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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玩梗與故事編織——論網絡文學的“趣感”美學
來源:中國文藝評論 | 許耀義  2026年08月20日08:39

“爽感”作為一種植根于網絡文學發展歷程并在如今已經成熟的情感模式,占據了網絡文學以及其后的微短劇的半壁江山,因此爽感問題也往往成為網絡文學乃至網絡文藝研究者關注的重心。但是僅就網絡文學而言,其內蘊的情感的復雜性難以用“爽”一言以蔽之。在網絡文學之中是否存在有別于“爽感”的美學體驗?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話題,而“趣感”正是筆者基于下文的探討試圖描繪出的一條別異脈絡。“趣感”可以視為中西美學中“趣”這一審美觀念的當代承繼。在中國古代文論的場域中,作為在中國文化中早已成熟的審美范疇,“趣”在詩詞筆記等各種文學體式中呈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在西方美學的當代演進中,“趣”觀念在“趣味”與“有趣”的雙重脈絡中經歷了從壓抑到解縛的過程。兩種差異脈絡的美學建構皆對當下網絡文學研究有著重要參考價值,為我們考察當今網絡文學的審美體驗提供了理論的參照譜系。在圍繞網絡文學內外的眾多現象中,可以發現“趣”這一橫貫中西的審美觀念的呈現與新變,顯影出網絡文學“趣感”美學的生成運作邏輯。

“趣”:橫貫中西的審美觀念

(一)叢生之“趣”: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趣”范疇

在中國古代文論中,“趣”不單單被視為一種對審美追求的描述,更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審美范疇。從嚴羽《滄浪詩話》中對盛唐詩歌“興趣”的稱贊,到明清小說中展現出的“妙趣”,再到民國時期以周作人為代表的對小品文“趣味”的玩味,“趣”這一審美范疇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學體式間輾轉騰挪、歷久彌新。在“趣”范疇的發展歷程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文論對“趣”的多重建構。宋代關于“趣”的詩文探討的廣泛出現標志著中國古代文論中“趣”這一審美范疇的成型。在這段歷史時期,由“趣”范疇延伸出的各類二級概念表征出了社會狀況與文化思潮等多重因素對“趣”范疇的影響。

第一,在以嚴羽《滄浪詩話》中提出的“別趣”“興趣”為代表的“趣”審美范疇中,“趣”更多體現為對文學審美性質的表現。“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所描摹出的既是對審美境界的構建,也是對文學“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的追求。

第二,在“諧趣”“野人之趣”等范疇的表征中,“趣”展現出對日常生活的玩味。宋代商業文化的發達造就了勾欄瓦肆的世俗娛樂,正是在這一背景中,出現了《集英殿秋宴教坊詞》中記載的“宜進詼諧之技,少資色笑之歡”的唱詞,可見世俗宴樂中的“諧趣”追求。與之相類,司馬光于《溫公續詩話》中稱贊宋初詩人魏野“妻喜栽花活,童夸斗草贏”之語“真得野人之趣”,對“栽花”與“斗草”這類休閑行為的關注也顯現出對日常的沉浸與玩賞。

第三,在“理趣”“風趣”等范疇中更為凸顯的是文人的自我修養與價值追求。受禪學以及理學的影響,宋代詩歌中“以才學為詩”的傾向正是“理趣”的化身。宋人包恢《答曾子華論詩》有云:“古人于詩不茍作、不多作。而或一詩之出,必極天下之至精。狀理則理趣渾然,狀事則事情昭然,狀物則物態宛然。”蘇軾的《琴詩》《題西林壁》與朱熹的《觀書有感》等詩歌以寓言的形式將哲理與現實情景相融。與“理趣”的道學家傾向相異,“風趣”這一范疇則更接近市俗,有“風流才子”的意味。比如楊萬里有云:“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這一觀念在清代袁枚身上有了更明晰的體現,他推崇楊萬里的詩學觀念,將“性靈”作為詩學核心,這種提倡也構成了對“風趣”的價值追求的肯定。“風趣”注重的并非形式技巧,而是創作者自身精神氣質的體現。

由這些“趣”范疇的延伸可見,以“趣”著眼文學時,文學不是局限于文本內部閉鎖的意義,而是外展為與多種因素交互的文學活動。南帆在《“趣”:跨越古典與現代》一文的結尾中指出,“趣”這一審美范疇在互聯網制造的后現代氛圍中有著再度新生的素材,“無論是動漫的二次元表情包、科幻小說的‘祖父悖論’情節設計、網絡語言的‘造梗’還是彈幕評論的生動形容,人們可能發現各種新的動向”。延續南帆的論述思路,當我們借宋代的“趣”范疇所關聯的多重角度來審視當下的網絡文學時,不難發現,在網絡文學常見的異界想象以及對“設定”的玩味中,在網絡文學讀者于互聯網空間的“玩梗”和與作家的互動評論中,甚至在網絡文學的“土著理論”與“學者粉絲”對網絡文學合法性的捍衛中,“趣”都在不同程度上顯露其存在的蹤跡。這并不是說網絡文學在對古代的“趣”范疇進行重現,而是“趣”這一審美范疇在當下有著延續并更新中國古典美學精神的可能。

(二)“趣味”與“有趣”:西方美學中的“趣”觀念

當我們將視野從中國古代文論轉向西方美學,可以發現關于“趣”的探討在西方美學中也有悠久的脈絡。中國語境中具備審美意味的“趣”翻譯為英文時,一般可以對應“taste”(趣味)與“interest”(有趣,同時也意味著利害與利益)這兩個詞語。圍繞“趣味”與“有趣”的美學探討構成了我們思考“趣”的審美意蘊的重要支撐。在“趣味”與“有趣”的雙重發展脈絡中,康德、布爾迪厄以及倪迢雁構成了“趣”觀念在西方美學中演進的重要參照坐標,描繪出“趣”這一審美觀念在西方經歷的從壓抑轉向解縛的線索。

圍繞“趣味”進行的美學探討一般可以追溯到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休謨的論述之中,他較早對“趣味無爭辯”以及連帶的“趣味標準”問題進行了分析與闡釋。在休謨之后第一個全面而系統地研究“趣味”問題的美學家當屬康德。在康德筆下,“趣味”與“鑒賞”這雙重意涵共存于同一詞匯(德語“Geschmack”)。審美意義上的“趣味”被康德剔除了感官的含義。盡管在早先的《實用人類學》中,康德就注意到了“趣味”一詞原初包含著身體感官的維度,趣味“其本來意義是指某種感官(舌、腭和咽喉)的特點,它是由某些溶解于食物或飲料中的物質以特殊的方式刺激起來的”。基于這一感官維度的體驗,“趣味”得以被延伸為對“感性的評價能力”的描述。但在《判斷力批判》中,康德排斥了“有趣”這一利害關系對“趣味判斷”(即“鑒賞判斷”/“審美判斷”)的影響,與此同時賦予“趣味”以反思性的維度。他將“與利害結合的愉悅”與“無利害的愉悅”對立進而將后者視為“趣味判斷”的目標(即“美”的存在),實現了對“趣味判斷”的“無利害化”處理。在此基礎上,康德以“快適”與“美”的區別強調“趣味”不同于依賴感官的“快適”,而是依靠“對一個對象的反思”。

在康德之后,布爾迪厄從社會學的理論視角批判了康德試圖將“趣味判斷”普遍化的嘗試,指出“趣味”作為社會階層的區分標志而發揮作用。在《區隔》一書中,布爾迪厄提出一種“大眾美學”來作為以康德為代表的推崇“超然與無利害性”的美學的反面。“大眾美學”反對康德美學的“趣味”試圖排斥的對藝術作品的“輕易”投入與“粗俗”享受。由于布爾迪厄對不同階層區別的關注,他也將“利益/有趣”作為重要的觀察視角。在布爾迪厄這里,經濟層面的“利益”與情感層面的“有趣”本就是互相疊加的存在,這種疊加體現在與“慣習”及“文化資本”密切相關的“投資”(investment)概念之中。“投資”既是“經濟意義上的投資”,也是“精神分析意義上的情感轉移投入”。對“文化”的占有渴望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近似商業投資的行為,但這種追求指向的并非資本增幅的利潤,而是情感層面的愉悅。擁有文化敏感度的藝術愛好者可以仿若本能一般占據“值得熱愛之物”并在這一過程中獲得自身的愉悅。

如果說在康德與布爾迪厄那里,“有趣”是作為“趣味”問題的伴生品而被加以論述的,那么到了美國文化理論家倪迢雁(Sianne Ngai)這里,“有趣”正式成為被嚴肅審視的美學問題。在其2012年出版的《我們的審美范疇:滑稽,可愛,有趣》(Our Aesthetic Categories: Zany, Cute, Interesting)一書中,倪迢雁嘗試將“有趣”這一情感體驗擢升為晚期資本主義以降的新興審美范疇。在倪迢雁的分析中,“有趣”已容納了此前康德與布爾迪厄對于“趣味”問題的思考,既涉及智性的反思也關聯著社會階層的互動。作為在審美判斷與非審美判斷之間搖擺的“有趣”是一種未完成的證明,它開啟了一種時間性(從判斷走向后續的再度論證),要求提出判斷者“努力提供能夠向提問者證明我們判斷之正確性的證據”,這一證明過程并不以說服他者為目的,而是借由證明促使判斷者更加充分地理解自身為何認為某一作品“有趣”。

回到對“有趣”的審美特征的論述,在該書序言部分,倪迢雁簡明扼要地對“有趣美學”進行了定義:有趣“是一種關于信息形式差異以及信息運動和交換的途徑的美學”,在晚期資本主義語境中成為商品流通方式的呈現。在隨后的正文論述中,倪迢雁將“有趣”這一美學范疇的歷史追溯到德國浪漫主義時期的F.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施萊格爾稱贊這類文學的創作主體表現出了一種對原創性的不懈追求,在18世紀文學中創作者對微小差異的關注中即表現出“有趣”的審美特質,呈現為對新奇事物的不安分的追求,以及對“原創且有趣的個體性”的探尋,這種追尋也注定永遠無法讓創作者與讀者完全滿足。隨后這種特質又在19世紀顯現于攝影技術之中,被蘇珊?桑塔格和羅蘭?巴特以一種矛盾的心態加以描述。巴特將“有趣”視為一種“半欲望”,激發了最低層次的審美關注。最后,倪迢雁認為“有趣”特質最具典范性的現實例證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概念藝術”的興起。“概念藝術”對觀念傳達的追求和自身的快速演變構成了“有趣”這一審美范疇的完滿顯現。當欣賞者對“概念藝術”從審美上判斷為“有趣”時,這一判斷構成了“知識與感覺”“觀念與感官經驗”之間沖突的體現,審美判斷者既注意到了作品的與眾不同之處,同時又未能完全把握其特殊之處。因此,這一判斷也激活了不同層面時間性的結合,將引發欣賞者后續的審美反思。

根據上述梳理的“趣味”與“有趣”的觀念演變及美學特征,我們可以發現此二者作為西方“趣”觀念的代表,也與網絡文學閱讀體驗有諸多呼應之處。第一,“趣”作為“未滿足”的體驗,既具有未來向度也具有當下參與的情感體驗。這與網絡文學創作過程中,作者在“挖坑”與“填坑”以及“斷章”與“更新”的遞歸循環間,不斷向讀者提供閱讀期待與滿足的過程具有相似性。第二,“趣”包含的時間性在網絡文學的生產與傳播過程中可以具象化為作者與讀者、讀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在段評或文末評論區中讀者的評論作為相對網絡文學“主文本”的“副文本”,與作者共同編織出多元的時間性。第三,“趣味”作為審美偏好的差異,在網絡文學的類型分化中有所體現,尤其是“小白文”與“老白文”的分別,凸顯出作家及讀者對網絡文學不同的閱讀期待。類型的區分也促使創作者將不同領域的信息及知識轉化為故事的素材,在網絡文學的書寫中構造出當代人的“數碼人工環境”與“虛擬生存體驗”。

(三)“輕松”與“反思”:網絡文學中的“趣感”進程

回到網絡文學自身場域,在網絡文學中我們可以體驗的“趣感”并非單純基于中西有關“趣”的觀念加以闡釋后得出的結論,而是網絡文學發展過程中自然生成的內在追求。從回望的視角來看,在網絡文學網站的創始者與網絡文學的創作者口中,便不乏對“趣感”的重視。比如,起點中文網的創始者吳文輝認為自己建立網站的初心之一正是“有趣”,“我的‘初心’就是做出輕松、愉快、有趣的小說”。再比如,知名網絡文學作家三天兩覺在談及自己創作《驚悚樂園》的心路歷程時說,“讓自己感到樂趣”的想法與對“每個副本的劇情趣味性”的關注都影響著作品的創作。如果說上述訪談中提及的“趣”可能會被視為回溯時的建構,那么在網絡文學的類型分化過程中,我們依然可以挖掘出兩種與“趣感”相關的脈絡,一種是呈現輕松活潑閱讀體驗的“輕松趣感”對應的特定風格標簽的產生與發展,另一種是由呈現反思性質的“反思趣感”所關聯的網絡文學類型運動與變化。

呈現“輕松趣感”的網絡文學發展的關鍵節點在于具備風格標識的類型的產生與評論機制的引入。這些作品較多受到二次元文化、游戲文化以及社交媒體的影響,創作者多將輕松活潑作為作品整體的創作基調,故事中多見“玩梗”或喜劇性情節(但故事中也可能埋藏沉重的暗線)。2013至2015年間“梗文”“宅文”以及“二次元網文”大量出現,2015年有專門以“宅文”為核心的網絡文學網站“歡樂書客”(后改名為“刺猬貓”)正式上線。這期間的相關代表作品有《從前有座靈劍山》(國王陛下,2013)、《驚悚樂園》(三天兩覺,2013)、《異常生物見聞錄》(遠瞳,2014)、《瘋巫妖的實驗日志》(憤怒的松鼠,2014)、《修真聊天群》(圣騎士的傳說,2015)等。到了2017年,起點中文網開始率先應用的“本章說”評論功能加強了讀者與作家的交互。作家在行文中的玩梗吐槽行為可以進一步引發讀者于評論區的評論互動,《大王饒命》(會說話的肘子,2017)成為這一交互模式下的典型作品。根據《2018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顯示,《大王饒命》成為網絡文學史上首部評論量超150萬的作品,單章評論量近1.5萬條。在此之后,在近年起點中文網的“十二天王”評選活動中也時有延續這一風格脈絡的代表作家出現,比如2020年賣報小郎君獲評“仙俠探案爆梗王”,2023年最白的烏鴉獲評“仙俠爆梗王”,這些都標識著呈現“輕松趣感”的網絡文學仍在穩步發展。

呈現“反思趣感”的網絡文學的代表現象在于“老白文”的興起,其與網絡文學類型的復雜化趨勢息息相關。在網絡文學發展的早期階段,類型分化尚不明顯,追求“爽感”的“小白文”的出現以及其對網絡文學市場份額的占據引發了網絡文學內部的爭端。圍繞“小白文”的爭端可以參考2002至2004年間網絡文學論壇“龍的天空”中出現的關于“小白文”“爽文”“玄幻文”的爭論。與這一爭端同步產生的網絡文學市場的變化是更具市場的“小白文”取得上風,網絡文學從“奇幻”轉向“玄幻”為主。在“小白文”占據市場主導之后,“老白文”應運而生,作為“小白文”的對立概念存在于網絡文學內部批評場域。一般而言,“小白文”立意平淺,缺乏敘事邏輯,情感模式主要依托“爽感”。而“老白文”則追求更為深刻的故事立意與更為嚴謹的設定架構,情感模式實現了對“爽感”與“趣感”的兼容。雖然“老白文”比“小白文”更加復雜,但就閱讀市場而言,“小白文”長期占據網絡文學的主要市場,但對“老白文”的閱讀需求始終存在。因為雖說對于初步接觸網絡文學的讀者而言,“小白文”已可以滿足閱讀需要;但對于具備一定閱讀經驗的讀者而言,“小白文”的套路已司空見慣。近年來伴隨網絡文學市場的變化,網絡文學讀者市場不再飛速擴張,“小白文”無法滿足既有讀者的閱讀需求,“老白文”有了興起的趨勢。“老白文”的興起并不局限在某一具體網絡文學文類之上,而是顯現出在不同文類中共通的趨勢。當作家與讀者體會到“小白文”的套路無法滿足閱讀需要后,對“老白文”的趨向也就成了自發追求。由此出現了類型深化、類型融合以及類型反諷等網絡文學類型的復雜化運動,這些類型的復雜化本身已呈現出“反思趣感”的美學體驗。

類型深化是指在慣用的類型模式基礎上加入更為細致的設定及故事細節或其他知識門類,從而豐富類型的內在邏輯。比如《奧術神座》(愛潛水的烏賊,2013)在DND(龍與地下城)世界觀的“奧術”設定中引入現代數理化的知識體系,將魔法與科學融匯在一起。類型融合是指將既有的類型套路進行組合,創造出別異于任意單一類型的設定想象。比如《賽博英雄傳》(吾道長不孤,2020)將賽博朋克與武俠類型融合,將“俠”的反抗精神施展在令人絕望的賽博世界。類型反諷則一般指對舊有敘事套路與模式的重構。比如《大乘期才有逆襲系統》(最白的烏鴉,2021)對早先網絡文學中主角依靠系統的助力得以快速升級成長的“系統文”敘事套路進行解構。故事中主角江離將突然獲得的“系統”視為外在的可疑對象,相信自身的修行而非外在的賦予。這一對“系統”的懷疑態度在后續故事中也得到了進一步印證,原來“系統”的誕生源于反派的陰謀。與經過獨立成長能夠挫敗反派陰謀的江離不同,在平行世界中過度依賴系統的江離反而被制造“系統”的反派輕松打敗。

綜上所述,鑒于“趣”這一橫貫中西的美學觀念與網絡文學所具有的眾多親緣關系以及網絡文學內部場域中對“趣”的自覺追求,我們可以嘗試將“趣”納入當代網絡文學的批評話語之中,探討在當今網絡文學場域中“趣感美學”的線索。在此對本文探討的“趣感”進行初步的定義:“趣感”是能調動人的認知與注意的“生成運動”,在調動過程中給人帶來情感的愉悅。作為直觀把握而未能闡明的對象,“趣”吸引人對對象加以探究與想象,在進一步把握與闡明的過程中促進人與人、人與對象之間的交往活動。基于這一定義,下文將從“設定”“玩梗”“故事編織”這三類分屬網絡文學不同層級的現象具體討論“趣感”這一情感模式之于網絡文學研究的適用性。

設定:“未完成性”之“興趣”

盡管網絡文學常被稱為“爽文”,但是“爽”僅是從讀者反應的層面來看待網絡文學的,而從作家創作的角度來看,網絡文學故事情節展開的重要基礎之一在于對故事“設定”的架構。網絡文學相對傳統文學所具有的“幻想”“架空”性質依賴于“設定”的存在。黎楊全曾指出,“信息論世界觀帶來了世界的可塑性”,這一觀念表現在網絡小說中即“世界體系的架構成為了一門專門的學問”,而在網絡文學寫作論壇中也常見對“世界觀”“設定”的討論,對于“設定”過度著迷的寫手甚至可能放棄故事的寫作,成為專門的“設定黨人”。在“設定”之于故事與作者及讀者的關系之間,可以發現“趣感”的特征已滲透其中,這主要表現為“未完成性”的凸顯。

一方面,由于“設定”自身具有“未完成”的性質,因此它難以獨立作為可供欣賞的故事,而是作為故事展開的基礎,依賴于作家將成串的“設定”加以連綴書寫。比如有花在野創作的《我在廢土世界掃垃圾》(2025)這一女頻網絡小說,“污染物”是其核心設定,指能夠帶來精神污染、導致生物和環境發生異變的事物。圍繞這一核心設定又出現了“透明人”“蝸牛人”“羊頭人”“五等公民”等相關“設定”,它們分別構成了故事展開的基礎,各自對應著在父親管控下喪失個性也喪失面容的主體、由于現實壓力被房貸困住的工薪階層、在職場中被同行排擠與規訓的員工、為了延長有限的壽命而被迫從事困難工作獲得藥物來延長生命的底層人物。在故事展現的過程中,這些設定既傳達出了作者想要營造的恐怖感,又為其反復表達的主題“人的物化與物的人化”提供了支持。

另一方面,“設定”的“未完成性”還體現在它可以從某一單獨的故事文本挪移到新的網絡文學的文本語境中進行加工再造,形成新的故事。除了針對某一文本所獨享的“設定”(即“私設”),還有為眾多文本共享的經典設定(即“公設”)。在女頻小說中有一個源于日本乙女小說的經典設定——“花吐癥”。這是暗戀者會患上的一種疾病,因愛而不得感到痛苦,言語間會吐出花朵,久思成疾,最后導致死亡。而解救的方法是與愛戀的對象接吻,才能痊愈。“花吐癥”既構成了故事自身的設定,同時也由于被廣泛應用而成為集體的創作靈感源泉。與之相類,近年來“克蘇魯神話元素”在網絡文學中流行,其“設定體系”本土化的過程可以視為對“克蘇魯神話”這一“公設”的再創造。在狐尾的筆創作的《道詭異仙》(2021)中,克蘇魯神話的“不可名狀”與中國民俗歷史的結合,創造了“游老爺”“襖景教”“于兒神”等形象。“公設”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現出網絡文學所具有的集體書寫的性質。網絡文學并非某一作家的獨創,而是在對某些類型觀念的集體認同的基礎上不斷改寫演變的結果。

在近年來的網絡文學中,較為集中體現“趣感美學”的作品當屬最白的烏鴉創作的《誰讓他修仙的!》(2023)這部仙俠類型作品。這部作品使作者在起點中文網獲得“2023仙俠爆梗王”稱號。在《誰讓他修仙的!》這部自2023年開始連載(現已完結)的網絡文學作品中,傳統的爽文主角模板成為被調侃的對象,既往的套路遭到了解構,這也喻指著“爽”的價值觀成為反諷的對象。由此,故事的整體基調也在“有趣”的氛圍中展開。

《誰讓他修仙的!》對“設定”的暢想體現在情節、人物、力量體系等多個方面。在情節上,故事“畫風清奇”。正如故事簡介所言“修仙界的風氣本來就是歪的”,修仙比的不是爭強斗狠,而是看誰熟讀法律條文。這一設定改寫了早期修真文遵循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殘酷競爭邏輯,用“無敵流”的寫法貫穿“法治”精神。面對有違公序良俗的情節,仙人們不是比誰拳頭大,而是選擇第一時間報官處理,呈現出了頗具反差感的喜劇效果。在人物上,作者精心塑造了各具獨特經歷的配角,像擅長吸引仇恨的問道宗宗主不語道人、為了還債而分身打工賺錢的九幽教教主等。在力量體系上,作者設定了具有反差感的力量源泉與修行功法。比如男配孟景舟的修行資質不是傳統的元素靈根,而是不能與異性親密接觸的“單身靈根”;主人公陸陽修行的修仙功法得到了語義層面的重構,“縮地成寸”成為“縮地”的空間變換與“成寸”的身體縮小、“羅漢果拳”成為讓人脫發的拳法、“吞天噬地”的“噬地”變成了吃土。

“設定”與“趣”范疇的關聯性即體現于故事帶來的當下滿足與朝向未來的期待體驗。這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借用作為中國古代美學范疇的“興趣”加以比較。如果說在《滄浪詩話》的論述中,嚴羽所憧憬的盛唐詩歌乃是通過構建繁復的意象來傳遞無盡的意蘊從而達成“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境界,那么到了網絡文學書寫,“意象”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被“設定”取代。“設定”可以視為一種未成形之象,它將自身轉變為“半自律”的生產機器,需要依靠讀者的想象再造與作家的續寫完善來進一步完成。當讀者依據“設定”對作品產生期待,作者又依據“設定”不斷續寫故事時,網絡文學的“無限性”潛能便由此展開。至于從倪迢雁關于“有趣”的論述來看,“有趣標志著未知和已知之間的緊張關系,通常與求知和記錄現實的欲望有關”。網絡文學的“設定”背后,是對于現實的另類描述的追求,呈現為將身處“數碼人工環境”的眾人的“虛擬生存經驗”加以書寫的沖動。盡管我們一般將“設定”視為“虛構知識”,但是伴隨網絡文學的發展,“設定”有著趨于“現實化”的可能,這也意味著“設定”由“虛構”轉化為“實構”。如果說網絡文學的再生產近乎東浩紀所說的“數據庫消費”,新的要素與舊的要素不斷重組形成新的敘事結構,那么當新要素不再作為虛擬知識,而是以現實知識的身份加入這一循環過程之中,網絡文學的書寫便走向了一種與現實世界不斷趨近但始終留有距離的“貼地飛行”姿態。

當“設定”能夠成為故事無限續寫的源泉抑或人類虛擬生存經驗拓展的錨點時,我們可以說,“設定”已具有了“趣”的審美特質。借由“設定”所展現的網絡文學的“趣”的特質的一隅,我們可以對日本文化理論家東浩紀提出的“數據庫消費”與“萌要素”理論進行批評與反思,二者也是當下探討網絡文學常見的理論資源。盡管東浩紀認為“數據庫消費”的消費對象是對“御宅族系文化整體數據庫的消費”,但是其對人物“萌要素”的關注(如借助對作品《鈴鐺貓娘》人設的分析引申出“數據庫消費”的理論觀點)抑或對二次元人物的“肉身性”的關注(如《動物化的后現代2》中對“角色”的考察),皆透露出他的理論視野始終圍繞“角色”來展開。換句話說,“數據庫消費”的運作是以人物構建為核心的,“設定”所指涉的范圍在東浩紀那里被縮小為“人設”。因此,東浩紀也否定了世界觀(他稱之為“大敘事”)本身的價值,設定的美學特質被他用“萌”一以概之。而東浩紀忽略的正是世界設定、力量體系設定等設定形式中包含的其他美學特質的可能性,這也正是本文探討的網絡文學的“趣感”美學的旨趣所在。在網絡文學中,“故事設定”占據著相當重要的維度,其重要程度可以讓讀者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文筆或故事存在的不足。當數據庫中的設定彼此組合成為新的組成樣態時(比如克蘇魯神話元素與SCP基金會、規則怪談等元素的組合,賽博朋克與仙俠武俠等文類的交融),新的設定形態相比舊有設定而言,呈現出的信息量的增加與想象空間的拓展,也往往能在讀者觀感層面激發“趣感”體驗。

玩梗:“身份游戲”之“諧趣”

在邵燕君主編的《破壁書:網絡文化關鍵詞》中,“梗”在二次元文化中是指“某些可以被反復引用或演繹的經典橋段、典故”。作為對故事經典橋段的濃縮,“梗”減縮了原初語境的情感強度。無論原初語境表達的是怎樣的情感(高興、悲傷、憤怒等),當它被壓縮成“梗”的時候,原初的情感也隨之降級為一種可以脫離原始語境進行游戲的“有趣”。比如《龍族》(江南,2009)中的“繪梨衣”和《道詭異仙》中的“諸葛淵”,盡管這兩個角色由于故事中死亡的情節而為讀者帶來了悲傷體驗,但是當他們成為“梗”時便脫離了原初的語境,可以進行跨語境的傳播。當這些“梗”在評論區或其他語境中傳播時,它們更接近于一種用于表達交流的符號,成為對集體記憶的召喚。在此意義上,“梗”是一種縮減了情感的游戲單元。

王鑫在探討“梗”時,提出應當關注梗的“可引用性”,進而將“梗”視為一種“可玩的引用”。“梗”的“可玩”與“可引用性”的疊加使得“玩梗”這一行為具有了游戲的性質。當“梗”成為游戲單元時,“玩梗者”便成了特殊意義上的“游戲者”,“玩梗”也有了身份建構的意味。“梗”構成了“玩梗者”對自身趣味施行操演的手段,“玩梗者”可以借助“梗”對既定的語境加以擾動,從現有語境向“梗”的語境跳躍。不僅“玩梗”行為具有建構身份的意味,甚至部分“梗”本身即構成了有待扮演的身份。當玩梗者在重復應用“梗”的模式進行傳播的時候,他們共享著“梗”所暗含的身份認同。比如在《道詭異仙》中,有一群名為“坐忘道”的人物,他們玩弄真假,以欺騙他人為樂,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找樂子。這些人物作為角色存在時屬于故事的“人物設定”,但是被抽離出故事語境后便轉化為“梗”。當評論區的讀者們統一戴上“坐忘道”的面具,用“坐忘道”的語氣交流時,他們便一同成為互聯網語境中的“樂子人”,以“有趣”“好玩”為目的。

當讀者們在從事“玩梗”這一活動時,他們也是在通過“梗”進行虛擬的社會交往。在這一意義上,“玩梗”接近于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諧趣”。朱光潛在《詩論》中提及了詩歌的“諧趣”所具有的促進人際關系的功用:“大家在謔浪笑傲中忘形爾我,揭開文明人的面具,回到原始時代的團結與統一。”而“玩梗”正有著近似的意味,它制造了一種“好玩”的情感體驗并暗含身份的標識。“玩梗”的目的正在于收獲同好的點贊,實現重構人際關系的效果。同時,能夠被大眾玩的“梗”也同樣意味著對原初語境的肯定,構成了對作品及作家的潛在支持。玩梗的人越多,原作的影響力越廣泛。

除了在作品及評論區等內部場域的“玩梗”,網絡文學的“玩梗”還具有鮮明的跨媒介性質。在此依然以“坐忘道”這一梗為例。在嗶哩嗶哩《道詭異仙》相關同人曲的評論區,會有網友聲稱并不存在《道詭異仙》這一小說,有的只是“坐忘道”這一“梗”的演繹;還有用戶聲稱《道詭異仙》已存在漫畫與游戲的改編;甚至,我們還能在嗶哩嗶哩上發現聲稱《道詭異仙》的游戲實錄。比如在嗶哩嗶哩“【道詭異仙】《登階》襖景同人曲!”這一視頻的評論區中,用戶“因為我是阿緣呀”有一條獲得九千余次點贊的評論聲稱:“弄了半天全是網友玩梗,不得不贊嘆現在網友的造梗能力,一章像樣的小說都沒有,就憑著詭道異仙一個名字,創造出了虛假的動漫、網劇、游戲,甚至還有歌者唱了一首又一首的同人曲,牛真的牛,只要有人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就會有人一本正經的聽信,這網絡真是有趣,悟了,是我誤了。”種種“玩梗”的行為既表現為對虛擬身份的建構,也表現出“梗”的跨媒介傳播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玩梗”這一行為雖然具有“趣”的特質,但并非全然表征出與他人進行溝通從而共享審美體驗,也可能表現為一種“強制”的分享,或者說對“他者”的拒絕。玩梗有著潛在的“自戀”意味,因為“梗”可以視為一種“黑話”,包含著潛在的選擇性。當“梗”被過度使用或錯用于不合適的情景中,反而會令人感覺無聊甚至招致厭惡。如果“坐忘道”們在其他不相關的網絡文學和視頻的評論區中頻繁出現時,對于不了解這一“梗”的人群,引起的便可能是厭煩的體驗。這也是“趣感”不得不面對的反面,在不恰當的應用中,它可能會轉向“無聊”乃至“厭煩”。

故事編織:“異步共享”之“樂趣”

在媒介環境學派第二代學者沃爾特?翁(Walter J.Ong)看來,伴隨電話、電視和各種錄音設備的出現,電子技術形塑了“次生口語文化”的狀態,這與口語文化有諸多相似之處,如“參與的神秘性、社群感的形成、專注當下的一刻甚至套語的使用”。沃爾特?翁提出的“次生口語文化”正適用于描述“網絡文學”這一基于新媒介技術的文學形式。與傳統的嚴肅文學一經出版已是成稿不同,網絡文學的生產機制圍繞“更新”展開,網絡文學作家最初發布的不是故事的完本,而是“未完成”的故事局部,觀眾在“追更”的過程中見證故事的完成抑或中斷。正是在“更新”模式的意義上,網絡文學具備鮮明的時間性特質,這種時間性也表征為一種向口語文化的復歸。網絡文學故事正接近于史詩的故事講述,“更新”本身代表著“時間性”的展開流動,讀者群體伴隨故事的展開也在生成流變。

網絡文學的時間性并非單向度的時間序列,而是包含著多種不同向度的時間過程。在這種復雜的時間過程的纏繞中,一種可以稱為“異步共享”的情景得以生成,即作者與讀者從不同的時間節點出發,參與并共享故事的生成。如果我們從字面的隱喻來看網絡文學,它未必指向數字技術,也可以將它視為一種“編織”,對網狀的繩結的編織,圍繞同一個故事的不同結點的延伸與纏繞共同織造出“網絡”的“文學”。

之所以要說“異步”,原因在于我們需要與習慣認為的網絡文學作家對讀者響應的“即時性”進行區別。在作者更新章節與讀者讀到更新之間,在讀者發布評論再到作者及其他讀者看到之間,時間的“延遲”始終存在,這種時間的延遲造成了“異步”,但也恰恰是這種時間的延遲,提供了彼此交互的“樂趣”。在網絡文學故事的編織過程中,我們可以區分出以下三種與“趣感”體驗相關的時間性的“異步”。

第一種是外在的共時性,依托作家對于同一時間發生的網絡熱點的轉化。作家可以將近期的時事熱點轉化為創作的素材(這類行為被稱為“緊跟熱點”),追更的讀者在共通的信息場域中獲得會心一笑的共鳴。比如在熊狼狗創作的《沒錢修什么仙?》(2024)這部作品中,作者參照近年來網絡上出現的關于“預制菜”的討論,進一步想象在高度資本化的修仙世界中,“預制菜”被換成“合成食物”(第27章),后續還出現了“仿制預制菜”的灰色產業(第100章)。在“大學戰爭”的劇情臨近結尾的高潮情節,作者筆下的主角張羽做出了散盡錢財雇傭天下為其打工的“百億補天”的舉動(第737章),這一情節明顯是對拼多多平臺“百億補貼”行為的重構。

第二種內在的歷時性在于作為“復雜的行動”的故事情節的變化。“突轉”與“發現”這兩種亞里士多德對情節的描述可以在網絡文學的故事展開中得到生動呈現,情節的轉折進一步激活與滿足了讀者的閱讀期待。在風月創作的《寂靜王冠》(2015)中,主角葉清玄參加皇家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卻因為介紹信的延誤被拒之門外,為了生計他在學院的后廚打工,面對后廚平民們想聽鋼琴演奏而不得的遺憾,葉清玄用餐刀敲打碗蓋,碗碟碰撞融入韻律,在鍋碗瓢盆與歡呼舞步間,將高雅的進行曲重構為熱鬧的狂歡曲調。在這命運跌至谷底的情景中,葉清玄奏響了飛揚暢快的樂曲,也等來了姍姍來遲的介紹信與學院院長“這才是人生的樂趣所在呀”的贊嘆。

第三種是內外聯通的異步時間性,即作者與讀者互動、共同參與的故事生成過程。網絡文學的評論機制提供了讀者與作者、讀者與讀者進行交流的空間,評論區的討論為讀者帶來閱讀的樂趣,也成為作家后續創作的靈感來源。

在上述三種時間性中,第一種時間性帶來的“趣感”可能會由于讀者閱讀時間與作者更新時間的分隔而被削弱;第二種時間性的“趣感”與此前的文學創作并無鮮明的區別;最為特殊的是第三種,這種時間性的誕生無法脫離網絡文學自身的媒介機制。

時間的“異步”在彈幕與評論機制創制的交流場域中表現得尤為鮮明。盡管談及“彈幕”技術更多提及的是一種“共時性”的制造,但是其基礎依然在于“異步”:觀眾看到的不同的彈幕并非同一時間同時發布,而是不同時間的內容被呈現在一起。參照“彈幕”技術在網絡文學中引入的“本章說”“段評”等評論機制,同樣也是“異步”的。在由評論構建的相對“主文本”來說的“副文本”中,我們可以遭遇一種“友愛的時間”。王鑫在其探討網絡文學的專著《從中作梗:數碼人工環境中的主體和語言》的最后一章探討了“友愛”的話題,在她的筆下,“友愛”能夠拯救被各種控制關系變成“標準件”的人們,使得人們可以通過他者將時間轉化為“開放性”的存在。盡管她在這一章節并沒有談論網絡文學,但是她描述的“友愛”恰恰可以視為一種在作家與讀者、讀者與讀者間交互的理想形態。

評論區構建的交流場域正是一種“臨時的公共性”發生的場所,在理想狀態下,這一交流場域可以說是“友愛的”,也可以說是“有趣的”,交流的眾人共享著“友愛的時間”,一同開啟朝向未來的想象力。在此,我們可以區分出兩種游戲式的“嬉戲”,一種關乎故事劇情走向,另一種關聯于對情節的“銳評”。在第一種“嬉戲”中,當讀者面對作者最新更新的一章的“斷章”,他們體會到的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特殊的“遺忘”,因為還未講述的故事是無法經驗與回憶的。但這種遺忘可能激活讀者的想象,使讀者推測情節的發展。這種猜測可以構成與作者想象力之間“游戲式”的競猜。作家要努力講出躍出讀者猜想范圍的劇情走向。在第二種“嬉戲”中,在讀者圍繞有趣章節段落進行點評的同時,作家也可以將讀者在評論中共享的靈感編織到故事的文本之中。比如前文提及的“百億補天”,這一詞匯并非來自作者的原創,而是參考了讀者于此前章節的評論并在評論區加以點明。這種情況下,作家對讀者評論的借鑒并非違反原創意義的“抄襲”,而是一種近似脫口秀表演過程中“Call back”技巧的互文指涉,將直線發展的時間通過互相指涉的文本變為折疊呼應的時間體驗。

結語

正如古代的“趣”字被許慎解釋為表示奔跑的“疾”一般,在網絡文學中我們遭遇的“趣感”并非審美的靜觀,而是關乎變化與行動的美學。在大眾集體參與的游戲中,“趣感”得以生成。在此意義上,“趣感”表現為對玩樂精神的呼喚,提供了培育“友愛”的可能。對“趣感”的分析不僅引向對網絡文學中遍布的一種美學體驗的描摹,同樣也有可能構成反觀人文社科(尤其是網絡文藝)研究的一次契機,促使學者反思如何用學術的眼光去發現好奇、挖掘新知,以“有趣的學術”來嘗試重建學術研究與大眾日常生活的聯系。盡管作為微弱的美學體驗,“趣”能實現的更多是對當今數字媒介語境下大眾日常生活經驗的有限的審美化,但當其能在集體的層面共鳴共振之際,“趣”作為審美體驗的起點,已催促著推動網絡文藝變革的“事件”的發生。因此,為深入理解當今網絡文學內部復雜交織的情感模式并以此介入其發展動向,我們有必要將“趣感”納入當下的研究視野之中,從而拓展網絡文學乃至網絡文藝相關研究的批評視角與理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