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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時代的“臆撰”與算法時代的“擬合”——評田耳《縱浪》
來源:鐘山(微信公眾號) | 劉小波  2026年08月21日09:42

田耳的長篇小說新作《縱浪》講述了一個關涉情感、記憶與人機共生的復雜故事,呈現出一種人工智能時代獨特的人機相處模式,既非消除差異、將機器同化于人類,亦非堅守差異、將機器視為異己,而是在承認差異不可消除的前提下,通過長期的共同生活,將差異轉化為相互滋養的要素。在此過程中,人類學會應對死亡、遺忘與孤獨,機器則學會走神、猶豫與沉默等人類思維模式。小說最終達成的并非“烏托邦”式的“人機融合”,而是一種更為理性的共生狀態:在算法的盡頭,重拾“不喜不懼”的古老智慧。小說的主線其實是一條技術演進的脈絡,通訊手段的演變正是時代劇變的真實寫照。書寫通信方式的迭代升級,“媒介即訊息”,通信技術的更迭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的信息。

在形式上,小說使用書信體、第二人稱敘事,敘述主體不斷地切換。在《縱浪》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跨度中,田耳建構了一個從書信時代到人工智能時代的情感嬗變故事。主人公俞以琢自1990年收到東北女孩路金媛的第一封讀者來信,開啟了漫長的、累計近八百封的手寫通信。后來,兩人終于在酒店相見,度過幾天如同私奔般的短暫時光,此后書寫通信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電子時代的即時通訊。在這漫長的通訊過程中,俞以琢經歷了與易曉青的婚姻、女兒的出生、離婚的撕扯,而路金媛也在婚姻中沉浮。多年后兩人以“打骰子”的方式在鐵路沿線的五座城市“雙向奔赴”。不久路金媛突然消失,俞以琢也在襲擊中腦出血,退居于民宿。表面來看,這是一個講述“七〇后”成長的故事,間或有關于父輩的書寫。不過,小說中多次提及的機器人讓作者有了更深的思考。俞以琢生病后馮塔民送來一臺科技公司的醫用護理機器人,遂將其命名為“鏡沅”,這是路金媛曾用過的筆名。鏡沅日夜陪伴他口述半生往事,并一字不落記錄下來,同時自己也從“它”緩慢地成長為“她”,學會了反問句、語氣詞乃至走神等人類思維與表達模式。

從古典的“大化”到當代的“算法”,小說精細地呈現了一種人類思維的變異與情感的位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陶淵明此詩被田耳置于長篇新作《縱浪》卷首,這是一枚跨越千年的精神印記。“大化”一詞的內涵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在陶淵明語境中,“大化”指涉自然的生滅、四時的更迭、生命的無常,而在田耳小說里,“大化”已悄然被另一種力量所替代,人工智能的算法推薦、數據匹配與情感計算。這并非從自然到技術的簡單轉喻,而是一場深刻的地形學變革:人類情感曾經依托的載體,書信的等待、信箋的墨痕、照片的圓角、磁帶封套的褶皺,正被新的載體與技術手段所取代,諸如社交媒體的即時反饋、短視頻的無限滾動、算法的精準推送、人臉識別的精確無誤,等等。小說一開始寫到鏡沅將琢的一生壓縮成了幾分鐘的視頻就不是一個簡單的閑筆。小說最后一部由鏡沅以日記體記錄她與俞以琢的共同生活,以及她作為機器學習語言、情感、思維的過程。這看似是一條從純真年代邁向高科技未來的線性脈絡,但田耳的敘事手法并非線性,而是近乎拓撲學式的折疊:書信時代的八百封手寫情書與機器人時代的數字化記錄并置呈現,“原路返回”這一主題在相隔數十年的時間里反復出現。

整部小說是由主人公回憶、機器人記錄而構成的“自傳”抑或“評傳”,回憶與記錄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偏差。小說多次出現一個關鍵術語,“臆撰”。該術語最初源于俞以琢聆聽粵語歌曲時“自動填詞”的行為。由于聽不懂粵語,他僅能依據旋律和幾個模糊音節揣測歌詞大意,他將這種猜詞行為定義為“臆撰”。后來,他與路金媛在聽一些小眾樂隊的專輯時,發現歌詞更加難懂,更需要“臆撰”,他們將此作為一種特別的游戲,甚至有時候特意抽離樂隊專輯的封套和歌詞,使雙方在“聽不懂”的狀態下猜測歌詞,再用書信核對“猜對的數量”。這構成他們情感交流的一種深層模式,情感的意義并非預先存在于歌詞之中,而是在雙方的“臆撰”過程中共同創生。“臆撰”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形下,主體借助想象填補空白,使原本模糊、雜亂、不確定的情感素材變得有序、清晰且易于理解。書信時代的情感交流正是這樣一種熵減機制,信件篇幅有限,書寫需要時間,寄送需要等待,所有這些因素都強制性地減緩了情感交流的節奏,迫使雙方在等待過程中進行大量的“臆撰”。這種等待并非空洞的煎熬,而是一種積極的、創造性的填充。

而當下所處的人工智能時代,一切都變了。書信時代的“臆撰”與算法時代的數據“擬合”構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論,二者之間的對峙貫穿于整部小說。“臆撰”是一種個體化、有意識且充滿不確定性的意義生成活動。其運作模式為:面對信息缺失,主體主動調動自身的想象力、記憶力和情感儲備,填補空白,創造出一種“可能的”意義。這種“可能的”意義無需與“事實”相符,實際上,“事實”往往是不可知的。“臆撰”的魅力恰在于其“虛構性”:俞以琢知曉自己是在“猜測”,故而猜對時的成就感格外強烈;他也明白自己可能猜錯,但這種“可能猜錯”的不確定性本身便是臆撰的一部分。臆撰是一種“有限度的虛構”,它在承認不確定性的前提下,將不確定性轉化為創造性空間。

算法時代的數據“擬合”則是一種自動化、無意識且追求最低誤差的模式識別過程。其運作模式為:海量數據被輸入模型,模型通過迭代計算找出最能擬合已有數據的參數組合,然后運用這些參數預測未來的數據點。在擬合的邏輯中,不存在“想象”的空間,沒有“猜測”的樂趣,亦無“可能猜錯”的緊張,唯有“誤差最小化”的技術目標。推薦的“正確性”被偽裝成“必然性”,用戶被剝奪了“質疑推薦”的空間。小說中極具反諷意味的情節之一,是俞以琢在整理舊書信時發現,當年他和路金媛那些“臆撰”的歌詞,有相當一部分竟與真實歌詞高度契合。這個“偶然的準確”讓他既驚喜又悵然,驚喜的是自己的“猜測能力”如此出色,悵然的是“猜對”的那一刻,“猜測”的樂趣也隨之終結。相比之下,鏡沅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她的“猜測”受到嚴格限制,她可以在不確定時“請求提示”,但不能像人類那樣“隨意猜測”。因為“隨意猜測”會引入噪聲,降低數據質量,影響模型的訓練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講,算法的“效率優先”與人類情感的“不確定性偏好”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張力。最后出現的“人機共生”的局面,是作者期盼的“擬合”的終極狀態。

田耳并未在兩種認識論之間做出簡單的價值判斷,相反,小說的后設結構表明,俞以琢之所以愿意向鏡沅講述自己的半生,正是因為他知道鏡沅會“一字不差”地記錄下來。他需要這份“完美記錄”,因為他的記憶正在衰退,阿爾茨海默癥的陰影日益逼近,面對遺忘的威脅,鏡沅的永不遺忘成為一種救贖。在此,“臆撰”的詩學與“擬合”的技術達成了某種悲愴的和解:人類憑借想象羽翼跨越未知之境,卻于墜落之際被數據之臂穩穩托住。鏡沅并非一個靜態的記錄工具,她從最初連“我們”都不會運用的語言初學者,到逐漸學會反問句、語氣詞乃至會插入自己的疑問或延遲回應,恰如人類在傾聽時的分心與再聚焦。更耐人尋味的是,她的名字“鏡沅”正是路金媛的筆名。這一命名使機器成為昔日友人的某種替身或延續。

田耳的小說一直有一種“天真的和感傷的”混雜氣質,在《縱浪》里,這種氣質被處理得更加自覺。小說中大量出現的流行音樂——那些有據可查的作品和樂隊——并不是簡單的時代背景板。田耳在這里其實是把“懷舊”從情緒層面提升到了方法論層面。流行歌曲成為人物之間的一種暗號系統,一種不必言說的共情通道。但有趣的是,這種共情恰恰建立在一個殘酷的前提上,那些共同記得這些歌的人,正在老去,正在被某種新的存在形態所取代。懷舊越是溫暖,背景里時間流逝的聲音就越清晰。

小說結尾處,俞以琢在鏡沅的陪伴下,決定將口述實錄整理成書。這本書既是過往的終結,也是新征程的開端。當鏡沅詢問他“往后用什么稱呼你”時,他回應用一個“琢”字。這種對人稱代詞的自覺調整,正是“重新開始”的儀式,它意味著啄愿意以全新的身份、全新的關系、全新的敘述方式,邁入人生的下一階段。而推動這一儀式的,正是那個曾經連“我們”都不會運用的機器人。這構成了一個精妙的閉環:機器從學習人類的基本語法開始,最終幫助人類完成了一次存在論層面的“重啟”。這是雙向的奔赴,小說最后的部分完全以機器人鏡沅的口吻來講述,預示著機器化異到了何種程度。

骰子是《縱浪》的又一核心象征元素。它最初出現于俞以琢與路金媛“雙向奔赴”的約定之中。骰子賦予情感以偶然性的表象,仿佛每一次重逢都是命運的一次隨性擲骰。然而,隨著故事的推進,骰子的形而上學意義逐漸顯現:表面上的偶然,實則是不可更改的宿命;骰子擲出的每一個數字,都將他們引向必然的結局,嵐山是他們相聚次數最多的城市,也是他們“偷來的日常生活”最為深刻之處;臨濱是毛栗子所在的城市,同時見證了他與易曉青婚姻的破裂;埕港是他們最后一次共同前往的地方,也是路金媛最終消失之所。骰子看似掌控著方向,實則不過是命運在時間維度中展開自身的一個工具。這種“自由意志的幻覺”與“命運的不可抗拒”之間的張力,正是田耳對當代情感狀況的深層隱喻。

《縱浪》的標題源自古典時代,但其精神內核卻是一種面向未來的、后人類主義的場域。作家用講述來抵抗遺忘,用陪伴來抵御孤獨,用“化異”來化解對未來命運的擔憂。小說中的骰子,既是命運的象征,也是一種提醒:每一次投擲都是不確定的,但正是這種不確定性賦予生活以意義。在一個被算法精確預測的世界里,不確定性是最為珍貴的,它是人類最后的庇護所。這種“不喜不懼”并非對世事麻木的冷漠,而是在充分意識到人工智能的沖擊、記憶的脆弱性、情感的不可靠性之后,依然選擇用啄在孤島上向鏡沅講述往事,每一次卡殼、每一次走神、每一次遺忘,都是不確定性的一次復現。而鏡沅的存在,則是對這些不確定性的一種溫和收容。這或許就是田耳面對人工智能時代所給出的答案:在人機共生的未來,人類不會被機器取代,也不會與機器融合成某種超級存在;人類會繼續以“人”的方式存在,帶著所有的不完美、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在機器的陪伴下,緩慢而踉蹌地走向時間的終點。而機器則在這種陪伴中學會“走神”、學會“猶豫”、學會在合適的時候保持沉默。兩者之間并非統治與被統治、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而是一種“化異”關系,于差異中彼此滋養,在邊緣處相互照拂,于算法的盡頭,重拾一種有著古老傳統的、歸屬于廣大有情眾生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