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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如何回應時代關切
來源:文匯報 | 顧奕俊  2026年08月21日08:33

近期,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正式揭曉。一方面這是對過去四年中國文學實績的集中展現,同時,這屆獲獎作品也昭示出一種面向未來的可能性悄然而至。尤其是當文學的“內”與“外”正發生著顯而易見的轉變,本屆魯迅文學獎本身無疑提供了一種關乎豐饒與廣闊的有力回應。為此,本期“現場”欄目邀請武兆雨、劉瀏、艾禹衡、張瑞洪四位青年評論家圍繞本屆魯迅文學獎設置的中篇小說獎、短篇小說獎、報告文學獎、詩歌獎、散文雜文獎、文學理論評論獎、文學翻譯獎等七個獎項類別,一起思考文學如何回應時代關切這一重要命題。

——顧奕俊(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講師、青年評論家)

中短篇小說:“大文學觀”視野下的現實書寫

武兆雨

當下,我們所提倡的文學之“大”與文藝之“新”,是將傳統的文學觀念、文藝實踐放置在一個更宏闊的場域去認識和討論,從而有效回應高速發展的社會與時代。在文學創作的領域內,便是用文字的形式對社會歷史、生活現實和文化語境加以呈現,建立起文學與時代和人民的有機聯系。從第九屆魯迅文學獎中短篇小說獲獎情況來看,這些作品共同形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闡釋系統,它們摹寫了此時此刻的生動經驗,對當代社會生活進行了準確表現,同時也在彼地與遠方的感懷中,抒發豐富深刻的思想情感,整體性地展現出“大文學觀”的精神向度。

“我們需要將個人生活與時代經驗結合起來,重建‘大生活觀’與‘大文學觀’,關注時代、中國與我們每個人生命體驗的變化。”(李云雷)在“大文學觀”的視野下,本屆的中短篇獲獎作品或穿梭古舊歷史與當下生活,或深入市井街巷與鄉村現場,以個體日常折射出時代發展軌跡,用真實生活體感去回應社會的流轉變遷。如肖克凡的《父親和雕像》在父子兩代工人相互碰撞和彼此理解的故事中,嵌入華北機電廠從國營大廠改造成為城市居民小區的變化,映照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起落。胡性能的《猛犸象》則在“猛犸象”數十年的傳奇經歷里,再現中國社會生活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浪潮。哲貴的《彼此》以一個普通家庭為切口,摹寫當下社會的人間煙火、生活日常。小說中兩代人不同的職業身份和相處方式,映照出社會的發展結構與時代的多元樣態,也展現數字時代家庭關系的新常態。儲福金的《不知》引入阿爾法狗與人類對弈這一事實,及時地呈現當下人工智能技術對人類認知的突破,及其對人類生活經驗的巨大拓展,等等。總體來看,本屆獲獎作品中歷史與現實、城市與鄉村、科技與人文相互交織,展現出文學與經濟、媒介、大眾和多元文化之間的緊密互動,也映射出今天的創作試圖總體性把握時代的“大文學”意識,以及建立起與現實深刻關系的諸多努力。

在具象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同時,這些獲獎作品更加敏銳地觸及了人類心靈幽微與深邃的部分,作家們細致地觀察大眾的情感結構與倫理秩序,讓無數普通的“我們”被看到、被體悟、被關切。這些書寫一方面建立起人類彼此間的情感聯結,從而形成一種情感的共同體,另一方面又以文學的方式為當下時代注入強勁的精神力量。班宇的《漫長的季節》描摹了一個面對重病母親和無愛婚姻的女性,她在生命的疲態里仿若無知無覺地生活,同時又常有逃離和逸出的沖動。艾瑪的《序曲》則書寫失明老校長接受入矯少年進家借住的故事,作品通過回憶牽引出少年與母親的往事,過去的故事和當下的故事包含著法理、倫理和情感之間的矛盾,更流淌出弱者之間的理解、體諒和關愛。何玉茹的《她和她的麥子》中,退休教師在經歷喪夫之痛后遷居城郊的舊宅院,通過種植麥子建立與大地的聯系,在勞作中重建內心的秩序,書寫孤獨者的心靈安放和自我救贖。羅偉章的《屋檐》通過同一個空間中兩代青年彼此關系的流動,探討人與人之間疏離和溫情的辯證關系。林那北的《陽關三疊》圍繞古琴的故事,交織起普通人的罪責與自省、脆弱和堅韌,以及走向開闊與浩蕩的心靈圖譜。作家們探察著當代社會都市轉型、鄉土發展中人的精神和情緒變動,書寫“在如潮水一般的日常生活里面,人們是如何迎向以及抵抗這股潮水之中的暗流”(班宇),試圖“將普通人身上的人性之美呈現一二”(艾瑪),表達“對生活、對哲學、對情感的理解”(儲福金)。在細微體察人類情感豐富性的基礎上,這些作品又涌動出一種信念和力量,在物質現實得到滿足的當下,建立并捍衛人類的精神尊嚴。胡性能《猛犸象》中的“猛犸象”一生堅守道義,在世俗誘惑和惡勢力的威脅面前毫不動搖,顯現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尊嚴。全勇先的《秘密》既書寫出趙一曼的英雄與傳奇,也頌揚著亂世中普通人的正義和崇高,其中的家國情懷與民族大義,給予人巨大的心靈震動和精神洗禮。從而,這屆獲獎小說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意義空間,既在當下的現實經驗里生成了人類情感彼此召喚的瞬間,也在彼時和遠方的對話回響中,實現了人類精神的自我安放與鍛造。在這個意義上,當下的“大文學”與現實所建立起的聯系,不只于描摹和呈現,更在于每一個個體對于社會歷史的感知、體認,以及情感和精神上的深切回應。

與此同時,在今天這樣一個新的媒介時代,創作主體多元化、接受群體分眾化,生活經驗的再現、個人意緒的抒發或時代精神的表達,都獲得了更多的空間和可能性。在此背景下的文學發展,需要有效建立一種美學標準,實現有難度、有質感的寫作,本屆的獲獎作品標示了當代小說創作的藝術尺度。比如《漫長的季節》中,作者精準地把握著敘事關系的輕與重,以綿密的內心獨白與日常細節的層疊構筑故事,海邊場景的引入則以空間的敞開性對沖了故事的滯重,在人物的想象、游弋中完成情緒的消解與升騰。《序曲》構設了一個“即將到來”的時刻,人物設計形成結構的對位,通過多重視角交疊講述故事、呈現矛盾,又以極簡的方式在有限篇幅內涵納豐厚的人性重量。《不知》在棋局虛實之間對生命哲學的探討,于沉靜的敘事中道出生命的混沌與開闊,顯現“知”與“不知”的通透。《秘密》設置多重結構進行敘事,通過“秘密”的線索與抗戰宏大歷史相映照的方式實現情節推進,在平靜克制的語言中重述動人心魄的故事。《陽關三疊》中敘述線索古今交織、故事情節層疊漸進,在一唱三嘆后的柳暗花明中,透射出精密的結構之美和古典韻致。在本屆獲獎的每一個中短篇作品中,都能夠看到作家用精準樸素的漢語探索著思想深度和藝術美感的平衡,以各自獨特的風格和氣韻確立了文學世界的標識。

(作者系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人文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詩歌:既扎根“內心生活”又朝向“室外風格”的寫作

張瑞洪

第九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的五位獲獎詩人,在如何面向內心縱深、日常肌理和廣闊人間這樣幾組寫作譜系之間展開了各自殊異的詩學實踐。有的朝內深掘精神來路,有的則向外奔赴生活的現場,從車間、海岸、礦井與田壟之間重新辨認詩歌的根系。從“朦朧詩”代表詩人到外賣騎手、地質隊員,從“海洋文學”的踐行者到“自然詩學”的深耕者,五部獲獎詩集以迥異的路徑共同抵達了一個核心共識:詩歌的活力并非來自語言的“空轉”和對邏輯概念的游戲式演繹,而是來自寫作者與世界之間那種誠懇、平衡、血肉相連的關系。本屆評獎的別樣意義,正在于它以官方評選的方式確認了這一共識,為當代漢語詩歌標示出一種既扎根“內心生活”又朝向“室外風格”的敞開的寫作方向。

作為“朦朧詩一代”的代表作者,梁小斌數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著當年那“令人氣悶”的思辨精神與寫作體力。收錄其名篇與新作的詩集《又見群山如黛》,無疑是見證其詩學路徑激變并呈現其拓展思路的有力成果。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在場書寫,使梁小斌從朦朧的情緒以及青春期寫作的熱力景觀中走向更開闊處。節制與通達已經隨著詩人的自我錘煉,逐漸落實為一種更加卓然且獨步的“晚期風格”。

王計兵的獲獎,將“素人寫作”這一時代命題推向了新的高度,甚至在最大范圍內使得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獲得了遠超“文學圈”的社會關注。詩集《低處飛行》聚焦外賣騎手的真實生活,有別于傳統詩人或專業詩人那種走出書齋式的“野外作業”與“文化批判”,王計兵在詩集中以呈現時事式的詩作回應的,本就是他生存與生活的“現場”。

與王計兵一樣,張二棍的獲獎同樣體現了本屆魯獎對“來自勞動一線的創作者”的矚目。這位曾做過地質鉆探工、輾轉山野二十余年的詩人,以樸素、隱忍、悲憫的詩風言說眾生的苦澀與沉重。《我愿埋首人間》依托詩人地質工作生活的深刻體驗,粗糲而厚重地記錄了當代鄉土的真實生存圖景。在當代詩歌日益分化、學院派與民間寫作仍然各執一端的格局中,張二棍的寫作提供了來自生活深處、未經學院規訓卻自有章法的第三種可能。

江非的詩集《大地為萬物徹夜生長》則是他多年寫作農事、物候、園藝、家務詩的集成。江非作詩路徑多元,敘事與抒情、自述與代言、紀實與虛擬的多種雙項并置,讓他的詩作具備渾然天成的“氣候”。在一個急速發展的時代里,江非的詩高度聚焦于農村和鄉鎮,他的詩歌不止于禮贊自然,同時也以介入自然的方式來使自身獲得一種反向的馴化,從而“通過它認出自己的剩余部分”(《喜鵲》)。

葉玉琳的詩集《入海的長笛》則是當代海洋詩寫作的重要收獲。對于成長、生活于海濱,且熟悉灘涂、潮汐以及耕海生活的詩人來說,鄉土書寫與海洋面向在她的生命經驗中本就天然地彼此支撐。她建立的以閩東為中心的抒情坐標系,以及進一步對海洋景觀、生物群落以及漁村生活進行的文學表達,使“海洋”及相關物象不再僅僅作為地理或地方知識,而是以更加縱深的理解方式抵達了當代海洋文學的深處。

本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的評選策略與獲獎作品,從不同方向深描了同一個命題的輪廓:在“專業寫作”日漸體制化、詩歌日益成為圈層內部的技藝操練的今天,詩歌的創作與接受應該以何種方式面向同時代的“大多數人”,同時,當代詩又該怎樣處理并平衡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我”與“我們”?雖然獲獎作品并非回應這一問題的唯一樣本,但本屆詩歌獎評選的啟示恰恰在于,相比個人化寫作的多峰并峙,一種彼此共存的眾聲實踐或許更能顯示詩歌對話能力的健康與寬廣。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文學評論及翻譯:將場外聲音引入場內

艾禹衡

第九屆魯迅文學獎從“總結性”走向“建構性”,將場外大眾聲音引入場內——這是本屆理論評論獎獲獎著作的深層共識。理論評論獎五部獲獎作品雖視角各異,卻共同構成“當代文學往何處去”的理論圖景,并將文藝大眾化思潮納入核心關切。

謝有順在《文學的深意》中關注技術化時代文學觀念的巨變,指出全民寫作打破專業壁壘,寫作成為具有參與性、體驗感和即時性的互動現場;他重提“文學性”,借羅蘭·巴特的“文之悅”強調真正的文學性應令人愉悅,保留對文學簡單的“喜歡”,呼應新大眾文藝直擊人心的表達。賀仲明在《文學的風景與思想的風致》中致力于建構本土主體性批評話語,主張激活傳統資源的方式是“介入現實”,將“和”“善”“節制”及“空白簡潔、含蓄雋永、抒情美和意境美”等傳統美學范疇用于當下文學實踐,認為這些比西方概念更能捕捉新大眾文藝的樸素真摯;他還深入思考“文學如何進入鄉村”,主張用功利性弱、娛樂性強的文化作品從新媒體視覺沖擊中突圍,真正抵達鄉村讀者。卓今的《勞者歌其事》典出《詩經》,內含樸素文學發生論:文學從具體生存土壤中生長,而非書齋產物。她辨析“底層寫作”與“新大眾文藝”的本質差異——前者由知識分子代言,隱含俯視與悲憫;后者強調勞動者自身的言說主體性,拒絕被代言、被景觀化,從而消解世紀初“底層文學”中難解的代言權力問題,讓趙樹理和腰樂隊難以觸及的沉默底層終于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借阿多諾“星叢”創設“勞動者星叢”,既警惕同一性暴力,又賦予勞動者群體多元、流動、自洽的審美主體性;她指出,人民已從宏大敘事下的書寫對象轉變為講述自身真實體驗的文化主體,有機會表達愛、痛苦和遺憾,展示勞動者的高貴與尊嚴。

楊輝《總體性與社會主義文學傳統》與傅逸塵《“新紅色經典”論》將視域拓展至“總體性”與“大歷史觀”。楊輝融通中國古典傳統、“五四”新文學傳統與延安文藝以降的社會主義文學傳統,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視為有機整體,為新大眾文藝提供歷史安放方式——它不僅是數字時代現象,更是社會主義文學傳統在新時代的延續。傅逸塵捕捉“革命歷史再敘事”潮流,嘗試建構“新紅色經典”批評范式。此外,提名著作中,許苗苗《網絡文學:互動性、想象力與新媒介中國經驗》最具新媒介自覺,將網絡文學定義為新大眾文藝重要分支,指出其“追隨大眾審美變遷,顯示媒體賦權潛力”,并強調這是“當代中國獨一無二語境中出現的”獨特現象。郝敬波《中國新時代文學理論話語建構研究》致力于提煉本土批評概念,探索理論話語如何有效回應現場;季進《世界中的當代文學》將中國文學置于全球流動性語境中;曾攀《未拆封的隱喻》聚焦當下文學議題的復雜象征結構;翟業軍《闡釋之門》主張以“未完成”姿態面對駁雜實踐——幾部著作共同指向:媒介變革與大眾崛起時代,批評亟需更新知識譜系與闡釋方法,這正是理論評論獎所呈現的深層學術自覺。

如果說理論評論獎觀照普通人如何行吟歌唱,在勞動中建構自我,那么翻譯獎就是褒獎AI盛行年代堅持“手搓”的翻譯匠心。魯迅主張“寧信而不順”,將準確視為第一要義。本屆翻譯獎獲獎作品正是這一精神的集中體現:戴從容歷時十八年完成《芬尼根的守靈夜(三卷)》中譯,全書超兩千頁,含四萬一千八百余條注釋,注釋體量幾近原文;蒲隆耗時十年,以八十五歲高齡完成《約翰生傳》首個華語全譯本,因不會電腦,全靠傳統案頭功夫;金曉宇身處身心困境,面臨疾病、失明和喪親之苦,卻以百折不撓的意志持續譯出《本雅明書信集》等多部佳作。還有焦君怡翻譯的《我該如何寫作》、張蕓翻譯的《人類的末日》、袁筱一翻譯的《戰爭,戰爭,戰爭》、劉洪波翻譯的《拉夫爾》、沈志興譯介的《離世貓的花園》、尤梅翻譯的《月亮女人》,無一不是浸潤著譯者艱苦腦力勞動的杰出作品。譯者們沒有選擇易于傳播的輕便文本,而是迎向沉重、復雜甚至“不合時宜”的經典,這種選擇本身即是一種文化姿態。

(作者系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非虛構:破界與扎根

劉瀏

中國非虛構文類正經歷一場深刻的身份重構。第九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類、散文類獲獎名單,恰為這場重構提供了極具征候意義的樣本。

本屆魯迅文學獎在獎項設置上呈現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變化,報告文學獎擴展為“報告文學(含紀實文學、傳記文學)”,散文雜文獎擴展為“散文雜文(含跨文體寫作)”。

這不是簡單的技術性修訂。申報端的開放意味著評獎體系對文學創作現場的一次主動調焦——承認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之間日益模糊的邊界,承認跨文體寫作已從邊緣實驗成長為主流實踐。魯迅文學獎以“含”而非“等于”的方式處理這些交叉地帶,既維系了既有分類秩序的穩定性,又為文體越界者敞開了制度通道。

從題材選擇看,五部報告文學獲獎作品構成了一幅宏闊的時代圖景:生態保護、革命歷史、青少年心理危機、脫貧攻堅、軍事文藝——每一個命題都切中當下中國的關鍵脈動。這并非偶然。報告文學自誕生之日起便承擔著時代記錄者的職能,歷屆魯獎報告文學作品對重大題材持續關注,書寫國家進程的緊要關節,始終是這一文體最核心的合法性來源。

本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獲獎作品題材分布均衡。陳啟文將生態議題從政策敘述中解放出來,賦予其哲學追問的維度;胡松濤在黨史書寫中注入了文學性的肌理,使歷史現場重新變得可感可觸;季棟梁以筆記體捕捉西海固脫貧進程中的細微與龐大;丁捷讓軍人演奏家的支教故事“綻放”。這種覆蓋面本身就構成一種判斷:報告文學不能也不應偏安于某一種主題范式,它需要證明自己在處理多元現實時的普遍效力。《要有光》是以青少年心理健康為內核的非虛構作品,承續梁鴻自“梁莊三部曲”以來一以貫之的方法論——以長期田野調查為基礎,以多聲部敘事為框架,以對被書寫者的倫理尊重為底線,將社會議題轉化為文學表達,將個體困境上升為公共命題。從文體歸屬上看,這部作品屬于紀實文學范疇,在本屆被納入報告文學獎的評選范疇并最終勝出。非虛構寫作獲得報告文學獎,是對新分類邏輯的實踐檢驗。

本屆獲獎作品最富啟示性的共同特質,在于它們以微觀深描的敘事策略處理宏大命題。陳啟文的《穿越人間的象群》從亞洲象的生物學特征到象群北遷的地緣邏輯,從沿途百姓的恐慌與包容到政府部門的應急響應,拒絕了一切概念化的抒情,將“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這一宏大命題分解為可觸可感的經驗單元。季棟梁的《西海固筆記》,記錄的不是政策文本的轉述,而是柴米油鹽、普通人家的收支賬本。這些細碎的、看似不經意的細節,構成時代變遷最堅實的證據層。《要有光》中的“光”,是青少年父母理解的目光,包含心理咨詢師的耐心關懷、以及一個休學少年重新積極面對生活的可能。梁鴻把“青少年心理健康”這個社會問題拆解為個體的日常處境,讓概念落地為故事;胡松濤的《遵義三日》里,與會者的爭論、焦慮、抉擇,在遵義會議前中后72小時的時間框架內獲得戲劇張力,“以人帶事”的敘事,使歷史書寫從結論先行轉向過程呈現,從而避開主題先行的陷阱;丁捷《綻放》的核心并非人物的功勛列表,而是一個個“生命課程”的細節還原。

散文類 五部獲 獎作品,張銳鋒的《古靈魂》以206萬字的體量構筑從西周到春秋的歷史圖景,被評論界指認為跨文體寫作的典型樣本;薛舒的《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將陪伴身患阿爾茲海默病父親的私人經驗,轉化為對老齡化社會與臨終關懷的公共審視;傅菲的《人間珍貴》探入贛鄱大地的肌理,讓每一個平凡的“村人”都成為時代的注腳;艾平的《天生草原》在草原書寫的傳統脈絡中置入生態文明的當代反思;彭程的《有所思》則以知識分子的姿態內省。他們的共同指向清晰可辨——散文正在擺脫“美文”的單一想象。它不再滿足于抒情、寫景、感悟的傳統功能,而試圖介入更復雜的歷史、現實與生命議題。當散文與報告文學在“跨文體寫作”的框架下相遇,二者共同指向一種新型的現實主義文學形態——它不以虛構或非虛構為分野,而以是否具備認識世界與建構意義的能力為標尺。

文體邊界的松動、重大題材的賡續、微觀視角的深化——第九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類和散文類的評選結果,勾勒出中國非虛構寫作在當下階段的清晰走向。這些作品沒有背離報告文學和散文的現實主義傳統,而是以更復雜的美學手段深化了這一傳統。

(作者系《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