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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魯獎獲得者張蕓:在忠實與創造之間,為克勞斯找到語言
來源:文藝報 | 宋晗  2026年08月19日16:39

7月15日,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揭曉,德語文學翻譯家張蕓憑借譯作《人類的末日:五幕悲劇、序幕及尾聲》獲得文學翻譯獎。《人類的末日:五幕悲劇、序幕及尾聲》是奧地利作家卡爾·克勞斯的代表作,該譯本是這部作品在中文世界的首個完整譯本。記者就此專訪張蕓,邀請她分享獲獎感受、翻譯歷程與文學觀念。

記者:張蕓老師好!祝賀您獲得魯迅文學獎。《人類的末日:五幕悲劇、序幕及尾聲》(下稱《人類的末日》)全劇近1000頁,由200多個場景、500余出場人物構成一幅社會全景圖。您是如何與這部作品相遇,又是什么契機讓您決心翻譯這部巨制?

張蕓:謝謝來自《文藝報》的祝賀!克勞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創作《人類的末日》,這部反戰巨著問世100多年了。我第一次聽到克勞斯的這部作品,是40多年前在北京大學的文學史課堂上,當時老師并未具體分析,僅提及這部宏大劇作。20多年前,在青島工作時,我得到了這部劇本的全套音頻材料,共23個CD,我反復聽過這些材料,對這部作品已有總體印象。后來,商務印書館出于對克勞斯這一文本價值的敏銳判斷,非常希望有人將《人類的末日》譯成中文。在德語文學研究界人人知道《人類的末日》的重要性,卻又個個因其體量大、難度高而退避三舍。商務印書館與我是雙向奔赴,我們一拍即合。

記者:這部作品的翻譯歷時六年,您傾注了大量心血。在翻譯過程中,最常遇到的挑戰和難點是什么?您如何攻克這些難關?

張蕓:翻譯這一巨作的挑戰來自各個層面。劇中克勞斯通過諸多貌似輕松愉快的場景表達出的厚重的思想、戰爭帶來的痛苦及精神折磨壓得我透不過氣來。但我必須收斂情緒,努力在忠實譯文的同時保留并傳達克勞斯沉重而辛辣的諷刺與批判。克勞斯在《序言》中警告過,神經較脆弱的人要遠離這出戲。開始翻譯之前我覺得自己的神經足夠強大,翻譯這出戲沒問題。但翻譯過程中,我發現確實高估了自己,有一段時間我甚至不得不中斷翻譯。

克勞斯的語言層次非常豐富和復雜。他的文筆老辣,充滿雙關、諧音、互文、戲擬、隱喻以及含沙射影等文字游戲,翻譯時我還要跨越時空和文化壁壘,在忠實原文的同時考慮到中文讀者的文化語境和閱讀感受。意大利版的譯者曾經嘆氣道:“克勞斯的文字處處埋著地雷。”我的翻譯體驗也是如此。我覺得整個翻譯過程就是在小心翼翼走過克勞斯百年前布下的文字雷區,雖然艱難,但我還是走過來了。

不止于忠實原文字句

更要再現原文的功能

記者:卡爾·克勞斯是以語言見長的大師,他在作品中常常展現出驚人的語言掌控能力。這部劇出現了500多個人物,從皇帝、將軍到士兵、小販,語言千差萬別。您在翻譯時,如何在中文中還原這種階層和身份的層次感?

張蕓:克勞斯的確是位語言大師,他非常注意什么人在什么場合講什么話,就算是皇帝,他在酗酒時可能也會說些粗俗的話,做出不雅舉動;但在其他正式場合,可能說的話比較正式得體。劇本的語言色彩豐富,我在翻譯中也要相應地去變通。原文中出現的法律條文,我在翻譯中必須用中文的法律語言;出現一些官方規定,就按文牘體來翻;出現方言俚語,如維也納方言、柏林方言等,我就用北京方言翻譯維也納方言,我把中國的南腔北調融入譯文中,這樣顯得譯文的語言色彩更加豐富,也更加有層次感。

批判新聞報刊業是克勞斯這部劇本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也是他進行反戰的角度。他在記者采訪以及如何撰文等細節上著墨頗多。此外有很多場景用以展示讀者群體對這些報刊文章的反應。劇中克勞斯嘲笑譏諷了不少奧匈帝國新聞界的頭面人物,如莫里茨·貝內迪克特、阿麗絲·沙萊克、漢斯·穆勒、羅達·羅達等人。記者沙萊克多次深入前線,去過各個不同戰場,采訪過飛行員、潛水兵、炮兵等等,但她采訪時的提問千篇一律,克勞斯通過她來展現報刊界思想的單薄。記者漢斯·穆勒行文唯美、堆砌詞藻,但內容空洞。為了傳達出這位“美文作者”的作品,我就以空洞美文風來翻譯此人的文章。克勞斯不吝刻薄嘲弄穆勒:此人從來不上前線,完全靠想象寫出栩栩如生戰場情形。文本中還有很多戲擬經典文本之處,有的地方克勞斯采用了維也納民間鬧劇的形式讓人物出場,這類段落也比較難處理,除了注意功能對等之外,還需處理好打油詩類的歌謠的韻腳。

我認為,只要人類中存在著一些共同的情感,那么這些情感就是可以溝通的,而傳達這些情感的文本就是可譯的。當然翻譯過程中,要處理一些技術性難題。我主要采取把相應段落進行功能化處理,還原作者意思比詞句的一一對應更重要。

記者:翻譯《人類的末日》這樣充滿語言實驗和諷刺意味的文本,與您翻譯赫爾曼·黑塞等德語作家時,在方法論上有什么根本不同?卡爾·克勞斯的獨特之處有哪些?

張蕓:黑塞作品的語言比較流暢明白,他在文中“埋雷”的地方不太多,而且基本不用反諷,感覺翻譯黑塞與翻譯克勞斯的難度不在一個量級上。當年交了黑塞譯稿后,出版社說翻譯質量很好,幾乎未加修改很快就出版了。而交了此劇譯稿后,整整兩年時間,編輯團隊和我都受盡了克勞斯的折磨。

我并未直接譯過托馬斯·曼的著作,只譯過一本《托馬斯·曼:生命之為藝術品》,約74萬字。傳記作者庫爾茨科在寫托馬斯·曼的一生時,需引用其作品來探討作家與作品之間的關系。例如書中大段引用托馬斯·曼的小說《約瑟及其兄弟們》,托馬斯·曼的語言風格從容繁復,他對一切極端思想及情緒一概保持反諷距離。要把托馬斯·曼的從容理性又充滿反諷意味的德語套句拆開、擺平,轉為流暢的中文,也并非易事,翻譯這部作品要求對《圣經》有全面了解。國內德語界研究黑塞和卡夫卡的人比較多,原文語言簡潔明了或許是重要原因。

克勞斯作品的語言難度比傳記要高很多,另要查詢各類資料,感謝這個偉大的互聯網時代及各類網絡檔案館,只要勤搜索,總會有收獲。但克勞斯的作品,就是讀懂了,要譯成中文也很不容易,克勞斯樂此不疲地通過文字游戲來解構當時的空話套話,需另辟蹊徑,才能譯為中文。在實踐中我保持忠實原文,但不止于忠實原文字句,而是在中文中再現原文詞句的功能和語境。

作為魯迅的同時代人

記者:與空話套話作戰是卡爾·克勞斯一生的事業,他不僅在創作中堅決摒棄陳詞濫調,也在文學生活中以一個“戰士”的姿態存在。您曾說,他是魯迅筆下“真的猛士”,您認為他和魯迅有什么相似之處?

張蕓:克勞斯和魯迅幾乎是同代人。克勞斯是1874年出生的,魯迅出生于1881年,他比魯迅大7歲。兩個人都在1936年去世。今年他們逝世90周年。我說他是魯迅筆下“真的猛士”,這是我在借用魯迅的詞語來描述克勞斯。但我覺得魯迅若認識他的同代人克勞斯,他大概不會反對我這樣用。因為魯迅和克勞斯都具有一種對語言的高度警覺,對文學價值的堅守,以及對資產階級報刊主流觀點堅定的不妥協態度。克勞斯與魯迅一樣,都是勇于正視現實且迫使讀者去正視現實的作家。魯迅也同樣憎惡文人們的各種“騙”與“瞞”,讓人們睜眼去看真實的世界。這是他們在精神上的共同之處。

克勞斯憎惡空話套話,尤其是新聞報刊上空話套話,他認為這些空話套話炮制出一個虛幻的、由報刊傳播的一種與真實世界無分毫關系的現實。報刊制造的第二現實屏蔽了人們對真實現實的把握。而世界是唯物的,報刊上的現實再天花亂墜,最后還是要落到真實現實上,在戰爭造成物質極度匱乏時,無論報刊上建構的現實如何美妙,民眾還是要解決填飽肚子的問題。

魯迅對各種拿腔拿調的雅人闊人高人之類非常蔑視。魯迅的寫作風格與克勞斯的全然不同。魯迅的文字冷峻、克制、幽默、反諷。而克勞斯的文字恣肆淋漓,打筆戰時劈頭蓋臉,直呼其名,全面批判對手的文字錯誤、修辭問題及認知問題。而且克勞斯還嫌在紙面上打筆墨官司不夠過癮,直接在生活中跟對手打官司。克勞斯從1899年他的雜志《火炬》創刊伊始,就高度重視奧匈帝國一派繁榮的假象下的語言問題。他始終處于清醒而無奈狀態中,痛苦地看著真實世界被空話套話編織的第二現實推向災難。在一戰開始后,他對空話套話的批判態度更為堅定。

記者:作為翻譯家,在您過往的文學翻譯實踐中,您秉持怎么樣的翻譯原則與觀念?

張蕓:“信達雅”是翻譯界廣為流傳的翻譯原則,在這其中,我首先追求“信”與“達”,是否需要“雅”,要視原文而定。對克勞斯的《人類的末日》這樣如生活本身一般廣闊的文學文本,我只能極力做到“信”與“達”,“雅”只能根據原文來決定。《人類的末日》中有不少社會底層人士的相互罵仗,用詞不雅,如果要堅持“雅”的原則,那么就完全做不到“信”和“達”了,所以我只能犧牲“雅”。我覺得翻譯文學文本時,“信達雅”原則在邏輯上并不自洽。既然生活中有不雅的人,那么再現生活的文學作品就不可避免地有不雅之詞,而這些也要用中文里相應色彩的詞語翻譯過來。我盡力保持原作的語言層次和豐富色彩。例如我將中國的南腔北調融入這個作品的翻譯中,用以展現奧匈帝國的語言差異。例如我用老北京人的罵人話來翻譯維也納底層的罵人話,我覺得這二者在功能上是對等的。

作為高校外語教師,我看了不少翻譯理論書籍,但在具體翻譯實踐中,我基本拋開全部理論,直接面對文本,翻譯過程中要字斟句酌、反復琢磨。事后總結時,我發現我自己比較注重的是文本功能的對等,而不是字面的一一對應。但功能對等也必須在忠實原文的基礎上,即便在譯本中融入了中國的南北方言,我翻譯的依舊是克勞斯的《人類的末日》。譯者必須對原文進行再創造,但這種再創造的空間十分有限。

“這個獎也是授予卡爾·克勞斯的”

記者:《人類的末日》面世百余年已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但漢語世界始終沒有完整譯本。得知獲獎那一刻,您是什么樣的感受?這次獲獎,對您個人和對德語文學譯介領域分別意味著什么?

張蕓:其實無論是否得獎,我都一定要把克勞斯的這部代表作譯出來。但當我知道獲獎時,我的內心還是十分激動,非常感謝評委們認可我的工作。讓我更為開心的是,魯獎的巨大影響力能夠讓克勞斯這位劇作家進入中國知識界和讀書界的視野。我甚至覺得,這個獎也是授予魯迅的同代人卡爾·克勞斯的。

我衷心感謝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團隊。他們優質地完成編校和出版。我非常慶幸自己遇到了這么優秀的編輯團隊,也由衷感謝我的工作單位寧波大學。國內已經鮮有高校能容忍一名教授多年無“科研成果”了。我獲獎后一再問自己,若無寧波大學給我兜底,若我是個自由譯者,我是否有可能心無旁騖地去做自己喜歡的工作,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個人覺得克勞斯的這部戲劇,對中國知識界或文化界的影響,將不僅限于德語文學研究界,它還將在戲劇界和媒體批評研究領域產生影響。目前這部戲在德國奧地利的薩爾茨堡戲劇節上演,德累斯頓、柏林、不萊梅、科隆等地的劇院也都有上演。法國和捷克也都上演了此劇。捷克劇團還創造性地把《好兵帥克》融入《人類的末日》的場景之中。我非常希望國內戲劇界能看見并重視這部戲劇。

克勞斯這部代表作一共有220場(五幕悲劇209場,序幕10場,尾聲1場),碎片化場景非常適合戲劇學院表演系的學生去排演。例如序幕的第三場戲是個獨角戲,宮廷大主管內帊萊克一人打電話,安排被刺殺的皇太子費迪南葬禮,長達五頁。這出戲非常考驗演員的臺詞和表演功底。一個人打長時間電話,讓觀眾看得津津有味,沒有過硬的表演功底是做不到的。我非常希望以后能在國內的戲劇節上看到這部劇。

克勞斯的代表作對后世戲劇家的影響非常大。例如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就是卡爾·克勞斯的小迷弟。布萊希特曾經使用克勞斯的馬賽克拼接圖方式,創作24場的《第三帝國的恐懼與悲慘》。卡爾·克勞斯還間接影響到了中國第四代導演鄭洞天的電影《鴛鴦樓》,他用6個場景展現一座高樓里的6個家庭,以此表現青年的精神風貌。克勞斯用馬賽克碎片拼接社會全景圖的戲劇結構,可謂是前無古人后有來者。此前各大讀書平臺介紹這部戲劇時錯誤百出,經常道聽途說稱此劇為“詩劇”。此次全譯本出版,首先可以做到正本清源。

記者:在《人類的末日》之后,您還有哪些翻譯計劃?作品的什么特質會吸引您將其譯介成中文?

張蕓:對克勞斯著作的譯介工作,目前在國內才剛剛起步。我將繼續與商務印書館合作,陸續推出《克勞斯文選》等著作。同時我還想將另一位奧地利詩人、小說家、劇作家亞歷山大·雷爾訥特-霍勒尼亞介紹給中國讀書界,此人曾任奧地利國際筆會主席,寫作風格迥異于克勞斯,但他的作品具有不一樣的精彩之處,是奧地利現代主義的另一支。目前我正在尋找并接洽合適的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