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十世紀》滬上首發:兩代學人共話“李歐梵與我們的二十世紀”
2026年8月15日下午,由譯林出版社、建投書局聯合主辦的“李歐梵與我們的二十世紀”——《我的二十世紀:李歐梵回憶錄》新書分享會,在上海建投書局·浦江店4樓傳記圖書館舉行。活動邀請到與李歐梵相交數十年的兩位重量級學者——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陳子善,以及復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古籍所教授陳建華,圍繞這本凝聚八秩人生智慧的新書展開對談。因年事已高,李歐梵先生未能親臨現場,特意在香港錄制開場視頻,隔空與上海讀者“見面”。
《我的二十世紀:李歐梵回憶錄》,李歐梵著,譯林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
陳子善、陳建華兩位教授和現場觀眾一起,觀看李歐梵先生的開場視頻。
一部成長小說,一段生命蒙太奇,一曲世紀交響樂
《我的二十世紀》是著名學者、哈佛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李歐梵的首部完整自傳。這部以“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模式寫就的回憶錄,追憶了他的戰亂童年、遷居輾轉、赴美游學,以及先后在普林斯頓、芝加哥、哈佛等七所世界頂尖學府執教五十余年的人生經驗。它不僅是李歐梵跨越世紀的生命蒙太奇,更呈現出一代學人的學思、求索與自省。
書中,李歐梵以“重寫本”(palimpsest,他稱之為“重寫過的羊皮紙”)自喻回憶的方式——每一次回憶,都是在一張寫過字的羊皮紙上繼續書寫,舊的字跡隱約可見,新的記憶又覆蓋其上。全書結構復雜而精巧:有獨白,有敘述,有自問自答,甚至還穿插著有關自己人生事件的虛構寫作。他毫不避諱地談論自己的感情史,專設一章“為這一生做告解”,直面自己的情感教育。正如陳建華所言,這本回憶錄“有深景、有聲道、有層次,非一般線性敘事”,確有其早年未竟的小說家抱負在焉。
李歐梵其人:“狐貍”般的通才
“狐貍是很狡猾的,有各種辦法和本領。”陳子善在分享會上這樣概括老友。李歐梵曾以“狐貍”自比——與某些單調、死板的學者不同,他極為活潑,興趣廣泛到令人咋舌,不僅專長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還寫過長篇小說,散文也寫得極好。
陳子善
他出身音樂家庭,父母親是當時中央大學音樂系畢業生。“李先生音樂的修養非常好,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好,”陳子善說,“他對古典音樂的欣賞能力,比現在音樂學院的教授都要高明。”這份修養催生了他的多部古典音樂專著,陳子善還曾為他編過一本古典音樂文集。
李歐梵在情感上的真摯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師母李子玉笑稱他是“三流小說家、二流學者、一流丈夫”。他甚至自嘲為“老婆狗”——師母在寧波辦藝術展,他坐著輪椅也要去“捧場”。陳子善感慨:“他是一個非常豁達的人。”
這份豁達,也延伸到他對自我與學術的坦誠。他早早立志成為小說家而未竟,引為生平遺憾;在回憶錄里,他不回避任何一段情感投入的往事。陳建華指出,李歐梵最可貴的,是“非常善于向別人學習,跟別人溝通,能夠不斷地來檢查自己的所思所想”。
李歐梵的現代性:對二十世紀的不舍回望與深刻反思
“現代性”這個詞,在華語學界幾乎與李歐梵的名字綁在一起。然而有趣的是,在視頻分享中,李歐梵令人意外地提出,如今“對現代性這個詞很煩了”。
“你看他說現在對這個詞很煩了,我以前倒不太聽見這樣,”陳建華笑道,“但他又找不到其他的話來代替。”這無奈背后,是一個“二十世紀人”對狂奔的二十一世紀的主動退回。正如李歐梵自己所說,“我是二十世紀人”,二十一世紀似乎已與他無關;跑得太快了,跟不上,干脆留在后邊,看看前面怎么樣。這種姿態,與其書名《我的二十世紀》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呼應。
陳建華
正是這份“跟不上”,促使他不斷回到現代的源頭去反思。他的學術脈絡清晰而開放:從早期研究以徐志摩為代表的浪漫一代,到開創了被內地學界遮蔽的新視角的魯迅研究,再到新感覺派與《上海摩登》,晚年又反思西方漢學的局限,在香港中文大學推動教學改革,提出“創造性轉化”與“人文重構”。陳子善評價:“他的文學思想也好,學術的追求也好,完全是開放式、前瞻式的,不是封閉的。”
他對“時間”問題的執念,是區別于許多同人的根本。后現代學界普遍重空間、輕時間,李歐梵卻堅持“空間不能離開時間”,早年便寫下關于五四與時間問題的哲理性論文。他的“晚清情結”同樣醒目: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寫《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時,便將林琴南納入討論,視其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創者之一——在五四史觀一統天下的年代,這堪稱石破天驚。
貫穿其學術與生命的,是一種拒絕被標簽框定的自由。李歐梵常常以“serendipity”(偶然性)概括自己的一生,然而,轉過頭來,他又說這是“信口說的”,“不要把它弄得像一個標簽一樣,就把偶然性放回到生活當中去”。陳建華說,這“信口一說”恰恰是奧妙無窮,體現了他最可貴的品質——拒絕被任何概念框定,哪怕是自己提出的。
李歐梵與上海:被“摩登”反復撞擊的城市情緣
除了香港,上海是他最熟悉,也感情最濃厚的城市。李歐梵與上海的緣分,始于一樁小小的意外——他在視頻里笑稱,上海給他最初的印象,是“耳朵被旋轉門撞了一下”。幼年被上海的旋轉門撞疼過,他一生卻反復被“上海摩登”的魔力所撞擊。
這份情緣落在了實實在在的學者交往中。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李歐梵為寫作《上海摩登》常來上海,住在上海圖書館招待所,遍查舊雜志、舊書。時任華東師大圖書館副館長的陳子善向他敞開資料:“只要我們圖書館有的,就一定給你開放。”兩人還一同去拜訪文壇前輩施蟄存,施先生習慣下午三點后會客,上海話夾普通話令李歐梵理解起來困難,二人干脆用英文長談,天馬行空,令一旁的陳子善“記都記不下來”。
活動現場
施蟄存之于李歐梵別有深意。李歐梵曾說“施蟄存先生代表二十世紀”,與《上海摩登》中側重其都市現代性的寫法相比,晚年他更從古典角度重讀施蟄存的小說《夜叉》《魔道》。而一段關于藏書的文壇佳話也被屢屢提及:施蟄存晚年將大批外文藏書交陸灝處理、寄放鳳鳴書店,李歐梵得知后悉數買下、裝箱運抵哈佛,最終又全部捐給了蘇州大學——“你如果真的要研究李先生,這些書應該去找來看一看。”
從被旋轉門輕撞的孩童,到以《上海摩登》為這座城市立傳的學者,李歐梵與上海的故事,恰如他回憶錄的結構一般——是經驗、情感與學術交織出的、層層覆蓋的羊皮紙。
兩個小時的對談里,兩位學者以親歷者的視角,為我們拼出了一位“狐貍”般通才的精神肖像:他屬于二十世紀,卻以開放的姿態不斷重寫自我;他與上海彼此照亮,又在時代的洪流中保持反思的距離。正如陳建華在解讀全書結尾時所說,李歐梵借作家西西的“浮城”意象,讓城堡中的居民把城市托舉起來,不讓它墜海,冉冉升起——“城堡盡管是浮動的,但是也應該有一個支點,這個支點在哪里?這的確也是留給我們大家的一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