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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杜秀蘭》的文學異質性及其寫作意圖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李振龍、袁洪權  2026年08月21日09:45

新中國成立初期,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恢復和發(fā)展,文化教育事業(yè)有了一定的提升。以普及為主的教育方針和大力發(fā)展基礎教育以提高勞動人民文化水平的教育目的,使得全國小學生數(shù)量急劇增加。到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受制于有限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和師資力量,無法滿足小學畢業(yè)生全部升入中學的需求。僅以山東省的數(shù)據(jù)為例,“一九五三年暑期,山東全省高小畢業(yè)生約有二十六萬人,連同一九五二年高小畢業(yè)未考入中學的七萬人,共約三十三萬人”,但“本年初中可能招收的名額,卻只有四萬人”,所以“在高小畢業(yè)生逐年增加的情況下,畢業(yè)生的出路和安置便成為一個重要問題”(1)。

在提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后,1953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整頓和改進小學教育的指示》,是教育政策對“總路線”的響應。除去要求對“總路線”內容的學習與宣傳,該指示還提出:“小學教育是基礎教育。今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小學學生畢業(yè)后,主要是參加勞動生產,升學的還只能是一部分。因此,在學校平時教育中不應片面強調學生畢業(yè)后如何升學,而應強調畢業(yè)后如何從事勞動生產,培養(yǎng)學生熱愛勞動的思想情感和勞動習慣,克服目前有些學生輕視體力勞動的傾向。同時要把這個道理向人民群眾解釋清楚。從現(xiàn)在起,各級人民政府和全體小學教師即應在人民群眾和小學生中進行此項宣傳教育工作。”(2)同年12月3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解釋了該措施的必要性:首先,農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用新的技術和新的經營管理方法”,需要有文化的農民充當技術員;其次,“由于我國經濟發(fā)展水平的限制,由于我國目前必須首先集中力量發(fā)展重工業(yè),還不能用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發(fā)展初級中學”,面對數(shù)量巨大的高小畢業(yè)生,引導他們“參加農業(yè)生產,乃是解決他們的出路的基本方法”(3)。

可以說,1954年后出現(xiàn)的馬烽《韓梅梅》(《中國青年報》1954年6月29日)、周立波《臘妹子》(《人民文學》1957年11月號)、白刃《農家父女》(1956年春寫于京郊)、或木《高小畢業(yè)生》(湖北人民出版社,1954)、郭墟《張開翅膀飛呀》(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等高小畢業(yè)生題材文學作品,都具有現(xiàn)實意義:為配合政策宣傳對高小畢業(yè)生進行勞動教育,作家們的政治任務是以文學的方式端正青年人的思想態(tài)度,提高其政治覺悟(4)。這種形塑完成于對高小畢業(yè)生成長過程的文學想象中——此類作品的主人公出場時都有一點“灰色”的情感色調(這源自升學考試落榜后的痛苦),但隨著他們參加勞動,發(fā)揮重視知識、尊重科學的學習態(tài)度,傳播科學的生產經驗,在結尾處幾乎都成了新生產方式的“代言人”:韓梅梅因科學養(yǎng)豬成為模范(《韓梅梅》),王臘梅去會計進修班學習(《臘妹子》),田志英(《農家父女》)、王和(《張開翅膀飛呀》)即將成為拖拉機手。作家在描繪這種樂觀、美好的成長軌跡時塑造出典型人物,作品也因此具有了廣泛意義上的教育作用:高小畢業(yè)生們無法升學的悲觀消極情緒可以被理解,但只要積極參與生產勞動,為集體、國家的利益和社會主義事業(yè)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就仍然是光榮而偉大的,甚至可以被評為勞動模范,享受榮譽,即“敦促青年經歷一個充分社會化、革命化的過程,在廣泛、深入參與社會組織、社會生產過程中獲得知識、文化、教育與成長”(5)。

丁玲的《杜秀蘭》就可以置入這樣的政治背景中加以考量。小說講述了高小畢業(yè)后自愿放棄升學機會,主動留在農村勞動的女青年杜秀蘭的成長故事,刻畫了一名為集體利益放棄個人私利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從中可看到較為濃重的“政策宣傳”與“勞動教育”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但因細節(jié)處理方式的不同,使《杜秀蘭》中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與其他作品有了些許偏差,由此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要求產生了偏移。

一

“主動”與“被動”之間:

“動搖”的“社會主義新人”及其隱患

小說中的杜秀蘭在經歷了激烈的思想斗爭后決定留在農村,這種對“社會主義新人”內心矛盾的細膩描繪,在同期同類小說中很少見。程凱認為,這些描寫展示了杜秀蘭的性格特色,“寂寞感和難以自我把握而生的搖動、不安”,它的源頭之一是“進步青年”的政治責任——要在“國家和社會發(fā)展遭遇難關時”做出“個人犧牲”,以起到“帶頭作用”(6)。如此真誠地描寫一名農村青年主動留下來的心理過程顯得很有人情味和說服力,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1952年,馬烽曾寫過一篇類似主題的小說,大意是在一個小山村里,以往沒有識字的人,現(xiàn)在有了三個高小畢業(yè)生,他們都要求升中學,可是因為村里工作需要他們留下一個,后來經過支部書記的說服,有一個就留下來了。但馬烽表示,因自己“思想水平不高”,小說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他認為自己讓高小生主動留在農村,好像是一種“偉大的犧牲”,流露出惋惜的情緒(7)。

但凡寫為了集體犧牲個人,文本中生出惋惜和遺憾的情緒是很正常的。在我們熟知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中,為新生的共和國和共產主義事業(yè)而犧牲的英雄都是偉大的,作品對于英雄的逝去毫不遮掩地表露出惋惜之情,這是被提倡和贊揚的,能夠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而為何到了高小畢業(yè)生題材作品中,這種因犧牲個人前途而產生的惋惜之情會讓作品失敗,起不了“應有的作用”?我們或可認為,馬烽在1952年的那篇小說中仍秉承了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對農村的貶斥態(tài)度(8),從而將高小畢業(yè)生主動留下表述為“犧牲”,是“思想水平不高”導致的。但為何除了丁玲的這篇小說,同題材其他小說幾乎都以主人公升學失敗而被迫參加勞動為背景?

除卻現(xiàn)實原因,從文學的敘事邏輯和表露出的思想特征來看,丁玲的安排顯然有些“隱患”。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延續(xù)了戰(zhàn)爭時期的話語體系,誕生出的革命倫理“可能改變了人們談論和閱讀自己身體的方式”(9),它強調“獻身”,核心原則是“集體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是屬于現(xiàn)代民族國家及無產階級政黨的”,人的身體不再僅屬于他自己,“人本身的意愿和行動全部納入和裹挾到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領導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進程中,而不管你同不同意”(10)。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利益對集體利益根本構不成威脅,個人的身體和意志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組成部分,必須無條件服從集體。所以,在以革命倫理為基本原則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中,當革命遭遇危機時,個人的犧牲就成為必然的選擇,是“一道無形的道德訓令”(11),文本中出現(xiàn)的惋惜必須為革命倫理服務,個人的犧牲將激勵和教育讀者繼續(xù)為革命奮斗。而丁玲的這部作品卻并非如此。在杜秀蘭看來,林健(級任老師、學校團支部書記)所說的建設農村與她的理想并不沖突,二者是相向而行的。杜秀蘭也希望以理想的、能夠掌握自己未來的方式,為國家作出貢獻,最大程度實現(xiàn)自我價值。但林健的勸說顯然是將個人前途與國家利益擺在對立面上,這就讓杜秀蘭產生了困惑。農村青年知識分子,特別是一名懷有遠大抱負、立志建設祖國的青年人,在面臨升學和留下的兩難選擇時,實際上是在權衡個人前途與國家利益的重要程度,雖然在社會主義道德觀念中這不難選擇,可一旦有了思考的空間,個體與集體的矛盾隨之凸顯,由戰(zhàn)爭話語體系塑造的革命倫理的合法地位就將被動搖。最終,林健對杜秀蘭施加的政治與情感壓力,讓杜秀蘭選擇留在農村。當個體為服從集體意志而作出犧牲時,個體對自由的欲望反而會因為這種選擇而膨脹,從而落入一種“她本可以有更好的未來”的情感基調中,這種犧牲的偉大性也就無從談起——它變成了打開潘多拉魔盒的一把鑰匙,作家付諸筆端的任何一絲惋惜情緒,都可能被看作對追求自由而不得的一聲嘆息,從而被視為對革命倫理的反叛。尤其是小說的第四章中,即使杜秀蘭已經表了態(tài)做了榜樣,可是她還是認為自己是因為林老師和校長的勸說才留下的,并非她內心的真實想法。并且,丁玲通過對杜秀蘭遭受的輿論壓力的描寫,更加突出了主人公的孤獨與痛苦。與其說這些描寫沒有讓這種惋惜的情緒平復,不如說在這種敘事結構中,惋惜是無法避免的。丁玲通過對杜秀蘭心理的描寫,不自覺加重了這種惋惜的分量。

為了解決這種敘事結構潛藏的危機,新老作家都心照不宣地采用了“被動入場”作為人物參加農村建設的方式,他們筆下的主人公都是考試落榜,面臨著無學可上、無事可做的困境,都具有一種前途未卜的灰色心情。既然無事可做,下地干活雖然又臟又累,但也是出路的一種,是國家大力宣傳且前途光明的事業(yè)。這就巧妙地繞過了個人前途與集體利益的直接沖突,轉而將敘事重點放在了個體如何適應新環(huán)境上,在文本中表現(xiàn)為高小畢業(yè)生如何發(fā)揮自身長處促進農村發(fā)展,一如《韓梅梅》《臘妹子》中所表現(xiàn)的;抑或是如何批判舊思想,使主人公改變輕視農業(yè)生產的固有認知,以更加積極的心態(tài)投入農村建設中,如《張開翅膀飛呀》《高小畢業(yè)生》就反映了這個問題。如此一來,作品的主題思想就不再是以展示個人犧牲對高小畢業(yè)生進行思想道德規(guī)訓,而是以社會主義的勞動教育和思想教育來轉變農村青年的想法,從而為其樹立起正確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所以,這些作品將勞動表述為人物轉變的關鍵。這是一種有效且符合國家政策要求的敘述策略,不管是韓梅梅養(yǎng)豬還是王臘梅打麻雀,他們都是在勞動中找到并實現(xiàn)了自我價值,是“勞動最光榮”“不勞動者不得食”等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直接表達。這些作家用較為安全的寫作方式,完成了文學宣傳的政治任務。杜秀蘭從參觀勞動到后來加入農業(yè)生產隊伍的過程,展示了主人公向新型農村勞動者身份的轉變,這當然也是在履行宣教任務,但當小說敘事被結構為有志青年經過思想斗爭后才服從組織安排,“主動”犧牲前途,就會出現(xiàn)上述難以回避的問題,因為其敘事重心必然會向人物內心的矛盾、猶疑及其克服上轉移:一方面,這是個體對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這也是革命倫理對個體的規(guī)約。即便最后杜秀蘭以高亢的姿態(tài)參與到國家建設中去,但這種明顯的“動搖”所賦予“新人”的原罪屬性,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會導致對革命倫理合法性的質疑。

二

“親情”與“革命”之間:

異于主流的家庭形態(tài)及“新人”成長

丁玲的家庭倫理敘事也顯現(xiàn)出某些異質性,這一點在與使用了相同“模特兒”的白刃的小說《農家父女》進行對比后尤為明顯(12)。白刃沒能完全解決在這類題材中“大量描寫主人公內心的搖擺和矛盾就勢必會對革命倫理敘事產生一定程度上的顛覆”這個關鍵問題,所以在涉及主人公田志英(也就是丁玲筆下的杜秀蘭)思想轉變的關節(jié)處,只用了寥寥數(shù)語進行交代。但白刃使用了另外一種手段來結構小說的情節(jié)——將“新人”的成長轉移至另一組沖突中,即在家庭內部環(huán)境里書寫新舊思想交鋒。這樣做雖然并未完全繞開關鍵問題,卻通過置換淡化了其危險性。

沖突肇始于“你是誰家的閨女”這個問題,它關系到主人公的身份定位。對此,丁玲與白刃的思考是不同的。杜秀蘭在爭吵中的回答是“你們養(yǎng)了我,供我吃,供我上學,當然是你們的閨女,可是我也是國家的閨女,是毛主席的閨女”;田志英給出的回答是“爹,沒有人民政府和共產黨,咱們也沒有今天啊”(13)。二者的區(qū)別在于,丁玲將血緣親情與意識形態(tài)放在了至少是平等的位置上,所以杜秀蘭先是“爸爸的女兒”,然后才是“國家的女兒”,兩種身份并不矛盾;田志英的回答則隱含著是黨和政府把我們養(yǎng)大的含義,是作為黨的代言人對倫理的父親進行政治教育,所以田老頭才會憤怒地說“她是你們共產黨的閨女,不是我的閨女”(14)。而這種將意識形態(tài)置于血緣親情之上的敘事倫理常見于描寫合作化題材的小說中,如《三里灣》《山鄉(xiāng)巨變》等。

這種關系的出現(xiàn)源自一種現(xiàn)實:如果說“土改”運動是將剝削階級的生產資料交還給被剝削階級,并不觸動私有制基礎,那么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則意在革除私有制經濟制度,轉變私有制思想觀念,牽涉小農經濟的存在基礎,必然會導致以小農思想為主導的“舊農民”的不配合。這時,作為共產主義事業(yè)接班人的共青團員,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參與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方式,就不僅是帶頭生產,還要肩負起帶領中國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使命(15)。所以,“表現(xiàn)公私激變的農村題材小說常常會將‘家’作為一個表現(xiàn)矛盾并轉換矛盾的敘事空間”(16),組織上將勸導、說服長輩參與合作社作為政治任務交予共青團員,能否完成任務成為評判該團員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直接影響他們在組織/群眾中的地位/威望,他們的父輩也通常會在勸說與宣講中選擇順從并接受改造。由此,幾千年來的私有制觀念及民間宗法制倫理,被分配到革命敘事中的家庭戰(zhàn)場上進行剔除,“社會主義新人”在與長輩的斗爭中,完成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先進性與正確性的驗證,“中間人物”則處在被教育、改造、規(guī)訓的位置上。因此,這類小說中的共青團員身上幾乎都有一種“可敬而不可親”的氣質,以及大公無私、任勞任怨等政治化品格(17)。

那么,當田志英被先入為主地植入代表階級先進性的政治倫理觀時,“主動”犧牲自己的前途就成為了一件理所應當?shù)氖虑?。在《杜秀蘭》中,丁玲似乎也嘗試引入共青團員的身份來解決杜秀蘭在思想上的搖擺,促進其轉變:她將杜秀蘭與父親的爭吵安排在做出選擇之前,杜秀蘭想加入共青團時。在第三章,林健利用這個身份對杜秀蘭施壓,讓她產生思想的震動,使得她留在農村的選擇更像是要求進步的結果,也更符合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訓。但杜秀蘭對政治身份的追求更多被限定在表達自我意志上,并不構成對傳統(tǒng)家庭倫理的威脅。

此外,我們還可以用《農家父女》中政治倫理置換親情倫理后,家庭發(fā)生的變化來說明。田志英在入團申請書中向組織揭露長輩(尤其是父親)的弱點,以表明堅決同“封建落后”劃清界限的決心。這種大義滅親的行為直接沖擊了固有的家庭秩序,特別是造成父權的實質性削弱。這是新型家庭形成的重要步驟:隨著家庭糾紛的政治化,矛盾集中到農業(yè)合作化題材作品常見的新舊思想斗爭,它是殘酷、激烈、勢不兩立的,結果也必然是“落后”對“先進”的屈服,傳統(tǒng)家庭也就逐漸被“去私化”、開放式、更符合新意識形態(tài)要求的新型家庭所取代(18)。其他不少高小畢業(yè)生題材小說中也存在對這種政治化家庭形成的敘事(在批判家長或青年的“封建落后思想”的過程中,消除高小畢業(yè)生留村參加勞動的思想障礙),它是在當時農業(yè)合作化這一大背景下所必然呈現(xiàn)的。白刃用大量筆墨塑造田老頭這個“中間人物”,通過寫父女感情上的錯位——一個始終為女兒著想,希望女兒的工作輕松體面;一個只想進步,斥責父親“封建落后”——來表達對田老頭的同情、憐憫,這也恰恰證明了田老頭處于被批判、被教育的位置(19)。最終,在離別時田老頭才不得不理解女兒一直以來的忤逆行為,肯定了她的政治追求;作為女兒的田志英正是在明白了這種妥協(xié)與改變之后,才明確地流露出對父親的不舍。一個以政治倫理價值觀為主導的新型家庭,隨著父親的屈服最終成形。

雖然共青團員身份先天的政治優(yōu)越性,讓杜秀蘭也有批判父親思想落后這一行為,但這種批判是有限度的。杜洛剛的落后性并不是作家敘述的重點,丁玲沒有像白刃那樣著力塑造杜洛剛這類人,杜秀蘭身上也沒有農業(yè)合作化題材小說中共青團員決絕的品質,《杜秀蘭》中的家庭成員仍以“愛”為紐帶相互聯(lián)系著。小說第二章中,杜秀蘭是因為“愛”理解了父親希望自己升學的心情和因此付出的辛勞,也是因為“愛”想幫助父親進步;杜洛剛即便之前表達過對女兒選擇留在農村勞動的不解、輕蔑與嘲弄,但在看到女兒勞作后疲倦的樣子,作為父親,他默默表達了對女兒的關心和諒解——去菜地里摘了兩個西紅柿擺在女兒床頭。父女二人情感的同頻,讓這個冰釋前嫌的場面顯得比《農家父女》的結尾更溫情與順滑,這不管在合作化題材小說,還是在高小畢業(yè)生題材小說中,都不多見。表面上,它反映了父親對女兒追求進步的理解,但本質上展示了一種五四傳統(tǒng)與革命話語互相融合的家庭形態(tài)。有學者提出,五四傳統(tǒng)中除了反抗專制的“仇父”情緒,還有一種基于血親關系的對父愛的理解與再認識(20)。《杜秀蘭》中的這種家庭關系并不以民間宗法制的離場為前提,人情倫理與政治倫理并置于文本中。張煉紅認為這種情感倫理能量在敘事上推動了杜秀蘭的不斷進步(21),不同于合作化小說的另一種“新人”成長路徑,它并不以家庭矛盾沖突為基礎,讓“新人”經過歷練、教育后更加堅韌和純潔,而是通過對五四傳統(tǒng)的呼喚與回歸,強調情感對于青年人成長的重要意義。

但這一切都是以減弱“新人”的戰(zhàn)斗性為前提。雖然杜秀蘭能夠在與父親的爭吵中表達她對時代共名(政治)的靠攏,卻不能完全發(fā)揮她作為共產主義事業(yè)接班人的先鋒性。杜秀蘭在父親撕了她的入團申請書,用“封建落后”的思想和行為阻止她追求政治進步后,依然認為父親先是“一個好人,受苦人”,然后才是“思想有些落后”。丁玲描寫杜秀蘭在爭吵后評價父親時“噗嗤”一笑的場景,很難使讀者上升到政治批判層面——這更像是女兒對父親使性子的嗔怒與捉弄。如此,當“新人”沒有表示出對“舊社會遺留下來舊思想水火不容的態(tài)度與戰(zhàn)勝一切的精神”時,哪能談“培養(yǎng)人民的新的品質,幫助人民前進”(22)?在以審美的階級化與意識形態(tài)化為主要特征的“十七年”文學中,當作為道德楷模的“社會主義新人”身上出現(xiàn)了屬于五四甚至更早時期的情感特征時,革命文藝所要爭奪的“將何種人物的何種情感置于作品的決定性地位的美學權力”(23)就將受到挑戰(zhàn),如果不對“新人”的情感特性進行純化處理,無產階級的革命英雄主義又該如何錨定自身的審美特征,進而維護其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的權威性呢?

三

文本的“隱”與“顯”:異質性的基礎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見,丁玲塑造了一個不太一樣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但問題還在于,丁玲為什么要塑造這樣一個特殊人物?我們該通過何種方式去理解《杜秀蘭》中的“杜秀蘭”?或許,我們可以從丁玲的創(chuàng)作背景與個人經歷入手進行一些推理,以更好地理解這部作品。

據(jù)王增如的考證,目前看到的這部小說應該完成于1955年12月到1956年1月間,在此之前,丁玲曾與白刃同去京郊的四季青農業(yè)合作社采訪調查、體驗生活,《杜秀蘭》的大部分素材取自于此(24)。1955年底,丁玲正處于“丁陳反黨集團案”的風波中,準確來講是“聽候發(fā)落”的階段。丁玲對自己此時的經歷與心境有過簡短回顧:“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到現(xiàn)在我也不知道到底為了什么原因在我頭上開了刀,暴風雨式的給我加了許多罪名,我落得孤身一人成天在家寫檢討。檢討寫完了,我要求隨人大代表們去山東視察,那時我是山東省選出的人大代表,但沒有被我所在的單位批準。我擱下一切創(chuàng)作(那時正在寫《在嚴寒的日子里》),靜候裁決。可是我將如何度過這耿耿白天和漫漫長夜呢?還是下鄉(xiāng)去,參加農村的高級社運動去,這是旁人無法阻撓的,不管這時已經醞釀在全國文藝界黨內傳達、揭發(fā)‘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報告和會議,已經有人在向黨外、國外人士,危言聳聽地渲染‘丁陳反黨集團’事件,也不知道我的前途、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經面臨岌岌可危的時候,我決定到北京西郊的一個村子‘體驗生活’去了?!保?5)從中可以看出丁玲的困惑與不解,并且因為這一風波,丁玲暫停了文學創(chuàng)作,但以她的說法,她去北京近郊體驗生活似乎只是為了打發(fā)時間。然而,隨著《杜秀蘭》的被發(fā)現(xiàn),丁玲在此時并非像她說的那樣“擱下了一切創(chuàng)作”——她確實放下了心心念念的長篇創(chuàng)作,但在體驗生活后又提筆寫下了《杜秀蘭》。那么這又是為何?我們仍要向前追溯到1955年10月底丁玲寫檢查的時候?!抖×崮曜V長編》中描述過此時丁玲的狀態(tài):“(1955年10月)月底,寫出書面檢討,迫于壓力,承認了和陳企霞是反黨聯(lián)盟的關系。丁玲在1956年8月16日致中宣部黨委會信中說,承認‘反黨聯(lián)盟’是出于兩種考慮:一個是覺得有理也講不清,實在不想再無休止地糾纏拖延下去,干脆承認算了,可以早早從事工作;更主要的原因是怕被開除黨籍,失去政治生命,‘在當時情況下,堅持真理和堅持錯誤只一紙之隔,我覺得,我堅持了,是有被開除黨籍的可能的’。”(26)丁玲承認“錯誤”是出于“盡早從事工作”和“害怕失去政治生命”兩種考慮,那么在她“等候發(fā)落”的這段時間里,無論是向組織提出隨人大代表團去山東考察,還是被拒絕后又去京郊四季青農業(yè)社“體驗生活”,都可以認為是丁玲想要“盡快工作”與“延續(xù)政治生命”的表態(tài):本文開篇就曾認為,《杜秀蘭》是一篇“應時之作”,因為小說的主線與背景都和當時的報紙社論、社會運動密切相關。丁玲作為黨的文藝戰(zhàn)士,自覺配合政治運動進行文藝寫作是她工作的重心,當時作家將這種工作稱為“趕任務”。丁玲曾說:“任務必須要趕,而且要全心全意去趕。不能借口我自己還有自己的十年任務,脫離群眾去關在房子里,如果這樣,你就落后了?!保?7)臧克家、趙樹理、蕭殷都對“趕任務”有過類似的表述(28),這是當時文藝界的共識?;诖耍覀兛梢詫ⅰ抖判闾m》視為配合當時政策的“趕任務”之作,可丁玲并未提到此時有任何“稿約”(29),所以《杜秀蘭》應該是丁玲出于作家本能及文藝工作者的自覺而自發(fā)創(chuàng)作的,目的是要對“一系列運動”有所“表示”,完成作為一名作家的“文藝的戰(zhàn)斗任務”,以表達其“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心,體現(xiàn)自己在政治上的“不落后”。結合當時丁玲的現(xiàn)實處境,她暫時停止手頭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提筆寫作《杜秀蘭》,原因大概如此。

但原因又可能不止于此。透過材料中的一句文學性自白——“可是我將如何度過這耿耿白天和漫漫長夜呢”——可以讀出丁玲此時孤單落寞的心境,同時也暗示了丁玲宣泄情感的個人需求。她在經歷了一段密集的政治批判后,進入了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這足夠讓她思考和消化。所以,結合這三則材料分析,或許能夠對丁玲創(chuàng)作《杜秀蘭》的原因進行推想:丁玲可能一開始是配合政策宣傳及政治表態(tài)來體驗生活;在經歷了頻繁的、擴大化的政治與文學批判后,她情緒上的苦悶需要發(fā)泄。丁玲在四季青農業(yè)合作社的那段快意生活,為她的創(chuàng)作積累了素材(30),也為她情緒的宣泄提供了出口。丁玲曾說過自己一挨近生活,便有創(chuàng)作的沖動,這里的“生活”不僅是廣義上的生存活動,還可以理解為她獨特的生命感受與體驗。實際上,縱觀丁玲的文學創(chuàng)作,一直存在著將生命體驗融于文學寫作的傳統(tǒng),不管是早期的《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還是延安時期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yī)院中》,又或是散文《三八節(jié)有感》《風雨中憶蕭紅》。它有時直接以生活經歷為原型進行創(chuàng)作,有時則是將個人經歷投射到人物身上,進行心緒的宣泄與思考,而這些又集中體現(xiàn)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身上??紤]到這些情況,我們也許要將《杜秀蘭》放到作家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中理解。

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中提到,杜秀蘭因建設農村的方式與林健產生了分歧。小說還寫到二人交鋒的過程中,杜秀蘭想要以兩全其美的方式解決問題,但被林健誤認為她是在逃避責任、輕視農業(yè)生產,進而斥責她思想狹隘。但在杜秀蘭看來,自己的本意是好的,雖然話說得不合時宜,但也并非像林健說的那樣不堪。所以,林健第一次批評杜秀蘭時,杜秀蘭是不情愿的,而接下來林健搬出入團申請書并斥之為有個人主義傾向、政治覺悟低時,杜秀蘭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扭轉,她意識到“林老師和校長決不會錯的,他們的話總是對的”。這種政治啟蒙者不可辯駁的權威性,讓杜秀蘭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哪怕她“不能全部領會他的話的全部含義”,也依然毫不懷疑地認為是自己“很不好”。丁玲此時正經歷著與杜秀蘭相同的遭遇與心境。在丁玲看來,自己始終以自覺的態(tài)度與革命事業(yè)同行,只因“方式”“話語”的“不恰當”被政治決策者誤解,她的滿腹牢騷無法釋放,只能“低頭不語”(31),卻仍深信不疑地覺得問題出在自己身上。從這個角度看,很難不把杜秀蘭與丁玲聯(lián)系起來。有了這些前提,如果將《杜秀蘭》看作丁玲個人經歷的情感投射,那么不但可以為前文所提出的異質性提供合理解釋,也會對小說整體產生新的認知。

對小說前四章(除第二章外)的情節(jié)做大致梳理可以發(fā)現(xiàn),在杜秀蘭個人道路的選擇與轉變節(jié)點上,都出現(xiàn)了王日新與林健的身影:王日新對自由的追求和堅定明確的自我價值實現(xiàn)路徑曾讓杜秀蘭傾倒,在這個時候杜秀蘭將之視為同路人、知心者(見第一章);后來,林健身上的革命熱情感染了杜秀蘭,使她傾向于走集體主義道路(見第三章);接著,王日新質疑林健革命的真實性與出發(fā)點,使杜秀蘭看清了王日新的“丑惡面貌”,最終與王日新決裂(見第四章)。這種敘事邏輯,很像在20世紀30年代就被清算的“革命+戀愛”模式的有限復活。之所以說“有限”是因為丁玲并非想寫一個愛情故事,林健與王日新的象征意義使得杜秀蘭發(fā)生情感轉向,更像是個人/集體、文學/政治二元結構的投影與隱喻。有學者認為,丁玲身上始終存在著兩套話語體系與創(chuàng)作傾向,一種是啟蒙的、堅持個人的,另一種是革命的、改造自我的(32)。這樣看來,從第一章與王日新訴說理想的過程中兩顆心逐漸靠近,到第三章因為林健的期待而背棄與王日新的約定,再到第四章因維護林健而與王日新分道揚鑣,就存在著某種隱含寓意。周揚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二次理事會報告中,曾提到女性“新人”形象的變化:“作家筆下的婦女……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來處理最復雜的戀愛情感的問題。作品中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不再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相聯(lián)系,而是和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相結合了。”(33)在這個意義上,丁玲顯然是想以杜秀蘭的情感轉軌,表現(xiàn)作為“新人”的杜秀蘭已經能夠以“社會主義原則處理最復雜的戀愛情感的問題”,進而通過杜秀蘭對王日新(舊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的批判與背離,對林?。ǜ锩叩募w主義)的向往與靠近,表達自己的反省——丁玲的個性“不再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相聯(lián)系,而是和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相結合了”(34)。那么,《杜秀蘭》就不僅是一篇高小畢業(yè)生題材小說,而更趨近于丁玲的自我剖析與檢討之作。從這個判斷出發(fā),能很好地解釋程凱關于杜秀蘭參觀合作社時,“更像一個下鄉(xiāng)城市青年的視角,不太像一個在鄉(xiāng)青年視角”(35)的疑惑,顯然丁玲在塑造杜秀蘭時,對其身份的定位落在了像自己一樣的“知識分子”而非“農村女青年”上,這是作家身份與情感的不自覺流露。

但在檢討與反思的過程中,丁玲的自由主義思想印記如同幽靈,徘徊在文本意義生成處的上空。首當其沖的是關于杜秀蘭主動留村的“偉大犧牲”及其內心的搖擺。雖然小說整體是以杜秀蘭主動接受改造為寫作目的,但丁玲經歷的情感沖擊映射到人物內心,就演變成杜秀蘭思想的矛盾與猶豫。丁玲通過對杜秀蘭面對第一次批評時“不情愿”的描寫,表達了自己在檢討時“有理也說不清”“干脆承認算了”的委屈與痛苦,對杜秀蘭的“偉大犧牲”的“惋惜”,更像是哀嘆自己的命途多舛、身不由己。雖然在丁玲的意識中,這種不可抑制的“抱怨”并不以質疑政治啟蒙者的權威、顛覆其合法性地位為目的(她在被政治啟蒙者批評為“政治覺悟低”與“個人主義”時,立即檢討了自己),但就像前文指出的,“動搖”的特征會讓“新人”帶有某種原罪屬性,它仍會暴露丁玲潛意識中屬于知識分子的“不健康”情緒,其本質是丁玲在追隨主流意識形態(tài)時必然經歷的“苦修”。杜秀蘭所遭遇的誤解與批評,實則由丁玲被五四新文學熏陶出的“追求個性解放”“善于獨立思考”的自由主義氣質所導致。而這正是林健抓住的杜秀蘭言行中的漏洞,是政治啟蒙者要求丁玲反省的、不符合革命紀律的行為。在山雨欲來的1955年7月,風波還未蔓延至丁玲身上時,她就曾發(fā)表過“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改造思想,肅清我們身上的個人主義”(36)的革命宣言,但青年時代形成的思想性格和審美追求是很難真正被清除的,它已然成為人之獨特性的內在肌理,會不經意間從文字當中流露出來。

第二部分分析的民間宗法制倫理與共青團員代表的政治倫理并存的家庭形態(tài),以及促使杜秀蘭進步的兩類能量,也同樣是這種潛意識帶來的“不良反應”。很明顯,丁玲有意通過批判杜父的落后性,昭示杜秀蘭是憑借個人自由意志對主流政治產生了向往,一如丁玲對自己“小號兵”的身份定位。但由于對“落后思想”的本能依戀(在小說中具象化為對杜父的有限批判),丁玲并沒有展示出文藝戰(zhàn)士應有的戰(zhàn)斗性,沒有表達出與“舊思想水火不容的態(tài)度”,使得檢討變得“不徹底”,向往變得“不純粹”。小說幾乎明示了丁玲對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的留戀,在“社會主義新人”成長過程中,毫不避諱地強調了“愛”的鼓舞與激勵作用,這正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批判的“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37),實質上產生了用五四新文學改造革命文藝的創(chuàng)作傾向。

如果說以上兩種異質性是丁玲不經意間表達了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留戀而生發(fā)出的,那么在王日新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相關情節(jié)上,則可以認為是丁玲的有意為之。通過杜秀蘭對王日新和林健復雜態(tài)度的描寫,可以發(fā)現(xiàn)《杜秀蘭》中最重要的敘事裂縫。小說第三章,當林健因杜秀蘭的錯誤言論而對她進行批判時,她在“不情愿”時第一時間想到的卻是王日新。當杜秀蘭作出留在農村的決定后,第三、四章反復敘寫杜秀蘭“心緒不定”“心慌”“不自在”“心里有些話,但不知道向誰說”的糾結心態(tài),這是《杜秀蘭》中最不應該、也是最應該出現(xiàn)的情緒。這些慌亂情緒的重點并不在于杜秀蘭想要表達什么,而在于她想要向誰表達。第三章,杜秀蘭作出留村決定后的“心慌”,象征了丁玲在經歷重大人生轉折時的本能反應,所以杜秀蘭先是“像一匹上了戰(zhàn)場的馬”一樣興奮,但在意識到自己必然會與作為知識分子的“舊我”(王日新)背道而馳后,又不自覺地“懊惱”和“心慌”,而且這種感受她并不想與林健分享。第四章,杜秀蘭因人生的不同選擇成了“卓爾不群者”“一個因品質獨異而被常人自然疏離的青年”(38),當她的興奮與不安交織在一起時,她依然下意識地選擇了向“舊我”(王日新)傾訴,希望他能理解,但又隱約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也是如此,在王日新質疑了林健革命動機的純潔性后,出于對林健也是對自己的維護,杜秀蘭與王日新不歡而散,她堅定地倒向了林健指出的道路。丁玲情不自禁對“舊我”的留戀,使得她塑造的那名心思細膩的女性形象,不自覺地傾心于自由、個性的王日新,在她最需要肯定和幫助時首先想到的是王日新。林健所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是無法拒絕的,那么在王日新與林健之間,杜秀蘭只能選擇后者,否則她會“成天覺得自己做錯了事”,這種因權力結構帶來的“迫不得已”,已暗示出丁玲本能地表露出對以王日新為代表的“五四精神”“自由主義”“個人表達”更加傾心。這就是一篇檢討書中最不該出現(xiàn)的“反思不徹底”的傾向。但這種復雜情緒又根植于丁玲的思想深處,是她進行創(chuàng)作時的獨特表達,這也是文學作品中最該出現(xiàn)、最有價值的思想與審美特質。

最終,隨著與王日新的一刀兩斷,“個人表達”與“自由主義”被驅逐出場,杜秀蘭內心的矛盾與搖擺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在黨支部書記和人民群眾的幫助下,全身心投入生產,成為“新人”勞動者、革命者杜秀蘭。小說中大段的內心活動和濃郁的抒情性環(huán)境描寫變得屈指可數(shù),報告文學式的紀實性、客觀化的敘述占據(jù)大量篇幅,丁玲通過杜秀蘭的視角展示了一個朝氣蓬勃的合作社,歌頌了人民群眾昂揚向上的精神面貌,表達了到“群眾中去落戶”的意愿,自愿接受黨和人民的監(jiān)督與改造。這是一份1950年代作家檢討書的標準結尾。1956年6月10日,丁玲在致李之鏈的信中提到要寫一個東西,“用非常愉快的心情來向黨檢討我自己”,而且“我相信黨總會給我獻身的地方”(39)。此時距考證的《杜秀蘭》的創(chuàng)作與修改時間只過去了5個月,雖然丁玲所說的這個“東西”并沒有證據(jù)表明就是《杜秀蘭》,但丁玲所表達的那種檢討書中的革命樂觀精神與激情,是與小說的情感基調一脈相承的。

建立在上述解讀與推論的基礎上,這篇小說就具有了顯性與隱性的雙重結構:顯文本中,它通過塑造為了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的農村高小畢業(yè)生杜秀蘭,引導高小畢業(yè)生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潛文本中,它更像是丁玲以自我經歷為模板,展示反省過程的一篇“表態(tài)文”和自我剖析的“檢討書”。小說前四章與后兩章近乎割裂的人物塑造和語言突變,象征著丁玲斷絕“舊我”、走向“新我”的決絕態(tài)度,她以“自我湮滅”的方式,表達了對革命事業(yè)的忠誠和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服從(40)。《杜秀蘭》的發(fā)現(xiàn),可以說填充了此前學界對此判斷的空白,成為縫合碎片的聯(lián)結線。

余論:具有文學史與思想史雙重意義的《杜秀蘭》

正是由于《杜秀蘭》的顯性和隱性雙重結構,使它具有了文學史和思想史的雙重意義。自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創(chuàng)造具有全國意義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41)后,1953年第二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周揚將“表現(xiàn)人民的先進人物”作為文藝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務”(42),以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為主要內容的“十七年”文學最高法則——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也被確定下來。雖然在這之前或之后都有過類似討論與創(chuàng)作,但總體上仍舊是朝著公式化、概念化的方向發(fā)展。丁玲也思考過寫“新人”的新表現(xiàn)方式(43)?!抖判闾m》中那個內心搖擺、矛盾、細膩的“新人”杜秀蘭,就體現(xiàn)著丁玲在1950年代中期關于“新人”形象的思索。但需要注意的是,“新人”形象所代表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在這一時期逐漸出現(xiàn)了上述會對文學、審美產生損害的創(chuàng)作傾向,丁玲在這一過程中顯然對此有所關注與反思,杜秀蘭這一人物性格中的諸多特征,已經無限趨近于1960年代邵荃麟提出的“中間人物”。這個滑向“中間人物”的“新人”,不僅表明了丁玲對“社會主義新人”內涵的豐富思考,也意味著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在丁玲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延續(xù),這在寫英雄人物的缺點會被斥為“立場和態(tài)度問題”(44)的“十七年”時期,還是難能可貴的。由杜秀蘭的思想性格和情感轉向引申出來的是丁玲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多數(shù)作家思想的變化,作家們努力改變自己來適應服務對象的變化。丁玲塑造的杜秀蘭就是因這種變化而產生,但丁玲的自我表達與審美趣味,使杜秀蘭的形象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發(fā)生了偏差。而正是特殊時期、特殊運動中這種“人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以丁玲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過程的絕佳窗口。

注釋:

(1)袁駝:《山東省動員高小畢業(yè)生參加農業(yè)生產的初步經驗》,《人民教育》1954年4月號。

(2)《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整頓和改進小學教育的指示》,《人民教育》1954年1月號。

(3)《組織高小畢業(yè)生參加農業(yè)生產》,《人民日報》1953年12月3日。

(4)馬烽提到《韓梅梅》是他應《中國少年報》《中國青年報》之約,結合當時農村中高小畢業(yè)生輕視勞動的實際情況所寫的“配合政治任務”的作品。見馬烽:《關于〈韓梅梅〉的復信》,《文藝學習》1955年第7期。

(5)(6)(35)(38)程凱:《農村知識青年出路、前途問題的丁玲式書寫——讀丁玲佚作〈杜秀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4期。

(7)見馬烽:《關于〈韓梅梅〉的復信》,《文藝學習》1955年第7期。

(8)見賀桂梅:《〈杜秀蘭〉與一個富于歷史心理深度的“新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4期。

(9)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第66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10)(11)龔奎林:《“故事”的多重講述與文藝大眾化——“十七年”長篇戰(zhàn)爭小說的文本發(fā)生學現(xiàn)象》,第247、248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12)有學者認為白刃的《農家父女》與丁玲的《杜秀蘭》取材自同一地方的同一原型,這一說法的可信在于二人同在四季青農業(yè)社體驗生活,有著深入群眾采訪的共同經歷。見倪偉:《新人:“去中心化”的主體及其剩余》,《文藝理論研究》2024年第4期;冷嘉:《〈杜秀蘭〉的“未完成性”與“問題性”》,《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4期。

(13)(14)白刃:《農家父女》,《白刃文集》第3卷,第295、294頁,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

(15)見袁洪權:《共和國文學中“組織”運作下的文學閱讀——以〈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為例》,《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16)(19)冷嘉:《〈杜秀蘭〉的“未完成性”與“問題性”》,《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4期。

(17)見曹金合:《敘事形式的倫理意味——十七年農村合作化小說的敘事倫理研究》,第21-25頁,山東師范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

(18)見林霆:《被規(guī)訓的敘事——十七年農業(yè)合作化題材小說研究》,第205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4。

(20)見宋劍華:《徘徊于“權”和“親”中間的“父”之形象——對新文學家庭倫理關系敘事的再思考》,《東吳學術》2019年第4期;楊華麗:《中國小說家庭倫理敘事的現(xiàn)代轉型(1898-192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21)張煉紅:《〈杜秀蘭〉手稿細讀兩例》,《文藝理論研究》2024年第4期。

(22)(42)(44)周揚:《為創(chuàng)造更多的優(yōu)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人民文學》1953年第11期。

(23)余岱宗:《“中間人物”論的美學背景及其人物類型》,《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24)(30)見王增如:《關于丁玲未刊小說〈杜秀蘭〉(附丁玲小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4期。

(25)丁玲:《為白刃同志的短篇集寫幾句話》,白刃:《白刃文集》第3卷,第1-2頁,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

(26)李向東、王增如編著:《丁玲年譜長編(1904-1986)》上卷,第344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27)丁玲:《談談文藝創(chuàng)作問題》,《丁玲全集》第7卷,第252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8)見臧克家:《談“趕任務”》,《在文藝學習的道路上》,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5;趙樹理:《談“趕任務”》,《趙樹理全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蕭殷:《論“趕任務”》,《談談寫作》,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29)不論是丁玲的《糧秣主任》,還是馬烽的《韓梅梅》,都是應報社之約的“趕任務”作品。見丁玲:《談談寫人物》,《丁玲全集》第7卷,第445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1)黎辛回憶說,1956年丁玲幾次主動提出匯報思想的主要內容是訴說困難與委屈,甚至有一次放聲大哭:“我痛苦哪!我犯了什么罪呀!”正是這種感情被長時間壓抑后情不自禁的釋放。見黎辛:《我也說說“不應該發(fā)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1期。

(32)見秦林芳:《丁玲創(chuàng)作中的兩種思想基因——以1931年創(chuàng)作為例》,《江蘇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賀桂梅:《知識分子、女性與革命——從丁玲個案看延安另類實踐中的身份政治》,《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3期;賀桂梅:《知識分子、革命與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轉”問題的再思考》,《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2期;李玲:《異己環(huán)境中,主體何為——再論丁玲小說〈在醫(yī)院中〉〈杜晚香〉》,《文藝研究》2013年第7期。

(33)(34)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中國作家協(xié)會編:《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報告、發(fā)言集》,第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36)丁玲:《學習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一點感想》,《丁玲全集》第7卷,第441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7)(4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2、8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39)關于這封信的日期,《丁玲年譜長編》中標注為1956年6月10日,《丁玲全集》第12卷中將其標注為1956年12月6日,這里采用《丁玲年譜長編》中的說法。見李向東、王增如編著:《丁玲年譜長編(1904-1986)》上卷,第354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40)倪偉在文章中也提到,杜秀蘭在融入集體時太倉促、太順滑,以至于作為“剩余”的個人性格都消失不見了。見倪偉:《新人:“去中心化”的主體及其剩余》,《文藝理論研究》2024年第4期。

(43)見倪偉:《新人:“去中心化”的主體及其剩余》,《文藝理論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