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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草原》獲第九屆魯迅文學獎 本報記者專訪內蒙古作家艾平 按捺住浮躁 久久地凝視生活中的那些人
來源:北京青年報 | 李喆  2026年08月19日07:59

前不久,內蒙古作家艾平憑借散文集《天生草原》榮獲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有讀者說,讀完它就像在呼倫貝爾草原這片土地上真切地活了一遍。

艾平深耕文壇數十年,將全部創作精力投入到對呼倫貝爾這片土地的深情觀照、思考與書寫中。自1972年發表處女作以來,她筆耕不輟,多部作品刊發于核心文學報刊,此前曾兩度入圍魯迅文學獎。

近日,艾平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獨家專訪,講述扎根呼倫貝爾大地,書寫草原風物與生命溫度的創作歷程。

記錄文明轉型之際,人與萬物重新尋找相處之道

北青報:《天生草原》獲魯獎之前,您還曾憑借《草原生靈筆記》《隱于遼闊的時光》兩度提名魯迅文學獎,這十余年,您的創作心路發生了怎樣的蛻變?

艾平:這次獲獎的散文集《天生草原》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此前經過和編輯們反復磋商,選編了我在2022年至2025年期間的一部分散文新作,按照魯迅文學獎的申報條件,占全書三分之二;也收入了《草原生靈筆記》《隱于遼闊的時光》中的部分作品,占全書的三分之一。比照一下前后的作品,不難看到我創作的一些變化。這些變化是循序漸進的,也是一脈相承、水到渠成的,不是突兀的跨越或轉向。

當年《草原生靈筆記》的出版,不是為了申報魯獎,是在自我回顧之際,發現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寫了一批和草原有關的文章,比如《阿巴嘎的狼島》,寫人與狼的糾葛;《游獵之地的你》寫一位女獵人面對動物消失的迷茫和自持;《風景的深度》寫老阿爸用冰凍的方式讓駿馬回歸草原;《羊群中的一只雁》寫一個額吉救助雛雁的故事,等等。

因為我生長在呼倫貝爾大地上,這里的生態,決定了我面對的生活題材,于是就有了那本書。當年也完全沒想到它能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的提名。我在那本書的前言中寫道:我對故鄉有一種深深的眷戀。這種眷戀不止于舌尖上的鮮美,不止于風景的遼闊,不止于空氣的潔凈……不是用“故鄉情”三個字可以盡釋的。呼倫貝爾天地渾然,大野芳菲,萬物亙古,樹木與花草、飛禽與走獸,也包括人類,皆如吸吮母親乳汁的孩子,無不依偎著這里原初的生態繁衍生息。這里的游牧文化和狩獵文化,具有深刻的啟迪價值,讓我懂得了人不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的主人。土地給了人和其他生靈相同的恩賜,大自然讓萬類生命以互補的方式構成生物鏈,從而庇護所有物種生生不息。可以說,這是故鄉大地給我上的一課。

獲得魯獎提名以后,我的信心得以提高。在繼續寫作的同時,我多次行走于呼倫貝爾的草原和森林,也把腳步拓展到內蒙古的其他地域,包括興安盟的科右中旗、赤峰市全境、烏蘭察布、鄂爾多斯、阿拉善的部分地域,我看到草原在變,人也在變。比如在《隱于遼闊的時光》一書中,《時光走上了草原的神情》《你從草原來》《呼倫貝爾銀色的春天》《額布格的秋天》等篇目的落腳點,都在草原的變化和人的進步上。我的創作談《變是最有魅力的》上也提及:上世紀 80 年代末,草原實行草場承包,極大推動畜牧業發展,卻也帶來草場壓力、生態退化,人們的價值觀念隨之發生巨大轉變。而今重返牧區走訪,我目睹全新的養殖模式、生態修復方案成果,包括圍繞放牧、養羊產生的種種分歧,這些變化的表層是生產方式之爭,深層纏繞著生態保護、集約化發展與古老游牧文明如何共存的命題。

北青報:《天生草原》這部作品這次不再是提名,而是獲獎,您覺得這部作品與自己過往創作相比,有著怎樣的不同?

艾平:我會換一個角度,使用在地者的淳樸眼光看森林,看草原,看世界和時代對這塊隱秘之地注入的力量,看其中文化間的沖撞和融合乃至提升。毫無疑問,這一切都顯現在人物的身上,貫穿在每個人物的成長和行動之中。這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變成了人們活生生的神色和溫熱的手掌。當他們目送秋雁的時候,當他們櫛風沐雨的時候,當他們放馬草原或駕駛汽車追隨羊群的時候,當他們第一次用手機錄制草原婚禮的時候,我在一旁被深深感動。

當一個民族大步向前,每個普通人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辭典。辭典里記載著宏大的歷史和鮮活的個人命運記憶,這是最珍貴的文學礦藏。時代之變無法阻擋,人們主動迎接改變,本質上仍是追尋更美好的生活。

很多人習慣把草原書寫成寧靜的田園,然而在波瀾起伏的時代變遷里,人的彷徨、失落、新生,才是文學創作需要洞察和跟蹤的。我嘗試不刻意渲染懷舊式挽歌,不刻意美化原始游牧,也不片面歌頌現代化。我愿意更多地書寫“變”帶來的撕裂,也捕捉“變”中不曾斷裂的精神根脈——草原民族敬畏天地、善待生靈的信念,始終沒有消散。我在草原上行走,常常看到動人的故事和細節:風力發電機支架上出現了喜鵲巢,牧民為保全鳥巢自愿斷電;母狼在蒙古包前產崽,老額吉模仿狼嚎呼喚來狼群相助;額吉撿到一枚雁蛋,孵出小雁,小雁一直跟在額吉后面,不肯離開……在新舊事物共存、傳統智慧與現代生態觀念彼此映照的當下,這些畫面不斷提醒我:文學的重心不在于定格逝去的時光,而是記錄文明轉型之際,人與土地、萬物生靈會重新尋找相處之道。

需要新的表達方式,把草原視野帶入文學頁面

北青報:《逍遙熊》是您極具代表性的經典篇目。有評論者認為,《逍遙熊》的寫作視角,奠定了您的創作方式:以微小生靈觀遼闊大地。這種寫法是否影響了《天生草原》的整體敘事邏輯?

艾平:通觀《天生草原》全部作品,你會看到,像《逍遙熊》《原始森林中的路》《大鳥盛放如花》《白雪森林》這種以小生靈透視遼闊大地的篇目不少。但你也會看到,我的寫作切入點是不斷變化的,像《馴鹿之語》《我在大森林里找你》《阿哈的金牌》《時光走上了草原的神情》《林區的民間故事》《雪無止境》等樣式多變的作品也在其中。我認為一個敏悟的作家,需要總是處于尋找的狀態,直至找到一種最契合素材的表達方式,而不拘泥于某一種習慣。

北青報:相比《草原生靈筆記》的自然哲思、《隱于遼闊的時光》的人文回望,新作《天生草原》這本書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艾平:在新的創作中,我對天地自然的認知在加深。呼倫貝爾是一個典型的草原森林交錯帶,是一個萬物共生的母體,牧民在介紹自己的家園之時,不會畫地為牢,也不會以主人自居,他們手心向上,兩臂展開,表示我的家就是遼闊的草原,也表示對長生天的敬重。因為游牧生活告訴了他們,他們是生存在浩瀚天地之間的一種渺小生靈。

我的書寫,避免使用俯瞰的視角,因為那樣你看不到草原的質感,體會不到萬物的糾葛和疼痛。我像一個牧民一樣,站在平地上,讓風吹來,讓光陰從我的肩頭和手掌上移動,切身感到,一個寫作者,就是草原的百草之一,我只能像嬰兒那樣依戀著母親的心跳,不能把草原當成一個他人的故事來任意講述。那么,寫著寫著,不僅僅是因為走得越遠,而是因為走得越深入,我感覺到,需要新的表達方式,才能傳達出萬物的心聲,才能把草原的視野帶入文學的頁面。

《天生草原》一書中的《馴鹿之語》,讓動物開口說話,給它們一個平等的悠久的視角看人類,看它們和人類置身其中的歷史變遷;《會飛的樟子松》中的主角是樟子松,但這不是在寫一片樹林,抑或一棵樹的成長,而是在寫物種的自然演替,寫樟子松從一顆芝麻腦袋小飛蚊般的種子,歷經百代千年,長成高大碩壯、不畏嚴寒酷暑的擎天大樹,寫她們的種子流落四面八方,由蘇格蘭向東北跨過歐亞大陸到達東西伯利亞和中國,向西北遍布美洲環北極圈及部分以南地域,其中零散的一些竟然跨過赤道,漂泊到了澳洲和非洲……光陰荏苒,凡樟子松所到之處,皆有衍生出來的生命變種,已達一百多個。因地而異,樟子松獲得了許多稱謂——歐洲的蘇格蘭松、美國加拿大西部的黃松、蒙古高原的蒙古松、德國的德國松……而在黑龍江左岸的外興安嶺、在中國北部大興安嶺原始林區、在海拉爾西山和紅花爾基沙地、在遼寧的章古臺,則被稱為樟子松;到了長白山西坡又有了更好聽的名字——長白松、美人松。此文之中,筆墨所及之處在拓展,程度在加深,還嘗試同時使用第二人稱,像是老友對話一樣,傾談樟子松的生存史和地球生態變遷以及戰爭、科研的關系。

北青報:《天生草原》被評論認為是當代北疆生態文學的標桿,書中既有動物草木,也有人文歷史、時代新貌。您如何做到讓生靈、土地、人、時代四條線索統一在草原文脈里?

艾平:《天生草原》寫的是個人的感知和發現。北疆大地豐富遼闊,每一個作家會有不同的理解,也會有不一樣的創作成果。我的寫作視野本身就是一個渾然的整體——天地萬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長。我有一個觀點,多次言及:生態決定了人們的生活和人類的歷史,歷史又生成文化,文化時刻在塑造著人。你看,《鋸羊角的額吉》中額吉對百靈鳥的呵護、《風景的深度》中老哥哥用冰雪埋葬凍死的馬群、《阿哈的金牌》中呼和勒在暴風雪中的智慧,都體現了文化的地域特質,也展示著他們沉靜豐富的內心世界。

好奇不停地化作力量,驅動我繼續遠行

北青報:近十年您推出三部主要散文集,形成非常清晰的創作序列。能否簡單概括這些作品承載的文學追求,以及您堅持的草原文學底色是什么?

艾平:寫作之初,自然地會用身邊的事物為題材,帶著對家鄉樸素的熱愛。寫得多了,通過我的作品了解呼倫貝爾的讀者也就多了。我想,是創作加深了自己對家鄉大地的認知,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書寫家鄉的使命感與追求。

我堅持的草原文學底色就是:天人合一。

北青報:有讀者稱您是“呼倫貝爾的文學代言人”,在您看來,草原作家最重要的擔當是什么?

艾平:如果草原是一本書,我讀得還不夠。至于代言人這個角色,實不敢當。如果讀者這樣認為,我可以回答:這僅僅是因為很多年來我在不自覺的狀態下做了一點事情。記錄風景是攝影家的長項,留存文明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文化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專家在工作。文學旨在讓世界看到人的內心曾經遇到的波折和起伏,看到時代變遷中人性的光澤和升華。

北青報:從寫“萬物生靈”到寫“時光記憶”,再到寫“當下草原”,您的寫作一直在拓寬邊界。是什么支撐您長期扎根呼倫貝爾,深入實地觀察、持續挖掘新的寫作素材?

艾平:這個問題可以用《會飛的樟子松》中的一段話來回答:自己多年來在呼倫貝爾大地上行走,漸漸地將這種行走演變成了走讀,我和二十五萬平方公里草原森林中的植物、動物,產生了同呼吸共命運般的親近,每一天我都要默默地和它們對話,向它們討教生存的微言大義,其中那些樹,是我尤為重要的教科書。樟子松、落葉松、白樺等等,就像一個個千古之謎,活生生地在我眼前深邃著,讓我百讀不倦,學無止境。哪怕是一片凋零的黃葉,一組殘缺的輪枝,一根長滿苔蘚和蘑菇的外生菌根,一段斑駁曝裂的樹皮,都會讓我產生種種的好奇,每每窮究,眼睛里就會增加更多的好奇,這好奇便不停地化作力量,驅動我繼續遠行。

想要有能力按捺住浮躁,透視平凡人物的命運

北青報:您對年輕寫作者有什么建議?

艾平:我想每一個青年文學創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詩酒趁年華”。抓緊閱讀和行走,不停地寫作,與萬物以及人類深談。

北青報:您的草原書寫已經形成體系,未來創作會嘗試哪些新題材、新表達?

艾平:我會嘗試一些新的題材,新的課題,新的體裁,新的敘述方式,但不會離開自己熟悉的生活。當然,我也必須面對AI的挑戰,考慮如何守衛有血有肉的生活經驗,考慮守衛公共經驗以外的個人生命發現,堅持文學之美。

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除了文學,沒有誰能說透孔乙己和阿Q為啥總是攤上倒霉的事情,沒有誰能詮釋出堂吉訶德瘋瘋癲癲背后的人文主義思想,沒有誰能描繪西爾萬·泰松在《在西伯利亞森林中》的獨特體驗,沒有誰能道出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AI的確強大,可以在瞬間把世界的記憶統統搜刮出來擺擺盤。見到江河,它會說出滾滾長江東逝水之類的名句,見到大山,它會吟出橫看成嶺側成峰等珠璣,但是,它有被雪埋在車里,信號全無,分分秒秒和死神對壘,在最后時刻轉危為安的親歷嗎?它有索爾仁尼琴那種絕望和不屈的記憶嗎?它喝過漂滿蜱蟲尸體的山泉嗎?它有手指被草原火燒成蛋白灰的體驗嗎?AI靠網絡的記憶支撐,擁有的是程式化經驗,面對文學創作所達到的高度,AI目前還只能被稱為工具。

不容小覷的是,AI們正飛也似的驅趕著人類的腳步。如果有一天人的大腦真的被其控制,誰也無法預料那時候文學的犧牲有多痛。自然文學也好,生態寫作也好,包括傳統的現實主義和諸多的探索性寫作,都離不開人和這個世界的關系。日新月異的生活每天都向文學提出拷問,日新月異的生活中出現的也是日新月異的人。文化演替永遠在路上,作家就像高速公路上的一輛自行車,時刻處于滾滾的洪流中,卻不一定能看到周邊的好山水,你熟悉的只是你身邊的同行者。如此,我們需要重提一句老話——文學是人學。我想自己要有能力按捺住浮躁,守得了寂寞,久久地凝視生活中的那些人,哪怕都是平凡的小人物,只要透視了他的性格和命運,就是抓住了時代的脈搏,你所在的位置就是文學的大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