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內(nèi):只有繞圈跳舞的人才會考慮自己的姿態(tài)
《山水》里,我只是局部借用了公路小說的格式,跟純粹的公路小說不一樣
傅小平:讀《山水》先讀人物表,我首先想到的是,路氏家族又多了一員。因為小說主要人物都姓路,你的“追隨三部曲”的敘述者是路小路,你的筆名又是路內(nèi)。我這么聯(lián)想,還因為這部小說,和你此前的《霧行者》一樣,都跟公路有關,或者說都有點類似于公路小說。我還想呢,是不是因為公路帶來的流動性,讓這兩部小說有著不同于你的其他小說的大體量,因為這種流動性會拓寬小說的表達空間。
路內(nèi):我從BBS論壇開始用路內(nèi)這個筆名,到現(xiàn)在二十多年。這個筆名沒有任何意義,也就一個發(fā)音吧。以后也許換個筆名,你也不知道是我寫了這本小說。就像你說的,這兩部小說是有點公路小說的格式,這首先和情節(jié)有關系,路承宗這樣一個司機,基本上不可能不寫他在路上,而《霧行者》寫到倉管員,在小說并不只是看管倉庫,他還要負責押貨,是物流的一部分。有了公路情節(jié),放大了去寫的話,在局部會形成一個公路小說的格式。還挺好看的。通常我們會認為公路小說很簡單,但其實對構思的要求挺高的。
傅小平:我倒沒覺得公路小說簡單,要寫好,其實不簡單。
路內(nèi):很容易寫成一條直線,沒有起伏。我也挺擔心自己把這部分寫成游記,就是到了哪兒,寫寫有哪些風物,而人物與風物會脫離。當然,這也很好,但這不是小說的做法。在這兩部小說里,我都只是局部借用了公路小說的格式,跟純粹的公路小說不一樣。純粹的公路小說表達一種理念,形式即意義,中國當代小說中不多見了。
傅小平:視野所及,當代少見純粹的公路小說,倒是多見一些游記。《霧行者》里的主人公是碰上了流動時代,而《山水》里的周愛玲們,則是因為生逢亂世,沒能在一個地方安安靜靜待下來,他們的流動,在某種意義上是被動的。
路內(nèi):在《霧行者》里是這樣,但在《山水》里有些不一樣。路承宗首先是個司機,而且他是個長途車司機,他是一定要跑的,他自帶流動性,假如是別的身份的話,在那個年代很難說,就不流動起來。像周愛玲這個角色,她是被迫流動。這樣的故事在我手上大概也就這么一回,要再復制一個不太可能了。

傅小平:倒也是,上次微信交流時,你約略說到寫這部小說有難度,其中你談到,在揣摩民國時代人物的心態(tài)、狀態(tài)上花了不少心思。想想也是,相比當下,那時人們的性情,包括看事物看世界的眼光,等等,是不一樣的。
路內(nèi):實際情況比刻板印象要復雜,小說有時會碰觸到不同的系統(tǒng)。比如說,我們看民國時期的小說和電影,也就是穿旗袍跳跳舞之類。那么,左翼是怎么回事?這是當時非常重要的思潮,寫那個年代,這個東西得搞明白呀。那個時候的人的觀念,絕對不只是姨太太,然后抽大煙,不只是這些被標簽化的東西。哪怕我們看那時的黑白電影,看阮玲玉上世紀三十年代演的黑白電影,也會發(fā)現(xiàn),那里面的左翼思潮體現(xiàn)得非常清楚,婦女解放是怎么回事兒,也都講了。還有就是,在看很多回憶錄時會發(fā)現(xiàn),那個時代的人的想法很真實,并非紙面上的意識形態(tài)。
傅小平:也就是說,讀當年一些回憶錄,對你找到小說調(diào)性起了重要作用。
路內(nèi):我讀得最多的是戰(zhàn)爭方面的資料,淞滬會戰(zhàn)的時候,那個所謂撤退,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潰退。在日本人合圍之下,幾十萬大軍得撤出來,那個所謂的“東方馬其諾防線”,其實沒起到什么作用。按我們標簽化的理解,就是說,淞滬會戰(zhàn)和南京保衛(wèi)戰(zhàn)是兩件事兒,但看完回憶錄,就知道這兩個事其實是同一場戰(zhàn)役。日軍是尾隨追擊一直打到南京城下的,那時潰退的國民黨部隊情況非常糟糕,日本人是緊咬著撤退部隊往前追。這種情況下是無法狙擊日軍的。當時就覺得,哎呀,歷史就是這個樣子吧,有些東西超出我們的想象,我們認為這個戰(zhàn)斗很英勇,其實血腥程度要超過我們界定的英勇的范疇,日軍也是極其兇狠,雙方都是把家底拼上去的。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南京應該守住,其實守不住,無法堅持下來。
傅小平:也是,戰(zhàn)爭如此殘酷,這部小說里倒是很少看到血腥的戰(zhàn)爭場面。
路內(nèi):我沒打算寫太多的戰(zhàn)爭場面,這個小說里面涉及好多場戰(zhàn)爭,包括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等等。一場場戰(zhàn)役都寫下來,這個小說就會難看,它不是一個關于戰(zhàn)爭的小說。還有一點,我們這一代作家再去寫戰(zhàn)爭的話,對這種場面的描寫,和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年代的作者去寫是不一樣的,他們經(jīng)歷過,寫出來才是有說服力的,對吧?我沒經(jīng)歷過,不需要去硬寫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其中稍稍有一點我所認為的寫作倫理問題,當然僅僅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不牽涉到別的作家。世界上寫戰(zhàn)爭的作家有很多,如果想讀,可以去讀他們的作品。反過來說,殘酷的故事有很多,也未必都和戰(zhàn)爭有關啊。
傅小平:我覺得也是,但你說沒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寫戰(zhàn)爭就缺乏說服力,倒也未必。像托爾斯泰在《戰(zhàn)爭與和平》里寫到的1812年俄法戰(zhàn)爭,瑪格麗特·米切爾在《飄》里寫到的美國南北戰(zhàn)爭,距他們寫作的時間都已過去幾十年之久,讀其中的戰(zhàn)爭場面,我們卻是身臨其境。略有不同的是,托爾斯泰大概服過一段時間兵役。我倒是留意到,他們生活的年代盛行宏大敘事,他們寫大場面似乎自然而然,而到了當下,從文學大環(huán)境上看,作家們也更傾向于微觀敘事,在這點上確有分別。
路內(nèi):比如說寫單場戰(zhàn)役的時候,可以展開寫。如果寫多場戰(zhàn)爭,就會變得很奇怪,很臃腫。這個小說跨度六十年,這之間出現(xiàn)多次戰(zhàn)爭,反復寫的話,小說就失焦了。除了看資料以外,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聽家里的長輩講民國時候的故事,那距離感比現(xiàn)在要近一些。抗戰(zhàn)時各戰(zhàn)區(qū)情況不太一樣,長輩在延安,在上海,或在重慶,區(qū)別極大。寫到民國很麻煩的一件事是物價,是錢。那個時代的貨幣太亂了,買一輛洋車多少錢,坐一趟電車多少錢,長途汽車到郊區(qū)多少錢。要是回避的話,可以不寫,可總有回避不掉的時候。
傅小平:那你怎么去呈現(xiàn)這樣一些硬知識?
路內(nèi):這個小說時間跨度大,有的時候沒有辦法明確說,其中還有通貨膨脹的問題。1936年的時候買一輛洋車,確切地說是一百元,是一百元的紙幣,不是一百個大洋。但到1937年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可能一千元都買不了一輛。1948年發(fā)行金圓券以后,就更加沒法說了,波動非常大。等到新中國成立后,就開始用人民券,是第一套人民幣,當時說成是人民券,那都是萬元面值的,然后再定工資,路承宗他們拿的工資就是月薪兩萬塊錢,折合下來其實沒有多少,一直等到1957—1958年,才定下來是月薪71塊錢。那已經(jīng)很高很高了,給總理開車的司機也就拿這份工資。所以,當時很多人都想著當司機,然后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物價和工資當然也變動,大家也想當司機,給領導開車什么的是有不少外快的。
傅小平:但小說里的路承宗卻是不希望孩子開車。
路內(nèi):是啊,我的祖父就是不讓小孩開車啊,他見多交通事故了。我父親沒有開車,我家叔叔輩7個,最后也只有我最小的叔叔會開車,他也是在我的祖父去世之后才去學的開車,其他叔叔都不開車,但我的堂兄弟全是開車的,給政府部門開車的,自己開出租車的都有啊。
小說家們的問題是,寫小說太八卦,歷史學家的問題是,研究歷史特別嚴肅
傅小平:說到這里,我想到作者寫小說,往往需要在一些技術性的方面下很多功夫,這些讀者未必在意,但對于小說來說,卻是重要的,可以說是小說的根基。
路內(nèi):是啊,單單查當年的貨幣問題,我就花了不少時間,我感覺二十世紀的中國,最復雜的,除了政治以外,就是錢,就是經(jīng)濟。貨幣,還有物價的變化太大了,很難講清楚。最穩(wěn)定的是新中國十七年時期,那個時候物價相對穩(wěn)定,幾乎就沒漲過一毛錢工資。但對于票證問題,又要重新認識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還在用糧票。糧票分兩種,一是全國糧票,二是地方糧票。地方糧票在當?shù)厥褂茫珖Z票,全國通用。所以,全國糧票平時是不用的,我們家在蘇州,蘇州人生活條件還可以,但家里的全國糧票都是壓在臺板下面的,不到最后時刻不用。為了備戰(zhàn)或者出差。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記不清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通脹了,要寫到這個的話,得去找當時的資料。
傅小平:可見你在這些方面做了充分準備。
路內(nèi):我花了不少精力查那個年代的貨幣資料,有很多在這個小說里沒有體現(xiàn),但要是心里沒個數(shù),容易讓我寫得心理崩潰。一般來說,就是和米價去對應,米是硬通貨,但是到1937年戰(zhàn)爭時米價高漲,這個系統(tǒng)又很畸形,最后就沒有米吃。實際上日本的大米也漲價,占領中國以后運走了大量的米,給中國留下的是鴉片。這是一種掏家底的做法,所以當時就有一個說法,上海淪陷之后,上海的抗戰(zhàn)意志仍然非常強,但日本人把大米給掐住了,就是要求中國人定點定量去換很少點吃的,到這個程度以后,民眾的抗戰(zhàn)意志突然就減弱了,因為沒有米吃。米、煤和布這三樣東西是最基本的。當然汽油也很關鍵,上海淪陷以后租界內(nèi)的汽油全部用完,有人藏著的,據(jù)說和黃金等價。有了汽油,汽車才可以開得出去。
傅小平:所以,你在小說里寫到了路承宗替新四軍攢汽油的情節(jié)。
路內(nèi):這些資源都被日本人所控制,并且關卡林立,運不出去,必需品能有一點都是好的。所以就需要路承宗、汪有光這樣的人,能夠有本事搞到物資,往這邊送。當時新四軍的東進部隊在太湖一帶有活動,應該是粟裕的部隊。路承宗他們干的就是這個事,給日本大班開車,能偷偷攢下來一點汽油,但也不敢做得太過分,萬一被發(fā)現(xiàn),后果很嚴重,總也有其他人在覬覦他這份工作。那心態(tài)也是復雜的,既有冒險成分,想報國,想給自己人辦事,也不免有自保心理,總不想死在敵人手里。
傅小平:這倒也是,還別說,路承宗這個人物似乎有點大智若愚,用過來人的眼光看,他每次選擇都站對了立場,這似乎不是運氣好就可以解釋的。
路內(nèi):這個人物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他老婆小孩都在這城里,他絕對不敢出賣誰。當然反過來說,也因為他有親人在城里,人家才認為他是一個靠得住的人。要是換成另外一個人物,比如黃啟宣,人家就不放心他了,因為他是光桿一個。這個很好理解,是吧?我就打個比方,上世紀九十年代招工,都是招什么人呢?你是本地人,你結過婚,已經(jīng)有了穩(wěn)定的家,公司就會覺得你這個人靠得住,會愿意招你進來。說白了,這樣招你做保安,老板也放心,覺得你不會偷公司的東西。有家有室,在這一點上就有優(yōu)勢。尤其是司機,老板雇一個私人司機,那得有多靠得住才行,老板一天到晚少說有十個小時在外面,所以,說得不好聽一點,司機比老婆都重要,那可是算半個管家都不為過的。
傅小平:所以,路承宗在關鍵時刻的選擇,都有其歷史和現(xiàn)實的合理性。這部小說里寫到不同時期各種類型的汽車、卡車,你在這個方面是不是也下了很多功夫?當然也有可能,你爺爺跟你講過這些車的故事。
路內(nèi):這些東西都是后期查資料查的。我爺爺去世也早么,他1978年就去世了,那時我還只有六歲,我能知道多少,他又能給我講多少。而且,很多老司機都遵從規(guī)矩,盡量不跟家里人講以前的事兒,所謂諱莫如深。我要是全知道的話,這部小說能寫一百萬字。所以小說開篇,路承宗就說了一句話,歷史上有很多事情是怎么商量出來的,根本沒有人知道。說起來這個,對歷史小說家考驗比較大,很多事情連史書都只能猜,政要們?yōu)槭裁醋龀瞿硞€決定,那小說家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講清楚。
傅小平:說來也是,歷史學者寫史書,一般都特別強調(diào)必然性。有些具有決定性的歷史事件,當真追溯起來,卻有可能只是源于決策者說了幾句什么話,但決策者為什么這么說呢,或許跟他性格有關,或許跟當時大背景有關。
路內(nèi):所以,小說家們的問題是,寫小說太八卦,歷史學家的問題是,研究歷史特別嚴肅,那事實真相可能就介于這兩者之間。
司機在路上看到的人,確實是說消失就消失。生活給了人們一個有限的視角
傅小平:現(xiàn)在可以來說說,最開始是什么觸動你去寫這樣一部小說了。你在創(chuàng)作談里談到,你母親給你講述的西哈努克親王訪華到蘇州時,有一白衣女子抱一個小娃在大街中央走著的情景,似乎這個情景和小說沒有直接的關聯(lián)。
路內(nèi):這個白衣女子曾經(jīng)如此這般存在過,但她從未出現(xiàn)在任何資料中,我想這才是小說值得去寫的。這也像是小說本身,從那個歷史的車隊前走過,然后消失了,她沒有被阻攔,也沒有停留。我最初想寫這個小說是因為有個朋友跟我聊,他想拍抗美援朝題材的電影,隨后我們就說到汽車兵的事兒,我說抗美援朝那時候的汽車兵并不全是志愿軍,很多是從民間抽調(diào)的志愿者,他們連兵都不是,只需要服半年期限的役。再有,抗美援朝時候用的汽車,也不全是蘇聯(lián)的吉斯,也還有美國的道奇、雪佛蘭,等等。那個時候沒有那么多車,都是拼湊起來的。那個時候戰(zhàn)場上用車是這么個情況。
傅小平:那美國的車該是民國時期留下來的。
路內(nèi):那時解放軍繳獲了很多車子嘛。抗戰(zhàn)結束后,美軍把留在滇緬公路上的幾千輛卡車送給了中國,一部分變作民用,一部分軍用,性能都還不錯的。我爺爺經(jīng)歷過,說美國車比蘇聯(lián)卡車好用。我后來再去查資料,發(fā)現(xiàn)蘇聯(lián)吉斯卡車的整個生產(chǎn)線,就是美國支援的,在二戰(zhàn)的時候。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蘇聯(lián)又把吉斯卡車的生產(chǎn)線支援給了中國,中國生產(chǎn)出了解放牌卡車。
傅小平:這中間有這么一個過程啊。挺有意思的。
路內(nèi):當時就有點想寫這個故事,原先想法是中短篇小說,一直沒寫,時間擱得久了,它慢慢變成了長篇故事。十年前我父親和姑媽都在世,我找他們聊過去的事,慢慢梳理出一個輪廓。路承宗這個人物,幾乎就是以我的祖父為原型,主要是他在職業(yè)上的轉(zhuǎn)換路徑。淞滬會戰(zhàn)的時候,他開車撤退,但落在淪陷區(qū)了,就被喊去開車,轉(zhuǎn)到日本大阪那里,那算是銀行吧,雖然有侵略的目的,但不算是軍事機構。抗戰(zhàn)結束以后,他遇到許老板,許老板請他去開長途汽車。他因為給日本人開了這么多年車,雖然說給我軍也送過東西,但是再也不想做私人司機了,他覺得干這個不好,情愿做長途汽車司機,覺得這是為民眾服務,而許先生就是開的長途汽車公司。再后來,他被國民黨差往舟山,他不想渡海,去了就回不來了,老婆小孩都在這兒么,逃回來半途又在上海外圍遇到我軍,也算是隊伍上的人,就做了一陣后勤運輸。
傅小平:但路承宗收養(yǎng)孩子的情節(jié),應該是因為故事的需要虛構的吧?
路內(nèi):我爺爺?shù)耐戮褪震B(yǎng)過孩子。比如把小孩扔在車上這種事情,說到底,也是父母窮途末路。新中國成立前還有賣小孩,我指的是公開買賣人口。其實它的現(xiàn)實性反而大于一個司機的傳奇故事。我前兩天看新聞,好像還是個女主播,說是買喜歡的東西需要三萬塊錢,就把自己孩子給賣掉了,等過了年,又以兩萬塊錢把第二個小孩給賣掉了。在這個年代是犯法,但在戰(zhàn)亂年代,那是真的管不了。戰(zhàn)亂年代,有人肯收養(yǎng)這個小孩,給一口飯吃,就是很好的事。
傅小平:因為小說里寫到五個收養(yǎng)的小孩么,你都得交代收養(yǎng)的過程,以及他們各自成長的歷程,要把這些線索平衡起來可不容易。讓他們以什么方式出場,是寫到哪算哪,還是做過一些設計?
路內(nèi):我寫長篇到現(xiàn)在為止都沒有寫過提綱,包括《霧行者》,我都不寫提綱,都是腦子里盤熟了才能寫。路承宗收養(yǎng)五個孩子是怎么一個過程,差不多是想明白的,但很難設計到比例平衡,要是在每個人物身上平均使力的話,小說容易變成一盤散沙呀。所以也不強求,覺得完成度還可以就行。
傅小平:大體上看,完成度還行。不過枝節(jié)多了,有時連寫作者自己都會搞混的,寫到后來發(fā)現(xiàn)情節(jié)和前面對接不上,也是常有的事。
路內(nèi):小說交代這五個孩子是怎么來的,并不是從老大開始講起。我是先講了老三,再講了老大,后來又是講了老二,這之后再講老四,最后講了那個女孩是怎么被領來的。然后,老三和老四來的時間不一樣,因為年紀一個大一個小,中間還倒了一下。
傅小平:說的也是,要是這五個孩子都純粹是虛構人物,給他們一一區(qū)分開,真是得事先想清楚,而不是想到哪是哪,要是生活中有原型,就會好很多。
路內(nèi):也有真實的。在車上撿到孩子,就是真實的事兒。我爺爺也撿到過小孩的,他只是沒把這個小孩留下來,他把孩子交給國家了。我的舅公原先是個工人,他退休以后不愿意在城里待著,就葉落歸根回到蘇北鄉(xiāng)下種稻子去了,他的兒子是領養(yǎng)來的,他們對這小孩很好。他退休以后回到鄉(xiāng)下,有一天打開門,忽然發(fā)現(xiàn)家門口放著一個小孩,是個女嬰,他就把那個女孩交給警察,警察就說,你收了吧,你的兒子是領來的,你對你兒子很好,別人才會把自己家的小女孩兒放在你們家門口,扔小孩兒的人也不會隨便找個人家扔么,他們肯定會挑一戶好人家。那時他寫信過來說,這小姑娘已經(jīng)六七歲了,他去割稻子,小姑娘就會背著一個簍子來,里面是他的中飯,是給他帶吃的來了。他朋友就跟他說,你領個小姑娘,不是挺好嘛?這些都是真事兒。如果你撿了一個小孩,對這小孩很好的話,你家門口就會有別的小孩出現(xiàn)。所以小說里,周愛玲跟她繼母關系并不好,后來她的親父母都死了,她的繼母臨死之前還是把周愛玲喊過來了,把同父異母的弟弟的小孩托付給她:因為你有幾個小孩,都是領來的,也只能托付給你了。
傅小平:這個情節(jié),看似突然,其實挺有說服力。讀到這里,也挺打動我的。小說里還有個有意思的情節(jié),把鳴鳳帶沒了,幾乎成了周愛玲的心結。
路內(nèi):這是周愛玲小姑子的女兒。小姑子的丈夫被殺掉以后,她的精神有一度不太正常,就托周愛玲帶這個女孩,結果給帶沒了。鳴鳳成了唯一一個消失不見的孩子。
傅小平:這倒是讓我想到《霧行者》里的梅貞,這個人物后來也好像是突然消失了。讀者讀小說大多希望能看到里面的人物的歸宿,反倒是現(xiàn)實生活中,有些人說不見就不見了。
路內(nèi):司機在路上看到的人,那些乘客和路人,確實就是說消失就消失。生活給了人們一個有限的視角,如果鳴鳳活著,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傅小平:說起來《山水》里的寶生這個人物,雖然不怎么起眼,但也讀了讓人有印象,因為他說話的風格比較特別,他說的每句話都缺少定語么,剛開始我還以為編輯沒校出來,讀到后來發(fā)現(xiàn)他說話都是丟字丟詞,才想到你大概是有意識地強化他的個性,才這么寫的。當然,生活當中也確實有這樣說話的人。
路內(nèi):他說話就是缺少定語,他一定會吃掉定語。我原先沒打算這么寫,但我前兩本小說吧,被有的人說,人物講話的語調(diào)都是一樣的。我說哪有都一樣了?我自己念了一遍,很不一樣啊。說明閱讀文字和聽文字之間還是有距離。人們忽略調(diào)性,執(zhí)著于句型和用詞。好吧,那寶生他就是這么說話的,我過去也聽過生活中有人這樣說話,可能過去也沒在意,但在外地生活年份久了,回去以后聽到人這么說話,就注意到句法不對了,所以漢語的表現(xiàn)力還是很強的,寶生這樣說話,也確實容易讓人記住,這反倒是為難校對老師了。
通讀一個作家的作品,他在你心里面能有個非常完整的形象,這是一個本體
傅小平:剛說到句法,我就想起你在一些文章,包括接受的訪談里,談到句法。你基本上都是一筆帶過,不妨展開談談,你說的句法所指為何?
路內(nèi):我覺得小說的句法,也就類似于作者的風格。但風格是一個固定的東西,是一個作者內(nèi)在的東西,句法有的時候既是風格,也帶有一點方法論的意思。我們可以用多種句法來講故事,我也可以用翻譯體寫小說,那就是說,翻譯體是不是適合這個小說?我寫起來的話,是不是順手?然后它跟這個故事是不是匹配?所以說,它也是一種方法論。也就是說,一個作家不一定只會有一種句法。當然,一個作家如果把一種句法掌握得非常精湛,那也是完全OK的。但是有的時候吧,我覺得,一個作家會兩套句法,甚至三套句法,也是很好的,只要適合,我就會用。當然,在單部小說甚至在一個小段落里,句法有時體現(xiàn)為一種作者的推進意識。你看,很多作者推進句法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海明威和福克納就不一樣。
傅小平:那區(qū)別可就大了。我大概明白了,你說的是前一個句子怎么召喚出下一個句子,不同作家的思路和方法是很不一樣的。
路內(nèi):可以模仿一個作家的語調(diào),但要花很大的力氣琢磨才能明白作家寫小說時候的思路怎么遞進。有時候,去模仿一個作家,甚至抄襲他的東西,你以為抄的是好詞好句,其實抄的是它的推進方法。
傅小平:挺有啟發(fā)的一個說法。我們平常閱讀,會比較關注故事怎么推進,但很少會去想句子怎么推進。在這一點上,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路內(nèi):這個很難講清,或許是本能。小說的情節(jié)和風格都可以列出寫作策略,情節(jié)甚至可以好幾個人一起合計,但推進方法不行。這里體現(xiàn)一種根本意義上的作者能力,它看上去很細化,是枝枝節(jié)節(jié)的問題,實際上是作者境界。當我們談論一個小說家時,那種辨識度,除了題材、風格之外,其運行或編織的方法也是一個特征。有些作家會讓人迷戀其編織方法,具體寫什么題材倒不是很重要,遇到這樣的作家我會把他所有的書讀一遍。
傅小平:這般通讀,對你來說,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路內(nèi):首先,通讀這個作家的作品以后,他在我心里面能有一個非常完整的形象,這是一個本體。我上次寫文章說,要寫出一個作家的本體,這個作家本體既不是存在于作品中的那個作家,也不是站在臺上的那個作家,而僅僅是我心目中理解的那個作家。我有時候覺得福克納就是一個愛騎馬的老酒鬼,想到這個形象,讓我覺得很感動啊,就是這樣一個人,寫出來那么多好小說。而且這個形象非常完整,對吧。再看納博科夫就是那個捕蝴蝶的研究員,你要是通讀了他的作品以后,就會覺得這個形象跟他很貼合,就是這樣。
傅小平:事實上,一個作家在不同的場合,會呈現(xiàn)多種形象,就像你說的,他會有一個本體,這是一個帶有確定性的,經(jīng)久不變的形象。
路內(nèi):不太可能看完一個作品后,覺得作者就是那個穿西裝戴領帶在演講臺上諄諄教導我們的人,他一定有個本體,那個本體跟一些刻板的印象完全不一樣。這對于我們非常個人化地去理解一個作品是有好處的。所以,很多時候讀小說并不一定是基于所謂的經(jīng)典解讀,或者理論解讀,此外還得有個人化的解讀,這是會讀小說的人通過長期閱讀建立起來的一種能力。
傅小平:說完句法,再說說語法、語義,這也是你常用的詞。該怎么理解?
路內(nèi):我在30歲以前沒有被語義這個東西困惑過,在互聯(lián)網(wǎng)起來以后有了這個困惑,這也是我們當代文化的一個困惑。我們寫小說一般來講不喜歡語義反復,如果喜歡,那一定是在文化層面上跟自己過不去。但因為互聯(lián)網(wǎng),我們的詞和句子的語義在快速磨損,比如說過去很多互聯(lián)網(wǎng)用詞,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完全拋棄不用了,也就是完全磨損掉了,這樣的詞可能當時用著時髦,但很快就顯得非常過時,甚至是一用就變得過時,而且有些語義世易時移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比如,“理想主義”在十年前還是一個好詞兒,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個被嘲笑的詞兒了。
傅小平:“文藝青年”這個詞的遭遇也差不多。有時我們也把文藝青年簡稱“文青”,只是不確定文學青年是不是也包括在其中?
路內(nèi):文學青年也算文青的。因為新詞不斷冒出來,此后就是磨損。但也有不會被磨損的詞,我就覺得“渣男”是永遠不會被磨損的。“老登”這個詞剛出來的時候,有個人跟我說,我說這是啥詞兒,你能跟我一個南方人講點我聽得懂的詞兒嗎。不過,這個詞很快就流行起來了,無所謂南北了。一開始還具有羞恥感,當它磨損以后,現(xiàn)在老登都很自豪地說我是老登。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去接受新的語義,在這個中間,也會產(chǎn)生一些對抗,很多人都會有對抗。
傅小平:那當一個詞流行開來以后,你明知它只能熱一會兒,你會不會在小說里用它?畢竟等它被淘汰以后,后來的讀者都怕是得靠注釋才能理解它了。
路內(nèi):無所謂的,就是說有些詞一定會過時的,我現(xiàn)在盡量用平淡的語氣說話。我的上一本小說《關于告別的一切》,因為主人公是個作家,這個人不斷地在糾纏語義,但我不覺得自己也得這樣。如果從廣義上說,甚至包括我們穿的服裝也是一種語義,我們的表情也是一種,語義不斷糾纏,這個里面就產(chǎn)生一些很好玩的,類似于文字游戲一樣的東西,它同時也是一種人生觀的沖突。相對來說,寫當下的小說,語義影響要大一些。但《山水》有點特殊,小說背景集中在民國時期么,語義影響還沒那么大。他們這些人主要會受身份意義的糾纏。比如,我到底是做一個司機,還是做一個普通人家里的奴仆?在那個年代,司機也是高精尖技術人才么。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后,因為私人沒有汽車,所有的汽車都是國家的,那司機當然是國家的了,對吧?他說我是國家的人,這個身份的語義的轉(zhuǎn)換,也就沒那么復雜,比較能說得清,不需要像現(xiàn)代人那樣一個一個詞跟你掰扯才算完。
傅小平:這對寫作來說確實是個麻煩事,你不掰扯吧,會數(shù)不清,一旦掰扯起來,又怕是會跟量子糾纏似的沒完沒了。
路內(nèi):我現(xiàn)在一寫當下的東西,就不能不糾纏語義,這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我跟一個朋友聊,我說我要寫當下小說,他說當下小說可難寫了,我說不是可難寫,是賊難寫,為什么?不說別的,就說微信,微信改變了事件的性質(zhì)和狀態(tài)。咱們正面對面聊天,突然微信過來把這個場給破壞了,而且還不止一條兩條,還可能是很多條,造成很多信息都在那兒交互,很多人同時敘事,一下子把事件改變了。我發(fā)現(xiàn)前兩年的影視劇里面,還會在屏幕上顯示微信說話動圖,這兩年已經(jīng)不太用了,大家發(fā)現(xiàn)這樣弄的話,這故事沒法講圓。
傅小平:是不好弄,如果把所有的信息都加以呈現(xiàn),會顯得有些亂套。
路內(nèi):就因為交互關系太多了,兩個人正用微信好好說著話,忽然來了條收水費賬單的信息,要是也顯示在屏幕上,就顯得很詭異了,對吧?所以這兩年電視劇又回到過去的模式,大家還是面對面,打架掐架也面對面,談戀愛也面對面,隔空掐架,隔空戀愛少了。但現(xiàn)在談戀愛,很多時候是用微信談的。這些不太能用文字表現(xiàn)出來,但在影視劇里擱一張又一張動圖,該怎么表現(xiàn)?也是很難,對吧?
傅小平:那你覺得寫當下小說,是不是得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路內(nèi):微信表達感情,就是發(fā)表情包。我用小說文字來描寫一個表情包的話,可能要用20個字。我們寫大段的談話,在這中間用了二十個表情包的話,這小說已經(jīng)沒法寫了,也沒人要看的,對吧?這也是目前為止小說面臨的一個挑戰(zhàn)。你知道我沒這么寫,要是我那樣寫,寫出來可能是一個喬伊斯那樣的文本,那不好看啊,就是有人寫了,大家也可能會說,你滾蛋吧。
傅小平:要這么說,寫真實反映當下生活的小說,幾乎是挑戰(zhàn)不可能了。
路內(nèi):確實很難寫什么,這可以說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薩利·魯尼算是試驗了一把,示范了這樣一種形式,但這種形式實驗過以后,別的作家就不大好再去實驗一次了。
傅小平:單從形式上看,相比而言,還是影視劇好操作一些。
路內(nèi):影視劇如果老是把微信交流一行一行打字出來的話,觀眾也會看瘋掉的。中國人看電視劇,至今其實還是聽電視劇的,你總不能啪啦啪啦把在微信上說的話都說出來吧,就是說出來,你也搞不清楚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但我們大部分人現(xiàn)在吵架都在微信上吵了,你說這得怎么表現(xiàn)啊,是吧。
傅小平:問題是,現(xiàn)在大家連電視劇都不怎么看了。
路內(nèi):那總還是比看小說的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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