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土有恤,歲月留品——《恤·品》創作手記
長篇小說《恤·品》試圖通過謝氏家族一系列泣血滴淚的故事,以邊地、多國、多民族、多層次的視角去重新發現和思考一個真實的沒有割裂和任何粉飾的老東北,去述說這片黑土地上的光榮與恥辱、榮耀與黑暗的艱辛過往。
一、四段痛徹心扉的往事
構成長篇小說《恤·品》的主要故事是在腦海里揮之不去的四段一個比一個痛徹心扉的往事。
第一個是我的姥姥趙林華講述的。姥姥是個旗人,她的老家在海參崴,自家祖墳都在海參崴附近。后來搬到了盛京,又輾轉到公主嶺、三岔口(東寧)。還講了很多令人難忘的真實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886年有一個年輕的山東人,為了能夠把大清界碑立在準確的位置上,拼死力爭,累死在血泊浸裹中的界碑旁,被伙伴們連同界碑埋在了一起。
口口相傳的事件已發生過去了整整兩個甲子,站在歷史的長河中回顧思考那段用鮮血和恥辱塵封的往事。我常常想,那個年輕的山東人,他是怎樣堅持自己的想法的?又是怎樣說服別人的?一個為了幾十文錢扛活的,卻干出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能夠拼盡最后力氣完成自己想要的結果,究竟是開心還是絕望?身體雖被毀滅,但信念沒有被征服,究竟是輸了還是贏了?同伴和村里人又是怎樣看待這件事和這個倔強的人呢?是村里出了一個認死理、吃生米的傻子嗎?還是出現一個為國捐軀的大英雄?可惜這個咬死理的年輕人最后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來,這是他的悲哀,更是全村人全族人的悲哀。他默默地如同年復一年消失在恤品河里的灘頭魚一樣,為了下一代,從容赴死比繼續茍活還偉大!和命運做著有去無回的抗爭。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以命護碑,身碑一體。那不是簡單的死亡,是用生命為民族立碑,是以身殉國的決絕。他失去的是肉身,挺起的卻是國家民族的脊梁。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這件事情有了更多更深層次的思考。這名山東人對生命的覺醒和開悟究竟到了怎樣的境地?他的歷史貢獻和價值應該怎樣去評判?然而家鄉的歷史卻有意或無意地選擇了遺忘,沒有任何資料記錄他在這片土地上曾經怎樣走過,一切了無痕跡。我深深感到無能為力,又不忍心讓這一歷史奇事徹底淹沒,終于拿起筆,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為了緬記這位年輕人,我在書中把他立的碑設定為“Д”字碑。整個中俄東段的八個界碑,并沒有“Д”字碑,只是取俄文достоинство(尊嚴)的第一個字母。
第二個故事則是《東寧縣志》里記載的袁家煤礦真實的故事。光緒二十九年,袁國生和袁子祥因為煤礦用地發生爭執,有礦的沒龍票,有龍票的沒有礦。贏了礦爭的礦主袁子祥,在偽康德四年(1937年)被日本人找去談話,要逐年提高煤炭產量,否則按反日罪論處,嚇得袁子祥以大洋十二萬元賣給日本人。后被日方指定這筆錢存在大連滿洲銀行,限每月取一次,每次100元。兩年后袁子祥因手戳丟失銀行拒付了事。這對于袁子祥一大家子人的生計和生活質量來說,儼然是由天堂跌落到了地獄。
我詳細查看了當時的法律,日本人得到煤礦的過程似乎合乎偽滿洲國法律各項要求的。指定銀行到后來拒付也很合法。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問題?丟了手戳為何不能再補刻一枚?一個很新鮮的名詞叫‘法外之法’出現在我的面前。看慣了抗日神劇簡單自娛自嗨的情節,對‘法外之法’顯得十分陌生而又特別突兀。偽滿洲國法律的法西斯性表現在法律的擅斷專制和虛偽,自相矛盾、出爾反爾又難圓其說。一切都是打著民主法制平等自由的幌子,是在為日本侵略者占領和奴役東北人民服務的。如偽滿洲國刑法第十五章明文規定的“鴉片罪”,要求對販賣鴉片必須給予嚴厲的懲罰。事實卻是日本政府決定偽滿洲國和內蒙為生產鴉片的主產地區,并把鴉片的生產與販賣作為“以戰養戰”的手段之一,典型的“法外之法”。到1944年為止,鴉片收入已達三億元。為了鼓勵滿洲少年吸食鴉片,給他們提供極其廉價的毒品,而日本人要是吸食鴉片則判處五年監禁。1941年12月27日,日偽頒布了《治安維持法》,該法加強了治安、司法、檢察機關與軍警聯合行動。審判官、檢察官伴隨軍警討伐活動,身臨現場,就地裁判。粗略統計偽滿洲國在其統治十四年的時間里,先后頒布了基本法等近三百個法律,法令達數萬條之多。還有傀儡皇帝的“君上大權”、滿日密約等法外之法,讓所有侵犯人權、掠奪財產的行徑都變得有法可依,就連軍警憲特的秘密逮捕和殺害都是有章可循、依法行事,他們視法為器、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赤裸裸的亡國奴生活的真實寫照!讓你有理又百口莫辯,有冤無處申訴,只能成為日本侵略者砧板上一只待宰的羔羊。
2020年日本解密檔案揭示,其侵華野心不僅是領土的占領和擺脫國內經濟危機,不僅是從濟南到旅順到南京的屠殺,更欲對中國亡國滅種:修改法律、強制改名、日語教育、焚毀古籍,系統地抹殺中華文化根基。
第三個故事是小時候曾參加過一場生動的控訴日軍在東寧暴行的大會。一位老父親從頭到尾哭訴著自己是如何在日軍逼迫下活埋自己的兒子,極其震撼。真實的歷史場景就是在東寧日本廟附近的一塊菜地里。在日本廟前,日軍用刺刀威逼當地百姓,當著眾多鄉親的面,逼迫父親活埋正值韶華的兒子,爺爺活埋孫子,上演了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屠殺。這個父親那種撕心裂肺的吶喊與發自心底沉悶的怒吼聲卻在我的耳邊回蕩整整五十年了……殺人還要誅心!讓人生不如死!那是“一場漫長而細碎的凌遲”。那時候我常常一個人去那片莊稼地里發呆,日本神廟的灰墻灰瓦還在,前面的空地上是一片茂密的玉米地,下面埋葬著怎樣的冤魂?他們是痛恨日本鬼子,還是痛恨埋葬自己的摯愛親人?他們扭曲的靈魂能得到慰藉安撫嗎?
二戰結束后,談起屠殺,在歐洲就指奧斯維辛的屠殺,在亞洲就指南京大屠殺,而在東寧這場屠殺是對人體和人性的雙重屠殺。我管它叫“終極屠殺”,是一種絕殺!屠殺規模不大,但殘忍已到極限。從人性角度看,其意義不在南京大屠殺之下。我認為特立獨行的事情都是可挖掘的財富。目前,這一歷史遺存的搶救開發已經非常緊迫,時不我待。血的控訴、靈魂的拷問不能這么無聲無息地淹沒在歷史的長河里……
第四個故事是《東寧文史資料》中,記載日本投降后過去了好多天,竟有三十三人先后從要塞里挖開鬼子們炸塌的洞穴,擺脫了被活埋的命運。他們的生還揭露出東寧要塞大量不為人知的秘密。累計十七萬人的勞工隊伍,最后只有三十三人逃了出來,像地里鉆出的土撥鼠。這個案子雖然有些少量記錄,時間久遠沒有被人提及,但實實在在地發生過,留下的不單單是枯燥的十七萬和三十三的對比數字,還有絕望中勞工們的最后抗爭。另外本書最后寥寥幾筆帶過了1934年到1938年底消失在蘇聯遠東的三十萬中國人,包括謝家五爺的一大家子人,莫名其妙地去了古拉格。消失的群體背后是怎樣的絕望和恐懼!很多中國人的心在流血,這絕不是前幾個案例所能比擬的,前三個故事是三個點,是有時代鮮明印記的個案,而這個故事是時代洶涌的暗流,是大時代下的一個個特殊群體的大悲劇。正應了主人公磨盤小時候對恤品二字的解讀:是心在出血,應該有傷心的意思,恤品河就是傷心流血的事多得都流成了河!
二、書名為什么叫《恤·品》?
孩子降生后起名本不算難事,但這本書的定名確實頗費心思,先后修改了多次:最初曾擬用《人柱》《豎葬》《毀家紓國》《向死而生》這些名字。中文書名為何最終確定為“恤品”,還要在兩個字中間加上間隔號。這個名字看起來生僻晦澀,從字面上拆解:“恤”從忄、血聲,共有三層含義:一為憂慮,二為憐憫,三為救濟。“品”由三個口組成,口代表人,三個口表多數,意指眾多的人。單從字面和字義來看,“恤品”就是有許多心懷憂慮、值得憐憫的人需要救濟。當然我們不必把單字的三層含義全部疊加起來,但這一解讀也自有道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心懷憂慮、處境可憐的人不在少數,需要救濟的人更是眾多。
從引申意義來看,“恤”是“體恤”的慈悲,是丈量人性溫度與生命厚度的標尺。“恤”不是居高臨下的施舍,是看見他人苦難后感同身受的刺痛,是俯身向下的悲憫,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品”是向上追尋的格調,是為人的風骨與內在的意蘊。有“恤”無“品”,悲憫很容易滑向泛濫的軟弱;有“品”無“恤”,格調則會淪為冰冷的孤芳自賞,精致卻自私。用“品”的高度駕馭“恤”的深度,才能讓體恤擁有明確的方向。“恤”與“品”,共同構成了人格修養中最為精妙的張力。而小說中的謝氏家族四代,正是這一張力的生動注腳。他們既未止步于對底層苦難的廉價同情,也沒有沉溺于“暴發戶”的虛妄清高,而是在動蕩時局中,以風骨承載悲憫,用行動詮釋擔當。這種將“恤”的內化與“品”的外顯完美融合的特質,讓謝氏家族超越了單純的命運敘事,呈現出厚重的人文關懷。他們在保全自身格調的同時,不忘體恤蒼生,最終在歷史洪流中確立了獨特的精神坐標,彰顯了人性中最溫暖也最堅韌的力量。
“恤品”也是滿語中“錐子”的意思,因河里出產一種錐狀的河螺,這條河便得名恤品河,也就是后來的綏芬河。而為生計奔波、心懷憂郁亟待救濟的人們,就像恤品河里的灘頭魚,從生到死都在完成一場偉大的生命接力:前赴后繼,如飛蛾撲火,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何其悲壯……這和當年闖關東、跑崴子的人為生計奔波的模樣何其相似……哪怕倒在途中,哪怕終點的希望依舊渺茫,他們仍舊奮不顧身、義無反顧地前行……而生命唯一的意義,正是這種傳遞,正是死中求生的接力;他們向死而生,直到天崩地裂、萬物消亡。當災難如影隨形無法逃避,當生不如死、死亡變成了更好的歸宿,生與死的界限便已然消弭。這塊黑土地上一件件泣血滴淚、錐心刺骨的往事,也由此得到了最準確的注解。
《恤·品》為何不直接叫恤品河或者綏芬河呢?這是為了遠離地理上的概念。從本書的內容來看:恤,東北先烈之忠義;品,遠東歷史之真諦。簡單兩個字,就將這片土地滿是傷心血淚、亟待撫慰救濟的歷史高度概括了,為這本書加裝了令人沉思和遐想的靈魂和面孔。
三、生命、使命和崇拙
書中的謝家男人的死都是頂天立地的豎葬,既有歷史真實存在過案例的一面,也是對英雄們的一種敬仰。謝家一次比一次慘烈的豎葬貫穿了整個作品,讓人肝腸寸斷……主人公磨盤的父親,一個負笈逃荒的怪人,后來又為了界碑能夠立到準確的地方,活活累死在扛活的路上。一生辦了兩件笨拙而又“優雅”的事。而他的獨子磨盤雖然逃脫了一次被活葬做人柱的厄運,但后來卻由自己親自動手,把兒子做成了“人身御供”。用更慘烈的方式加倍承受其痛苦……做生意機靈一輩子的磨盤,最后只要松松口,能輕松地把禍端轉嫁到伙計和礦工們身上,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可是為了人性那堅如磐石的一絲光芒,犯起拙來,他們是為家國犧牲小我。一個有修養、肯擔當,執著地追求靈魂自由和內心寧靜的鄉賢代表,處處散發著榮譽和尊嚴高于一切的本土的貴族精神,為了信念沒有彎腰低頭當“跪族”。書中的其他英雄們也都很“拙”,林中強、楊鳳武、劉永和、張淑貞、李擎山、魯強、栗群芳等等,放著好日子不過,“拙”起來看!這個“拙”不是行動上的不靈活,也不是思想上的固執愚鈍,而是對自己生命以外的使命的堅守和執著,沒有人去逼迫,為了使命可以義無反顧地丟掉自己的性命和家產,他們踐行著“君子以正位凝命”。他們的表現和那個時代格格不入。無論晚清還是民國時期,都是“巧滑偷惰,積習已深”。他們的行為猶如一道道閃電照亮了那個時代!倒下的是肉身,昂起的是民族大義的頭顱!有人告訴我,任何違背人的本性的東西,都是在說謊。而他們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占有、是貪財好色,可我描述的每一個英雄的行為大都是在現實中真實存在過的,個個都是硬骨頭。面對欺凌和仇恨,書中的英雄們沒有抱怨,沒有退縮和忍讓,只有行動!一寸山河一寸血,血債血償!正是這些拙誠之人,不求近功,銖積寸累;不慕虛榮,腳踏實地;不顧私利,義字當先,成就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國之夢。
書中主人公的岳母,一個因明史案發配到寧古塔的后代。家人一生的愿望是早日離開苦寒之地,回到溫暖的江南。她叫方晴,字遠寒,家人期盼她能遠遠地離開寒冷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俄羅斯的考察隊不時地有人在野外勘察凍死,而他們竟都是皇家學者。俄羅斯為開疆拓土也有這么多的“拙人”,她終于看到“最不被上帝寵愛的民族”,還有戰勝險惡生存環境可貴的一面。于是方晴把“遠寒”改成了“守寒”,發誓要帶領子孫守住這片寒冷的土地不被別人搶去。
開篇章節用了四個時間表述法,有黃帝歷4637年臘月二十二日、公歷1941年、康德八年和皇紀2600年,分別是中國、世界、偽滿洲國和日本的紀年叫法。喻示著悠久的中華文明是欺凌不了的!自有黃帝歷以來華夏大地正是有這些視使命高于生命的拙誠之人,如婦好、衛青、霍去病、文天祥、岳飛、楊靖宇、趙一曼、張自忠等英雄們,以犧牲小我成就大我,毀家紓國,茍利社稷,死生以之,他們才是民族的脊梁。為什么民國時期出現了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王繼堂、王克敏等敗類群體,他們都是極端自私自利、善于鉆營的“油滑之人”,聰明心思都用在了“投機取巧”上了。
五四時期新文化的思想啟蒙導師胡適的父親,擔任過東寧招墾局的第二任主委,叫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我想鈍夫就是拙誠之人的意思,一個清朝貢生,從溫暖的南方來到苦寒之地戍邊墾民,一定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的。而這種拙誠基因到了胡適這一代就變成了思想的解放,文明的進步,挑戰舊制度的行動和勇氣,成為偉大的新文化運動先驅中的重要一員。
天道忌巧!取巧只是小聰明,只會得益于一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拙誠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長遠。“去巧滑而崇拙誠”才是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應該有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