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明代文學史》亮相上海書展 全集項目正式推出
8月18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書展現場舉辦“徐朔方與《明代文學史》”新書分享會。昆明學院人文學院孫秋克教授、湖南大學文學院廖可斌教授、浙江大學文學院周明初教授齊聚現場,圍繞徐朔方先生的治學道路與《明代文學史》一書展開分享與研討。
作為徐朔方先生的首位博士生,廖可斌教授首先回顧了徐朔方先生的學術生涯。徐先生是中國古典戲曲小說、明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開拓者,其研究主要聚焦古代戲曲史、古代小說史、明代文學史三大領域展開,以戲曲為支點,勾連小說發展脈絡,進而鋪展為文學史的宏大圖景,由此構筑起點、線、面兼備的極具個人特色的學術體系,針對諸多學術議題提出獨到、深刻的見解。
自1956年參與《琵琶記》學術討論,到1989年完成《晚明曲家年譜》,戲曲研究一直是徐先生學術研究的重要支點,而在戲曲研究之中,他又對湯顯祖及其《牡丹亭》等作品傾注了最多心力。其《湯顯祖年譜》《湯顯祖評傳》是考述湯顯祖生平與思想的核心著作,耗費四十年心力整理而成的《湯顯祖全集新編》,是目前搜羅最為完備、校勘最為精審的湯顯祖作品集。其與夫人楊笑梅女士合作的《〈牡丹亭〉校注》,更是流傳最廣的《牡丹亭》通行讀本。

《明代文學史》徐朔方 孫秋克 著
談及古代小說史,廖可斌教授介紹,徐先生經過長期研究后認為,《金瓶梅》初刊本題名《金瓶梅詞話》,“詞話”即話本,包括說與唱,這表明《金瓶梅》經歷了一個以詞話(話本)形式在民間長期流傳的過程,書中大量征引前代詞曲、雜劇、傳奇、話本,也是作品民間流傳過程中留下的印記。
“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是徐先生的代表性學說。關于“南戲”與“傳奇”的界限,徐先生認為,“南戲”與“傳奇”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是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后者為文人的創作或改編,兩者其他不同屬性都因此而產生。他將這一理論上升到中國古代戲曲小說發展重要規律的高度。通過對《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平妖傳》《西游記》《封神演義》等重要小說成書過程的考察,他對這一理論作了更系統充分的論證,并運用這一規律,反過來對中國戲曲小說史上的許多重要問題和重要環節進行了探討。
基于對明代文學史大量具體問題的扎實研究成果,徐先生對明代文學的發展流變也進行了系統考察梳理,成果即這本《明代文學史》。作為該書的第二作者,孫秋克教授和我們分享了成書過程。
《明代文學史》緣起1962年,彼時作為中文系講師的徐先生接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約稿,受托撰寫《明代文學史》。受時代條件所限,大量文獻資料難以獲取,寫作工作被迫中斷。擱置三十余年后,直到1998年,徐先生才重啟這項寫作任務。這時他年事已高,身患多種疾病,依舊憑借堅韌的意志堅持研究,在訪問學者孫秋克教授的協助下終于完成。據廖可斌教授回憶,《明代文學史》正式出版時,徐先生已幾近昏迷,當他俯身貼耳告知這一消息后,徐先生眼角流下了淚水。
凝聚先生半生心血的著作面世之后收獲學界廣泛贊譽。該書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成果,結項時被評為“優秀”,鑒定專家稱之為“迄今所見明代文學史著中學術性最強、特色最明顯的一部”,“將明代文學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2004年7月份成果驗收情況報告·本月紅榜》)。該書還先后推出英、俄譯本,助力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成果走向海外。
會上,周明初教授作為“徐朔方全集”項目發起人之一,介紹全集編纂出版規劃。浙江大學聯合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推進“徐朔方全集”出版工作,《明代文學史》為該全集的首部面世著作。
全集收錄范圍涵蓋《曲論》《稗論》《湯顯祖評傳》《晚明曲家年譜》《明代文學史》《史漢論稿》《文史雜著》《牡丹亭校注》《長生殿校注》《湯顯祖全集》等著作及已發表的論文。同時新增信札一冊,小說一冊(即《漢武帝評傳》,其內容為小說和相關考證文章一篇),詩集《似水流年》《集外詩補遺》等,散文集一冊,以及其他未刊稿(如初版詩稿)。整套全集預計總字數達700萬字。
《明代文學史》是徐朔方、孫秋克兩位先生合著的明代文學斷代研究專著。全書以明代文學發展脈絡為主線,梳理了從明初至明末近三百年間文學思潮的嬗變、文人群體的活動以及各體文學的創作成就。既關注主流文學現象如臺閣體、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的文學主張與創作實踐,亦深入剖析《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牡丹亭》“三言二拍”等經典小說、戲曲的創作過程和藝術價值,同時對明代南戲、傳奇的發展與革新亦有專章論述。
正如本書“前言”中所論,“小說、戲曲無疑是明代文學最有特色、最重要的內容”,因此本書小說、戲曲與詩文并重,凸顯明代俗文學的歷史突破。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的獨特處在于二者是同生共長、彼此依托的,基于此觀察,徐朔方先生提出了“種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這一概念。本書中對“四大奇書”等經典小說、雜劇的分析均源于此,認為它們由不同世代的作者——包括書會才人、說唱藝人和民間無名氏作家等,在世代流傳之后才最終由文人寫定的。兩位作者均是明代戲曲領域的研究大家,在本書中對明代戲曲發展的認識錯誤進行了糾正:其一,雜劇在金元以后并未成為絕響,在明代民間亦蓬勃發展;其二,南戲興起于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的廣大城鄉,并非局限于溫州,且在宋元之后并未衰歇,它在明代民間的演出和流傳也以同樣的規模繼續著;其三,傳奇并非都為昆腔而創作,所有的南戲和文人傳奇都是南方各聲腔的通用劇本。在明代通俗文學的洪流中,詩文并未被作者忽略。盡管宋代以后傳統文學式微,明代確沒有產生詩文大家,但如作者所指出的,“即令在寂寞冷落的衰季,局部也會出現蓬勃生機,甚至產生幾個名家”。本書通過對主要詩文流派的創作背景、思潮嬗變的分析,發現明代傳統詩歌從來沒有停止過向民間學習,并嘗試從一個新的視角看待明代傳統詩文:明代傳統文學往往會主動向民間學習來促進自身的發展。
在寫作方面,本書避開了傳統文學史寫作 濃厚的“教材”味道,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全書以文學個案研究為基礎,資料考證與規律總結并行,不安排專門章節論述時代背景對文學的種種影響,在具體的分析和規律的總結中卻不忽略它因人、因時、因地而對文學發生的作用,文學鑒賞與學術研究并行。尤其關注對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實踐之關系進行考察,如注意《金瓶梅》的世情書寫、“臨川四夢”的唱腔與湯顯祖戲曲觀的關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