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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百年憶開明——一場理想主義者的出版夢
來源:中華讀書報 | 吳海濤  2026年08月20日10:12

1926年的8月2日,上海《申報》有一則很不起眼的“豆腐塊”消息,也是廣告:“開明書店開幕。本書店由《新女性》改組,現已籌備就緒,定于八月一日開幕。為優待讀者起見,在開幕期內大廉價一個月……”姿態低調、寒微,如同街面上新開了一家小鋪子。誰能想到,不出十年,這家書店居然已經能夠與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這些“出版大鱷”相抗衡,在民國激烈的教材市場競爭中拼得了一席之地。當然,直到1953年開明書店公私合營并入中國青年出版社,它的規模也只是一個中等出版機構,比它龐大或者體量相當的出版商,在上海灘還有的是。但100年后的今天,當絕大多數民國出版機構已經隱入歷史煙塵,我們卻愈發懷念開明書店以及那群開明人。

“無政府主義者”的出版自由夢

當1926年章錫琛掛牌成立“開明書店”時,在他身后站著胡愈之、鄭振鐸、沈雁冰、葉圣陶、王伯祥等一幫鐵哥們。1925年,章錫琛主編商務印書館旗下的《婦女雜志》,因“新性道德討論”引發輿論事件被迫離職。胡愈之等人鼓動他成立了一家《新女性》雜志社,既出期刊也出版圖書。在朋友的幫襯下,《新女性》存活下來,還有逐步壯大的趨勢。于是,大家以自愿入股的方式,在1926-1927年間正式撐起了“開明書店”這塊牌子,章錫琛作為老板在前臺張羅,后面出力的始終是這群朋友。他們基本上都是商務印書館的職員,也都是新文學的重要社團——文學研究會的骨干成員。

這群年輕人,當時大都深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20世紀初,俄國人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作為“空想社會主義”的一種引入中國,以其主張個人自由、友愛互助和描繪至善至美的未來而引人注目,曾被很多有志青年尊崇并積極實踐。無政府主義者的各種實踐,在鄉村社會、教育、出版等各個領域都有人嘗試。

早在1923-1924年間,胡愈之、鄭振鐸等人曾發起成立過一個小型的出版機構“樸社”。當事人之一的顧頡剛有日記為證:“振鐸發起自己出書,不受商務牽掣。約集伯祥、圣陶、(謝)六逸、予同、雁冰、(胡)愈之、達夫、燕生及我十人,每月公積十元,五個月內預備出版品。”大家一呼而應,要集資辦一個自營書店,自己寫書編書自己來出,賺了錢大家分還可以出更多的書。樸社的組織,一定程度是受無政府主義“互助論”啟發。后來因為顧及商務,而且無人全心投入具體運營,樸社在上海勉強運行一年,于1925年遷到北京,之后主要由時任北大教授的顧頡剛經營,上海的人員逐步淡出。雖然如此,這群人依然懷揣著出版自由夢,等待更合適的機遇。直到“開明書店”的興辦,章錫琛及其兄弟章錫珊傾其所有,全力撐起了這個小鋪面,大家積蓄已久的出版熱情終于有了釋放的平臺,也催生出一種獨特的人文生態。章錫琛一直堅持書店就是為朋友們開辦的:“我們起初計劃開辦書店的時候,本來只想集2000塊的資本,專印朋友們里面比較好一點的書,對于排印、紙張、裝訂等,都竭力考究精致,希望一方面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可以有點興趣,并且可以使讀者不致失望。”

在此前后的1925年,夏丏尊與匡互生、劉薰宇、豐子愷等人在上海江灣創辦了一所“立達學園”,開始招收平民子女入學。他們同樣曾狂熱追隨“無政府主義”。夏丏尊年輕時一度想和幾個朋友依照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發起的“新村運動”社會方案,組織新村,自耕自食,互幫互助。他之后專注于教育事業,先后在浙江一師、湖南一師等新式學校任教,追求自己的教育理想,也積累了廣泛的教育人脈。1921年左右,他受老朋友、教育家經亨頤之邀回家鄉浙江上虞白馬湖畔創辦一所新式學校——春暉中學。后來數年,春暉中學的教師大多由夏丏尊接引而來,相當一部分是他在浙江一師、湖南一師的同事和學生,如匡互生、劉薰宇、豐子愷、朱光潛、朱自清等人,整體師資水平非常高。他們創辦春暉中學,希望不依賴政府的行政力量,不受制于權貴和財閥,創建一個新村式的模范中學,讓學生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很快,春暉中學就成為國內知名的學校,有“北南開南春暉”的稱譽。后因與經亨頤等人的辦學理念出現分歧,這一干人等都來到上海創辦“立達學園”。這所學校的創辦更加符合“無政府主義”的設想,建校經費完全靠教師們自籌完成,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很多教師是半薪甚至義務授課,在教育理念上倡導自由討論風氣和身體力行的“柏拉圖學園”傳統。校門可自由進出,實驗室可讓學生自行研究,食堂中男女同桌吃飯,師生住同樣的宿舍,吃同樣的飯菜。受“立達”辦校精神感召的人們組織了一個“立達學會”,宗旨為“修養人格、研究學術、發展教育、改造社會”,會員們不是簡單掛掛名,都是為了共同的教育理想走到一起來,竭其所能志愿為“立達”的建設盡一份力。夏丏尊就是立達學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

一群懷揣“出版夢”和“教育夢”的人,身處同一座城市,是很容易產生共鳴的。我們很快在立達學會的會員名單上能看到胡愈之、鄭振鐸、章錫琛、葉圣陶、王伯祥等人的身影,他們在工作之余自發到“立達”去兼課,不取分文。而原來立達學校的開創者和教員們,也紛紛加入《新女性》雜志社和開明書店的作者隊伍和編輯隊伍,他們需要通過寫作和出版來維持生計,同時表達自己對人生和對世界的看法。

1928年初,夏丏尊辭去了立達學園國文教師一職,專職擔任了開明書店編譯所長。隨后數年,更多的人匯入開明這個平臺上來。因為在這里,他們的出版夢和教育夢能夠完美結合到一起,也能更廣泛地發揮影響。

開明人與開明同人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國出版界,開明的人員規模不在第一個梯隊,但開明的朋友圈卻是公認最鐵桿、向心力最強的。開明學者群中知名度甚高的大致有章錫琛、夏丏尊、葉圣陶、宋云彬、王伯祥、周予同、顧均正、金仲華、徐調孚、郭紹虞、王統照、丁曉先、劉薰宇、賈祖璋、傅彬然、周振甫、呂叔湘、葉至善等人,他們都或長或短供職過開明書店,稱之為“開明人”是無疑的。但還有一種人,他們從未入職過開明一天,卻與之有著深厚的緣分,深深認同開明的出版觀和價值觀,將其當作“自家人”事業鼎力扶持,是廣義的“開明人”,或者“開明同人”。

胡愈之、鄭振鐸、吳覺農、沈雁冰是開明公認的“催生者”。尤其是胡愈之,是他以過人的膽魄和果敢的領袖氣質,鼓勵章錫琛創辦《新女性》雜志,又幫助其改組為開明書店。1928年初,當他為躲避國民黨當局迫害赴法國留學前夕,又與朋友們齊聚家鄉上虞縣白馬湖畔,為開明的發展確定了總方向——為青年服務。用他們的話說,讓當時大量失學的青年人來做開明的學生吧——也就是開明的主要讀者。給他們編寫自己能讀懂并能引發思考的新課本;為了排擠掉那些既無益又無聊的閑書,還得編出門類眾多又趣味盎然的讀物供他們選擇;還應該給他們特別編一種刊物,就叫《中學生》吧。這個刊物除了幫助他們聯系實際學習各門課程,更要跟緊時代的步伐,給他們介紹各種新知識,跟他們討論切身相關的新問題。此后二十多年里,即使在抗戰的漫天烽火中,開明一直堅持著這樣清晰的出版定位,成為民國出版機構中最受青年人信賴的“無聲導師”。也正因為如此,開明“老板”章錫琛曾經對胡愈之說,“從出主意到具體工作,沒有你恐怕就沒有開明書店。你是開明的參謀長”。

鄭振鐸和沈雁冰(茅盾)因為文學研究會、商務印書館這兩層關系,與先后加入開明書店的老朋友們一直保持著非常密切的互動。茅盾賴以成名的長篇小說《子夜》就是1932年由開明書店首次出版,并獲得巨大影響。《子夜》也成為開明書店的看家書,多次重版重印。鄭振鐸在抗戰期間堅持“潛伏”在淪陷中的上海等地,冒著生命危險,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和學養見識,搶救了大批有可能流失海外的珍貴文物。支撐他的重要力量就是當時留守孤島的開明老店,以及一群相交多年的開明同人和老朋友。

著名畫家、作家豐子愷是夏丏尊任教浙江一師時的學生,也是創辦春暉中學、立達學園的重要參與者。他是開明書店創始之初的堅定支持者,1929年書店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時,豐子愷以500元入股,成為書店股東之一。豐子愷雖未正式入職開明,卻給開明打下了深深的“豐氏”烙印。開明早期的很多重要書籍都是豐子愷親手裝幀設計、繪制插圖,比如夏丏尊的《愛的教育》,林語堂的《開明英文讀本》等,他還與葉圣陶合作了著名的《開明國語課本》(初小、高小八冊),四百多幅插圖全系他一人完成。他最早的畫集、隨筆集、譯著都是開明書店出版的,他一生版次最多的《音樂入門》也是由開明所出。

作家巴金,也是開明書店的鐵桿作者之一。其時,巴金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有一個好朋友也是信仰同道者叫索菲,是開明書店的編輯,也兼做他的作品經紀人。所以他的第一部、第二部小說以及20世紀30年代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開明書店首發的。他對開明書店的感情很深,曾說:“沒有開明,就不會有我這六十幾年的文學生活”,“什么地方只要有開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著朋友,我的工作就會得到支持,用不著為吃飯穿衣擔憂,只愁自己寫不出讀者需要的好作品”。

開明的編輯們,基本上都是既能寫也能編,本身就是作家或學者。以他們為紐帶,朱自清、朱光潛、沈從文、俞平伯、冰心、丁玲等一批進步作家被緊密維系在開明周圍。在特殊的歲月里,這些作者與開明的關系可以說“患難與共”。當開明的運轉資本薄弱時,很多作家在書出版后都主動不支取稿費和版稅,而是將其折算成股份給開明注資,使其能夠在艱難的環境中存活下來。而開明開設在各地的分店、支店,也在戰亂時期成為學者們逃亡途中的避難所。如豐子愷在抗戰期間帶領一家老小10口人,從浙江往西遷徙,一路顛沛流離、風餐露宿,但只要到了有開明分店的地方,就可以得到店員幫助,解決食宿。沈從文、朱自清、聞一多等西南聯大的窮教授們,每逢家境窘迫之時,也常常得到昆明開明分店的慷慨周濟。而因為各種緣由不得不滯留淪陷后的上海的不少進步學者,生計都很窘迫,夏衍曾說:“在孤島生活最困難的時候,凡留在上海的‘開明同人’,不論有沒有出過書,都經常收到丏尊、錫琛先生送來的三塊、五塊銀幣的周濟。在那種大家都有困難的亂世,說相濡以沫也好,說人情、道義也好,這種出版家與著作家之間的關系,實在是太難能可貴了。”一聲“開明同人”,說明許多人已經從精神上認同了開明,愿意將自己視作其中的一分子。這種以出版機構為核心構建起來的獨特文人生態,百年前后似乎獨此開明一份。

開明,是一種生活態度

開明既是一種工作狀態,也是一種生活狀態,例如在民國文化界頗有知名度的“開明酒會”。開明的很多選題靈感并不是在會議室商討出來,而是在“開明酒會”的飯桌上一口一口“咂”出來的。其實這個酒會早在這群朋友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就基本形成了,當時是文學研究會成員之間的輪流做東聚餐會。

《王伯祥日記》1924年3月7日有記:“今日文學會聚餐,我與既澄當值……發柬后,來者尚多。夜七時在振鐸所設席,計到席者有振鐸、讱生、雁冰、玉諾、愈之、仲云、乃乾、志摩、予同及我十一人。”

文學研究會不少人后來都進了開明書店,這批朋友又凝聚到開明這個平臺上,慢慢形成了開明酒會的格局。酒會一般逢星期六晚上舉行,地點一般都選在開明書店附近的酒店,不是二馬路上的“馬上侯”酒店,就是四馬路上的“王寶和”酒店。或者干脆就在參與酒會的某一位家里,菜式方面則沒有什么山珍海味,也沒有大魚大肉,只有咸烤花生、清煮發芽豆等幾樣家常菜,但是酒呢,一定要是上好的紹興黃酒。經常參加這個酒會的人有章錫琛、夏丏尊、葉圣陶、鄭振鐸、王伯祥、周予同、丁曉先、豐子愷、范洗人、章錫珊。當然,這個群體并不是固定的,隨時有新的朋友加入。參加酒會的眾人之間,不敬酒、不勸酒、不鬧酒,暢飲暢聊,聊生活、聊工作、聊人生。有時,一些圖書選題的策劃,就在席間碰撞、謀劃;有時,店里重大工作安排,就在席間商量、落實。既促進了書店的工作,也增進了同人之間的感情。

開明人還喜歡比鄰而居,彼此的家眷都熟稔得像一家人,孩子們都是互相看管著長大的。葉圣陶與王伯祥本就是蘇州老鄉,兩家在上海常年做鄰居。葉家長子葉至善兒時上街,很多次是跟隨王伯祥以及王家孩子同行。后來,葉家又和夏丏尊家成了近鄰,后來還成為兒女親家。葉至善娶了夏家小女兒夏滿子。夏丏尊寫了一首詩:“夏葉從來文字侶,三年僦屋隔樓居;兩家兒女秾桃李,為系紅絲顧與徐。”開明的這些著名學者大都沒有什么顯赫學歷,很少上過大學,幾乎都是自學成才。這也使得他們的成才觀和教育觀高度一致,他們認為學校并非接受教育的唯一場所,一個人成才與否也并不看他是否考上了大學。開明的孩子們很少被父母逼著卷分數、卷名校,基本上都是“野蠻生長”。他們自小就在開明這個大氛圍中廝混、熏染,受著父輩們品行和學識的共同滋養。年齡稍長,也很自然就成為開明的一員。葉圣陶的兩個兒子葉至善、葉至誠,王伯祥的幾個女兒王清華、王漢華等,章錫琛的兒子章士敭等人都是中等文化程度,很年輕就進入開明書店做練習生,在這所特殊的“學校”里邊工作、邊學習、邊成長。

抗戰時期,內遷的開明書店(上海老店有少數人員留守)在艱難的環境中頑強生存,流亡中的書店員工和家眷都備嘗戰時生活的艱辛。大致是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開明的總辦事處遷至廣西桂林。或許是受到生活書店(三聯書店前身之一,受中共地下組織領導)職工業余生活的啟發,開明內部也自發組織了一個“明社”,功能類似后來的工會或者俱樂部,但又不完全是,籠統說是一個“同人組織”。無論總店還是各地分店的開明員工甚至家屬都可以入社,無論書店董事長、總經理,在明社里都是普通一員,定期選舉出總干事以及理事會為大家服務。直白地說,這個組織就是方便寄身亂世的人們“抱團取暖”,為大家搶購緊俏生活物資,組織最低限度的康樂活動等。后來還興辦了一種內部刊物《明社消息》,既是業務交流刊物,也是社員分享信息、交流情感、紓解苦悶的平臺,從1946年一直堅持辦到1949年前后。開明重要成員之一、著名歷史學家周予同曾在《明社消息》上撰文:“明社舉辦各種同人福利事業,這倒是有形的、表面的,雖然也是重要的。明社,在我看,卻另有一種重要的秘藏的教育意味。在日常職務分配上,在日常工作進程中,我們雖然也是有機的組織者,但,就個人來說,究竟是各管各的……而現在我們的明社將我們團結起來,產生一種新的氣氛,給我另一種生命的意義,我們不僅僅是同事,而是在生命歷程中手拉手的朋友、伙伴啊。”葉圣陶1946年還為“明社”成立一周年撰寫了社歌歌詞,第一次公開回應并闡釋了社會廣為贊譽的“開明風”——“開明風、開明風,好處在穩重,所惜太從容,處常綽有余,應變有時窮。我們要——互助合作,加強陣容;敏捷活潑,增進事功。開明風,開明風,我們要創造新的開明風”。

抗戰時的患難與共和“明社”營造出來的溫暖氛圍,進一步增強了開明群體的凝聚力。在戰后復員的各大出版機構中,可能開明書店是最早為顛沛而歸的員工及眷屬統一安置住所的。最初是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的永豐坊和祥經里出巨額保證金租下6幢弄堂房子,分租給各家作為臨時安置所。隨后在祥經里后面的川公路購置6畝多地,斥資建造宿舍和一幢辦公樓,大約在1948年底落成,形成了集出版社、編輯部、職工宿舍、文化娛樂設施為一體的小型社區。為了紀念1946年去世的書店元老夏丏尊,辦公樓就叫“懷夏樓”,社區也有一個很新穎的名字——開明新村。這不免讓人想起夏丏尊先生從青年時代就向往并實踐過的“新村運動”。開明新村的居住安排也體現了集體主義精神:有家屬的員工分配了一間房,單身員工住“統艙”,中間是寬敞的運動場,旁邊有一排公用廚房。新村里還設有閱覽室、娛樂室、自修室等公共空間。集體居住為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明社”在這一時期異常活躍,下設康樂組、進修組、福利組等分支,組織歌詠隊、話劇組、昆劇組、舞蹈組、讀書會、補習班等多種活動。有人說,這時的開明新村既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又像一所開放的大學校。在當時上海的白色恐怖背景下,成為難得的一方文化凈土。

當然,外界形勢的變化遠遠超出了“開明人”這個小群體的想象。懷夏樓和開明新村啟用不到一年,上海就解放了,繼而新中國宣告成立,整個國家和社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新政權的文化和教育領域,開明同人不少被委以重任、身居高位。胡愈之、葉圣陶分別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署長和副署長,沈雁冰成為首任文化部部長,鄭振鐸成為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局局長。受如火如荼的建設熱潮感召,很多開明人也紛紛奔赴新的工作崗位。作為舊社會走過來的一家私立出版機構,開明書店面臨著何去何從的艱難抉擇。在胡愈之、葉圣陶等人的熱切關注下,開明總辦事處最終于1951年舉店遷至北京,并在1953年與直屬團中央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為第一家響應公私合營的民營出版社。

百年之后憶開明,不禁為這群曾經的純粹理想主義者肅然起敬。開明人曾在亂世中苦苦追求的出版夢和教育夢,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征程中早已變成了現實,這是足以告慰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