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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
來源:光明日報 | 南帆  2026年08月19日09:53

明代詩人謝榛不僅寫下大量詩作,而且提出了相對完整的詩論,“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出自他的《四溟詩話》。眼前的景觀、意象構成觸動詩歌的媒介,詩人的情感提供詩歌的坯胎或者架構,這個命題區分了中國古典詩歌內部“情”與“景”兩種元素,并且認定“情”的主導地位。很大程度上,文學之中的情景關系涉及中國傳統詩學乃至中國傳統美學的重要內容。

押韻、平仄、對仗、詞牌等詩詞格律形成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外部美學特征。詩詞格律是漢語的獨特產物,漢語的文字構造、發音、詞匯、語法共同造就對稱鏗鏘或者悠揚錯落的音調與節奏。相對而言,“情”與“景”兩種元素的呼應與結合,形成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內部美學特征。情景交融成為詩人的內在語言。

古代的詩話、詞話之中,另一些詩人也曾經從不同的視角闡述過“情”與“景”之間復雜的相互表現。吳喬在《圍爐詩話》之中說:“景物無自性,惟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王夫之進一步發現:“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王國維說得更為徹底:“一切景語,皆情語也。”這些觀點表明,詩人心目中的各種情與景隱約建立起一種連鎖的美學關系。景作為情的表征與寄托,情是景的依存與歸宿,情景之間彼此回蕩、相輔相成。

《四溟詩話》曾經舉例說明二者之間的張力——“景”愈是飽滿完整,“情”愈是委婉深沉:“韋蘇州曰:‘窗里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為優。”司空曙的詩句不言老邁的凄惶與秋意肅殺,而是由兩個完整的場面傳達情感,“雨中”與“燈下”悄然增加了寒冷與暗夜的氛圍。

相對于小說或者戲劇顯現出來的敘事學,情與景的美學關系展示出中國古典詩歌的獨特路徑。敘事鏈條之中的“景”并非一連串孤立片段。進入前后相隨的情節演進,“景”既是獨立的呈現,同時又充滿發展的動能,一種“景”的意義往往在后繼的“景”之中獲得響應,正如通常所言,第一幕掛在墻上的槍會在最后一幕打響。從案件的偵破、寶藏的尋獲、有情人終成眷屬,到天道輪回、王朝興衰,事件的演變、歷史發展邏輯或者人物性格沖突形成的種種因果聯系,決定一種“景”到另一種“景”的移動與轉換。古代敘事學之中的“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即這種狀況的形容與概括。

情與景形成的美學關系之中,“景”的最終指向是“情”,而“景”與“景”之間的因果聯系十分薄弱。“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杜甫的《絕句》并列出現了四個意象,相互之間不存在嚴格的因果必然,即使顛倒前后秩序仍然不會改變人們的基本理解。換言之,這些詩句內部的微型敘事僅僅完成意象的描述,敘事結構并未延伸到句子之間,成為詩歌整體的組織原則。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是一個更為明顯的例子。這首小令僅以二十八字寫出游子心中化不開的鄉愁:“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前三句并未出現敘事賴以開啟的動詞,十個獨立羅列的意象之中,只有“夕陽西下”帶有一定程度的敘事行動,“枯”“老”“昏”“古”“瘦”這些字眼毋寧說交織為某種浮動的蕭瑟氛圍。事實上,十個意象共同匯入的是最后六個字所暗示的“情”——日暮時分,一個天涯游子漂泊無依的愁緒。

一些詩歌的敘事結構可能超出句子而再現一個完整的行動,但是,這種敘事無意完成發展、高潮、結局的通常程序,而是最終拐向了抒情。例如李白那一首家喻戶曉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前三句是看見、懷疑、仰望三個連貫的動作,最后一句卻突如其來轉向了思鄉。按照環環相扣的傳統敘事邏輯,最后一句顯然是第四個后續動作的出場,譬如“出門赴遠方。”然而,詩歌卻巧妙地將“情”作為敘事結構的收束。“低頭思故鄉”之所以沒有產生突兀之感,恰恰因為特殊的情景呼應關系:望月思鄉。從“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到“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從“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到“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從“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到“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吟詠月亮誘發鄉愁的詩句如此之多,二者的關聯已然成為一種普遍的情結。詩人心目中,天上的明月不僅是共同仰望的對象,而且是身處異地的親友交換情感的驛站;這種情感甚至超出鄉愁的范疇而指向寬泛的思念,例如“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或者“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借景抒情,情景相生,這種表現形式與直抒胸臆存在很大的差異。直抒胸臆的風格是率真、明朗、強烈、夸張,而且一瀉如注,譬如五四時期那些狂飆突進式的詩句:“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喲!啊啊!力喲!力喲!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律呂喲!”或者,“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負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負了我的思量。我為我心愛的人兒燃到了這般模樣!”相對地說,古典詩歌遠為含蓄節制,講求內斂格調背后的微妙乃至神韻。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是許多詩人孜孜以求的境界。錢鍾書的《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曾經總結說:“在中國詩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詩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國詩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詩,仍然不失為含蓄的。”這種含蓄節制具有兩個源頭。一個來自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與謙恭禮讓的人格,一個來自借景抒情的表現形式。詩人不是坦陳胸中的歡愉或者愁怨,而是借助“景”的鏡像映照出來。“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這種曲折的抒情與“溫柔敦厚”的詩教一拍即合,甚至擴展為中國傳統美學的一種基本風格。

鐘嶸的《詩品序》曾經言及詩學之中情景互動的現實起源:“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劉勰的《文心雕龍·物色篇》闡述得更為詳細:“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時令與季節不同,種種景物催動人們的不同心情,這是情景關系的初始建立。考慮到詩人必須將此情此景付諸筆墨,劉勰將文采同時納入論述范圍:“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些詩人的文字簡約而精確,另一些詩人文采瑰麗,句式繁雜,“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置身于漫長的農業社會,生產與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內容即與大自然交往。無論是天文地理、山川草木,還是春風秋月、夏雨冬雪,農業社會造就了人們對于自然現象的種種細膩感受,并且持續涌入詩人的筆下,逐漸轉換為美學意象。中國古典詩歌的大量美學意象脫胎于農業文明景象。從落日、青峰、山花、白鷺到明月、星空、扁舟、漁火,種種詩意的情景關系無不建立在農業社會基礎之上。眾多士大夫游離出廟堂寄情山水,農業社會的自然景象占據了他們的視野,促使他們進入一個更大的空間體驗青山綠水、風花雪月。中國古代思想家曾經提出“天人感應”之說,強調人類與自然萬物氣息相通,彼此感應。這種理念可能從某一個側面鞏固了中國詩學之中情景關系的建立。

進入現代社會,科學認識以“祛魅”的方式驅散種種神秘主義觀念,客觀世界與主觀意志之間的關系獲得愈來愈清晰的揭示,工業時代與后工業時代的種種景象正在構筑新的生存環境。盡管如此,古典詩歌之中各種情與景的美學關系仍然大量沉淀在感覺深處,逐漸演變為某種傳統的文化密碼,啟示我們時刻察覺大地與家園的詩意光輝。

(作者:南帆,系福建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