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穆旦這則外調材料,她似乎將不復存在
歷史敘述往往受制于文獻,那些不見于文獻記載的人與事,往往就是敘述的盲點。少為人知的陳曼宜,因為詩人穆旦的一些文字,也就有了些許勾描的空間。
陳曼宜為穆旦留學美國時期的友人,回國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學數學系,其舅父為穆旦在南開中學和西南聯大的學弟、《未央歌》的作者吳訥孫(1919—2002)。坊間關于陳曼宜的文獻極少,穆旦與她的來往也不見于公開的文獻,但穆旦的檔案類自述文字中,較早時候曾有一些零散的涉及,如《我的歷史問題的交代》(1956年4月22日)在談到吳訥孫時寫道:他的甥女陳曼宜,在美國“很熟,也在芝加哥大學讀書,并且也亟望返國”,因此“談得來”,且不止一次將陳曼宜列為自己美國時期經歷的證明人。后有專門談及,為一九六九年二月七日的《關于陳曼宜》,共五頁——目前所見穆旦個人交代,比這篇幅更大的有幾種,外調材料則沒有比這更長的了。
《關于陳曼宜》內容共分為五點。第一點是關于與陳曼宜在美國及回國后的一些交往:
陳曼宜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后,到芝加哥大學來入數學系研究院,這時我正在芝加哥大學讀書,她拿著她舅父吳納(訥)孫的介紹信到我家來找我,這大約是1951年下半年的事。這是我開始認識陳曼宜的。吳納(訥)孫是我大學的同學,我和他是同學和朋友關系,他介紹陳曼宜給我,是因陳在芝加哥沒有熟人,托我照顧的意思。以后我和陳曼宜在芝大時有來往。周末有時聚會和吃飯打撲克牌。又因她和我都是想回祖國的,有共同的話題。我和我愛人周與良于1952年底離美,她和其他友人曾在芝加哥給我們送別。我于1953年初回國,到廣州就給在美國的友人共寫了一信,報告祖國的令人興奮的觀感,陳曼宜以后曾復我一信。以后她為了自己回國缺乏路費,又曾給周與良來過信,商借路費,因周與良有一兄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書。陳曼宜大約是1955或56年回國的,她在路過歐洲時,也曾給周與良來過信,提她在瑞士領事館借錢的事。陳曼宜回國后住在北京高教部招待所時,和也是剛回國的李繼堯相識,以后結了婚。她和李相識不久,即同來天津南大,找我和何國柱兩家,玩了約一星期。這時他們尚未結婚,我曾對李講了陳的脾氣不好,望他們融洽相處。這是我和李繼堯開始認識,以前不認識他。約1956或57年,我到北京航空學院李繼堯的宿舍去找過李和陳曼宜,因我家在北京,在回家的幾天中訪問朋友,去看看他們,并在他們家中住了一夜。這只是普通友誼的訪問,和他們沒有其他關聯。這以后我便沒有再見他們,也沒有和他們通信。約1964年他們來津到南大,那時我適去北京家中,所以未見到他們,我愛人周與良見到他們,并和他們一起玩了。這以上就是我和陳曼宜和李繼堯的全部關系。
這一段,穆旦交代了從在美國時與陳曼宜相識到約一九六四年她和丈夫來天津但未見到的過程。回國后有相互往來,且對方不止一次來天津,應該說,關系算是比較近的。但對于陳曼宜的一些情況,比如上文談及的陳曼宜入境的情況,穆旦可能并不知曉:“陳曼宜在離美前,曾給周與良(在國內)來信商量借路費,由此推想她是自籌路費回國的,而且是行經歐洲(因自歐洲有來信)。其他情況自己不知道。不知誰給她辦的入境手續。”穆旦夫婦回國時獲得了美國國務院救濟中國學生的款項資助,陳曼宜未能獲得,且回國過程曲折,很可能是通過歐洲輾轉回國的。當時不少執意回國的中國學生,也是走的類似路線(侯祥麟、羅沛霖、師昌緒等口述:《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
穆旦提到離開美國的時候,陳曼宜和其他友人曾來送別,《穆旦詩文集》(第2卷)收錄了一張當時在火車站的大合影,被標記的人物有蔡樹德,李宗明,徐賢修、夏一仁夫婦和小女兒Jenny,錢存訓、許文錦夫婦,何國柱、劉預其(應寫作劉豫麒)夫婦,蕭濟安,黃德聲,無法辨認的則有一位女同學、五位男同學。若穆旦所說無誤,那唯一未被辨認出來的——站在正中間、周與良的左側、穆旦的正前方的女同學就是陳曼宜。

1952年12月,穆旦夫婦離開芝加哥,在火車站與送行的同學和朋友們合影。
第二點是關于吳訥孫:
吳納(訥)孫是我在西南聯大外文系的同學,比我低一班,曾和他住在宿舍的上下鋪。我和他是同學和朋友關系。1943年我自印度回到昆明,沒有住處,那時他和陸智周(聯大同學)在外面租房子住,我就和他們同住,住了約兩三個月。那時吳納(訥)孫在昆明法國領事館做翻譯。1944年我在重慶時,又碰見吳納(訥)孫,那時我先后在新聞學院和中國航空公司,吳納(訥)孫大概是在美國新聞處工作,我和他先是偶然在——可能是中央圖書館碰見一次,知道他投考留學考試,以后在他出國留學以前,又在重慶他的住處去看他一次。這是我和吳納(訥)孫在國內的交往情況。他是什么人,是不是國民黨,我不知道。我記得在聯大和他住同屋時,他的哥哥(叫吳×孫,名字已忘,曾來找他,是學地質的)曾來找他,據吳納(訥)孫說他哥哥是很進步的。因此,我的印象,吳納(訥)孫不是國民黨。我知道吳納(訥)孫最接近兩個人,一是陸智周,他們是中學和大學同學。陸智周不知在何處,他的哥哥陸智常在大連工學院教數學,一問便知。另一是吳的女朋友孫麗君(名字是否如此,不太肯定),這人在吳出國留學前,我去找吳時曾見到她也在那里。現不知在何處。此外和吳較熟的,還有王佐良(現在北京外語學院),李賦寧(現在北京大學外文系)。
吳納(訥)孫出國后,和他便沒有通消息。1949年9月我到美國讀書,約1950年吳納(訥)孫路過芝加哥,曾找我,我和他玩了一天。他知道我的地址,可能是聽李賦寧[當時和吳納(訥)孫都在耶魯大學]說的。我和吳納(訥)孫在美國只見了這一面,以后再也沒有見過他,也沒有和他通信(除了陳曼宜找我時拿的那封介紹信)。
我在芝加哥和吳納(訥)孫相見時,曾問他回國不回國,他說要是給他做故宮博物院院長,他就回來(他在美是學藝術史的)。因此我知道他是不想回國的。
吳訥孫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就讀于南開中學,其作品《那一本故事書》與穆旦的《夢》——第一次也是當時唯一一次署名“穆旦”的作品——同時刊載于《南開高中學生》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1934年1月5日);一九三七年,吳訥孫進入長沙臨大(西南聯大),一九四二年畢業,曾留校任教;一九五四年在耶魯大學獲得美術史博士學位,有以西南聯大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未央歌》行世,筆名鹿橋(英文名Nelson Ikon Wu)。穆旦的自述材料多次提及他——多寫作“吳納孫”。比較多的內容,則還是見于關于其外甥女陳曼宜的外調。
李賦寧(1917—2004)與穆旦在南開中學曾是同學,在清華大學為同級同系同學,且畢業后都曾留校任教。加之老師吳宓與李賦寧同鄉的緣故,兩人交集不少。穆旦日后的自述稱李賦寧為“切近的朋友”;任教南開大學之后,“仍保持接觸,并幾次請他在業務上幫忙”(《履歷表》,1955年10月)。穆旦與李賦寧在美國相見事,見于李賦寧的回憶: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間的歸國途中,經過芝加哥時,曾到芝加哥拜訪穆旦、參觀大學。(李賦寧:《我的英語人生:從清華到北大》,商務印書館,2022年)可見穆旦所說不虛。

吳訥孫(1919—2002),著名華裔作家、學者,著有小說《未央歌》《人子》等,陳曼宜為其外甥女
第三點是關于穆旦在美國芝加哥的最后一年多時間(1951—1952)里的情況:
知道有了一個美國老太婆Stadley(斯泰得利)經常請中國學生到她住處去茶會。我和我愛人周與良被邀去茶會,是在我和陳明生發生一次辯論以后(我和陳明生在住處的廚房里,由閑談而涉及政治問題,談到祖國,陳持反動態度,因而和他辯得面紅耳赤),在接到這請帖時,我對周與良說,你去應付一下吧,我不想去。結果周去了,回來告訴我,Stadley問她為什么我不去,說要見見我。因此,下一次我就和周與良一起去了。記得當時有約七八人,都是中國同學,大家吃吃茶點,社交閑談。Stadley并沒有特別和我談什么,約呆(待)一個小時即離去。以后我和周與良在被批準回國后,Stadley又找我們去茶會一次,作為告別。仍是有幾個中國同學在那里,記得曾看了一會電視,閑談一會,就離去了。但在我離開芝加哥啟程前一兩天,陳明生忽然拿給我一件東西,是一根塑料繩,還附一短簡,說是Stadley送給我的。我打開一看,短簡內有一兩句話,大意是“希望你能獲得你所追求的東西”。這是對我的惡意嘲諷,我看后一氣把信撕掉,繩子則帶了回來。以上我和Stadley的來往經過。在中國學生的新年聯歡會(1952年),那是陳明生主辦的,Stadley也去了。記得曾見她和一些人談話,我未找她談。
周與良與Stadley的來往,已如上述。陳曼宜和何國柱,我想他們都到過Stadley家的茶會,但我未見到過。
Stadley的門上釘著名片,記得她的職務頭銜是“美國中西部中國學生安慰者”,我認為她就是監視中國學生的。我和她除了上述來往外,沒有任何其他關聯。
陳民生(按,應該就是陳明生)在芝加哥讀哲學,是基督教徒,是Stadley的助手,替她跑腿的。我在1951年下半年租房住,有四間屋,我和周與良用兩間,尚余兩間,便找了一個小陳(學經濟,已忘其名)和一姓戴的來住。以后小陳要搬走,他找一個人來頂替他住,這人便是陳明生,這是我開始認識陳明生,以前不認識他。陳曼宜、何國柱去找我時,也見到陳明生的。我只知他們有一般認識,沒有特別熟的關系。我想Stadley知道我的政治態度,就是陳明生給告密的。
這里用較大篇幅提到的美國人Stadley,在《回國留學生分配工作登記表》(1953年2月21日)和《歷史思想自傳》(1955年10月)均有談到。十多年之后的描述跟當時也大同小異。曾合租在一起的陳姓同學、戴姓同學及陳明(民)生,則未見于其他自述文字。這里并沒有出現陳曼宜的信息,料想是外調者在詢問Stadley及陳明(民)生與陳曼宜的來往關系。而穆旦也得交代自己和妻子與他們的往來——雖是關于他人的外調,受訪者也有義務交代自己。
第四點是辦理回國手續的情形。穆旦的多種交代材料都曾談及這個話題,這里所敘也都大同小異:
因周與良學生物,已知當時美國移民局不準學理工的中國學生回國,曾有一時期周與良寫信向東南亞等國家的學校找職業,想轉道回國,但未找到職業。以后我得知芝加哥有一猶太律師事務所,其中一猶太律師幫忙(忘其名)因替猶太人辦理移民手續,和美國移民局的人較熟,便去找他,請他向移民局去做側面了解,像周與良這樣學植物分類的人能否回國。通過他的幫助,并有周與良從教授得來的證明信(證明她所學的與國防無關),我和周便得到了移民局的回國許可,而回國了。移民局沒有在回國許可問題對我們提出任何條件和要求。它的許可信是寄給我們的。
陳曼宜和移民局有何關系,我不知道。也未聽她說過。
對照《回國留學生分配工作登記表》(1953年2月21日),其中描述的情形——“好容易得知一位猶太律師,和他們很熟,通過他得知如有學校證明信,證明她所學的無實際用途而且美國不需要的,便有希望。以前教授是不肯寫這種信的,因為他根本不同情我們返國。以后看到我們歸意堅決,便寫了信”,艱難程度更甚。
為回國事找猶太律師幫忙,也見于當時的其他中國學生的回憶。比如,當時在火車站送別穆旦夫婦、一九五五年與錢學森等人同船回國、與穆旦夫婦同任教于南開大學的何國柱(1922—2017)即曾談道:“當時猶太人在美國創辦了一個猶太律師事務所,專門打抱不平,免費服務。無論什么民族糾紛,只要沒有錢打官司,都可以去找他們。”(何國柱口述:《給聯合國秘書長寫公開信》,載《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第296頁)若此,何國柱回憶中關于在美國的經歷、爭取回國的遭遇以及回國的經歷,也有助于理解穆旦夫婦當時的境況。
而“未找到職業”之說,與周與良后來回憶的情形不盡相同。周與良提到了去中國臺灣、印度及美國南方的一些大學工作的可能性:“有朋友邀請我們去臺灣任教,良錚的二哥在印度,歡迎我們去印度工作,印度德里大學并聘請我們二人去任教。”(周與良:《懷念良錚》,載杜運燮、袁可嘉、周與良編:《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1頁)在后來的回憶中,措辭有所改變,“良錚的二哥良釗為我們安排去印度德里大學教書”,而且還談道:“美國南部一些州的大學經常去芝大聘請教授,如果我們想去南方一些大學教書,很容易。”(周與良:《永恒的思念》,載杜運燮、周與良、李方等編:《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56頁)“歡迎”與“安排”,也還是有差異的。從目前的情形來看,學界所采信的多是周與良的回憶。若此,則可說明穆旦在交代時有意回避了危險的海外關聯;反之,則是周與良有意凸顯了海外的因素——通過凸顯、比照,進而突出了穆旦當初一心回國的堅定信念。

1954年11月8日,穆旦一家合影于天津
上述四點之外,還有一段“補第三大題”的內容,交代在美期間與鄒讜、盧懿莊夫婦交往的情況。
一個來往情形不見于公開文獻、僅見于穆旦自述文字的人物,原本用比較小的篇幅來描述即可,但因為外調材料篇幅大,且涉及的內容或此前未見敘述,或有可議之處,所以做了較多展開。
關于陳曼宜,除了穆旦的敘述之外,能夠查到的信息寥寥可數。一九五三年春在布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一九五五年回國后任教于北京大學的王仁(1921—2001)提及: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五五年二月,王仁在芝加哥伊利諾伊理工學院力學系任助理教授,其間,“有一位在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陳曼宜打聽回國事”,且表示陳曼宜回國后,在北京有見面。(王仁:《回國經過回憶》,載全國政協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建國初期留學生歸國紀事》,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244頁)而在新近出版的相關名錄中則有簡略的記載:“陳曼宜( — )陳民耿與吳語亭(民國女詩人、散文家)之女。1954年或1955年回國。”(王德祿主編:《歸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歸國北美留學生名錄》,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3年,第440頁)篇幅較之于其他人物要小,且沒有生平和留學學校的信息,回國時間也不確定,可見其事跡少為人知。
饒是如此,既能確定父母的信息,也就有了更多的線索。陳民耿與吳語亭均為福建福州人,兩人于一九二四年結婚。吳訥孫為吳語亭的叔叔吳藹宸(1891—1965)的次子。陳曼宜于一九二八年生,有一弟名曼生,但不幸于三歲時夭折。陳民耿早年畢業于倫敦大學經濟系,一九四六年出任聯合國華文翻譯組組長,舉家遷紐約,一九四八年到臺灣,吳語亭的母親及兩位弟弟亦到臺。未見陳曼宜早年受教育的材料,是否一九四六年到美國亦不可知;而從上述情形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段,陳曼宜是只身一人回到大陸的,而沒有去臺灣和父母團聚。一九九〇年陳民耿去世后,年事已高、只身在臺的吳語亭被女兒接到美國馬里蘭州居住,直至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逝世。而陳曼宜以個人名義出版了《吳語亭女史著作述評》(楊南孫編,1992年)、《陳民耿教授紀念集》(楊南孫、高嘯云,1992年)及《吳語亭畫集》(吳語亭著作編輯組,1998年),且再版了《語亭吟草》(2000年,初版時間為1963年)等著作,很顯然是有將父母的事業發揚光大之意,希望世人記住他們的名字。
順著這個再版的《語亭吟草》的線索,又可見二〇〇六年五月十六日陳曼宜給汪東(1890—1963)之孫汪堯昌的信,稱其為“堯昌表弟”,內有“很久未跟你通電話,很想念!”“現托友人寄一本《語亭吟草》及楊敏如著《唐宋詞選讀百首》。并附寄全家福像(相)片一張。你是也可以寄一張給我”等語。信息很簡略,僅寥寥數筆,但看起來還有線索可以繼續查詢,不過這已經是很晚近的事情了,暫且不表。
再說“北京航空學院李繼堯”,相關信息也很少,前述留學歸國名錄有記:“李繼堯( — ) 北京人,留學耶魯大學。回國后到北航任教。后出國,在美國加州定居。夫人陳曼,福建人,北大數學系教授。”(王德祿主編:《歸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歸國北美留學生名錄》,第456頁)篇幅小、信息少,夫人的名字弄錯,可見其事跡也少為人知。也有簡略的信息見于從美國耶魯大學留學歸來的材料科學家、金屬物理學專家顏鳴皋(1920—2014)的口述:李繼堯去耶魯大學稍晚,畢業后,他的同學劉有照到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工作,李繼堯則回國了,“李繼堯學的專業理論性比較強,回國后到北京航空學院教書。北航對李繼堯不重視,改革開放后他又回美國了”(顏鳴皋口述:《因留美科協活動被關押的“紅色分子”》,載《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第105頁)。
陳曼宜呢?沒有誰提到她回國之后的情形——關于李繼堯這一段是在更早時候讀到的,當時第一感覺是她沒能度過那段不算短暫的歲月,不然怎么只提李繼堯呢?
一個家境可能一般、努力求學(先后畢業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輾轉回到國內、任教于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可能“脾氣不好”的女子,似乎沒有穆旦的這則不算短的外調材料,將不復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