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紙面到生活,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插畫”
近日,由中國美協主辦的首屆現代插畫藝術大展在上海啟幕。從紙面圖像到城市公共空間,從傳統出版物到數字媒介,插畫早已滲透到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參與文化生產、留存時代記憶的重要視覺表達。本期的三篇文章圍繞插畫的歷史根脈、創作現場與未來發展展開探討,為我們帶來有關插畫藝術的獨特觀察與思考。
——編 者
以現代視角重新看見插畫
□金江波
如何定義“現代插畫”構成了首屆現代插畫藝術大展策劃過程中最重要的思考起點。如果把插畫僅理解為書籍中的插圖,那么一場插畫展似乎只需要遴選一批優秀的美術作品,將它們呈現在美術館之中即可。但現代插畫顯然已經遠遠超越了這一范疇。它可以進入日常消費與生活,也可以進入數字智能等新的視覺領域;它既是一種圖像創作,也是一種持續進入生活、參與傳播、介入文化生產的視覺方式。因此,“現代”二字意味著必須重新審視插畫的內涵、外延以及它與時代生活之間的結構性關系。
從插圖到視覺文化
現代插畫不能只從架上繪畫的角度來理解,更不能只從繪畫技法來定義。現代插畫的形成,本身就是現代原創視覺藝術傳播發展的結果,是視覺現代性在中國落地的重要表征。這一過程標志著插畫從“附屬于文字的插圖”向“具有獨立傳播功能的視覺文化”的范式轉換:插畫不再僅僅是文本的補充,而開始擁有自身的敘事邏輯、傳播渠道和社會功能。理解這一范式轉換,是理解現代插畫的前提。現代插畫的“現代性”,本質上不在于風格的新舊,而在于它與現代傳播體系、現代城市生活和現代公眾之間的結構性關聯。
現代出版制度和傳播渠道的不斷完善,使插畫不再只是書籍中的附屬圖像,而逐漸成為現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為什么此次展覽沒有直接從“入選作品”展開始,而是在展覽開端設置“圖起申城”板塊——現代插畫不只存在于某一位藝術家、某一件作品身上,而孕育于現代印刷、出版、商業、教育、城市生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共同形成的視覺生態之中。
若現代插畫是一種與現代生活高度相關的視覺藝術,那么上海就不能只是展覽的舉辦地,而更應該成為理解現代插畫的重要策源地。這里的“策源”并非地理意義上的起源敘事,而是指一種城市機制:出版業的集聚效應、商業資本的視覺需求、中西文化的交匯碰撞、市民社會的文化消費,共同構成了現代插畫得以生發的社會土壤。插畫由此不再只是“插圖”,而逐漸成為現代生活的視覺組成部分。現代插畫的誕生,與現代城市生活本身密切相關。
從精神傳承到藝術互鑒
在插畫的歷史發展進程中,1946年成為一個重要節點。2026年恰逢張光宇《西游漫記》、張樂平《三毛從軍記》、廖冰兄《貓國春秋》三部作品發表或傳播80周年。三部作品分別借助傳統神話、兒童形象與荒誕諷刺介入現實,卻共同體現了中國現代視覺藝術的重要傳統:以圖像觀察現實、以敘事回應時代、以視覺記錄社會。這一傳統的核心,是一種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它不是對現實表面的模仿,而是通過視覺敘事對社會現實進行批判性介入。
如今重新回望20世紀40年代的這些經典作品,是對插畫藝術蘊含的精神價值的再次挖掘。盡管從紙媒到AI數字圖像,藝術媒介與技術不斷革新,但視覺藝術理解現實、書寫時代的核心使命始終不變。對這一精神譜系的梳理,也為當代插畫創作提供了重要的價值參照——技術可以迭代,媒介可以更替,但視覺藝術介入現實、回應時代的責任不應消解。
此次展覽的“東西對話”,是一次有意的策劃延展。2026年也是《尼爾斯騎鵝旅行記》誕生120周年,三毛與尼爾斯兩大中外經典兒童形象于上海跨時空相遇。三毛承載中國現代連環漫畫記憶,尼爾斯連接著北歐文學、自然觀念與兒童成長敘事,二者的并置形成獨特的視覺文化對話。此次形象聯動不僅是藝術IP的碰撞,更是意在探討插畫如何跨越語言、地域與文化邊界,成為人們理解彼此、共同想象美好世界的視覺語言,其實質則是兩種文化傳統在視覺層面的相互辨認與相互豐富。這次對話是中外藝術交流的縮影,也為中國插畫的文化出海提供了啟示:真正的文化“走出去”不是單向的傳播,而是在平等對話中建立可共享的視覺經驗。上海作為這一對話的發生地,既延續了其作為中西文化交匯樞紐的歷史地位,也彰顯了其在當代文化交流中的獨特價值。
從公共性到人民性
新中國的現代插畫創作兼具人文文脈傳承與時代紀實價值。此次特邀展區以1949年以來插畫發展歷程為脈絡,匯聚老、中、青三代創作者的代表性作品,完整展現現代插畫從傳統到當代、從本土走向世界的傳承與創新脈絡。展覽輔以時代出版物、歷史文獻、生活物件等實物素材,直觀呈現插畫全面滲透國家文化傳播、兒童美育、商業工業及大眾日常生活的發展軌跡,見證插畫從紙面藝術延伸至社會生活、與時代共生成長的蛻變過程。
現代插畫從來不是封閉在美術館中的精英藝術,而是天然具有面向公眾、服務社會的品格。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宣傳畫、連環畫,到改革開放后的商業插畫、書籍裝幀,再到當代的IP形象、數字插畫,插畫始終與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它既是藝術的,也是大眾的;既是審美的,也是實用的。這種人民性品格,使插畫在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使此次展覽突破傳統架上美術展“展示作品”的單一邏輯,讓作品及其歷史載體成為理解媒介變遷、社會發展與生活方式變化的視覺入口。
現代插畫是走入生活的藝術,是具有城市文化價值的公共文化實踐。此次展覽突破了傳統美術館邊界,以承載城市記憶的上海四行倉庫為主展場,并進一步延伸至蘇河沿岸更多城市公共空間與城市地標,打通歷史與當代的對話。展覽把插畫裝置、光影互動、創意IP植入現實城市場景,開幕活動也走向城市天臺,融入夜間公共場景,以光影秀、插畫市集等形式拉近藝術與大眾的距離,讓藝術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展覽助力現代插畫走進人民城市,推動插畫繼續立足時代現實,堅守面向大眾的公共品格,將數字技術融入城市建設,使之成為城市更新、文旅融合、公共美育的重要視覺載體。可以說,首屆現代插畫藝術大展真正想呈現的,并不是舉辦一次規模更大的“插畫作品展”,而是希望通過一次展覽,重新建立人們理解插畫的時代坐標。
(作者系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執行院長、中國美協理事,首屆現代插畫藝術大展學術主持)
圖像何以進入時代
——中國現代插畫的源起、發展與時代回響
□王 斌
一幅圖像,為什么會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
今天,插畫無處不在:書籍、報刊、廣告、包裝,乃至城市公共空間與數字媒介,都成為它的載體。正因如此,插畫早已成為大眾最“日用而不覺”的美術形式、文藝作品最親密的視覺“搭子”。但回望歷史,現代插畫從來不僅僅只是一個“配角”。它始終與人的生活、社會變遷和技術進步相互連接。因此,現代插畫的發展史,也是圖像不斷進入大眾傳播、進入社會生活,并參與塑造時代記憶的歷史。
中國現代插畫的源起與近代印刷技術和傳播方式的變革密切相關。19世紀后期,石印技術傳入中國,圖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批量復制與廣泛傳播能力。1884年創刊于上海的《點石齋畫報》,以圖文結合的方式記錄城市生活、社會新聞,成為近代中國圖像傳播的重要案例。
這不僅是技術革新,更是圖像獲得社會傳播能力的轉變,圖像從依附典籍走向大眾化閱讀。吳友如、周慕橋等畫師開始面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將生活經驗轉化為大眾能夠理解和傳播的視覺形象,傳統畫師也由此逐漸轉向職業圖像創作者。
進入20世紀,上海現代出版業逐漸形成體系,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為插畫提供了穩定的生產與傳播平臺。教科書、小說、兒童刊物中的插畫,使圖像能廣泛參與知識傳播、文學敘事與兒童美育。文字解釋世界,圖像則讓世界變得“可見”,并將新的知識與生活方式轉化為大眾更易理解、記憶與仿效的視覺經驗。
20世紀上半葉,上海的商業競爭、城市消費與現代廣告共同催生了獨具時代特色的月份牌。鄭曼陀、杭穉英等藝術家將傳統繪畫、擦筆水彩與西方繪畫技法結合起來,使人物、商品、都市生活成為大眾視覺文化生活的重要內容。
月份牌的意義,并不只是繪畫技巧上的創新,更在于它讓藝術與商品、品牌和城市消費發生了直接聯系。商標、包裝、廣告畫,都成為了大眾生活中的視覺記憶。與此同時,馬利工藝社等現代畫材企業的發展,也為原創圖像的生產提供了更加穩定的物質條件。
出版生產、商業傳播、工業制造與大眾消費,共同構成了現代插畫的生存環境。因此,中國現代插畫從誕生之初就沒有完全封閉于“純藝術”的體系,而是在藝術、設計、出版、商業和社會生活之間不斷流動。這種開放性,恰恰構成了中國現代插畫的重要特征。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插畫廣泛出現在科學傳播、工業宣傳、農業知識、交通廣告、兒童教育和都市刊物之中。復雜的科技知識可以通過圖像變得直觀,陌生的現代工業可以通過視覺形象進入大眾視野,新的生活方式也借助廣告圖像被不斷想象和傳播。插畫因此不僅記錄生活,也參與塑造人們對于生活的想象。30年代至40年代,民族危機與社會動蕩進一步改變了現代視覺藝術的面貌。木刻、漫畫、宣傳畫、報刊插圖和連環畫等多種視覺形式共同進入社會傳播,以更加直接、通俗的語言表現戰爭、苦難、抗爭與民族覺醒。這構成中國現代插畫發展中極具價值的精神傳統:藝術并不遠離現實,而是在社會需要的時候,以自己的方式回應人民、回應生活、回應時代。
今天,我們將中國現代插畫放在世界范圍內觀察,可以發現,它與印刷技術、出版業、大眾傳媒、商業社會和現代城市的發展聯系更加密切。它在傳統繪畫與版畫、年畫等民間藝術,以及書籍裝幀、戲曲藝術、文學敘事等文化資源中汲取養分,并與現代傳播體系不斷融合,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特征的視覺語言。
首屆現代插畫藝術大展將1946年作為重要歷史節點,正是希望從這一時期尋找中國現代視覺藝術回應時代的精神資源。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創作,以神話、兒童形象、社會寓言和幽默諷刺等多樣方式介入現實,將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為現代視覺表達,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意識與社會關懷。
這些作品的價值在于,它們共同回答了一個問題:一個時代應該如何被圖像記錄、理解和表達。優秀的現代插畫從來不是現實的簡單復制,而是通過圖像重新組織現實、觀察生活、回應時代,并將個體經驗轉化為共同的視覺記憶。
所謂“現代插畫”,并不是與傳統插畫割裂開的新概念,而是對這一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今天,插畫依然保有手繪、敘事、造型和審美等基本特征,但其媒介和應用場景已發生巨大變化,正在進入新的視覺生產領域。
這一歷史進程中,變化最大的是技術;而沒有改變的,則是插畫與時代生活之間的關系。當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圖像,當數字平臺可以讓一幅作品迅速抵達世界各地,插畫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只是“怎樣畫得更好”,而是“為什么畫”“畫什么”以及“什么值得被畫”。
技術越發達,創作者的文化判斷、生活經驗和原創能力反而越顯重要。因此,現代插畫真正需要繼承的,不是一套固定風格,而是一種不斷回應時代的能力。當歷史文獻、商業包裝、兒童讀物、經典作品與當代創作并置,不同年代的圖像之間就形成了對話。我們看到的,是一條不斷向生活延伸的原創視覺藝術脈絡。從紙張到屏幕,從書頁到城市,從出版物到公共空間,從手繪到人工智能,插畫始終在尋找新的傳播方式,也在不斷尋找新的表達對象。
但這種開放也需要保持必要的警惕。當插畫與商業、IP生產、數字娛樂等消費語境的互動日益強化,創作者不能因此而失去對生活的觀察和對文化的思考;當技術不斷降低圖像生產門檻,創作者也不能讓視覺效果取代原創觀念;當人工智能技術可以生成無數精美圖像,更需要我們重新確認人的經驗、判斷和創造為何不可替代。
插畫的未來,不在于無限擴張邊界,而在于每一次跨界之后,仍堅守自身的文化判斷與視覺價值。如今,現代插畫步入新時代,它既要傳承面向生活、面向人民、面向時代的創造精神,也要繼續探索數字技術與國際交流的更多可能。百余年來,時代塑造圖像,圖像也不斷重塑著人們對時代的認知。回望現代插畫,不只是回望中國原創視覺藝術的過往,更是叩問:當下的現代插畫,能否沉淀為未來的時代記憶。
(作者系上海美協漫畫與動畫藝術委員會委員)
插畫的視覺新質與跨界新生
□謝曉宇
當下,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的飛速發展正在深刻改變著大眾文藝的形態、催生新的文藝類型。伴隨著新大眾文藝的蓬勃生長,藝術如何感知生活、組織經驗、抵達大眾,也面臨新的課題。
作為與時代生活聯系尤為緊密的藝術門類,插畫正處在這一變化的前沿。它早已越出書頁,進入影像、游戲、城市空間和數字平臺,并與公共藝術、文化產業、人工智能技術不斷交匯。值得討論的是,這些變化如何進入藝術語言內部:圖像如何重新組織今天的生活經驗?新的媒介條件又在怎樣改變插畫的表達方式與存在形態?現代插畫的“視覺新質”與“跨界新生”,需要從這些正在發生的變化中加以理解。
傳統插畫長期與文學文本、出版傳播相伴,其重要功能之一,是把文字和故事轉化為可視形象。文本提供敘事基礎,圖像參與說明、補充和闡釋。這一傳統至今仍是插畫藝術的重要組成,卻已難以覆蓋今天插畫實踐的豐富面貌。越來越多的創作開始以圖像自身建立敘事。色彩、造型、空間、符號和視覺節奏可以制造情緒、提出問題,也可以形成文字難以替代的感知經驗。圖像由解釋既有內容進入意義生產,現代插畫也由對現實的視覺再現,延伸到對現實經驗的視覺生成。這種生成植根于生活。
城市日常、地方記憶、青年情緒、社會關系,以及技術帶來的生活變化,都可以經過視覺語言重新組織。個人經驗因此獲得公共表達,熟悉的日常也有了重新組織與表達的可能。藝術不僅表現可見之物,也使那些尚未被充分感知的經驗獲得具象形態。現代插畫的“視覺新質”,首先體現為這種組織經驗、生成意義的能力。
人工智能又把這一問題推到了更加尖銳的位置。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大幅提升了圖像生產效率,技術能力越強,藝術判斷的重要性越凸顯。當圖像生產越來越便捷,畫什么、為什么這樣畫、選擇怎樣的視覺結構、作品持有怎樣的文化立場,反而成為更關鍵的問題。當“畫得出來”越來越不是問題,“為什么這樣畫”就重新成為藝術的問題。因此,真正具有“新質”的視覺創造,仍然需要新的經驗、新的判斷,以及藝術家面對時代生活形成的獨特表達。
現代插畫的活力,還來自它不斷進入新的媒介和空間。紙本繪制、數字創作、動態視覺以及向城市公共空間延伸的實踐同時出現,意味著我們已經很難再用某一種固定媒介界定今天的插畫藝術。書籍、動畫、游戲、影像、建筑、公共空間乃至數字環境,都成為插畫發生的場所。
媒介的擴展也帶來了新的藝術問題。一幅紙面作品進入建筑空間,面對的是尺度、距離、環境和人的行動;靜態形象進入動態影像,需要處理時間、節奏和敘事;圖像進入數字交互環境,“觀看”又與“參與”“反饋”發生聯系。不同媒介擁有不同的時間、空間與觀看邏輯,藝術語言也必須回應這種差異。跨界的價值由此體現為媒介轉譯。新的媒介只有進入藝術語言內部,才能產生新的視覺經驗。簡單移植既有圖像,擴大的是作品的應用范圍;而只有媒介特性真正參與創作,才可能形成新的表達結構。
今天,技術正在改變插畫存在的意義。人工智能、多模態生成、超高清影像與沉浸式媒介的發展,還將繼續改變插畫的創作機制、作品形態和觀看方式。
人工智能時代,插畫面臨的并不是被技術取代的問題,而是插畫自身的邊界被重新打開的問題。當機器可以承擔越來越多的具體制作后,藝術家的主體性并不會因此消失,反而需要在海量圖像中建立更加清晰的判斷能力和價值選擇。決定作品價值的,并不僅是技術能夠生成什么,更是創作者如何選擇、如何組織,以及如何賦予圖像以文化意義。
多模態技術則讓插畫獲得了更大的延展空間。文字、圖像、聲音、動態影像和三維空間日益連接,一個人物、一套視覺風格、一個敘事世界,可以從平面圖像進入動畫、游戲、數字角色和空間體驗。一幅插畫由此可能成為一個“視覺母體”,向不同媒介展開。
更值得注意的是,跨媒介的思考需要前移。過去往往是作品完成以后再尋找應用場景,未來則可能從創作之初,就同時考慮圖像如何進入動態、聲音與空間。一個視覺觀念怎樣在不同媒介中保持內在連續,又怎樣依據媒介特性產生新的表達,將成為現代插畫新的專業命題。
AI改變創作機制,多模態拓展作品結構,超高清與沉浸式媒介重塑觀看經驗……技術越向前,藝術本體的問題越值得重視。新的視覺語言仍須從現實生活中生長。中國畫、版畫、年畫、連環畫以及民間美術積累的視覺經驗,也不能只是一個等待調用的“中國元素”庫。真正的創造性轉化,需要深入傳統的造型觀念、空間意識和審美方式,使其在今天的生活經驗與媒介環境中獲得新的表達。
技術還會繼續改變圖像生成、傳播和存在的方式,但它不會自動產生藝術價值。決定現代插畫未來的,不是技術還能生成多少圖像,而是藝術能否駕馭新的圖像機制,把技術可能轉化為新的視覺經驗與文化表達。
所謂“視覺新質”與“跨界新生”,最終落在一個樸素而根本的問題上:以今天的方式感知今天的生活,以今天的視覺語言表現今天的中國。
(作者系美術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