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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作家》舉辦“世界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座談會
來源:“中國作家”公眾號 |   2026年08月21日15:11

8月20日,《中國作家》雜志社在京舉辦“世界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座談會。著名作家、文學批評家及理論家李陀,著名作家、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格非,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教授梁展,著名翻譯家、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劉文飛,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部編審何吉賢,北京文學期刊中心主任、《北京文學》執行主編師力斌,中國作家網總編輯王楊,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發展研究處副處長、副研究員劉詩宇,中國作家協會網絡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賈想,《文藝報》外國文藝編輯宋阿曼,《詩刊》社融媒體中心副主任丁鵬,《新華每日電訊》高級編輯盧剛,《光明日報》文藝部記者劉江偉等專家學者、作家、媒體代表共同參加座談。會議圍繞歌德、馬克思意義上的“世界文學”在數字全球化時代是否具備現實可能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能否超越單一民族國家敘事框架建立兼顧民族文化主體性與人類共同價值的新型文學秩序,AI技術沖擊下人類文學主體性、人文精神、文學觀該如何守正創新等核心議題,展開了跨學科、跨媒介的深入研討。座談會由《中國作家》主編李云雷主持,《中國作家》文學編輯部主任趙依、編輯陳集益以及辦公室青年干部侯博等出席。

格非從世界歷史運動的視角回顧了“世界文學”概念的誕生,指出世界文學概念的提出已過去兩百年,歷史再次走到一個巨變的關口。他認為,今天中國與全球在信息、文化、議題上完全同步甚至領先,這為文學敞開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機遇和可能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不光處在世界之中,而且任何一個中國作家,“在今天寫的都是世界文學,你不可能說你脫離世界來寫作,你寫的中國的問題都是世界的問題”。

梁展梳理了從1773年施勒策爾首次提出“世界文學”概念,到歌德、黑格爾時代,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勃蘭兌斯、泰戈爾、高爾基的討論,以及“9·11”事件后卡薩諾瓦、達姆羅什、莫萊蒂等人的論述。在回顧中國語境時,梁展指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萬隆會議之后,由蘇聯和中國引導的亞非會議重新提出了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國家的世界文學概念,以對抗西方人道主義理念,他認為“這是世界文學擺脫西方中心主義敘事的偉大事件”。

李陀在發言中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為討論世界文學問題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野,我們不應再囿于歌德時代的論述框架,中國作家和文學研究者必須確立自身立場。他認為,萬隆會議是第三世界文學自覺的開端,并進一步談到“二十世紀整個的世界文學發展在我看來,自從現代主義以后,基本是中產階級敘事所掌控、所主導”,中國作家應該思考怎么能夠在今天的形勢下,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作用,講好中國故事。他以俄國文學在世界中的地位為例,認為普希金、托爾斯泰等巨匠在思想史和哲學層面的巨大貢獻,具有超越文學范疇的全球性地位。因此,呼吁中國作家應以具有思想深度和哲學高度的文學創作確立民族文化的世界坐標,用真正能“征服人”的作品贏得全球讀者的尊重。

劉文飛提出世界文學概念發展的“四階段說”:歌德從文學文化意義上提出世界文學,馬克思從社會經濟角度論述文學趨同,高爾基在蘇維埃時代將世界文學作為文學使命,而現在“中國開始感覺有可能、有責任爭奪文學話語權”。他直言:“文學作品的好壞、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現在輪到中國來決定。以前世界文學的好壞總是歐洲人說了算,現在中國可以參與進去。”

何吉賢以老舍1946至1949年訪美經歷為例,探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路徑與條件。這一案例表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需要借助“真實的需求”與專業渠道。他還介紹了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創辦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說明即便在意識形態對峙下,非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學平臺仍可為中國文學打開可能性。

師力斌結合《北京文學》的辦刊實踐,指出無論是環境、安全還是經濟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是無需論證的既成事實,而文學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包含了民族的文化、性格、智慧、審美、歷史感等等。如今,物理層面的世界已觸手可及,但文學層面的世界需要作家們去深度開掘一個民族深層的精神資源和全新經驗。

王楊從文化觀察的角度,將諾蘭的電影《奧德賽》與同期中國電影《歡迎來龍餐館》并置討論——兩者都圍繞“戰爭與回家”展開,卻呈現不同答案。她認為同一個命題下的不同答案,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微切點。而網絡文學和電子文化產品的出海,也可以作為“世界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主題的一個重要切口。

賈想指出,今天談論世界文學,不應只盯住“作者文學”這棵大樹,更要看到它扎根的“共創文學”土壤,不能忽視了“署名不清晰的集體創作、民間流傳沒有定名的文學作品”。這一視角為討論打開了新的維度。他認為,新大眾文藝走向世界,不應只是已有經典文學的國際傳播,更應重新發現那些長期被“雅俗二分”結構壓抑的文學根系。而中國網絡文學的出海實踐,正在讓這片土壤重新繁榮。

劉詩宇認為,世界文學概念內部存在兩種矛盾的維度:一種是歌德意義上平等交流的世界文學,另一種則是具有消費性、強制性和霸權性的“全球文學”,因此今天討論世界文學“只能是一種文化主張或文化策略”。他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然包含對底層群體的關注,文學應重新書寫公平與正義,并以《黑神話:悟空》《哪吒之魔童鬧海》等出圈作品為例,說明小人物在結構性暴力中的反抗最能引起世界范圍的共鳴。

宋阿曼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當代文學中呈現“內外雙層結構”:外部是可視的、公共的世界性命運共振,內部是隱秘的、私人的共通人性共鳴。她觀察到當前世界文學創作聚焦于阿拉伯新生代寫作、生態文學、后疫情創傷書寫等三大敘事,而安妮·埃爾諾、韓江等作家的私人化書寫證明,“最私人、最個體的體驗反而最能跨越國界”。

丁鵬從詩歌編輯的視角指出,新詩自誕生之初便與世界文學密切關聯,胡適、郭沫若等詩人背后均有國外詩歌資源。他以哈羅德·阿克頓與陳世驤合譯的《中國現代詩選》、羅伯特·白英編譯的《當代中國詩選》為例,說明翻譯選本的差異深受編譯者與中國詩人交往的影響。

李云雷在總結中表示,今天“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大家圍繞世界文學理論的當代演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傳統世界文學理論的創造性發展、AI技術沖擊下文學主體性的守正創新等話題,對構建中國自主世界文學研究范式、厘清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辯證共生關系,以大文學觀整合傳統文學、網絡文學、科幻、大眾通俗文藝推動新大眾文藝走向世界等內容,展開了富有理論深度和現實關切的探討,《中國作家》將把這個命題更好地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