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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80年代”:反思現代性與90年代的重讀思潮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周茹  2026年08月21日09:44

重讀不僅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更是一種極具動態性與開放性的認知裝置。動態性源于讀者期待視野的調整與更新(1),每一次重讀都是對前一次閱讀的修正。開放性則隱含著某種解構意味,文本的意義無限延展,重讀則是對意義的無限追尋。通過重讀,新的歷史經驗與文學內涵得以敞開,文本由此獲得新的生命。從意義的再生產角度來看,重讀其實是一種重寫,常發生在時代轉型期。在90年代(2),重讀帶有濃厚的解構意味,是80年代文學神話衰落后的反思與重估。當研究者重新打開80年代的文學文本,他們的重讀/重寫行為便構成了對80年代的告別,他們迫不及待想掙脫80年代的母體,通過解構80年代的現代性敘事框架,發掘被壓抑的異質聲音,實現90年代的自我重構與出場。

當啟蒙話語遭遇商業大潮,當“文化熱”的宏大敘事話語被后現代主義理論肢解,80年代的現代性想象逐漸顯露出它的單純與局限。如何處理80年代的文學遺產,是90年代文學研究者面臨的首要問題。所謂“告別80年代”,并非對歷史做粗暴的斷代切割,而是既延續80年代的啟蒙遺產,又在批判中與之分離。例如,80年代遺留下來的“啟蒙”“革命”“新時期”等遺產,進入90年代后都被加上了“后”的名號。正是孕育了80年代的土壤長出了90年代,“告別80年代”既將80年代未解決的問題接手,又將80年代作為反思對象。本文以80年代至90年代的思想轉型為脈絡,通過分析90年代研究者對80年代文學文本的重讀,探究90年代如何通過告別與反思重構現代性敘事,如何影響“重返80年代”的文學實踐。

一

思想中心:作為問題的80年代

正如蔡翔所說:“每一個時代,如果有‘時代’的話,都在于如何回應前一個時代。”(3)90年代要確立自身的合法性,自然需要與80年代對話。80年代的文學與文化實踐所內含的現代性想象,不僅為90年代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資源,80年代整全化的表象下所隱含的裂隙,也為90年代的反思埋下了伏筆。當我們從思想史的角度切入80年代,啟蒙與現代化無疑是軸心詞,80年代也正是通過思想運動、知識譯介與文學敘事等實踐,建構了一套以現代化為核心的共識性話語。70年代末,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展開,知識分子也開始從文化心理層面反思歷史。在他們看來,五四運動的中斷使得啟蒙尚未完成,五四運動作為一種寶貴的思想資源與文化傳統的載體意義便被彰顯出來。80年代前期,知識分子將五四理解為“一個豐富的、高揚啟蒙精神的,但又被迫中斷而迫切需要接續的歷史源頭”(4),自然是為了凸顯其反封建的意義與追求現代化的價值訴求。1986年,李澤厚發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則在描述“救亡壓倒啟蒙”這一過程的基礎上,將其視作“回到五四”的根本動因,賦予“新啟蒙”運動歷史合理性與合法性。正如有研究者所說,“新啟蒙主義”是在配合“思想解放”“現代化”與“改革開放”的宏偉敘述的前提下,展開自身的意識形態實踐的(5)。也就是說,“新啟蒙主義”背負著政治意識形態加諸的歷史任務,只不過它并不滿足于政治上的變革,而是在更寬泛、更具彈性的層面上進行現代化探索:一方面,“新啟蒙”思潮致力于人的現代化,“人道主義”“主體性”等成為其話語建構的主要武器,呼吁文學是人學,強調尊重個體價值的獨立性與獨特性;另一方面,“新啟蒙”思潮還將論域延伸至文化層面,追求“文化的現代化”。這些集中表現為80年代中期興起的“文化熱”。西方“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兩大現代文化思潮得到大規模譯介,尤其“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對西方學術文化的全方位譯介,強調在批判傳統文化與吸收外來先進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傳統,產生了極強的思想庫效應,助推了現代化的知識生產。而在80年代,現代化作為一個總體性概念,“在重新組織社會,也在重新組織文學”(6)。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以不同角度的現代化敘事,構建起80年代的現代性想象圖景。

盡管80年代努力想建構起這一現代性想象的共同話語,但難免帶有一種烏托邦色彩,其表面的共識下隱藏的諸多矛盾,成為90年代重讀與反思的主要靶點。首先是“新啟蒙”思潮內部存在矛盾與裂縫。雖說80年代因重提啟蒙被視為“第二個五四”,但啟蒙的組成是錯綜復雜的,既有國家層面的啟蒙,又包括民間和知識分子層面的啟蒙,他們既分享著共同的知識譜系與理念目標,也存在齟齬。故而,“新啟蒙”在意識認同上并不完全統一,比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更具意識形態性。汪暉曾在談及“新啟蒙”思想時,認為它的基本立場和歷史意義就在于“它是為整個國家的改革實踐提供意識形態的基礎的”,在具體的政治批判上則采用一種隱喻方式,“把改革前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踐比喻為封建主義傳統,從而回避了這個歷史實踐的現代內容”(7)。這種二元對立的運思方式深刻影響了80年代的文學觀念。“新啟蒙”文學為完成自身的現代化敘事,極大壓縮與簡化了歷史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容易讓人忽略“新啟蒙”所包含的政治性。而在80年代的文學批評話語中,不論將這一時期的文學主題概括為“文明與愚昧的沖突”,還是“反封建”,抑或“民族靈魂的重鑄”(8),都未越出傳統/現代的二元論。這種不自覺的二元對立思維,在80年代的文化討論中表現得很突出。80年代中期開始,知識界就中西文化的差異比較、傳統的重塑與改造等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主編甘陽力倡“反傳統”,他認為中國文化要走向現代文化形態,就必須掙脫舊的文化形態,繼承傳統的最強勁的手段就是“反傳統”(9)。如果說甘陽強調對傳統資源的改造還帶有對傳統的期待,劉再復則更決絕地否認傳統存有可資借鑒的資源,而強調“轉求新聲于異邦”(10)。這樣一種文化反思的指向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訴求相一致,在主流意識形態規定下進行的文化批判難免帶有局限性。問題或許不在捍衛“傳統”或提倡“現代”,在80年代,“現代”與“傳統”的概念、內涵都語焉不詳,且文學在征用“現代”與“傳統”這些語詞時,并不總是一致。對二者概念作模糊與割裂處理的做法,導源于對現代性中悖反性的忽視或掩飾。現代性孕育出對自我的反思與批評,這種內在矛盾無法徹底克服。

這種悖反在80年代的文學中,一是體現在尋根文學的分化上:一脈承繼文化啟蒙,反思國民性;另一脈則轉向文化尋根,對文化傳統抱有自戀式的肯定態度。二是體現在知青文學中:一方面,部分知青作家對理想主義的失落難以釋懷,希望通過文學重建精神的烏托邦,從而對歷史苦難持歌頌態度,背離了“新啟蒙”文學的立場;另一方面,知青作家內部也存在文化立場的分化,如韓少功的《爸爸爸》與阿城的《棋王》,均誕生于80年代“文化熱”的背景下,以重審傳統為核心命題,卻展現了文化尋根的兩重面向。前者重在強調傳統文化的劣根性,對傳統進行批判性解構的同時,并未提供明確的現代性解決方案;后者則采取建構性重釋策略,試圖以傳統文化救贖現代性精神危機。二者文化姿態的分裂,本質上是80年代文學場域中“傳統與現代”“啟蒙理性與文化鄉愁”等多重現代性矛盾的表征,反映了80年代文學看似整全統一背后的齟齬與張力。80年代作為一個思想的時代,常以宏大面目現身,然而以“新啟蒙”為主潮的80年代文學并非鐵板一塊,思潮內部不乏裂縫。80年代末,“新啟蒙主義”走向分化自然受到外部經濟轉型的影響,但其在現代化想象的共識話語建構中存在的沖突與局限,才是導致其未完成的決定性因素。歷史的鏈條環環相扣,90年代的“登場”伴隨著對80年代的“告別”,正如張旭東所說:“九十年代學術思想不但是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發展,更包含著一個文化思想史上的未完成時代的自我贖救。”(11)

二

反思現代性:90年代的致思路徑

正如前文所說,“新啟蒙”內部存在裂縫,當這些裂縫在80年代末遭逢商業大潮侵襲時,其所建構的現代化整體想象便被脹破了,啟蒙也逐步走向分化,洪子誠將其描述為“真實”的“西方”逐漸呈現的過程(12)。知識分子關于現代化的烏托邦理想的破滅,使得他們由樂觀走向了懷疑與反省,在八九十年代的理論范式轉型中,現代性作為一個重要語詞凸顯出來。早在80年代初,學界對現代性理論就有零星譯介,不過僅限于知識學層面。如果不從知識層面談論現代性,那么只有在意識到“后”現代性的文化—社會秩序出現,而“‘后現代’論述的擴張—再返回‘現代性’問題,觸發了重新理解現代現象的需求”(13)時,現代性才得以成為一個問題。在社會轉型的90年代,現代性不僅是理論方法,更是反思對象,“重估現代性”成為90年代反思80年代,乃至整個20世紀的話語形式。大體來看,90年代反思現代性有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80年代末,當代文學學科進行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清理,對80年代文藝理論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反思,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與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作為80年代啟蒙現代性的重要遺產首當其沖。北京大學語言文學研究所1994年的“重估現代性”討論,可視為現代性問題討論的首次亮相,后來關于“后現代性”“激進與保守”“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等論爭,都從不同路徑對此進行了反思。

對于擁有諸多面孔的現代性,國內理論批評界的反思路徑主要有三種。一是后現代解構路徑。80年代中期,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應邀在北京大學做了關于西方文化理論的系列專題講座,后由唐小兵整理為演講錄《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極大地推動了后現代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80年代后期,諸如楊小濱、陳曉明等研究者已經開始用后現代主義理論闡釋中國當代先鋒小說(14)。如果說此時對后現代主義的引介更多是作為一種知識,那么進入90年代后,社會矛盾從政治/思想轉向了經濟/文化,后現代理論對宏大敘事的解構與市場對多元價值的需求不謀而合,理論指導與現實需要助推了先鋒文學實驗、新寫實書寫及個人化敘事的興起。加上“新啟蒙”退潮,知識分子需要新的理論武器捍衛自己的話語權,后現代主義作為刺激文化消費、闡釋文化現象的思想武器,才算真正意義上獲得了合法性。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將中國與后現代進行聯結,尤其在90年代初期,有關中國后現代主義的話題引起了廣泛爭論。陳曉明、張頤武等人不無興奮地宣告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出現,張頤武進一步提出“后新時期”的概念,認為90年代出現了新的話語轉型(15)。而在一些研究者看來,90年代“后”話語的流行,仍屬于文學進化論的思維模式,反映了理論家的文化焦慮(16)。他們否認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存在,也就連帶著否定了作為后現代理論的重要概念——現代性的存在。進入90年代,后現代主義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已成為反思現代性與理論創新的資源與武器,一批更具深度的譯著、專著與研究論文出現(17)。一些研究者立足于本土文化語境與文學發展實況,對后現代主義理論進行了創造性轉化與實踐。一方面,研究者借用福柯、德里達、利奧塔等的解構話語,消解啟蒙主體,顛覆線性史觀。如王寧在闡述后結構主義批評話語時,揭示其所隱含的東方主義視角,力在“將西方的理論經過改造后運用于中國文化和文學研究,最后達到與西方學術界進行對話的目的”(18);陳曉明則援引利奧塔的“元敘事”理論,闡釋80年代后期的先鋒小說創作。另一方面,研究者關注后現代主義與中國語境的關系,進行文化研究的實踐探索。如王一川對日常生活重要性的強調,戴錦華對中國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的解析,都以后現代主義作為剖析大眾文化浪潮、反思現代性的理論武器。

二是“新左派”(19)批判路徑。在《啟蒙的自我瓦解》中,研究者將“新左派”定義為“各種左翼批判思潮的混合體”(20),其理論資源的復雜化決定了其內部思想的相異性。雖然在主要價值取向上都是反思現代性,但側重點又各有不同。因此,自由主義在與“新左派”論戰時針對的是具體觀點。一方面,“新左派”作為一種思潮,對“新啟蒙”的質疑顯露出鮮明的現代性反思傾向,在他們看來,“新啟蒙”吁求的現代化道路最終成就的是“少數人的自由”,更應該關注的是現代化進程中社會不平等、階級分化等問題,以及中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格局中“被殖民”的現實。汪暉批評“新啟蒙”將現代性與現代化混為一談,回避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困境也是整個“現代性危機”的一部分,提出“反現代的現代性”(21)。汪丁丁則不認同汪暉對發展主義的批評,他認為啟蒙精神是長存的,是“一種對待傳統的永恒的批判態度”,而傳統的概念又是廣義與開放的,即便“啟蒙死了,但是作為個人自由與普遍主義原則的啟蒙精神活著”(22)。另一方面,“新左派”提出反思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并在此基礎上重審社會主義傳統。受此啟發,作為對80年代的反思,50—70年代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不過正像趙剛所批評的,汪暉對現代主義計劃的價值批判太過籠統,自由主義者正是以此為靶點,將現代性細分為“文化現代性”與“社會現代性”。前者是自由主義者所重點強調的,包括廣義的啟蒙在內,文化現代性本身“必須設法提供一套對于‘現代情境’里人的道德生活的詮釋”(23)。“自由主義”者認為“新左派”對他們以西方政治規范為話語霸權的批評是片面的,他們的立場顯現了現代性的批判性。從轟動一時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爭來看現代性的反思路徑,“新左派”對現代性的重審源自90年代中國思想界“左右”雜糅的復雜性,也凸顯了80年代“新啟蒙主義”的思想限度。

三是文化保守主義路徑。如果說“新左派”是回到50—70年代的社會主義經驗中尋找資源,那么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義步子邁得更大:重回現代“新儒家”與文化傳統。“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陳明就曾批評“新左派”注重的更多是思想的傳播而不是思想的深化(24)。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性反思似乎更為“深刻”,他們對啟蒙、革命的重審,主要源于“發現了激進的革命立場與僵化的全能主義之間的同構關系”(25)。于是,90年代初,曾為80年代“新啟蒙主義”主要倡導者的李澤厚,率先提出“告別革命”,觸及了革命背后的諸多思想預設與理論資源,如歷史決定論、二元對立等都得到了一定的反省(26)。蕭功秦則在此基礎上提出“新保守主義”(27)。有學者將這一思潮的主要表征概括為兩點:其一,“表現在對80年代文化熱的懺悔自罪心情……對80年代文化精神高揚的清算是新保守主義的一個共同傾向”;其二,“回歸傳統文化”(28)。簡言之,“新保守主義”不僅要消解80年代的神圣性,還要重估五四的反傳統,嚴家炎、袁偉時等人基本延續了80年代對五四反傳統的肯定態度,而余英時、王元化等學者則強調傳統與現代絕非簡單的對立,全盤否定傳統會導致嚴重的道德失范與無根化,不利于新的開放、自由、民主社會的形成(29)。通過激烈的論爭,后者的觀點逐漸得到學界承認,過去文化保守主義所遭受的惡謚也得到了正名,這一轉變與當時的“國學熱”一起構成了90年代的主要文化氛圍。事實上,無論是“新儒家”對激進主義的批判,還是“國學熱”的興起,不同派別的學術主張的核心追求都是要重估中國文化的價值,進而重建新的文化價值觀,對以西方文化為樣本的全球性現代化運動起到治弊補偏的作用。正如德里克所描述的:“1980年代以來的儒學復興是全球后殖民話語在東亞的一種表現形式”,是“為‘替代性現代性’的論點服務的”(30)。

三

重讀實踐:90年代的告別

80年代的“文化熱”在沸沸揚揚地生產符號的同時,也暗含著利益與立場分化的風險,這一風險在90年代變為現實,有學者將其稱為重讀80年代的絕佳背景,80年代由此變成了90年代的感傷主義序幕(31)。從重讀的旨歸來看,一方面,當80年代尚處于“未完成”狀態,90年代便馬不停蹄地強行進入人們的視野,90年代為建立自身的合法性,需要以清理、反思80年代為前提;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以來文學視點下沉,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不斷侵襲,文學漸趨邊緣化,無論是作為一種文學創作風向標,還是批評的尺度,“現代性”越來越顯出闡釋的單一與無力。90年代欲突破這一文學困局,則需要重審80年代的“現代性”敘事。從具體徑路來看,文學史層面的重估,以及文學批評層面的文本再解讀,共同促生了90年代“告別80年代”的重讀思潮。

當90年代將80年代作為重讀對象,一個重要的徑路即文學史寫作,通過文學史的闡釋將80年代文學重新組織進新的敘事。在80年代前期,文學史寫作基本還是依附于政治史,諸如“新時期文學”等概念帶有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烙印。到了80年代中后期,學界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等文學史觀念,強調文學的世界視野與審美本體,關注文學史自身發展的內在機制,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對以政治史分期來結構文學史的反撥。此二者及其論爭無疑為后來的“重寫文學史”提供了理論與實踐上的方向指導。“重寫文學史”以審美史觀作為文學評價的新尺度,是對以往過分強調政治標準的反撥。不過由于其仍處于啟蒙主義文化思潮與現代化社會思潮的延長線上,“純文學”與“文學現代化”依舊是其重評所倚靠的主要價值尺度,這一標準將“十七年”作為80年代文學的反襯,不免帶有矯枉過正之嫌。90年代以后才真正實現了“重寫文學史”的整體實踐。與文學史著作高產的80年代相比,90年代文學史的編寫與出版更是達到了全盛期(32),其中包括在當代文學史上極具影響力的兩部史著: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與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洪著以歷史化的敘史方式解構80年代的文學神話,通過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考察,把整個當代文學描述為“一體化”(33)的文學。這樣做一是打破斷裂論,強化了80年代文學與上一時代的聯系;二是借由體制分析,揭示80年代文學的建構性與復雜性。陳著則通過對“民間”的發現,在共時性文學創作的研究中打撈“潛在寫作”(34),發掘80年代文學的“前史”,以“復線歷史”的建構突破主流敘事的單一遮蔽。二者共同揭示了80年代作為轉型期文學的復雜面貌。

綜觀這一時期當代文學史的重寫思潮,主要呈現三大特點。第一,90年代文學史書寫與出版熱潮實踐了“重寫文學史”的思想觀念,表現為多種以“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命名的史著的出版(35),整體觀照20世紀中國文學,并以“80年代文學”“90年代文學”這樣較為中性的概念替代“新時期文學”,打破了以往文學史編寫的政治分期。第二,90年代文學史重估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個人寫史的出現。所謂的個人寫史是相對集體編寫而言,編寫者擁有相對自由的表達空間,在文學史的觀念、架構、評價標準等方面能更好地發揮主體性。此外,還表現在對知識分子個人經驗、歷史細節的倚重。第三,在重寫文學史時,重新評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這可以說是對80年代末重寫文學史的糾偏。通過對文學史的重估,修正了50—70年代文學被妖魔化的現象,揭示出更為復雜的面向。這種“揭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對80年代文學的“祛魅”。

如果說對文學史的重估是從整體的歷史鏈條中重新定位80年代文學,建構起一個有關80年代文學的模糊影像,那么對80年代文學文本的重讀,則是填充這一影像的一幀幀畫面。早在1991年,謝冕、孟繁華、張頤武等人就展開了關于“文學走向九十年代”的筆談,謝冕直言作為一個文學階段的“新時期文學”已告終結,急流勇退后需要的是冷靜的回望與總結(36)。此后掀起了一波對80年代文學作品重讀的熱潮(37)。一些研究者紛紛在文學期刊上開設重讀專欄(38),更有季紅真《眾神的肖像》、李潔非《袖手清談》(39)等重讀80年代文學的評論集,顯示出不同于80年代的批評視角。

具體而言,90年代的重讀主要是針對現代性敘事的反思,大致循著前文所述的三重理論路徑展開。一是借后現代主義理論解構啟蒙主體,重審啟蒙現代性的中心神話。陳曉明將20世紀下半葉的精神流向概括為深度模式從建立到拆除(40),并借助后結構主義理論分析80年代先鋒小說的敘事策略與語言風格,強調這種后現代性并非對西方理論的簡單模仿,而是中國文學對“啟蒙現代性”的本土化解構,是80年代后期年輕一代作家對新時期構造的主流意識形態的一次逃離(41)。二是持“新左派”的批判視野,主要借助意識形態批評揭露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結構性暴力,或重釋50—70年代文學的現代性。蔡翔從80年代后期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入手,反思90年代市場化對日常生活的侵蝕。現代性的侵入在帶來多元價值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知識分子價值判斷的失語。而以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李揚的《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為代表的重讀實踐,則是借助當代西方文化理論重新進入50—70年代的經典文本,在文學市場化的背景下對大眾文藝作歷史化的文本解構,以揭示文學的時代轉型所面臨的困境。三是借鑒文化守成主義對傳統與現代關系的重構,重審傳統文化價值。尤其尋根文學對待傳統的曖昧態度在90年代“國學熱”的氛圍中逐漸顯露出來。南帆在重讀尋根文學時直言不諱道:“‘尋根’不過是借助了某些傳統文化構思出一幅幅寄寓理想人格與理想生存方式的圖景而已。”(42)這樣近乎“自戀”(43)的傳統認同,帶有文化本質主義的意味,將傳統視為靜止而純粹的歷史存在物,標舉“東方故事”的神秘。

此外,在90年代的重讀浪潮中,還有一個重要成果是王蒙主編的《全國小說獎獲獎落選代表作及批評》系列(44)。該書系收錄了1978—1988年全國優秀小說獎獲獎與落選的作品及其評論。作為一次再闡釋的集合,這套書既導源于“新時期復雜的文學表征”,又倚靠巨大文化轉型提供的“知識”前提(45)。細翻其中的重讀文章,不難發現它們的共性:其一,強調文本細讀,重讀文章大量篇幅用在對作品的構思、情節、藝術手法、思想內容的細致分析上。其二,由于拉開了一定的時間與心理距離,研究者對80年代的作品有了新的歷史認識,得獎的、被拔高的作品被還原,落選的、被忽視的作品被重新定義。在重評所借用的多重方法中,福柯的話語理論、詹姆遜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理論等后現代主義理論備受青睞。無論采取何種路徑,研究者在重評中始終持有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正如陳曉明在重評文章中所說:“不僅僅是重新認定某些作品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了一種歷史的趨勢和不可拒絕的變化,一種對歷史的追悼、懺悔和祭祀。”(46)

四

未完成性:重讀思潮的余響

“重讀80年代”的文學思潮從90年代蔓延至新世紀,依舊是學界熱點話題,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歷史化研究的重要分支。新世紀以來,像《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文藝理論與批評》等刊物仍在開設類似“重返80年代”“舊作重讀”等專欄。一批有關80年代回憶的著作在內地的出版與重版(47),更是掀起了80年代的“懷舊熱”。2005年,程光煒在《山花》《當代作家評論》發表80年代文學研究系列文章,明確提出“重返80年代”這一概念。他還與多位研究者合作,在《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刊物主持“重返80年代”相關欄目。2009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八十年代研究叢書”,更是在學界引起廣泛關注與討論。應該注意的是,“重讀80年代”與“重返80年代”并不能簡單畫等號,二者在學術出發點、方法論導向與最終效果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對于90年代的重讀思潮來說,一個最為重要的背景與訴求即“告別80年代”,同時為90年代文學鳴鑼開道。故在重讀過程中,對80年代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關系著對90年代面目的展現,反思的結果并非通向被還原的80年代的面目,而是被建構的80年代的真身。經由后現代話語的解碼,80年代的單調淺薄、二元對立等弊端暴露無遺。如此一來,90年代一方面確立起自身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重新打撈起50—70年代文學。可以說,90年代將50—70年代文學重新推進研究視野這一壯舉,是以塑造“有罪”的80年代為前提的。

新世紀以來,“重返80年代”系列研究旗幟鮮明地提出將80年代作為方法。具體而言,是要借助知識考古學的方式,考察部分知識和思想“被遺忘或被改寫”(48)的緣由。“重返”也就意味著他們對90年代的“重讀”實踐不甚滿意,試圖回到歷史現場,將從神壇跌入谷底的80年代重新拉回地平線。在方法上,90年代的重讀實踐更傾向于一種主觀、細碎的感受,思想史層面的重審則呈現出多重路徑的分裂與論爭。“重返80年代”則不同,在各專欄的主持人語中可以發現,他們反復強調歷史化,試圖通過史家批評的方式,將原本平行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路徑加以融合,更為集中地反思80年代。此外,雖然兩者都強調文本細讀,但90年代的重讀除了借助后現代主義理論方法,主要還是趨向于“新批評”所強調的“文本中心主義”;而“重返80年代”則將“細讀與歷史”拼合,強調“并不僅僅拘囿于作品文本的修辭、結構和故事,而是把這些敞開為一個更大的文本”(49),在文本解讀中,尋找社會實踐和作家心靈的契合點。不過,預設的宏大目標與實際效果總是存在距離,“重返80年代”能在多大程度上“重返”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頑固纏繞在80年代研究的二元對立范式與“斷裂論”也沒能被完全摒棄。李楊在批評洪子誠的“一體化”概念沒有超越等級制,而是重新回到“斷裂論”(50)的同時,得出了“沒有什么‘好的文學’,只有‘何種文學’‘誰的文學’”(51)的結論,最終走向了一種價值判斷上的“抹平論”。這樣高度抽象的概括,實際是以犧牲歷史感為代價的。

不過,以“重返80年代”為鏡子,也能映照出90年代重讀思潮的種種不足,在當下重審90年代的重讀實踐,不難發現其中的偏頗與局限。雖然我們從文學史角度將80年代與90年代區分開來,但時代的敞開意味著他們之間并非涇渭分明,80年代初見端倪的文學問題與文化論爭并未同80年代俱逝,而是流落到經濟、文化大轉型的90年代被重新討論。90年代文化市場的繁榮以及文化資本與權力的重新分配,對80年代知識分子文化英雄的身份與社會地位造成了極大沖擊。同時,被邊緣化的知識分子因選擇的不同而走向分化,在爭論中新的價值取向與觀念的涌入使得80年代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變得愈加復雜。一是在90年代“歷史的終結”與“告別革命”的呼聲中,某種帶有反思與反抗意味的“個人”被炮制出來,但這樣一種個人主體力量,在遠離80年代意識形態規約的同時,作為一個新“他者”仍會在某種程度上限制個體的自由,使得90年代看似多元與繁榮的思想論爭,更多只是一種姿態,是戴著鐐銬的舞蹈,80年代留下的很多問題并沒能得到根本解決。后現代主義的解構路徑通過對現代性的追問建立起自己的霸權地位,將80年代連帶著五四送上了批判席,并給他們扣上了一頂激進主義的帽子。然而這一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移植本身就存在錯位,即“后現代主義的西方的批判性、革命性平面移植到中國后的保守性的錯位,以及中華民族現代化歷史目標和后現代的先鋒性、超前性之間的錯位”(52)。張頤武等人對80年代帶有世紀末情緒的告別與超越,也沒能真正澄清現代性的諸多問題,反而在渲染后現代精神的同時,割裂了后現代性與現代性母體的聯系,重鑄了新的烏托邦。相比之下,“新左派”似乎更切近本土的社會現實,將重讀上溯至50—70年代文學,重審現代化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但這其中也存在明顯局限,“再解讀”意圖打碎對50—70年代文學單一的體制化敘述,但在借助具體的理論工具時,沒能有效地處理好理論的歷史性與時代的本土特殊性之間的張力,持一種“非/超歷史”(53)的態度。而新的研究啟示的獲得并不總能推進我們對歷史整體的認識,在豐富細部的同時,或許還要進一步思考如何“歸還整體的歷史”。同樣,“新保守主義”的反思與重審也存在問題,他們論爭的基本邏輯是以西方發展進程為參照,揭露西方現代性的危機,從而說明中國文化對現代性缺陷的救補作用帶有鮮明的文化民族主義色彩。然而“中華性”理念的背后仍是以西方為樣本的現代性訴求,難怪陶東風評價“新保守主義”在根本宗旨上,“并沒有違背或放棄80年代知識分子的民主化政治訴求,它對90年代以市場經濟為標志的社會轉型也持積極支持的態度”(54)。

二是從重讀的批評、文學史維度來說,90年代的重讀帶有一定的試驗性質,這也是由上述思想論爭所造成的。進入90年代,80年代中后期以文學性為中心的審美批評受到市場經濟大潮的無情沖擊,審美—政治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戰,社會—歷史批評的方法在文本重讀中又有抬頭的趨勢。不同的是,文學在90年代已不再能引起轟動效應,文化批評的出現,將文學泛化為文化現象,使得文學性問題被淡化,文本重讀習慣以意識形態分析來揭露80年代文學的政治性,或者挖掘50—70年代文學的審美性,其背后仍然有著審美—政治二元對立思維作支撐。重讀的意義在于彰顯文學與不同時代對話的結果,允許研究者站在不同角度重新進入文本,但無論如何,研究者都不能丟棄歷史意識,這對于文學史家來說尤為重要。歷史意識作為勾連文學史家個人生命體驗與社會意識的橋梁,既是研究者個人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限制其個人主體性的發揮,不過此種“限制”絕非被動,而是導源于研究者的社會責任與歷史擔當,如洪子誠在90年代修著時始終持“價值中立”(55)態度。可以說,研究者無法回避其所處時代,也難以剝離其所經歷的時代。將價值判斷暫時擱置并不是說歷史敘述可以完全離開價值標準,而是警醒我們要以科學的、歷史的態度審慎地反思。“告別80年代”絕不是不加分析地否定或者歪曲,只有處理好與80年代的關系,才能使90年代在歷史的延長線上現身,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重寫’不該導致重復以往那種窮盡真理的幻想”(56)。同樣的,重讀與重寫都不應該是否定式的,而是包含著批判與繼承的多元認同。歷史如一條不息的河流奔涌向前,仍有許多空白等待填充,有許多既定事實等待改寫,重讀也應是動態發展的。

注釋:

(1)見〔德〕漢斯·羅伯特·姚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第31-33頁,周寧、金元浦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2)本文所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等,皆指20世紀范圍內,不另注。

(3)蔡翔、羅崗、倪文尖:《八十年代文學的神話與歷史》,《21世紀經濟報道》2009年2月16日。

(4)賀桂梅:《80-90年代對“五四”的重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4期。

(5)見劉復生:《“新啟蒙主義”文學態度及其文學實踐》,《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年第1期。

(6)蔡翔:《工業化,還是去工業化——現代化在1980》,《文藝理論與批評》2024年第2期。

(7)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死火重溫》,第55、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關于新時期文學主題論說,見季紅真:《文明與愚昧的沖突——論新時期小說的基本主題》,《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3、4期;曹文軒:《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雷達:《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新時期文學主潮論綱》,《文學評論》1987年第1期等。

(9)見甘陽:《80年代文化討論中的幾個問題》,甘陽主編:《文化:中國與世界》第1輯,第2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10)劉再復、林崗:《論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第108-109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1)(31)張旭東:《重訪八十年代》,《讀書》1998年第2期。

(12)洪子誠將此過程描述為“尤其是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負面效應,使他們意識到現代化發展本身具有的矛盾。最重要的是,隨著市場調節機制的形成和消費文化的成熟,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中的作用和位置趨向‘邊緣化’”。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38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3)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第3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14)見楊小濱:《意義熵:拼貼術與敘述之舞——馬原小說中的后現代主義》,《文藝爭鳴》1987年第6期;王寧、陳曉明:《后現代主義與中國當代先鋒文學》,《人民文學》1989第6期等。

(15)張頤武強調這種轉型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是“大眾文化與傳播媒介間的裂痕被迅速彌合的過程”,其次是“在高級文化和純文學領域中出現了對傳統的規范性話語的‘回返’,出現了對‘新時期’文學的激進性探索和實的逆向運作”。見張頤武:《論“后烏托邦”話語——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一種趨向》,《文藝爭鳴》1993年第2期。

(16)陳美蘭就強調這是“一種人為的‘錯位’”。見陳美蘭:《文學新時期的意味——對行進中的中國文學幾個問題的思考》,《文學評論》1994年第6期。

(17)90年代,國內對于后現代主義的譯介與研究成果頗豐,重要的譯著、編著有〔荷蘭〕杜威·佛克馬、〔荷蘭〕漢斯·伯頓斯編:《走向后現代主義》,王寧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王岳川、尚永編譯:《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美〕伊哈布·哈桑:《后現代轉向:后現代理論與文化論文集》,劉象愚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重要著作有王岳川:《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張頤武:《在邊緣處追索:第三世界文化與當代中國文學》,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研究論文有千余篇。

(18)王寧:《自序》,《后現代主義之后》,第3頁,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

(19)所謂“新左派”也只是一個具有相對一致性的派別劃分,有學者認為,人文學界并不存在“新左派”,只有“重新思考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關系”這樣一種研究思路。見賀桂梅:《人文學的想象力》,第32頁,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20)許紀霖、羅崗等:《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第196頁,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7。

(21)汪暉:《當代中國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文藝爭鳴》1998年第6期。

(22)汪丁丁:《啟蒙死了,啟蒙萬歲!——評汪暉關于“中國問題”的敘說》,《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3期。

(23)錢永祥:《現代性業已耗盡了批判意義嗎?——汪暉論現代性讀后有感》,賀照田主編:《后發展國家的現代性問題》,第3-15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4)(25)許紀霖等:《啟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第240、47頁,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7。

(26)見劉再復:《序: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李澤厚和他對中國的思考》,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第21-31頁,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5。

(27)蕭功秦所謂的“新保守主義”,是“在尊重傳統秩序的歷史延續性的基礎上的、漸進現代化的思想理論”。見蕭功秦:《歷史拒絕浪漫:新保守主義思潮的崛起》,《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第55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8)趙毅衡:《“后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禮教下延之后:中國文化批評諸問題》,第132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29)見余英時:《中國近代研究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王元化:《對于“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文藝理論與研究》2000年第1期。

(30)〔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時代的中國》,第101頁,董一格、李冠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2)據相關數據統計,1990-2010年公開出版的當代文學史著作達136部,這相當于1949-2019年公開出版的210部當代文學史著作總量的三分之二。見曾令存:《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史》,第153-154頁,北京,北京出版社,2023。這一數據只指當代文學通史,不包括小說史等其他專題史,且不同研究者與專著在統計時存在檢索與統計標準的差異。

(33)在洪子誠看來,“一體化”內涵復雜,首先指的是文學的演化過程,其次是指這一時期文學組織方式、生產方式的特征,另外還是這一時期文學形態的趨向特征。見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第188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34)陳思和:《前言》,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7-8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35)據統計,1990-2010年間中國內地出版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著作共有7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共有23部,還出現了一些相關命名的研究叢書或論文集。見曾令存:《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史》,第154頁,北京,北京出版社,2023。

(36)謝冕等:《“文學走向九十年代”筆談》,《當代作家評論》1991年第5期。

(37)據數據庫檢索的不完全統計,1990-1999年與“重讀”相關的期刊論文有200余篇,其中重讀80年代的有40余篇,約占總數的五分之一,足見研究界對80年代文學重讀與反思的重視。

(38)如孟繁華在《小說評論》1995年第2-6期開設的“名作重讀”專欄,戴錦華在1994-1995年間發表于《文藝爭鳴》《文學評論》等處有關女作家的重讀文章等。

(39)見季紅真:《眾神的肖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李潔非:《袖手清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

(40)陳曉明:《拆除深度模式——二十世紀創作與理論的嬗變流向》,《文藝研究》1989年第2期。

(41)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第11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42)南帆:《札記:關于“尋根文學”》,《小說評論》1991年第3期。

(43)見孟繁華:《啟蒙角色再定位——重讀“尋根文學”》,《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丁帆:《鄉土——尋找與逃離》,《文藝評論》1992年第3期;賀仲明:《“歸去來”的困惑與彷徨——論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情感與文化困境》,《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等。

(44)見王蒙主編:《全國小說獎獲獎落選代表作及批評》系列,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

(45)見張頤武:《個人主體:新時期文化發展的關鍵——〈全國小說獎獲獎、落選代表作及批評·短篇卷〉序》,王蒙主編:《全國小說獎獲獎落選代表作及批評》,第1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

(46)陳曉明:《重評1987-1989年部分獲獎及落選中篇小說》,王蒙主編:《全國小說獎獲獎落選代表作及批評》(中篇下),第1631頁,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

(47)如曠晨、潘良主編:《我們的八十年代》,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王曉梅主編:《記憶長河·懷舊八十年代》,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査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原為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文化意識》“反叛篇”和“彷徨篇”的合訂本,200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

(48)程光煒、李楊:《重返八十年代 主持人的話》,《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1期。

(49)程光煒、黃平:《重返八十年代·細讀與歷史 主持人的話》,《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5期。

(50)見李楊、洪子誠:《當代文學史寫作及其相關問題的通信》,《文學評論》2002年第3期。

(51)李楊:《“好的文學”與“何種文學”、“誰的文學”》,《南方文壇》2003年第1期。

(52)徐友漁:《后現代思潮與當代中國》,《開放時代》1997年第4期。

(53)見唐小兵等:《文化理論與經典重讀——以〈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為個案》,《文藝爭鳴》2007年第8期。

(54)陶東風:《90年代文化論爭的回顧與反思》,《學術月刊》1996年第4期。

(55)洪子誠說:“對于啟蒙主義的‘信仰’和對它在現實中的意義,不愿輕易放棄;即使在啟蒙理性從為問題提供解答,到轉化為問題本身的90年代,也是如此。”見李楊、洪子誠:《當代文學史寫作及其相關問題的通信》,《文學評論》2002年第3期。

(56)劉再復:《“重寫”歷史的神話與現實》,《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第3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