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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獲》《上海文學》《天涯》《作家》: “神話”的回響與個體寫作的時代景深
來源:文藝報 | 車信昱  2026年08月21日09:40

文學中的“神話”痕跡,或許并不限于字面意義上的眾多歷史久遠的精怪或奇譚。除了以“故事新編”為創作方法的當代神話外,日常生活中許多富有煙火氣的人事物,也往往因承擔了象征和寄托的功能,而具備了相應的“神話色彩”。換言之,當傳統“神話”的神秘面紗被啟蒙之風吹散后,真正原始的神話固然接近消失,但那些“不真實”的感覺仍能在現實之物中有所依傍。當這些事物背后呈現出某種或隱或顯的敘事邏輯時,便大抵承擔了“遠方”的意義,成了“神話”在當代的替身。這樣看來,文學作品中那些不經意間流露出的、作為“線索”的事物,正是神話的某種殘余,偶然間閃爍著輝光。也就是說,只要某件日常事物被人賦予了象征意義、承載了寄托,它就有了某種“神話色彩”。如果將神話看作一種言說或修辭方式,那么文學線索中的神話色彩,便有了作為形式的嶄新意義(羅蘭·巴特:《神話修辭術》)。也正因此,大略說來,這些新的神話故事在當代的復數形態與多義性也由此展現出來。

當代青年作家在不同路徑的探索中,為各自的作品保留了一份生動的文學實感,讓小說中的“神話式”線索得以踏實落地,產生遙遠的回響?!蹲骷摇?026年第4期的“青年作家小說專輯”,可以看到這種創作特點。無論是班宇的《行于曠野》中連接祖孫情誼的“軍犬”,還是史玥琦的《麒麟之夜》里暗示著不安分婚姻關系的“麒麟/長頸鹿”,都將能帶給人溫存感的動物作為文學線索,指明個體與身邊人關系的空隙與糾纏。與其說這些動物本身構成了當代神話的一部分,不如說它們正是憑借自身的不可或缺,讓小說中個體內心的明亮與晦暗都更立得住、更具體可感。湯成難的《尋找騎兵團》是將“神話”置換為“童話”,童話的清逸靈動不遜色于神話的鋪張奇崛,只是在不同的向度上承擔著文學對原始想象力的渴求,為人與人之間澄澈的生命關系塑形。在這些作家筆下,文學線索的神話色彩,并不僅呈現為個體對內心深度的執著,也時刻提示、展望著個體與周遭的關系,使個體的神話性嵌入時代之中。換言之,個體神話不是封閉的、只寫內心的,它天然連著外部世界——因為個體的情感和關系,本身就是時代的產物。所以個體的神話性,最終會“嵌入時代之中”。

學者陳思和曾從當代長篇小說中提煉出普遍存在的“歷史—家族”敘事模式:“在莫言與張煒的創作里,這種敘事又融入了神話的因素。張煒的《刺猬歌》同樣屬于‘歷史—家族’的大框架,但在后者那里,歷史被淡化,而神話被凸顯出來,小說大量融入膠東民間的野物傳說、精靈故事,歷史時間退到背景,神話寓言成為敘事主體?!痹谂c我們更貼近的當下,時代大勢正在為越來越多的個體提供更完備也更個性化的發展空間,歷史裹挾著家族的敘事已經逐漸淡化成背景,但時代神話并沒有消失,而只是換了形態。如若我們將視野放寬到歷史和家族的層面,那么這種神話寓言便不再單單屬于個體,而是屬于整個時代的“神話”。范遷的長篇小說《烏衣巷》(《收獲》2026年第3期)便是向古人或他鄉遠遠借來一個模糊的“神話”,以映襯今日的社會?!盀跻孪铩毕笳髦鴱耐踔x世家到尋常百姓的視角轉換,也正是小說的應有之義?!稙跻孪铩穼懥艘粋€不在中國本土的“唐人街”的故事,圍繞阿嬋和阿雀兩個女性角色的生命經驗展開。這與此前熱映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有些相似:在異域的生存故事本身就有著神話色彩,兩個故事都借沉淀下來的歷史中厚重的神話性,彰顯血淚下的美好。但《烏衣巷》不同于《給阿嬤的情書》,其中的人物缺少溫情的互助,兩位貫穿全篇的女性之間也并未產生真正的生命糾葛?;蛟S正因每個人物都走向了偏悲劇性的一面,作者在小說中插入對話文體,借劉禹錫之口來警示自己的寫作或許有陷入“俗”的風險。但也許正是由于有了這份不可脫的“俗”,才避免了文學作品因追求完美圓融而如伊卡洛斯般因飛高而墜落,才展示出一幅“俗世神話”,真切地映照出時代中的眾生相。

神話同樣也寄寓于新詩與非虛構作品之中。非虛構與新詩常被看作兩種差別極大的文類,但遍覽幾種刊物,我們會發現其中刊載的詩歌多有敘事性甚至非虛構的底色:張曉雪的組詩《愛意深重》(《上海文學》2026年5月刊)對身邊人愛戀的書寫、曹小航的組詩《杯底的倒影》(《上海文學》2026年4月刊)對個體生活的直呈……這些作品都具有一種樸素的生活品格,拒斥著模糊不清的自我形象,并在與他人的交互中印證個體。在《電鉆聲里的時光流轉》(《天涯》2026年第3期)一文中,黃燈同樣以自己的“成長史”為支柱,回顧個人寫作歷程,發覺只有在個體的抉擇與感受的路途中才能“看見”他人與世界,看清個體與時代的關聯。這是一種樸素的、從真實生活里生長出來的超越性,通過個體的真實感受和抉擇,抵達他人和時代。

個體與時代的“神話”如何相互聯結?除卻“俗世神話”外,文學線索如何才能展示出另一種時代大勢?韓少功在去年的一次講演中,曾把20世紀的文學勾勒為“自我性”與“人民性”兩條路徑,并認為人文主義在當下仍然未曾泯滅:“我們也許可以嘗試另一種方式,用一種大口徑歷史的角度,來重新描述文學史,比方用‘人民性’和‘自我性’這兩個路線,大體梳理20世紀的文學遺產,以照顧認知目標、社會背景、資源依托、美學趨向等諸多方面……新世紀的碎片化甚至粉塵化,仍在受到humanism的頑強抵抗……‘文學是人學’這句話,我們不妨繼續說下去。”我們理應看到,隨著社會生活的豐富發展,人民合力塑造時代大勢的具體方式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使得文學難以面面俱到地承載個體與時代的關聯。但這或許也有利于文字成為更凝練、集中的藝術載體,在簡練與抽象中煥發出深意,讓個體的心魄容納起時代神話最本真的模樣。這大抵正是個體與時代神話的另一個交匯點。

或許,在這些最質樸、扎實的寫作中,“神話”獲得了最純粹的意義:它可以不棲身于文學線索,而是融入個體,使有時代意識的個體能夠成為“自我性”和“人民性”之間的樞紐,從一種文學修辭,轉變為一種改變現實的力量。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