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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第九屆魯獎獲得者張二棍:新意,即我的詩意來源
來源:文藝報 | 張昊月  2026年08月19日17:08

7月15日,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揭曉,詩人張二棍的詩集《我愿埋首人間》榮獲?詩歌獎。記者就此專訪張二棍,邀請其暢談獲獎感受、創作心得與文學觀念。

書寫尋常百姓的煙火繚繞和生生不息

記者:祝賀張老師的詩集《我愿埋首人間》獲得第九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這部詩集是您近年詩歌作品的選集,里面有多首詩作流傳甚廣,不少詩歌愛好者借助公眾號等推薦您的作品。在您看來,您詩歌中的哪些特質可能是贏得讀者喜愛的原因?

張二棍:感謝您。我始終覺得,我們需要文學里一個別樣或極致的世界,以此來照拂、慰藉、鼓舞現實中那一個個越來越近乎工具與器皿的自己。說到我自己的詩歌,也無外乎是一句句寫給自己的告誡或承諾、反駁或勸慰……我從來算不上完美意義上的詩人,更無力成為一個在修辭里躬耕、于哲思中跌宕的洞察者和沉潛者。好在,我深諳自己的局限與盲點,也明晰自己所謂的生命基調和文學素養。所以,我把寫作訴求放置在更為廣闊的日常中,我渴望用更樸實的腔調,去書寫尋常百姓的煙火繚繞和生生不息。我覺得,許多讀者能夠喜歡,可能就源于我寫的,也正是他們此在的火熱生活吧。當然,被大眾媒體傳播的作品,也有諸多我不滿意,甚至不時有“悔其少作”的沖動。我需要清醒認識自己的不足,也會在另一些消沉的時候,給自己說一些鼓勁的好聽話,也會一再奉勸自己,從容一點兒,平和一點兒,等待那個更安詳的自己,去彌補這個有缺憾和紕漏的自己吧。

記者:《我愿埋首人間》一共12輯,以對故鄉所在的黃土高原的抒寫開始,中間吟唱鄉間的植物、動物、農事、信仰等,最后以詩歌《一個人的閱兵式》收束。這樣的編排有怎樣的考量?

張二棍:從《黃土高原風成說》到《一個人的閱兵式》,是從蒼茫大地的“因”到渺茫小我的“果”,是從不可忤逆的天意,到無所依傍的命數,在將近天命之時,我終于認清了一個現實,很多走過的路,會在夢中幻化成一條條繩索,捆綁著我回到臍血之地。在夢里,我仿佛永遠沒有長大過,更沒有離開過。也許這恰好印證了“童年決定論”,也向我預示和提醒著,“你終歸還是那個被農耕文明教化的孩子”。這幾年,我也陸續寫了很多肉眼可見的日常生活,活色生香的市井見聞。我希望我永遠矚目于日新月異的生命現場,永遠如一個專注的清潔工,執筆如帚,歸攏著散落在街頭巷尾的萬千氣象和點滴情誼。正如我在《一個人的閱兵式》中寫到,那些松鼠先生、野豬小姐、俯沖下來的鷹隼、心亂如麻的兔子、徹夜修改謊言的蟋蟀們、在黎明前秘密集結的大雁們、火中取栗和水中撈月的猴子,在街頭賣藝的猴子……它們是生物意義上的異類,同時也是我文學意義上的分身或同胞。所以,我還想說,在寫作時,我會把整座世界,搬運到黃土高原的一個村落里,也會把萬千生靈,克隆到我這具單薄肉身中。

記者:如您所說,山西代縣的一個村莊是您觀察世界的起點,您后來不斷用詩歌與它對話。能否具體說說在您的詩歌創作中,“故鄉”這個形象發生著怎樣的變化?

張二棍:起初,母親的懷抱是故鄉,然后村莊、一個縣、一個省,甚至我們這顆蔚藍色的星球……隨著行跡與意識的不斷擴大,“故鄉”這一枚詞,也在不停疊加和衍生著。比如現在,也可以說文學是我的故鄉。

尋找更清白、更可愛的自己

記者:《我愿埋首人間》主要收錄了您的短詩,閱讀時卻覺得它們的容量很大,《曠野》《不一定》等詩,讀完之后仍會感到回響不斷。您的詩歌創作,是興之所至,還是有意識地有某方面的詩藝追求?

張二棍:興之所至,有。有意識去追求什么,也有。正如“格物致知”與“物格無知”的并行不悖,正如一個人手舞足蹈是高興,喜笑顏開也是高興。詩歌之所以迷人,正在于創作過程中的不可測與無定數。有時拈斷數根須后豁然開朗,有時躊躇三五天仍大惑不解。所以,快馬輕裘的“興”與嘔心瀝血的“意識”,可能在所有人的寫作中,是更迭無序的。

記者:哪種狀態會多一些?

張二棍:我總覺得,一首幾行十幾行的詩,是苦苦思索之后的淋漓傾瀉。或者說,詩歌是用風馳電掣的模樣,托付一個寫作者百轉千回的情思。

記者:在您看來,您的詩歌和您構成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張二棍:也許,是主與仆的關系吧。而我,正是服侍詩歌的木訥的仆人。我帶著怯懦、猶疑、恭敬,去嘗試著接近每一行句子,我試圖讓一首在心頭徘徊良久卻影影綽綽的詩,接納我,我成為它最忠實、最信賴的謄寫者。

記者:這對關系與讀者又構成什么關系?

張二棍:作品即貢品,讀者即王者。大家喝彩,我躬身致謝。大家批評,我捫心自問。

記者:您曾經有多年的地質工作的經歷,也就是說,您曾常常處于時空的變動之中。這種經歷對您早期詩歌創作有什么樣的影響?回頭再看這段經歷,您如何評價它的意義?

張二棍:我早年的寫作現場,是在雨夜或風中的帳篷里,在草叢小憩或在樹下遮陰的時候。彼時,我的寫作依靠直覺審美,把身體的感受投放到自己的心里,呈現出來……所以,詩歌里處處充盈著動植物的形象,我努力想讓它們在詩句中幻化成人形,并高于我們的人性,甚至我期待著用植物們的自在和堅毅,動物們的隱忍與安詳,來醫治我的卑怯、懦弱、自私、猶疑。而這幾年,告別了二十多年的野外地質生活,整日游蕩在人群與高樓之間,與山川草木的關系只是存在于夢境和記憶中。但我深知,山川草木在我生命中的烙印會伴隨我一生無法消弭。于是,我把人群當成另一個自然,另一個草木皆兵、風急雨驟的生命現場。這也許就是野外生活的意義吧,它讓我學會了抱著一顆植物或動物之心,去凝視和打量我們的人間;也讓我明白,一個寫作者需要對自我進行一次次的明察暗訪,繼而在紛紛揚揚的無數個自我中,剔除見風使舵、兩面三刀、見利忘義等的諸多自己,找尋到那個最清白、最可愛的自己。

記者:有的學者從生態角度評論您的部分詩歌,這是理解您的部分詩歌的一種視角吧?能否談談您對生態詩歌的理解?

張二棍:各花入各眼,可能有的學者是搞生態文學研究的,不經意間從我的作品里,看到了什么,那是他人的學術訴求,我順其自然就好。當然,我也希望寫下的作品是多元的、多解的。我理解的生態詩歌,詩者也應當是使者,用更深切更熱情的平等意識、同胞情懷,予山河以尊嚴,給生靈得庇佑。

記者:那么,您對自己詩歌創作有何界定和判斷?

張二棍:我能夠訴諸筆端的,與紛呈生活相比,永遠是掛一漏萬的。但我希望自己的寫作,攜帶著蒼生的情狀、黎民的念想,我也愿意把呼吸與心跳、歡顏或淚目,獻給白紙黑字,讓讀到它們的人,感知到一個寫作者的本來面目。

記者:您的詩歌常常在物與人、他與我、古與今之間進行轉換和對話,這出于怎樣的表達思考?

張二棍:每個詩人,應有好生之德。我想借大自然中的諸般實相,返照我、扶持我、教化我。

把萬物當作自己的一部分來觀察揣摩

記者: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詩人有哪些?您在詩歌創作過程中,有沒有過挫折感?您又是如何面對的?

張二棍:我覺得我是個不太擅長讀書的人,總是讀了就忘,也缺乏那種庖丁解牛的閱讀精神。這也深深影響到我的寫作,就如您說的,挫敗與無力始終伴隨著我。不過,我反倒覺得,也許正是挫敗感的存在,才讓我不斷涌起寫作的念頭。

記者:去年《文藝報》刊發過整版文章,邀請詩人與AI寫同題詩,您受邀參與了這次活動。在您看來,AI時代,詩人如何更好地發出獨特的聲音?詩人如何既寫出時代的特征,又能“唱著一支舊曲回來”?

張二棍:對于文學而言,世界越是紛繁復雜,越是充滿張力就越好。在一個詩人的言語世界里,一個人永遠可以與自己互為敵人、互為至親。我們注定要去感知的,是一個充滿感性,甚至有些偶然的復雜世界,而不是一個被算法規定好的唯一正確的、充滿絕對真理的世界。因此,一個詩人,在某種意義上往往顯得最“無知”、最懵懂。他們永遠在向著那些理性的、世俗的眼光看起來“錯誤”的方向奔赴,并為人類保留那些貌似“無用”的東西、“錯誤”的東西,所以我們不必過分擔心AI。前幾天我說過幾句話,不妨參考:“AI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樣。它掌握著我們個人難以比擬的知識、信息,卻唯獨不會如你我這般忐忑、后悔、急不可耐、大汗淋漓……如果說我們的寫作,是從零到一,那AI就恰好相反,它是從億萬到一。而文學里最寶貴的,恰好是創世般的無中生有……”

記者:可否談談,您對自己未來詩歌創作的走向大致有什么樣的思考?

張二棍:所有的寫作,都隨著人生軌跡的變化而不斷調整。我幾乎沒有過切實可行的寫作計劃。但心里不時會對自己說,伏案寫吧,莫管來路,莫問前程。

記者:對于詩歌探索路途中的年輕人,您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創作體會?

張二棍:當我們試圖去做一個詩人,就需要像藤蔓一樣,找尋到一個纏繞和依附的所在。有人潛入記憶,有人駐足生活,有人瞭望遠方,有人藏身典籍。就我自己而言,我把周遭的每件事物、每個陌生人,當成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來觀察、來揣摩。甚至一個空蕩蕩的鳥巢、一張碎掉的報紙、一枚被咀嚼過的果核,我都猜測它們的前世今生與悲歡離合,賦予它們心跳、呼吸、血肉……當我這般琢磨之后,就會發現,即便再平淡、再世俗、再簡陋的生活,都充滿新意。而新意,即我的詩意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