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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位主義的批評——論汪曾祺對文學批評的回應與建構
來源:《揚子江文學評論》 | 馮仰操  2026年08月19日09:51

新時期的汪曾祺,既是引領潮流的小說家、散文家,也是獨樹一幟的批評家、理論家。對于汪曾祺的文論,許多研究者聚焦其中的語言觀、“文氣論”等,并指出汪曾祺本身的特色與理路。[1]但既有研究多關注文體批評而忽略流派批評,且大都是平面化的討論,就汪曾祺談汪曾祺,很少關注汪曾祺與時代的互動關系。新時期是文學自覺的時代,也是文學批評自覺的時代,文學與文學、文學與批評、批評與批評呈良性互動之勢。汪曾祺與批評界的關系堪為典型:一方面,汪曾祺被眾多批評家尤其是新潮批評家所關注,成為新時期文體批評與流派批評的重要對象;另一方面,汪曾祺也密切關注文學批評,強調“作家需要評論家。作家需要認識自己”[2],并對批評家的評論進行不同程度的回應與再創造,成為新時期作家批評的典范。從新時期文學批評看汪曾祺文論的發生與建構,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不僅可還原作家回應文學批評的歷史現場與典型路徑,還可歸納這一時期文學批評的重要范式與深遠意義。

正是在對各種批評的回應中,汪曾祺逐步建構自身的文體批評和流派批評,并且展示自身的批評標準或方法:在文體批評中,受凌宇、李陀、程德培等人的啟示,進一步以“文氣論”等傳統文論資源為內核建構本土化的語言論、結構論和風格論;在流派批評中,為回應主流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以及新潮的“尋根文學”、新筆記小說,確立古今中外之間的歷史坐標與“非主流”的時代位置;在批評標準或方法中,明確反對“唯上”與“唯理”,推崇文學性、歷史性、本土性、當代性。總體上看,汪曾祺及其批評圈子警惕與疏離狹隘的本位主義,力圖確立更為多元的標準,醞釀了一種獨特的批評范式。

一、“建立中國的‘文體學’”

1980年,汪曾祺發表小說《受戒》,很快便迎來張同吾、梁清濂、唐摯(唐達成)等人的評論。復出后的汪曾祺,有強烈的讀者意識,1980年收到楊汝?的信后,便感慨“沒有想到我還有這樣一個‘讀者’”[3],1982年得知“讀者面并不太窄”,生出“一種沉重的責任感”。[4]汪曾祺對批評家的專業批評更為關注,1981年他提及張同吾、唐摯、國東、陸建華、凌宇等人的評論文章[5],1993年還稱“有些關于我的評論、印象記、訪談錄之類,我也看看”[6]。汪曾祺不僅關注,并且進行評判,如認為陸建華的評論“論點不落俗套,文字也很清新,無八股氣”,“在目前的評論文章中是難得的”[7],而李國濤的論文“在所有評論我的文章中是最好的一篇”[8]。汪曾祺與批評界尤其是新潮批評家的互動,基本是良性的,是一種志同道合的雙向奔赴。引人注目的是雙方對文學性和歷史性的關注,批評界訴諸文體批評和流派批評,而汪曾祺從中獲得啟示或助力,在回應中建構獨樹一幟的文體觀和流派觀。

新時期文學批評的文學性自覺,表現為從偏重社會歷史的分析轉向審美分析和藝術技巧分析的有機融合[9],并集中于文體批評,被時人概括為“一場重大的文體革命”[10]。既是作家也是理論家的汪曾祺自認為是“一個文體家”,并且“較早地意識到二者(引者按:現代小說與文體)的一致性”。[11]時人也注意到汪曾祺的理論貢獻,1988年白燁等人編選《小說文體研究》,“展示小說文體研究的初步實績與興起現狀”[12],將汪曾祺《關于小說語言(札記)》(1987)列為第一篇。汪曾祺的文體探索,并非閉門造車,而是在與同時代作家、批評家的互動中誕生,受到眾多文學批評直接的影響或啟示。探究文學批評之間的影響并非容易的事,需要還原清晰的時間線與邏輯線,并指出后者對前者的變異、改動。總體而言,從回應凌宇、李陀、程德培等人的文體批評出發,汪曾祺不斷體系化與本土化,以“文氣”“意境”等傳統文論為內核,建構出中國特色的語言觀、結構觀和風格觀。

1987年前后,汪曾祺在《中國作家的語言意識》等文章中建立體系性的中國文學語言觀,并表現出強烈的自信,他在家書中宣稱“對語言有自己的見解,語言的內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動性,別人都沒有講過”[13],之后在公開的文字中縮小范圍,認為《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中總結的暗示性和流動性,“哪本書里也沒有見過,無所本”[14]。有意味的是,汪曾祺聲稱“無所本”的“暗示性”和“流動性”,恰恰是受到了凌宇、李陀等人的啟示。

先談汪曾祺“流動性”觀點的出爐。不妨先看汪曾祺自己的交代,自1982年開始,他多次提及“有一位評論家說我的語言有點特別,拆開來看,每一句都很平淡,放在一起,就有點味道”[15],1989年直接點名,“凌宇同志在一篇評論里說我的語言很怪,拆開來看,都是平常的句子,放在一起,就有點味道” [16]。不妨重返1981年凌宇的批評:“每句拆開來看,實在很平常,沒有華美詞藻的堆砌,也沒有格言的鍛煉。但合起來,卻神氣全出”[17]。這一批評是一種印象批評,卻切中肯綮,扣住汪曾祺語言的特色。汪曾祺正是從凌宇偶然提及的“神氣”出發,做進一步的提煉與解釋。1982年,汪曾祺回歸從小接觸的傳統書法和文章學,拈出“行氣”與“文氣”二詞,醞釀了“流動性”的雛形,“一個詞,一個詞;一句,一句;痛癢相關,互相映帶,才能姿勢橫生,氣韻生動”。[18]此時汪曾祺尚無意做體系化的工作,1986年因參加《文藝研究》文學組舉行的文學語言問題座談會,開始有意識地進行體系建構,結合桐城派的“文氣論”,正式提出語言的“流動性”,認為所謂“文氣”“實際上是語言的內在的節奏,語言的流動感”。[19]

汪曾祺對“暗示性”最早的表述是“詩化”,見于《關于小說語言(札記)》,而這可能是受到李陀的啟迪。其文發表于《文藝研究》1986年第4期,而李陀《意象的激流》發表于前一期。李陀善于提大問題,其《意象的激流》既是對汪曾祺以及新潮文學歷史地位的概括,也是對中國傳統美學理論的發掘與探索,認為汪曾祺等人恢復的是意象的傳統美學,“是從意象的營造入手試圖在小說創作中建設一種充滿現代意識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20],并號召建立意象形態學或意象藝術學的專門學問。

汪曾祺顯然熟悉李陀的文章,并在傳統美學的皈依方面引為同調,1987年他提及當時理論界用西方概念肢解中國文學的現象,認為中西許多概念有鑿枘不合處,以李陀《意象的激流》在德國的接受困境為例,并主張“要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語言,先要了解中國傳統的語言論”[21]。汪曾祺了解李陀的“意象說”,卻并未照搬,而是擴展到“意境說”,強調作為中國文藝理論重要范疇的意境說,無論影響還是生命力都不下于文氣說,并由此分析“詩化的小說語言”,指出其特征表現為“句與句之間的跨度較大,往往超越了邏輯,超越了合乎一般語法的句式(比如動賓結構)”。[22]“詩化”正是“暗示性”的前身,之后在《中國作家的語言意識》中做新的歸納,代之以“暗示”一詞,“語言的美,不在語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現的意思,而在語言暗示出多少東西,傳達了多少信息”[23]。

在語言之外,汪曾祺在意的還有小說的結構。汪曾祺一生致力短篇小說,很早便具備成熟的短篇小說觀,1947年他指出短篇小說是“一種思索方式,一種情感形態,是人類智慧的一種模樣”,并打破文體的固有秩序,強調“寧可一個短篇小說像詩,像散文,像戲,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個小說”。[24]其復出后的小說,便因越軌的結構受到一些批評家的質疑。為回應這些質疑,汪曾祺“率先提出‘小說散文美’的主張”[25],提煉出“氣氛即人物”“為文無法”“隨便”等個性化的概念,甚至力圖用傳統的“文氣”來替代“結構”一詞。

汪曾祺事后提及,“我的《大淖記事》發表后,有人批評結構上不均衡。全文五章,前三章都是寫大淖這地方的環境、風俗,第四章才出現人物”[26]。這里的“有人”,還是指凌宇。凌宇認為“藝術對結構的要求,是布局的勻稱”,但是“作品對大淖風俗鋪陳過多,進入情節較慢,前后篇幅的安排,使人略有失重之感”。[27]面對小說散文化的質疑,汪曾祺開始深入不同文體的內部,在小說與散文之間建立橋梁,從人物與結構兩個方面做革新性的解釋:一是“所謂散文,即不是直接寫人物的部分”,“有時只是一點氣氛”,主張“氣氛即人物”;二是“散”,拒絕“布局嚴謹”,主張“信馬由韁,為文無法”。[28]

圍繞小說的結構,汪曾祺同樣借助傳統文論,用“節奏”來替代“結構”,認為中國的“文氣”就是“內在的節奏”,并將小說結構的特點概括為“隨便”。[29]之后更進一步挑明:

“文氣”是比“結構”更為內在,更精微的概念,和內容、思想更有有機聯系。這是一個很好的、很先進的概念,比許多西方現代美學的概念還要現代的概念。文氣是思想的直接的形式。[30]

汪曾祺的理論文章往往靈機乍現卻縝密不足,存在不斷修訂與完善的現象。1986年,汪曾祺專門寫《小說的散文化》,討論題材、人物、結構、語言等方面的問題,在結構部分指出散文化小說最明顯的外部特征是“結構松散”,但本質上是“打破定式”,并依據章太炎、蘇軾等人的文論得出古今中外作品的結構“不外是伏應和斷續”,一旦超越“便在結構上得到大解放”[31],回應了此前“文氣”的“內在的節奏”說。1987年,為回應林斤瀾的質疑,將“隨便”擴展為“苦心經營的隨便”,依舊強調“打破結構的常規。”[32]

語言、結構都是小說的內部規律,而風格卻打破小說內外之分,試圖在作家氣質與小說風格、地理環境與小說風格之間建立聯系。汪曾祺的風格論,最具特色的是氣質論,即明確作者“氣質”與作品“風格”的對應關系,此外還涉及風格與地理的關系。風格論的理論源頭是多重的,既有西方“風格即人”與中國“文如其人”等傳統資源的影響,還有程德培、安妮·居里安等當代文學批評家的刺激或啟示。

1982年,汪曾祺專門向陸建華推薦《上海文學》一月號的一篇評論,稱“寫得不錯”[33]。這篇評論,正是程德培所寫。程德培擅長審美批評,提供了眾多可圈可點的判斷,如“抑郁的樂觀主義”“苦趣”“通貫全篇的情緒、節奏與調子”等,并在結尾處打開了“氣質論”的開關,“盡管汪曾祺所寫的不是社會中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但他的作品是完全符合他本人氣質的”[34]。汪曾祺大概率從中獲得了鼓勵,當然還受到孫犁、沈從文等前輩作家的影響,自1983年開始他頻頻使用“氣質”一詞,切入的角度也多是作家與作品的相關性:

我寫短小說……第三,這和作者的氣質有關。[35](1983年)

我的氣質,大概是一個通俗抒情詩人。我永遠只是一個小品作家。我寫的一切,都是小品。[36](1986年)

說我淡化……但這是我的生活經歷,我的文化素養,我的氣質決定的。[37](1990年)

正是在對“氣質”的重申和探索中,汪曾祺不斷確認自身的“風格”,如“寫短小說”“小品作家”以及“淡化”等。不僅如此,汪曾祺還試圖擴展“氣質論”的版圖,將之與語言聯系起來,稱“語言決定于作家的氣質”[38]。

至于風格與地理的關系,汪曾祺稱贊安妮·居里安關于水的新穎說法,“她說我很多小說里都有水,《大淖記事》是這樣。《受戒》寫水雖不多,但充滿了水的感覺”,坦承“水不但于不自覺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說的背景,并且也影響了我的小說的風格”。[39]之后,汪曾祺甚至以“有點水氣”來標榜自己的小說。[40]

1987年,汪曾祺注意到“中國的文學理論家正在開始建立中國的‘文體學’、‘文章學’”[41]。經前文的沿波討源,可知汪曾祺本人也在與時代的互動中建構“中國的‘文體學’”,以傳統“意境論”尤其是“文氣論”為內核貫通語言論、結構論和風格論,顯示出本土化的高度自覺,如“希望評論家能把‘文氣論’引進小說批評中來,并且用它來評論外國小說”。[42]

二、“找準自己的位置”

文體批評是文學性的自覺,而流派批評是歷史性的自覺。新時期的流派批評,不僅在當時風起云涌,建構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以及“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重要的概念,而且形塑了之后人們的文學史觀,構成新時期文學史的主流框架。以1985年為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占據主流時,遠離主流的汪曾祺被批評家歸入傳統文化、新現實主義的行列,之后“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新潮文學大行其道,一躍而為先驅或代表的汪曾祺則被批評家納入“尋根小說”、新筆記小說、京味小說、學者散文的譜系。置身種種的流派定位,汪曾祺或質疑(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或悅納(如“尋根小說”、筆記體小說),或反對(如鄉土文學、京味小說),在不同的回應中揭示流派批評整一秩序背后的豐富性,并不斷確認自身在古今中外之間的歷史坐標與“非主流”的時代位置。

1985年之前,面對主流的傷痕文學和現實主義,汪曾祺自居“非主流”的位置,卻堅持自身的思想和藝術,主張溝通古今中外的立場。以自身為標準,汪曾祺對“主流”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不置可否,對當時爭議較大的鄉土文學、現代派進行辯證的分析,并在對傳統文化和新現實主義的回應中展示自身的功底和修養。

新時期初期的文壇風譎云詭,汪曾祺不被主流認可,甚至受到壓抑。以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為例,1980年的《受戒》被相關領導視為“內容陳舊”,從一開始“便沒有能夠進入評委的視野”[43],1981年的《大淖記事》雖然當選,卻也不乏爭議,被唐弢、草明等評委視為“不理想”甚至“一點也要不得”[44]。直到1987年,汪曾祺還不無憂慮,認為李國濤的批評“會引起文藝官員比較認真地想一下:這汪曾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這回事’是他們不愿肯定的”[45]。故對于當時的主流,汪曾祺雖然不滿,卻只能委婉表達意見,“不太傾向于把這個時期劃分為傷痕文學,那個時期劃分為反思文學”,并稱“主流”需要“從較長時期,從歷史條件來看”,而他自己的作品“與主流的變化不發生太大的關系”,因為“沒有考慮過如何去迎合當時的某種浪潮”。[46]以悲劇、現實主義等“主流”標準為參照系,汪曾祺自居“非主流”,如相對于“悲劇總要比喜劇更高一些”,其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主流”[47],又如相對于“作品對時代發生直接的作用”,其作品“不可否認它有美感作用,認識作用,也有間接的教育作用”。[48]

在與“主流”話語的博弈中,汪曾祺聲明自身的文學理想,是“古今中外,熔為一爐”或“把古今中外溝通起來”。以此為坐標,“鄉土文學”和“現代派”便各有利弊:鄉土文學可以“具有中國氣派、作風、地方色彩”,即“所謂泥土氣”,但不必“跟比較洋的東西對立起來”;至于現代派,可以“接受一些現代派的影響,借鑒于他們的一些表現手法”,同時“也要中國化”。[49]

汪曾祺不同于主流的特殊性,開始受到一些敏銳的批評家的關注,反過來推動汪曾祺的自我整理。在1982年底的“北京市部分作家作品討論會”上,汪曾祺被納入“傳統文化”“新現實主義”的序列。對于季紅真對其作品的“傳統文化”的定位,汪曾祺稱贊是值得探索的“一個新的方法”,而面對“新現實主義”的命名,汪曾祺提倡“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但“這種現實主義是容納各種流派的現實主義;這種民族傳統是對外來文化的精華兼收并蓄的民族傳統”,并提及早年“接受過外國文學的影響,包括‘意識流’的作品的影響”。[50]之后,應是出于對季紅真提出的道家思想影響的回應,汪曾祺反躬自省,強調“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并提出“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的定位。[51]

1985年之后,以“尋根文學”為首的新潮文學崛起,是對此前主流文學的“另起爐灶”[52]。與新潮文學共生的新潮批評,更為熱衷流派批評。雖然“在社會思潮和藝術時尚紛紜多變的時代,傳統意義上的流派已經難以尋找,甚至將不會再產生”[53],但吳亮等人推出《新時期流派小說精選叢書》(1989年),辨識出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民族文化派、意識流、象征主義、結構主義、荒誕派等流派。正是在這類文學潮流的分類和命名中,“非主流”的汪曾祺被李陀、李慶西、王干等新潮批評家視為“尋根小說”、新筆記小說、京味小說的先驅或代表:

在新時期的小說創作中,汪曾祺第一個以小說來尋覓“文化的根”,通過風俗民情的描寫來展現地域文化形態,尤其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心理。[54]

汪曾祺不僅遠比何立偉、阿城、韓少功、賈平凹、鄭萬隆、莫言諸人年長,是一位老作家……與其把汪曾祺“歸入”這一藝術群體,莫若說他是這一群體的先行者,一只相當偶然地飛在雁群之前的頭雁。[55]

孫犁的《蕓齋小說》,汪曾祺的《故里雜記》、《故里三陳》直至近前的《橋邊小說》等等,都是開人眼目之作……“新筆記小說”是尋根派,也是先鋒派。作為新時期小說的一項文體實驗,“新筆記小說”體現著一種新的小說觀念。[56]

這兩篇小說中洋溢著的北京的鄉土味——京味……汪曾祺小說從某種意義上看,也可稱為我國的“新小說派”……這種小說兼有詩歌、散文、小說的特色,構成一種新的文體美。[57]

對于上述的指稱,汪曾祺并不陌生,“我曾經被加上了各種各樣的稱謂。‘前衛’(這是臺灣說法,相當于新潮)、‘鄉土’、‘尋根’、‘京味’,都和我有點什么關系”[58]。此外,在為《市井小說選》《中國尋根小說選》《新筆記小說選》《當代散文大系》《江南江北》等選本或文集作序時,汪曾祺主動介入流派批評。當時嚴家炎在流派研究時強調建立“三維的坐標系”,一是“指出同一時期內橫的分化”,二是“指出前后不同時期的縱的關聯”,三是“研究者對各個流派的文學價值的評價高低”。[59]汪曾祺與之不謀而合,也進行了“三維”的流派批評,或考鏡源流,或條分縷析,或權衡利弊,并充分展示親歷者認識的歷史性、多元性與開放性。

對“尋根文學”的定位,汪曾祺是欣然接納的。1987年,汪曾祺向家人分享,“據說有一派是尋根派,把我放在首位”,并求證,“這篇文章你們看到沒有?”[60]到1993年,汪曾祺已坦然接受“‘尋根文學’的始作俑者”[61]的帽子。故對“尋根文學”,他大體是辯護的態度:在縱向上,論證其歷史的合理性,認為新時期文學“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尋根文學’是合乎邏輯的歷史發展”;在橫向上,區分兩種傾向,即韓少功代表的“深山老林,蠻荒時代”與阿城代表的“古代哲學思想”,并且歸納四大風格特征,如“歷史感”“地域性”“對風俗的書寫”以及“語言意識是很強的”;而在回應同代人的“指摘”“抱怨”和“幸災樂禍”時,拒絕僵化的界定,強調“‘尋根’是一個流動的,不固定的概念”,“批評家‘毋意、毋必’,不要搞得‘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當然,汪曾祺在辯護中也有勸誡,堅持一如既往的會通立場,建議“不要把自己的語言搞得過于奇崛,過于古奧”,而應“融會今古,折衷雅俗,不要脫離一般讀者的欣賞習慣過遠”。[62]

對新筆記小說,汪曾祺同樣是肯定的。1982年,孫犁等老作家率先創作筆記體小說,之后賈平凹、阿城、何立偉等青年作家紛紛跟進,形成一種大的潮流。1987年,汪曾祺提及“被評論家認為寫‘筆記體小說’”[63],到1988年,坦承“對這桂冠我不準備拒絕,真是可以這樣說,而且影響了一些人”[64]。反差的是,雖然汪曾祺被尊為新筆記小說的始作俑者,卻并不清晰個中三昧,于是主動下場進行流派的溯源、辨析與界定:首先,上溯新筆記小說的傳統,宣揚“無意為文”“比較現實主義的”“宋人筆記的傳統”;其次,區分不同作者的風格,指出孫犁等人“感情是平靜的”,而何立偉的“卻是一首抒情詩”,總體來看“五花八門,無所不包”;再次,同樣持開放的態度,認為新筆記小說雖然寬泛、含混,卻并非“寬大無邊”,只要“作者和編者讀者心目中有那么一種東西,有人愿意寫,寫就是了。有人愿意看,看就是了”。[65]

汪曾祺接納“尋根小說”“新筆記小說”的“桂冠”,卻反對“鄉土文學”“京味文學”的稱謂。1992年,汪曾祺仍舊保持之前的態度,拒絕被納入鄉土文學作家之列,原因還是“有些人標榜鄉土文學,在思想上帶有排他性,即排斥接受西方影響較深的所謂新潮派”,但他“并不拒絕新潮”。[66]1997年,汪曾祺取“京派”而舍“京味”,因為“京派”“都有一點人道主義”,而“京味”“比較缺乏思想,缺少人道主義”,并強調其重視現代主義,“因為現代主義是現代的,而一味追求京味,就會導致陳舊,導致油腔滑調,導致對生活的不嚴肅,導致玩世不恭”。[67]可見,汪曾祺的取舍,內里都是溝通古今中外的立場,既親近傳統文化、宋人筆記,也擁抱新潮派、現代主義。

汪曾祺強調,“一個人找準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較‘事理通達,心氣和平’了”[68]。其對新時期不同流派批評的回應與建構,很大程度上也是為自身及所屬流派尋找歷史坐標與時代位置:一是在古今中外之間尋找歷史坐標。汪曾祺在古代發現儒家思想、宋人筆記、歸有光,在外國找到意識流等西方現代主義,在現代重拾“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力圖建構綿延性的文學中國,反思“真正的斷裂可能是從四十年代起”[69],本有悠久傳統的“學者散文”“大概在40年代的后期中斷了”[70]。二是在“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確認時代位置。汪曾祺始終保持清醒與獨立,自居“非主流”,對“老作家、著名作家”的稱謂保持警惕[71],視自己的小說為“小品”[72]或“別裁偽體”[73],對于新筆記小說“也不認為這是最好的小說文體”[74],“大概不能算是主旋律”[75],并且疏離不同時期的所謂“主流”,1995年還批評“‘新寫實’、‘新狀態’、‘后現代’,花樣翻新,使人眼花繚亂”[76]。

三、反對“唯上”與“唯理”

在文體批評和流派批評中,汪曾祺均顯示出一種特立獨行,最顯著的是對種種本位主義的拒絕。除了具體的文體批評和流派評論,汪曾祺還有對文學批評的直接討論,更可以看出其反本位主義批評的標準和宗旨。汪曾祺反對狹隘且機械的本位主義,卻并不反對持之有故的本位,故反對“唯上”與“唯理”,而強調文學性、歷史性、本土性和當代性。正是在一正一反中,汪曾祺為自身的批評找到一種相對多元且穩健的立場與方法。

從新時期開始,汪曾祺便明確反對文學批評中的“唯上”與“唯理”:

只有等某個領導人說了一句什么話,他們才找到保險系數最大的口徑,在此口徑中“做文章”。所以現在的評論大都缺乏科學性和鮮明性,淡而無味,像一瓶跑了氣的啤酒。[77](1982年)

有些評論好像不是寫給讀者,也不是寫給作家看的,只是寫給評論家看的。他們自有一套名詞、術語、概念、方法,不入他們的門,不掌握他們的符號,簡直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而且他們使用的符號并不統一,甚至評論家自己也很難溝通。[78](1988年)

這種“唯理”的評論是不能感人的。——評論也要使人感動,不只是使人信服……中國的評論似乎已經形成一種通用的文體,都有那么一股評論腔,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八股氣。[79](1989年)

“唯上”針對的主要是過去政治主宰的文學批評,而“唯理”則直指當時的新潮批評及之后盛行的學院派批評。無論“唯上”還是“唯理”,都是本位主義的批評,是對文學批評主體性、獨立性的削弱甚至踐踏。為了擺脫政治或理論(尤其是西方理論)的本位主義,汪曾祺在不同文章中宣揚批評的標準、方法,集中于文學性、歷史性、本土性、當代性,也與整個新時期批評的主潮相合拍。

新時期文學批評的自覺,首先是文學性、歷史性的自覺。在此之前,雖然恩格斯“美學的和歷史的觀點”廣為流傳,但占據主導的卻是政治標準第一的社會學批評或政治學批評。1985年前后,新潮批評崛起,“社會學批評朝文化、歷史研究方向的擴展”[80]被視為最重要的發展動向之一,“從文學——社會批評到社會——文學批評,再到歷史——美學批評,批評的歷史形態的確在改變著”[81]。正是在此浪潮中,春江水暖鴨先知,汪曾祺較早關注到文學性與歷史性的價值。

汪曾祺追求的文學性,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對評論對象文學性的推重。1981年,基于沈從文研究,汪曾祺指出,“現代文學史(包括古代文學史也一樣)不是文學史,是政治史,是文學運動史,文藝論爭史,文學派別史”,呼吁“直接從作家的作品去探討它的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82]二是對評論文章文學性的強調。汪曾祺推崇審美趣味、情感體驗的鑒賞批評、印象批評,主張評論家首先是鑒賞家,“首先需要的是感情,其次才是道理”,強調評論文章“應該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83]此外,汪曾祺有具體的建議,如“要講究一點語言藝術,寫得生動一點,漂亮一點”,多一點“幽默感”等。[84]

汪曾祺認為,“一個評論家,要能一眼就看出一篇作品的歷史地位”[85],這種觀點是對歷史性的強調。歷史性,在方法論上強調文學史研究尤其是比較研究。1982年,汪曾祺便提倡現代文學史和比較文學史的衡量標準,如此“才能測出一個作家的分量,否則評論文章就是一桿無星秤,一個沒有砝碼的天平”[86]。之后,他進一步宣揚“把古今中外溝通起來”的比較文學研究:一是中外的平行研究,即“把中國的當代的這個作品或者帶有思潮性的作品,跟外國的當代文學放在一起看,就是把中國作品放在世界范圍里看,怎么評論它”;二是古今的影響研究,即考察“中國某些人在當代文學創作上有些什么影響,某些個作家是受了哪些個人的影響”。[87]

在文學史的基礎上,歷史性進一步追求對作家作品的完整把握,并有歷時性與共時性之分。首先,在歷時性上,作為一位從1940年代走向新時期的作家,汪曾祺強調考察一個作家整體的成長史。汪曾祺起初對現代文學史家的“京派”定位不置可否,主張現代文學史最好不要提及,因為他“不但還活著而且還在寫著,不能‘論定’”[88],這無疑涉及對歷時性的考慮,即“不大贊成用‘系年’的方法研究一個作者。我活了一輩子,我是一條整魚(還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頭、尾、中段。”[89]其次,在共時性上,在“知人論世”傳統的影響下,汪曾祺呼吁“知人”且“論世”。所謂“知人”,在汪曾祺看來,“就作品談作品,只論文,不論人”“是目前文學評論一個缺點”,“最好聯系到所評的作家這個人,不能只是就作品談作品”。[90]之所以要“知人”,涉及汪曾祺的風格論,因為“作品的風格和作者的個性是分不開的”[91],至于“論世”,則與過去的文學社會學方法殊途同歸,因為“離開了大的政治社會背景來分析作家個人的思想,是說不清楚的”[92]。

文學性、歷史性,是新時期不同文學領域的共同追求。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1980年,王瑤強調文學史研究的本質“既是文藝科學,也有一門歷史科學”[93],1983年,黃子平提倡將當代文學“作為文學領域內的歷史發展來研究,作為一門歷史科學來研究”[94]。除了與潮流保持一致外,汪曾祺的特殊之處在于強調文學批評的本土性和當代性。

本土性大概是汪曾祺最具創造性的主張。在新時期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建構中,汪曾祺最早提倡回歸傳統,激活或創造性地利用中國傳統文論概念:

傳統的文藝理論是很高明的,年輕人只從翻譯小說、現代小說學習寫小說,忽視中國的傳統的文藝理論,是太可惜了。[95](1983年)

民族文化應該吸收外來的影響,但目前則應該強調我們民族文學和傳統。[96](1987年)

解釋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與文學批評的其他特性相比,汪曾祺最關切的還是文學批評的當代性——介入現實并服務于當代文學實踐:

評論家的作用就是不斷推動作家去探索,去追求。評論家對作家來說是不可缺少的。[97]

(外國文學研究)應該是推動、影響、刺激中國的當代創作……不能為了研究而研究,不要脫離中國文學的實際,要有的放矢,顧及社會的和文學界的效應。[98]

在汪曾祺看來,“‘評論’從某個意義來說,就是‘發現’”[99]。但真正的“發現”,必然排斥“唯上”與“唯理”等本位主義的批評,而追求文學性、歷史性、本土性、當代性的批評。正是在上述標準下,汪曾祺在小說、散文、戲劇的創作之外,貢獻出極具個性與洞察力的文論。

余論

新時期的文學批評,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種典范。這種典范究竟是什么,我們可嘗試從汪曾祺的個案做一解答。汪曾祺對文學批評的評判、回應及建構,代表了反本位主義的批評范式。這一批評范式,不僅是汪曾祺代表的作家批評的追求,也是汪曾祺批評圈子乃至新潮批評的共同傾向,但是卻在崇尚學術規范、理論體系的學院批評大行其道后岌岌可危。

孫犁認為,作家批評“比較起一般理論家的文章,更容易符合藝術的實際和規律”[100]。故杰出的作家批評往往反對僵化、獨斷的本位主義批評,而汪曾祺正是其中的代表。在文體批評的回應與建構中,汪曾祺不僅關注文學的內部規律,并且主張借鑒傳統文論的優秀資源,以本土化對抗僵硬的西方中心主義話語;在流派批評的回應與建構中,汪曾祺堅持“非主流”與溝通古今中外的立場,質疑并反對“主流”以及流派的狹隘化、僵硬化、保守化;而在文學批評的評判標準上,汪曾祺強調歷史性、文學性、本土性和當代性,批判“唯上”和“唯理”,一正一反,力圖提供更多元且開放的批評坐標,而摒棄絕對的一元的標準。

魯迅指出,在文藝批評史上,批評家都有一定的圈子,“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101]。1985年前后,新潮批評興起,吳亮等人提倡“圈子批評家”,“不是小說家和批評家各自成為兩個營壘,而是由幾個小說家和幾個批評家組成一個文學圈,這個圈子有著自身的運轉機能和協調機能,以及對外說話的多種媒介工具”。[102]以汪曾祺為例,其與批評家共同構成了一個顯在的批評圈子。從汪曾祺引為同調的文學批評家來看,有李陀、程德培、李慶西、王干、季紅真、凌宇、李國濤等人,其中大部分正是新潮批評的代表。汪曾祺的文學批評,尤其是在文體批評和流派批評方面,均受到新潮批評的啟示、影響或推動。新潮批評,作為之前庸俗社會學或政治工具論的反動,不同程度地追求反本位主義的批評,代表了新時期文學批評的高峰。不僅如此,新潮批評還深度介入當時的文學現場,為新潮文學的興起和發展保駕護航,造就了文學與文學批評和諧共生的光輝時代。但遺憾的是,汪曾祺以及新潮批評所代表的反本位主義批評,很快便迎來新的挑戰。到了1990年代,伴隨著“大學教育和文化機制逐漸規范化”[103],學院批評占據主流。在新的知識生產方式下,無論是汪曾祺類的作家批評,還是新潮批評似的評論家批評,都變得岌岌可危,并且與文藝學等體制內的學科一樣,越來越“集中了本質主義的弊端”,越來越無法對于現實中提出的問題進行“積極參與和回應”。[104]職是之故,今天重新發掘汪曾祺等代表的反本位主義的光輝實踐,仍是有意義的事。

注釋

[1]代表作有翟文鋮:《論汪曾祺的“文氣論”》,《文藝爭鳴》2008年第9期;楊學民:《漢字思維與汪曾祺漢文學語言理論的建構》,《山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12期;徐阿兵:《一對摯友與一種“談話體”——論汪曾祺與林斤瀾文論的品格》,《當代作家評論》2021年第3期;趙坤:《談藝文與汪曾祺漢語本位語言觀的形成》,《文學評論》2021年第6期等。

[2][11]汪曾祺:《認識到的和沒有認識的自己》,《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88頁、493頁。

[3]汪曾祺:《801122 致楊汝?》,《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78頁。

[4]汪曾祺:《重新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90頁。

[5]汪曾祺:《811228 致詹幼鵬》,《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93頁。

[6][71]汪曾祺:《祈難老》,《汪曾祺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37頁、137頁。

[7]汪曾祺:《810826 致劉子平》,《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85頁。

[8][45]汪曾祺:《870803 致李國濤》,《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95頁、195頁。

[9]汪靖洋主編:《當代小說理論與技巧》,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21頁。

[10]劉再復:《論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文體革命》,《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

[1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編者前言》,《小說文體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頁。

[13]汪曾祺:《871115/16/17 致施松卿》,《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38頁。

[14][83]汪曾祺:《文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85頁、286頁。

[15][18]汪曾祺:《揉面——談語言運用》,《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頁、165—166頁。

[16][26]汪曾祺:《思想·語言·結構——短篇小說雜談》,《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9頁、11頁。

[17][27]凌宇:《是詩?是畫?——讀汪曾祺的〈大淖記事〉》,《讀書》1981年第11期。

[19][22][38]汪曾祺:《關于小說語言(札記)》,《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61頁、363頁、358頁。

[20][55]李陀:《意象的激流》,《文藝研究》1986年第3期。

[21][96]汪曾祺:《社會性·小說技巧》,《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59頁、459頁。

[23][41]汪曾祺:《中國作家的語言意識》,《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41頁、442頁。

[24]汪曾祺:《短篇小說的本質——在解鞋帶和刷牙的時候之四》,《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3頁。

[25]王干:《小說文體實驗的現狀與前景》,《文藝評論》1988年第1期。

[28]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55頁。

[29]汪曾祺:《小說筆談》,《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72頁。

[30][42]汪曾祺:《兩棲雜述》,《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01頁、201頁。

[31]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93—394頁。

[32]汪曾祺:《林斤瀾的矮凳橋》,《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10頁。

[33]汪曾祺:《820222 致陸建華》,《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95頁。

[34]程德培:《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讀汪曾祺的短篇近作》,《上海文學》1982年第1期。

[35][92]汪曾祺:《〈晚飯花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91頁、292頁。

[36][68][72]汪曾祺:《門前流水尚能西——〈晚翠文談〉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81頁、381頁、381頁。

[37]汪曾祺:《七十書懷》,《汪曾祺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21頁。

[39]汪曾祺:《自報家門——為熊貓叢書〈汪曾祺小說選〉作》,《汪曾祺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04頁。

[40][66]汪曾祺:《〈菰蒲深處〉自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02頁、202頁。

[43]崔道怡:《第三個豐收年——短篇小說評獎瑣憶(二)》,《小說家》1999年第2期。

[44]崔道怡:《喜看百花爭妍——短篇小說評獎瑣憶(三)》,《小說家》1999年第3期。

[46][49][87]汪曾祺:《關于現階段的文學——答〈當代文藝思潮〉編輯部問》,《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10頁、212—213頁、217頁。

[47]汪曾祺:《關于〈受戒〉》,《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50頁。

[48][50][95][97]汪曾祺:《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48頁、249—250頁、249頁、248頁。

[51]汪曾祺:《我是一個中國人——散步隨想》,《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75、276頁。

[52]李杭育:《我的1984年(之二)》,《上海文學》2013年第11期。

[53]吳亮、章平、宗仁發編:《編者的話》,《民族文化派小說》,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54]王干:《“淡”的魅力》,《讀書》1985年第12期。

[56]李慶西:《新筆記小說:尋根派也是先鋒派》,《上海文學》1987年第1期。

[57]許自強:《淡中有味,飄而不散——從〈安樂居〉和〈云致秋行狀〉看汪曾祺小說的風格特色》, 劉穎南、許自強編:《京味小說八家》,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90、102頁。

[58]汪曾祺:《人之相知之難也——為〈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而寫》,《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頁。

[59]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

[60]汪曾祺:《870902 致施松卿》,《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01頁。

[61]汪曾祺:《卻顧所來徑 蒼蒼橫翠微》,《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89頁。

[62][69]汪曾祺:《〈中國尋根小說選〉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頁,1頁。

[63]汪曾祺:《傳統文化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影響》,《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27頁。

[64]汪曾祺:《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汪曾祺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90頁。

[65][75]汪曾祺:《隨筆寫下的生活》,《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94—195頁、195頁。

[67]汪曾祺:《〈日下集〉題記》,《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08頁。

[70]汪曾祺:《〈蒲橋集〉再版后記》,《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頁。

[73]汪曾祺:《〈茱萸集〉題記》,《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24頁。

[74][89]汪曾祺:《撿石子兒——〈汪曾祺選集〉代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71—172頁、172頁。

[76]汪曾祺:《〈矮紙集〉題記》,《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72頁。

[77][86]汪曾祺:《820327 致汪家明》,《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96頁、96頁。

[78]汪曾祺:《不要把作家抽象化起來》,《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86頁。

[79][84][91][99]汪曾祺:《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陸建華〈全國獲獎愛情短篇小說選評〉代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頁、18頁、17頁、16頁。

[80]許子東:《文學批評中的“我”》,《我的批評觀》,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4頁。

[81]滕云:《批評觀與批評心史的探索》,《我的批評觀》,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頁。

[82]汪曾祺:《與友人談沈從文——給一個中年作家的信》,《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38頁。

[85]汪曾祺:《漫評〈煙壺〉》,《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09頁。

[88]汪曾祺:《870307 致吳福輝》,《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86頁。

[90]汪曾祺:《人之所以為人——讀〈棋王〉筆記》,《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27頁。

[93]王瑤:《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4期。

[94]黃子平:《當代文學中的宏觀研究》,《文學評論》1983年第3期。

[98]汪曾祺:《西窗雨》,《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92頁。

[100]孫犁:《金梅〈文海求珠集〉序》,《孫犁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頁。

[101]魯迅:《批評家的批評家》,《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頁。

[102]吳亮:《當代小說與圈子批評家》,《小說評論》1986年第1期。

[103]賀桂梅:《批評的增長與危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頁。

[104]陶東風:《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