次打交道,討論的是費正清故居。

圖④安德魯與Mia在施萊辛格故居前,趙武平攝于2025年8月5日。
七
二〇一六年十月七日,費正清中心舉辦慶祝成立六十周年晚宴。
幾位前主任來到洛布樓,以前的哈佛大學校長官邸,與大家合過影,拿了葡萄酒,圍著高腳圓臺說話。柯偉林,哈佛文理學院前院長,放下酒杯,說:
“聽說沒有,費正清的房子,有人想建一個紀念館。”
伊維德、歐立德和若德互相看看,都搖頭。我恰在他們旁邊,就說:
“我的主意。”
“你?!”
柯偉林一臉錯愕。他不認識我,不知道我是霍莉的朋友。
前一年春上,我第一次見到霍莉。霍莉說,她媽媽維爾瑪走后,溫思洛普街的房子就空出來,十幾年了。她和姐姐勞拉在那里長大,知道梁思成、錢端升和老舍,都在她家二樓客房住過。那里原是全世界研究中國的學者在哈佛的一個中轉站。我告訴霍莉,她父親的老搭檔賴肖爾走后,他在貝爾蒙特的房子,東京講談社買下后,捐給了日本中心。如果中美合作,或許能把她父母住過的房子,建成一個紀念館。霍莉點頭認同,還說就是不建紀念館,也可以撥給費正清中心,便利訪問學者。
“怕行不通。”柯偉林搖搖頭。他不諱言,比老師費正清地位高的,哈佛還大有人在。
若德也是費正清學生,他覺得,紀念館倒未必不可建,但非當務之急。他不知打哪里聽說,房子空著,是有人想拆了它,派更大用場。那小樓建于一八四五年,是哈佛一九一八年買下的校產。他出了另一個主意:
“不妨請劍橋市政廳出面,給房子掛一個紀念牌。”
房子一掛牌,誰也動不了了。若德在英國,當過議會下院議員,熟悉倫敦藍牌子的傳統,知道劍橋也有給老房子掛紀念牌的定例。
八
下雪前的幾天,我晚上游泳,去馬爾金。聽說丘成桐教授游泳,也在馬爾金,而且天天去。我從沒碰見他,估計時間是錯開的。馬爾金是哈佛的主體育館,位于霍利奧克街和溫思洛普街兩條小馬路交匯處,矗立在路口西南角,儼然一個巨人。東北角與馬爾金相對的地方,一棟不高而樸素的黃色二層小樓,就是費正清和費慰梅以前的家。
從歐文街過來,騎車十來分鐘,走路差不多半個鐘頭。這一段穿過主校園的路,是費正清去他連襟施萊辛格家的必經之途。他們是歷史系同事,戰時同效力軍情部門,分赴中國和歐洲。戰后回哈佛,一住溫思洛普街四十一號,一住歐文街一〇九號,我在費正清中心,即住歐文街一〇九號,房東安德魯是施萊辛格小兒子。我們三口搬進他家,安德魯辦的第一件事,是給我們獨用的廚房,配了一個滅火器。當時挺納悶:會有火災不成?
費正清追思會文集里,有施萊辛格一篇文章,讀后始恍然大悟:費正清有一天到歐文街,與施萊辛格在客廳說話,廚房不知怎么就失火了。施萊辛格和他的太太瑪麗安,也就是費慰梅的妹妹,全然不知所措。費正清倒是毫不慌張,操起廚房里的滅火器,冷靜看過說明,化解了一場危機。
費正清中心六十周年,地下大廳有一個水彩畫展,掛的都是費慰梅和瑪麗安中國時期的作品。八十多年前,她倆與費正清,同在北平大羊宜賓胡同生活。在洛布樓的宴會上,一百〇三歲的瑪麗安,是當晚最受矚目的嘉賓。我們三口住她家的時候,老太太仍很精神。“安迪,安迪!”——她夜間在二樓尖著嗓門呼喚兒子的聲音,我們在樓上聽得非常清楚。沒想到,剛過兩個月,她竟走了。
去年回劍橋,又看歐文街的房子,見門廊上多了一塊牌子,寫著“施萊辛格故居”。有點兒意外,就又想起常來此走動的費正清,他在溫思洛普街的房子,和要為他的故居掛牌子的若德。我們回國不及一年,劍橋的暴雪還頻繁的早春,若德辭世了。第二年歲尾,疫情趨緊的一天,與若德同齡的傅高義,也離開了。
費正清故居還空著,網上說在裝修了。誰會是新主人呢?我沒去打聽,只希望那棟房子像若德說的,有一個牌子,讓看見它的過路人,知道費正清和費慰梅在房里住過,如同小楊家胡同也該有一個牌子,讓更多人了解胡同的歷史,和它與老舍先生的淵源:
“小楊家胡同,原名小羊圈,位于北京西城什剎海西巷社區。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誕生于胡同八號院。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胡同北面的太平湖投水自歿。”
二〇二六年八月,立秋當日的午后,在北橫涇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