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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富有真理的書是萬應的鑰匙”——重溫吳伯簫的文學觀
來源:光明日報 | 張煜棪  2026年08月19日09:18

1906年3月,吳伯簫出生在山東萊蕪一個鄉村教師家庭,19歲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接受進步思想熏陶,學刻鋼板、印傳單、寫日記,因“心里有火噴發不出,只能冒煙”,與友人辦《煙囪》小報針砭時弊。傳單是刀鋒筆法,講求快準狠,痛擊敵人命門、大振我方心氣,他后來投身抗戰文藝工作,寫出多少沸騰文字,個中心法想必得益于早年的書生熱血。

1925年秋冬之際,他在《京報·副刊》發表散文《白天與黑夜》,登上文壇,直至1982年離世,留下200余篇作品。這些文字都是時代潮涌的情緒標本,是細長的歷史光斑,也是打開一段生命記憶的鑰匙。

“通過生活的美來美化生活”

盡管散文創作生涯長達半個多世紀,吳伯簫仍自謙“業余”。有人稱他的散文是“本能的副產品”,也替他不從事小說和戲劇創作感到惋惜,畢竟那是“小說的年代,也是史詩的年代”。回溯20世紀,詩歌翻新漢字矩陣,戲劇打開抒情空間,而小說更是成為足以“新一國之民”的大業。相形之下,散文介乎其中,裹挾在古典傳統之中,顯得不夠“進步”,也常常被雜文壓了風頭。但對吳伯簫來說,散文不僅包括“寓言、故事、雜文、特寫、傳記、游記、科學小品”,廣義上也可包括小說。這種“大散文觀”幾乎包括所有無韻之文,極盡“文”之能事,不論是為“沸騰的生活,燃燒的戰斗”所作的“急就章”,還是字斟句酌待其長出血肉的“生命體”,都是心聲所至,是不得不寫的本能之作。

文學是他在復雜現實中觀其所是、寫其所是、如其所是的生存法門。在他看來,文學中藏著“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東西”。當寫作的人“不愿有所虛構”,卻能“通過生活的美來美化生活”,文學可以培養人的洞察力、審美力和想象力,讓每個人都有權利為日常的奇跡心動,“為人類幸福而發現真理”。

重讀吳伯簫的所有作品與相關研究,能在文風流變中見證一個戰士的煉成與一個文人的轉身。他的早期寫作中多見唯美主義傾向,例如《癡戀》中兩個學生互傳情書被同學恥笑,老師們論及此事暗嘆少女情愫單純美好,故事非常簡單,卻以大量抒情比喻沖緩了敘事語流,呈現出秾艷、繁盛的姿態。這種質地在他后來的寫作中越發少見,以《一壇血》《戰斗的豐饒的南泥灣》為代表的抗戰文章往往節奏迅捷、情緒明烈,形成一種意旨先于辭藻的語法。以《菜園小記》為代表的后期敘事散文則清新明朗,抒情姿態也更為克制,短句頻出,淡見真味。

讀者亦可以從與之相關的評論文章中發現文藝風尚與話語環境的流轉。在革命年代,《論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這類作品中的哲思幽情常常被論者批評,認為太過神秘,但從今日讀者的視角來看,感覺這是一種貫穿他創作始終的藝術底色與詩學動能,也是其散文具有人類意識、世界眼光的迷人所在,而這些因素在《夏夜幽欄》《寂》等早期短文中就已成形。閱讀全集的意義恰恰在于照見一個多面立體、復雜有情、時時成長的作者,讀者于是不必再以“晚期風格”定義他的全部創作。

“應當注意的是整個人類的事”

在新的文化語境與情感序列中,一個世紀后的讀者不僅能接通革命強音,像葉圣陶所言,對今日生活來之不易的感受更加“真摯飽滿”,也能從吳伯簫一生多變的創作實驗中,發現他一以貫之的人文關懷。

從創作路徑來看,吳伯簫早年作品里有諸多非常之筆。譬如寫于1920年代的小短文《“我不讓你進來”》制造出日常片段中奇特微小的異質感,充滿白日夢與蒙太奇的現代手法,即使放在1980年代的先鋒文學序列里也很合群。同樣寫于20年代末的《火紅的羊》《伴》等篇目對動物主體性、人與動物之關系展開新穎辯證,《足印》提出鳥獸蟲魚并非賤類、人類何稱萬物之靈的去人類中心主義視角。這些文章都是近年來的“動物轉向”與“后人類”的腳注。

當時,這些作品被排除在他的創作主線之外,然而小文并非沒有大義。《火紅的羊》是關于“一個人類中最柔弱的少女和一個動物最怯懦的綿羊”的命運共振,“弱女”著迷于一只綿羊,為了救羊變得勇武,卻發現羊以犧牲作為豢養謝禮,于是以羊的口吻道:“雖不敢說普天之下的綿羊,弱者,都像我敢張起反抗的旗幟,出而與壓迫我們凌辱我們的豺狼相斗,但是吾之子吾之孫,總會有一點不屈服的遺傳吧?”對弱者“偉大”與“可愛”的贊頌,既是呼之欲出的民族意識與時代情緒,也是吳伯簫散文中的人本底色。

“弱者”不是固定屬性,而是一種流動的人生處境。《通艙里的一幕》寫盡戰爭年代的底層百態與人生苦旅,《病》寫人人都會遭遇的脆弱時刻,《花的歌頌》同情“初入人世的弱者”在人世耗盡愛之能力,《夏夜幽欄》不忍想象成百上千“被蹂躪著而喘噓的”生命何為。但吳伯簫的散文從不高高在上露出悲憫,而是真正看見弱者的生命弧光。《野孩子》中的拾荒孩子們在萬年山下的垃圾堆中過活,“仿佛是人群的剩余”,但這群“小英雄”展現出異乎尋常的創造力與野性尊嚴,令人“嘆服他們的奇絕”。步入新的生活,他沒有忘記湮沒在炮火塵埃中的人。再看戲曲《跳女吊》,他忍不住感嘆:“在幸福的新社會里活著的人能為無辜地死在黑暗的舊社會的人做些什么呢?”他更希望看見舊社會的“女吊”成為新中國的“女將”,演出穆桂英、花木蘭那些“為巾幗英雄揚眉吐氣的戲”。

據臧克家回憶,這位“對人和樂”的好好先生見不得半點不公平的事,一向“好面子”的他為了堅持正義跟人翻臉。或許正是這種骨子里的戰斗精神和理想主義,讓他對德國詩人海涅情有獨鐘。吳伯簫曾經翻譯過海涅的《波羅的海》,在論文中稱頌他“假如胸中沒有一顆真心,就不能為廣大群眾寫作”的洞見,希望自己“像海涅一樣對勞動人民要有深刻而真摯的愛,要具有一種希望人人都幸福的火熱的愿望”。

除海涅外,吳伯簫另有若干譯作,既有論著,也有小說與詩歌,包括白求恩的《國際和平醫院開幕詞》、莫洛托夫論高爾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研究、普希金與西歐文學的比較研究、惠特曼詩歌等。譯作的選擇是政治訴求、文藝觀念、精神認同相結合的產物,也體現出老一輩文學家的國際視野與世界意識。

這些譯作同樣展現出吳伯簫在不同文類間從容游走的掌控力。例如在翻譯《春天的天空:倫敦1941》時,慣寫“急就章”的他一改筆鋒,以明凈文字照出剔透詩心,使翻譯成為另一種平行的自我創作。在他的筆下,“人生”“宇宙”“萬物”皆非罕見字眼,今人與古人在同一片大地上留下重疊的腳印,人能“滲入萬物”與之“渾然一體”,因為“個人太小了,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整個人類的事”。這不僅映射出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渴望加入“世界”的歷史心結,也是樸素詩心、文人傳統、革命情懷、世界意識的總和表征。

“哪怕只是一朵小花,也要欣賞它的顏色和芳香”

吳伯簫曾經在多個單位任職,始終沒有離開一線文教工作,堅信文學之于國家和個人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文學藝術“不僅反映生活或認識人類”,還創造著人的意識、思想和感情,“教人熱愛生活、熱愛祖國”,也鼓舞“勞動和戰斗的意志”。所以在為中學語文教材選擇篇目時,他與同事反復斟酌,希望創造一種“更復雜、更全面、更有綜合性”的文學教育。

老一輩作家的文學觀明亮進取、開放包容。在紀念瞿秋白的文章中,吳伯簫深受其“創造新的豐富的現代中國文”觀念的感召,這種“現代中國文”是在大眾之中創造出的“革命的大眾文藝”,大眾是目標受眾,更是文藝主體,因為正是大眾“運用”文藝才提高了“現代中國文”的藝術程度。

作為有影響力的散文家,吳伯簫的姿態不高傲,對業余寫作投以關注,晚年仍然堅持給天南海北的讀者和年輕作者復信。他總是鼓勵人們用好“親身感受”,先寫起來,不要畏首畏尾,“哪怕只是一朵小花,也要欣賞它的顏色和芳香”。他始終堅持,作家不過是普通人,而普通人只要開始創作,當然就是作家。一個寫作者,“往往是他生活里有所感動、有所希冀,有不得不寫的心情和要求,然后抽時間擠時間寫出的東西”,在“歡欣的或苦痛的那種情感最熾熱、意境最崇高的時日,反復修改、錘煉”,加入“生活中不斷提出的新經驗、新感觸”,就能寫出精彩文章。任何人都可以隨時提筆,只要還在寫作,“真實生活充實著他的作品,寫作的成就又鼓勵了他的工作”,而且“人生的意義也將為此雙重勞動而愈益彰明”。

這位屬馬的作家酷愛寫馬,他的生命行旅和創作步履也像馬兒那樣狂奔不息。馬蹄聲已經颯沓而去,重讀吳伯簫的創作,人們仍然會為這些歷史縫隙中的生命華彩留步,也會為其寬厚博大的文學觀感動。對吳伯簫而言,文學是人人有份的心之所向、生之本能、國之大業。他說過:“富有真理的書是萬應的鑰匙,什么幸福的門用它都可以打開。”今日的讀者攤開手掌發現,原來這把鑰匙已經握在自己的手上。

(作者:張煜棪,系蘇州大學文學院師資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