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都一樣”,一世求真魂

在一次山西衛視春節聯歡晚會錄制中,郭蘭英唱響《人說山西好風光》。(圖源:視覺中國)
郭蘭英先生仙逝后,舉國上下自發深切緬懷,各類紀念文字與自媒體內容接連涌現。無論是否從事音樂表演相關專業工作,人們多以“先生”“老師”稱呼她,這般情形在我國近現代聲樂史上可謂絕無僅有。這究竟是為什么?
現有的紀念文字,大多著眼于梳理先生的生平履歷:她從晉劇童伶起步,開拓新歌劇舞臺,以《白毛女》《小二黑結婚》唱出時代新聲,以《我的祖國》留下傳世清音;后人也細致剖析過她吐字歸韻、潤腔行板、戲歌相融的技法范式。數十年來,學界相關研究也多聚焦于這套可教可傳的聲樂體系,拆解技法細節、歸納表演程式,為中國民族聲樂的規范化發展鋪就了道路。可實際上,這位“人民藝術家”的技法可學,范式能仿,唯獨融入藝術的赤子本心與生命真魂,才是她留給后人最珍貴的饋贈。
以人民為創作旨歸,以人性為藝術光亮,其品如蘭,其魂在英,這才是她卓然立于藝術之林的根本。

郭蘭英演唱經典歌曲《南泥灣》
一
我和郭蘭英先生一同參與過多次歌劇觀摩活動與公開座談會,老人家在會上大多只是靜聽,很少急于發言表態。即便是私下碰到話不投機的人,也僅止于簡單寒暄,真正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后來我才明白,舊時代戲班的生存環境,塑造了郭蘭英先生一生獨特的言語習慣與表達方式。她做學徒時,因為簽了賣身契,若是隨意開口或是和生人搭話,師門怕她逃跑,就會對其施加肉體與精神的雙重責罰,久而久之,便養成了清晰的行為邊界。
但她并非天生寡言,是否愿意開口,要看場合與交談對象:只有遇到志趣相投的對話者,她才會打開話匣子,流露出生動風趣、率真睿智的一面;而一旦進入說戲、授課和創作狀態,她又會切換成言傳身教、嚴格較真的師者模樣,全情投入,全然是另一副誨人不倦的姿態。她常說“戲比天大”,哪怕是一首短小的作品,也要當作大戲來唱。
2014年10月底至11月,第二屆中國歌劇節在武漢舉辦,我受邀參與觀摩評議,因此多次和郭蘭英先生一同看戲、出席座談會,也得以近距離接觸她。
記得論壇上我宣講參會論文《從2013年的原創狀況看當下中國歌劇的兩個根本問題》,發言前我其實內心忐忑,總擔心觀點不合時宜,引得部分人反感。可發言剛結束,郭蘭英先生就和同樣與《白毛女》《小二黑結婚》有深厚淵源的喬佩娟、張奇虹兩位前輩一起來到我的桌前——喬佩娟政委是第一代飾演小芹的演員,而張奇虹則是《白毛女》復排的著名導演,這三位老人年齡相近,郭蘭英先生年紀最長。三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不僅充分肯定了我的觀點,還主動向我索要了聯系方式。她們的舉動,顯然帶動了當天會場的討論氛圍,凝聚了共識。或許正是從那天起,我和郭蘭英先生慢慢相熟了起來。每場演出結束后,只要有空,她都愿意主動和我交流真實的觀劇感受。
又過了幾天,我們集體觀看了一場晚間演出,臺上的演員與指揮都十分賣力,但臺下似乎只有禮節性的掌聲。程式化、不太走心的舞臺呈現讓她在座上眉頭緊鎖,身體反復前傾又靠回椅背,稱身體不適想要離場。主辦方得知后立馬過來協調,后經侄女郭世珍輕聲勸慰,她才堅持看完了。這件事,也成了我們后續展開討論的由頭。
次日的晚餐席上,我們的話題自然承接頭一晚觀劇的感受,落到歌劇如何把握藝術真實這一命題上。針對流水線式創作、臉譜化塑造、難以打動觀眾(用她的話說是“不拿人”)的表演創作弊病,我講了半天自己的看法,而她卻只說了三個字——“都一樣。”她帶著失望說出,語速極慢,就跟從牙縫里擠出來的一樣,交織著老藝術家的無奈、惋惜與辛辣批評。
郭老口中的這個“都一樣”,直指當下歌劇藝術創作的通病:作品與演繹都喪失了自身特色,放棄了戲劇和人物獨有的“這一個”,最終淪為沒有特點的類型化創作。這類作品往往只剩流于表面的技術模仿,缺失了生命靈魂與個體性格,放到如今AI時代來說,就是失去了具身性與藝術質感,僅余下空洞的外殼,不就是白白忙活一場嗎?
和她交流過后,我收獲了極為深刻的教益。從那之后,我的音樂批評話語里便多了這個振聾發聵的反諷表達,我始終對它念念不忘:它既是發乎內心的真誠聲音,也是暗含態度的曲折表達,更是我從藝治學、辨析藝術本真的座右銘,這才是真正的批評的藝術!
那天她還聊到藝術需要開放視野:“中國歌劇要往前走,不能關起門來。好的東西拿來,化成咱自己的。”順著這個已經達成共識的輕松話題,我向她追問:“唱了一輩子的戲,您覺得什么才最要緊?”她沉吟片刻,輕聲說出六個字:“演戲得有魂啊!”
藝術創作要改掉“都一樣”的通病,就得讓作品時刻有“魂”扎根。她這套審美和評價標準,在教學排戲的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只要一進入說戲授課的狀態,她就一改平日的溫和克制,變得十分嚴格、較真。演員的眼神、咬字、氣口、身段姿態哪怕有一絲不到位,都會被她直接指出。失之毫厘,就得推倒重來,直到表演者把握住人物內在的生命質感,這段表演才算合格。先生九十余年舞臺生涯沉淀下來的這份“講究”,根源正是她少年時代在舊戲班歷經磨難而打磨出的生命體驗。

郭蘭英所繪的蘭花 (由郭蘭英藝術基金會提供)
二
歌劇節閉幕式音樂會,在武漢琴臺大劇院舉行,彼時快八十五歲的郭蘭英被安排唱她首演的歌劇《劉胡蘭》選段《一道道水來一道道山》,為防年邁氣衰有差池,音樂會讓她“對口型”表演。老人顫巍巍走上了臺,神采奕奕。她向觀眾鞠躬,又向樂團鞠躬,掌聲如潮。然后她開口了,可觀眾等來的并不是唱,而是一段坦白:“八十多歲的人唱《劉胡蘭》,真是不可思議。我要跟大家講清楚,今天我放的是錄音,但這錄音是我自己唱的。”劇院里突然短暫的肅靜。但觀眾馬上回過神來,掌聲更加猛烈地涌上來。她再次鞠躬:“我實在很想和這么好的樂團合作,可年紀大了,聲音、氣息都不行了,只能這樣,我很遺憾。”錄音響起,清亮婉轉的“一道道水來一道道山”回蕩在耳畔。老人隨著歌聲揚起手臂,眼中的英氣不減當年。而那段原聲,幾乎馬上又被掌聲所淹沒。
側幕后面,指揮家鄭小瑛全程看著。她事后寫道:那天清晨與郭蘭英共進早餐,得知主辦方要求她對口型,便鼓勵她,干脆向觀眾坦誠相告。“剛才她在臺上勇敢地做到了,觀眾熱烈的掌聲說明,一個誠實的老藝術家得到了理解與尊重。”就在筆者寫作此文的前兩天,在廈門,歌劇《卡門》的排練場樓梯前,鄭老師又對我提起這事:“我那天可真佩服她啊!”
筆者記憶中的這兩件小事,一為評戲論人,一為立身正己,講的其實是同一個道理。她說出“都一樣”,是批評臺上的表演丟了“魂”——千人一面,丟掉了藝術最核心的獨特性。幾日后登臺,她坦然承認用了錄音,正是在踐行做人本真的要求:寧肯告訴觀眾自己是對口型,也不隱瞞實情,這才是搞藝術必須呵護的良知。
“有魂”是她衡量藝術的標尺,“存真”是她安身立命的底色。而那一聲從鼻音里擠出來的“都一樣”,正是她藝術觀最鮮明的注腳,溫潤大氣,幽默風趣中藏著機鋒,對一切平庸與模仿都不屑一顧。
三
要明白郭蘭英何以成為郭蘭英,得回到她藝術生命的根上。
1930年,她出生在山西平遙一戶赤貧農家。她后來回憶道:“我一出生就被扔掉了,四歲進了戲班,后來又被賣給人販子,好幾次差點死掉。”她四五歲被賣進戲班,六歲學唱中路梆子(后稱晉劇),七歲在太原初次登臺,十一歲就出了名,十三歲已經是晉劇舞臺上挑大梁的角兒:青衣、花旦、刀馬旦,樣樣都拿得起。這就是舊社會一個戲曲藝人的宿命:受盡壓榨欺凌,被人當作貨物買賣,直到那時,她都沒正經見過錢是什么樣子,打心底恨透了這個吃人的世道。后來她跟著戲班輾轉到張家口登臺演出,場場都贏得滿堂喝彩。可她萬萬想不到,那臺下的角落里,正坐著一個拄著討飯棍、皮包骨頭、蓬頭垢面的女人——那是她的親生母親,從山西一路討飯追到張家口,就為了贖回自己的親生骨肉。臺上是掛頭牌的名角,臺下是乞討求生的親娘,橫亙在母女二人之間的,是那個舊社會。
1945年秋,八路軍從日軍手中解放了張家口,華北聯合大學文工團在城里演新歌劇《白毛女》。十六歲的郭蘭英坐在臺下,看喜兒躲進深山,一夜白了頭。她渾身發抖,喜兒的命,不就是自己的命嗎?“喜兒寫的就是我。”她跑到文工團報到,頭一句話便是:“首長,我參加革命就是為了演喜兒。”1946年,她正式投身華北聯大文工團,如饑似渴地學文化、排新戲。她把晉劇的唱腔和身段糅進了解放區的新歌劇,舊傳統中土里土氣的東西,到了她身上竟煥發出驚人的力量。1947年,她在石家莊第一次登臺演《白毛女》,大獲成功。她演活了那個被逼進深山熬白頭的苦女子。她不是在“演”,而是在舞臺上把自己曾經的苦難再經歷了一回。評論家說,郭蘭英的喜兒讓觀眾頭一回真正懂了什么叫“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2015年11月,雷佳主演的新版《白毛女》巡演至石家莊。文化部組織觀摩和專題座談會,我連夜受邀前來。也許旁人只當這是場普通的巡演,可我卻清楚石家莊這一場的特殊意義,這里正是1947年郭蘭英首演喜兒、完成她人生蛻變的起點。從這里,她開創了屬于中國人的歌劇表演道路:把戲曲、民歌的咬字、身段、真情實感,注入新歌劇的軀殼,讓喜兒從劇本里活生生地站起來。雷佳曾對我說,此前復排《白毛女》時,郭師一遍一遍給演員做示范。喜兒哭爹那一場戲,郭先生真情投入地示范一次,全場落淚一次。有一回表演向楊白勞“下跪”,第二天膝蓋腫得老高,又引發腳趾感染。她便每天一早去醫院擠了膿,再一瘸一拐回來接著排。老人直言要把畢生所學悉數傳給年輕人。近七十年后,雷佳在同一座城市重新唱響同一部戲,這條血脈沒有斷。我的發言得到了在場諸位專家和《白毛女》作曲家后代們的一致認同。
從舊社會的“戲子”到新中國的“人民藝術家”,這不單是身份的轉變,更是一個底層女性的解放,一個人的重生。郭蘭英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白毛女》。她從被賣身的苦難里走出來,在舞臺上替千千萬萬和她一樣的女人發聲。1949年8月,匈牙利布達佩斯,第二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上,她帶著《婦女自由歌》走出國門,替站起來的中國婦女唱出自由的宣言。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頒布不久,民族喜歌劇《小二黑結婚》登上舞臺,郭蘭英接棒喬佩娟演繹小芹,兩位歌唱家共同唱響這部歌頌婚姻自由的時代之作。她的歌聲里,不只有旋律,更承載著一個民族從屈辱走向尊嚴的集體記憶。
四
與郭蘭英同時代的優秀歌唱家不乏其人,為何偏偏是她成了不可替代的“這一個”?
多數歌唱家的藝術是學堂規訓、舞臺打磨一點點“學”出來的;郭蘭英的藝術是從半生顛沛、底層血淚里硬生生“活”出來的。旁人唱歌是演繹作品,她唱歌是復盤人生,把自己九死一生的滋味融進聲腔。別人學戲是謀生,她熬戲是為了掙得做人的尊嚴。
“我是人,我要活”——喜兒這句振聾發聵的臺詞,從來不是她飾演角色的戲劇臺詞,而是她自己貫穿一生的生命原力。四歲被賣、戲班為奴、棍棒立身、受盡折磨,她早早就讀懂了“活著”的艱難與珍貴。這份刻入骨髓的求生之志,最終化作她藝術最動人的靈魂底色。
改革開放之初,年輕的歌唱家李元華曾與恩師同臺出演《白毛女》。她飾演上半部天真的喜兒,郭蘭英接演后半段飽經磨難的白毛女。當唱到“我渾身發了白”,郭蘭英吐出那一聲蕩開的長嘆,李元華被鎮住了:“她怎么氣那么長啊!我后來才明白,那是情感的底氣。她有非凡的感染力。”不是氣息技巧,是生命淬煉出來的情感底氣。李元華總結,郭老師身上有骨氣、志氣、豪氣。這份豪氣,就藏在這一聲帶血淚的詠嘆里。
1981年,郭蘭英在北京天橋劇場舉辦個人獨唱告別音樂會,黃永玉、李苦禪、吳作人等數十位國畫大師爭相揮毫作畫相贈,以丹青筆墨向她致以敬意。如此多國畫大師,聯袂為一位歌唱家的獨唱音樂會奉上珍貴畫作,這在中國現當代文藝史上幾乎找不到先例。書畫界名家集體贈畫的這份厚待,不只是推崇她登峰造極的演唱功底,更是敬慕她融入骨血、貫穿半生的骨氣與志氣,以及藏在一曲長詠里坦蕩磅礴的豪氣。作曲家呂遠評價她的聲音“像從原野吹來的春風,帶著麥田的清香和泥土的濕潤”,這不正道出了國畫界對她氣韻生動的藝術的由衷認可。
所有評說指向同一個答案:別的藝術家用技藝服務人民,郭蘭英是把苦難生命交給藝術,再把全部藝術赤誠交給人民。她是聲樂藝術家,更是時代淬煉出的、屬于人民、屬于女性解放、屬于新中國新生力量的永恒象征。
五
再說那晚“都一樣”三個字,我沒想到它后來竟成了中國歌劇批評界的一句行話。
次日,我在武漢與劇作家胡應明、中提琴演奏家兼樂評人景作人、歌劇表演藝術家孫禹、評論家蔣力等受文化部邀約的歌劇節專家小酌。席間熱議觀摩劇目,我學著郭先生的樣子,輕輕復刻了那句“都一樣”,嗓音內斂壓抑,帶著一絲看透套路又懶得言說的漠然與厭棄。老北京景作人當即放下酒杯,拍案叫絕:“這仨字太傳神,聽得人渾身別扭。”在座眾人瞬間就領會了這語氣里藏著的反諷。那一刻,這句從郭蘭英那里聽來的話,已經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一個象征性表達。
笑談過后,滿堂寂靜,眾人方才品出這三字沉甸甸的分量。郭蘭英隨口一聲鼻音輕嘆,批判的不是某一出戲、某一個演員,而是戳破了當代歌劇最深的行業流行病:技法日趨標準統一,靈魂日漸荒蕪;套路取代個性,程式淹沒真情。她這一聲極簡的反諷,道盡了藝術同質化的無奈。此后,我多次與時任中國歌劇研究會主席王祖皆深聊此現象。王祖皆沉吟作答:“藝術可以有缺點,但絕對不能沒特色。”這不正是“都一樣”最精準的正面注解嗎?郭蘭英以老藝術家的直覺,點破行業病灶;理論家和作曲家以專業論斷,錨定藝術圭臬。一諷一正,殊途同歸:藝術的價值,永遠是獨一無二的“這一個”,絕非流水線復制的“這一類”。
時至今日,但凡歌劇界遭遇風格趨同、表演固化、創作套路化的亂象,圈內人就會想起郭蘭英這句鼻間的輕嘆。它從一句專家席間閑談,沉淀為中國歌劇界的經典批評語匯。這不是刻意的理論建構,而是畢生扎根舞臺的藝術家最質樸、最真誠、最鋒利的藝術自省。郭蘭英用一生歌唱印證:藝術可以練技術,但不能只剩技術;可以求規范,但絕不能沒靈魂。沒有魂的藝術,終究配不上藝術之名。
六
世人皆知郭蘭英歌聲傳世,卻少有人知曉,她半生隨先生萬兆元潛心習畫,萬兆元筆墨重意境、遠俗套,受其影響,郭蘭英以本心落筆、以真情寫意。畫壇多有千人一面的摹古之作,與舞臺之上“都一樣”的空洞表演同出一轍。而郭蘭英的筆墨始終獨立、質樸,不隨俗流。歌聲與丹青,臺前與幕后,她秉持同一種信念:藝術的價值在于獨一無二的生命表達,藝術的平庸始于千篇一律的模板復刻。
1986年,退休后的郭蘭英舍下北京的生活,揣著全部積蓄去了廣東番禺,在一片荒山崗上辦起藝術學校。不搞花哨,不收浮費,安安靜靜地傳授正統民族聲樂和傳統戲曲身段。她說,一個人的藝術生命有限,民族歌劇要往前走,得靠年輕人一代代接上。1994年,她把個人全部演唱版權無償捐給國家。一個歌唱家把版權捐了,這是我國著作權法頒布以來頭一遭。2019年,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郭蘭英被授予“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一個四歲被賣進戲班的苦孩子,走到“人民藝術家”的高度,走過的不只是一個藝術家的歷程,更是一個民族從屈辱走向復興的歷程。她的幸運,是趕上了那個讓“鬼變成人”的時代。但讓她不可替代的,是她用自己的“真”和“魂”,接住了這份幸運。
七
2026年8月11日17時14分,郭蘭英在廣州逝世,享年九十七歲。遵其遺愿,不設靈堂,不辦追悼會。走得干凈,像她唱了一輩子的歌,樸素、真誠、不落痕跡,只留聲音在世上。社交媒體上,人們默契地轉著同一句歌詞:“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那是幾代人的集體記憶。手指在屏幕輕輕一劃,劃走的不只是一部中國聲音的百年史詩,更是那個把大河唱進所有人心里的人。但于我,比“一條大河”更難忘記的,是那聲從鼻腔里擠出來的三個字:“都一樣。”那個傍晚,她用三個字教給了我什么叫藝術的標準;幾天后,她用一段獨白教給了我什么叫做人的底線。“有魂”是她的藝術尺度,“存真”是她的人格底色。
縱觀她的路,從晉劇舞臺起步,到鑄就民族歌劇的高峰,她一生厭惡照搬,鄙夷模仿。外人看見的多是舞臺上光芒萬丈的人民藝術家。而我在近處見到的郭先生,是另一個樣子:生活中率真健談,正式場合上惜字如金,排練登臺一絲不茍,提攜后輩毫不藏私。幾個側面,同一個人,這才是完整的郭蘭英。
她走了。那根量藝術真偽的尺子還在我們手里。大河還在唱,但把大河唱進所有人心里的人,已經不在了。
(作者為山西大學教授)


